《媒介研究》卷14-1: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1]

——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

 

刘昶 张富鼎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 随着信息与传播新技术(NICT)的迅猛发展,受到媒体融合的趋势性驱动,全球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变革。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在《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这一职业群体,通过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比对现有的中外类似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当今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的社会生成及其工作与生活状态,从而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广播电视记者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三重压力的挑战时的职业态度。

【关键词】 记者;社会分层;工作生态;生活状态

 

一、引言

迄今为止,中文“记者”一词的溯源,一直是我国新闻学界关心、争论而尚未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研究认为,“记者”见于中国古籍至迟出现在唐代,近代最早则见于1895年冬《日本国志》正式出版的时间[2];另有学者指出,“记”与“者”作为一个词,或出现于宋代的《朱子语类》,而近代始见于1890年黄遵宪刊印的《日本国志》[3];还有观点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一词,最早见于1905310日《申报》中《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4]。事实上,学界趋同的见解在于中文记者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不过词义与从事新闻实践者并无关系,今义的记者” – 专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业者,大约出现在19世纪晚期。

而国际新闻学界认为,英文中“journalist”记者一词以及脱胎于19世纪法语的“journalism”新闻业或新闻实践)一词,其词根均源自拉丁语的名词dies”(意即“天”、“日”)及其形容词diurnus(意即当天的一天的天天的),因而,西文记者”一词倒是比较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职业与时事的关系。

之于新闻社会学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记者是众多社会职业群体中之一。记者作为新闻生产环链中的重要组成,其社会角色定位、功能及价值诸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成果。在欧洲,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的质化分析,而对记者进行系统并具规模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则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展开。之后,国际新闻学界的成果还折射了不同理论视域下的比较研究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说,对于记者这一群体的学术观照是比较充分的,为而今传媒新环境、新常态语境中的相关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20154月至7月,我们采用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自陈调查问卷为工具,面向全国、省级和市级广播电视媒体新闻部门的从业者(包括记者、编辑、部门领导和台领导等)展开具有社会学学理意义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

问卷与调查的操作流程严格按照统计学规范进行。依照研究目的,问卷调查的总体设定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管理的、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内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人士。由于各地区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先对地区进行聚类,再进行分层抽样,以保证样本的均匀和代表性。聚类过程依照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广播电视事业从业人员情况、广播电视市场状况三大类指标进行,每个指标下有若干量化指标。最终聚类结果将31个地区划分为4大类(包括直辖市一大类)。抽样过程按照地区入类比例,先对地区进行分层抽样,最终抽取到8个地区(7个省、1个市)。为确保最终调查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在省一级采取随机抽样手段,确定入样的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地市以下的广播电视机构,则按照连带抽样法进行确定。最终的样本选取按照相关统计数据,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数计算交叉比例,确定分层抽样人数。调查数据的处理、分析以IBM SPSS 22.0 为主要工具,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最终,问卷实际发放1474份,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回收率为79.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回应了各国新闻学界记者研究的思路,堪称一次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尝试。最终获得的数据包括当今中国广播电视记者个人的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出身、收入等)、职业现状(包括记者的工作强度、新闻来源、新闻价值判断、新闻伦理观、工作压力、职业满意度以及对近年来新闻报道变化的认知等)、文化消费行为(上网习惯、业余文化生活及阅读偏好等)。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通讯社、报刊和网络媒体记者的相关研究,将在本项研究未来的延展中完成。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分层研究

(一)当前中国记者的群体特征

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社会性是并列于其生物性的一大本质属性,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从事社会活动时,难以脱离社会生活而自然而然地从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人类学的研究也证明[5],人类社会形成伊始,人们就因血缘、姻缘、邻里、盟友、职业、商业等关系,而归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社会群体的存在既有某种社会关系的联结,也应有一定的内部结构与规范,还需要(身份明确的)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记者作为一个实在的社会群体,其职业特质、社会角色与地位,显然有别于其他的社会分层。记者职业从诞生起,就历史地承担了新闻采集和传播的社会功能,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至今,记者群体的社会分层特征亦越发明晰,其职业信念、职业态度、职业行为、职业道德等不断演进。毋庸讳言,当今的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对记者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重新审视记者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规范体系、价值观以及记者群体所占据的社会空间、记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尤其是记者群体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对于新闻学界和业界而言,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事实上,记者的定位和角色等职业特质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放大再到转型的过程,即从早期的消息的采编者和发布者,逐渐演变为舆论监督者、社会教育者、公共利益维护者,继而又从旁观者视角的他,转型成为社会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记者群体对舆论的影响力亦从其所生产内容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演变成与公众舆论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互动的传媒议程,成为议程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历史上,各国社会对记者的实践活动的评价不尽相同,甚或褒贬不一,反映了公众对记者群体认知的差异性,换言之,记者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进入21世纪以来,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复兴引起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共鸣。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压力,传媒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特征、新常态,记者的群体属性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因之,记者的主体性如何契合社会发展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变化,成为考察现今中国记者群体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根据我们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群体现状大致有如下几重特点:

1.记者群体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增强

与欧美国家相似,中国记者群体出现了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

中国记者群体的年轻化、女性化趋势实际上反映出新闻行业的活力和记者职业的新变化,以工作性质而言,记者参与的社会实践决定了其体力和脑力消耗的高强度以及闲暇时间安排上偏弱的自主性;以职业发展而言,记者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既表明了相关行业的活力,更与行业准入、职业角色认知、工作经验以及价值认同密切相关,关乎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年轻人在择业时投身新闻界,既有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强制性造成的个人被动接受因素,也不乏个人主观能动选择(如自认为记者职业契合个体人格的发展),更有社会化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如对记者社会角色及文化教化的认知),而实现个体社会发展的最优化则是选择记者职业的初始动力。透过社会学的学理分析,记者的职业选择和自我角色建构完全是作为个体的从业者,在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积累中逐步确立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在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年龄分布总体上相对年轻,40岁及以下人员占82%,其中30岁以下占32.6%(比对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当时,29岁以下新闻工作者所占比例仅为24.6%[6])。然而,当今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平均从业年龄为10.58年,比1997年的12年略低,不过,具有10年以上从业年龄的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比例达53.8%,高于1997年的48.4%,数据的解读或是:一方面是我国广电记者自然年龄的年轻化,另一方面是其职业年龄的成熟化,表明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态相对活跃。

至于记者群体女性化的趋势,理论分析以为原因不外乎女性意识的觉醒、社会观念的演进、科技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四种推力。换言之,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的身心解放,女性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诉求日益增强,女性职业意识不断觉醒和升华,先前许多男性垄断或专擅的领域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一些原先以男性为主的职业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此其一;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也不断拓展,职业女性被社会广为认可,女性领导力亦被业界逐渐接受,性别平等成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条件和机制,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力量,此其二;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令传统的新闻传播工具(尤其是原先一些笨重的电视采访器材)变得更为轻巧而为女性记者使用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不断推动职业理念的革新,此其三;而今世界许多国家高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女生比例不断升高并超过男生,增大了记者群体的人才储备量和输送量,加之女生显现的不亚于、甚至超越男生的各种专业潜力,往往突破新闻业界人员聘用中的性别苛求,此其四。女性与传媒的相关研究、以及本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记者调查的结果,或多或少都分别印证了上述理论假设。

其实,在新闻业界,社会学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着重体现在记者社会地位、职业选择和职业性别认同方面的平等。此次调查显示,在中国广电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女性占50.9%,这一比例虽略过半数,却远远高于1997年的32.9%,体现了记者群体的变化及趋势。回顾近20年来记者行业演进和记者研究,女记者的职业角色重构广受关注,在著名女性记者的数量增加的同时,一些研究女性记者社会心理的著述(例如,富成兰所著的《女记者的心声:50名女记者工作生活自述》、凌燕的论文《论女记者的职业心理优势》、刘睿的论文《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困境与消解》等)、以及研究女记者职业形象和媒介形象的学术成果等,均使记者的性别角色由隐性到显性。然而,由于职业内分工和属性的区别,在记者行业的不同领域,性别差异相对显著,也是显著的事实,不同的数据统计进一步表明,尽管女性在记者行业的整体占比提升,但在不同职业类型中仍有较大区别: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调查记者中女性仅占16%[7];而2013年《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表明网络新闻工作者中女性比例高达59.5%

2.记者群体的职业分工发生改变

新闻从业者因工种不同,职业分工和职责自然也不同。姑且不论信息化知识社会的到来,令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仅就社会学意义而言,分工的本质并不在于工种的简单划分和区隔,而在于生产过程的合作与竞争。记者群体属于社会整体结构的组成,承担着新闻采编和报道的社会分工职能;而在新闻行业内部,又根据报道的分门别类的需要,细化和整合为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从而构成记者群体有机的工作环境。有研究将专业新闻分为七大类,分别是社会新闻、环境新闻、经济新闻、娱乐新闻、卫生新闻、体育新闻、灾难新闻[8],实际上远不止此。有的学者根据记者的特长和个性将记者类型分为社交公关型、文学作家型、专家学者型、思想政治家型、媒介经营管理型五大类[9]。划分标准不同,得出的分类结果也不同。

本次调查表明,我国广播电视记者群体中从事报道的选题策划、综合性报道和专门性主题报道的人员分别占比为16.1%47.4%36.5%,呈现从决策层到实践层的“金字塔”结构,并与新闻从业者的职称和职位分布相呼应,广电记者群体中高级职称人员仅占10.5%,初级职称及未评职称的占61.9%;台领导、部门领导、科室主任的比例为12.6%,而记者、编辑、主持人、摄像等一线工作者则占86.7%。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记者证的持有情况。调查显示,所有职位中,科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持证率明显高于记者、编辑等职位的从业者,分别占比91.4%98.5%。相应的,职称越高,记者证持有率就越高:占比3.3%的拥有高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96.7%,占比10.5%的拥有中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89.5%,初级职称(71.9%)及尚未评定(44.5%)的又次之。值得一提的是,201410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标志着全国新闻网站开始实施新闻记者证制度,是对网络新闻从业者职业的进一步规范。在媒体融合语境下,网络新闻从业者作为新闻从业者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持证权的获取将有利于媒体融合过程中网络媒体运作的规范性与合法性,新闻网站需要建立质化量化结合的评价体系,设置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之间的“防火墙”,探索网站新闻报道的融合机制和表达形态[10],才能更好地配合这一制度的推进,从而顺应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此外,以新闻报道题材分类而计,在专题报道中,负责社会(民生)新闻报道的占比最多,为26.3%,其次是时政新闻(17.2%)、经济/金融新闻(16.0%),而负责体育新闻、国际新闻和军事新闻的较少,合计不足5%

我们或可认为,这些调查统计数据契合了我国现时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运作规律和新闻内容的生产属性:当前我国广电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广电媒体依然严格把关新闻生产内容,报道的选题策划多由部门领导及主编专门负责,普通记者通常不具有自由选择新闻报道主题的权利,从现今广电媒体整体的分工和运行模式上,记者的传统分工和职能依旧,并无太多改变。然而,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趋势,全媒体式的新闻报道势必要求内容生产适应多平台分发的实际,因此必然引发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促使记者群体的分工朝向新的整合。

我国部分广电媒体已经开始建立“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模式,整合新闻采编和分发两大生产环节,在新闻中心编务会的统领下协调运作。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其“中央厨房式”采播系统可对新闻节目进行统一采集、制作、播出、分发,实现素材一次采集、多频道共享、多渠道分发。通过建设融合媒体素材库,实现电视和新媒体新闻编辑制作内容共享、共同使用;搭建电视和新媒体协同生产系统,增加诸如微信文章编辑、图片剪辑、H5模板库、数据类制作工具等;搭建新闻云生产体系,形成三级多数据中心、差异化素材提供的多级生产架构;采用私有云方式建设“中央厨房式”新闻共享云平台,并构建用户新闻上传平台(UGC系统)和面向生产的即时通讯系统[11]。这一全新的“集约化采集、即时化发布、多点化传播”的新闻传播体系[12]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写记者职业的分工与合作,在给媒体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给记者群体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在这个革新过程中,记者的分工将不再仅仅以新闻报道主题为前提,还需顾全报道角度、叙事技巧、发布平台等的综合性考虑。

而今,新闻内容的分众化成为记者分工的前提,分工需契合媒体融合时代新闻内容生产的要求,特别是在“中央厨房”式的运作模式下,需要“通过合理地配置新闻资源在不同媒体平台的分布,实现对新闻全方位、多角度、多观点、立体化的报道,从而提高新闻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媒体的综合影响力。”[13]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闻信息高度同质化的时代,采集、编发独家新闻或深度报道,从而体现当下记者分工的价值。

3.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认知或有悖论

新闻职业道德作为记者群体职业素养的重要内涵,既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也是记者群体职业行为的规范和自律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发挥着协调记者群体人际关系、媒体与社会关系等的作用。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意识强烈,86%的广电记者对职业道德的认同程度极高,认为“不论任何情况,记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但从记者群体的年龄特征来看,21-30岁年龄段的记者更倾向于认同“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即在具体的行为选择方面有所权衡,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所取舍的境况,这一方面反映出年轻记者在道德立场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新闻伦理道德的变通性,另一方面,或也说明年轻记者观念较为开放多元,思维方式更灵活,受到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而受社会流行价值观影响较多,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的把握度不同于年长的记者。

近些年来,对记者采访行为的合理性的争论,尤其是记者在履行职业责任和参与社会化过程中引发的道德争议颇多。本次调查显示,记者群体认为,在某些情形下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以及“暗访”等两种行为是正当的,统计均值分别为3.523.49(中间值为3)。对于前者而言,在一些特殊语境中,新闻报道甚至可以牺牲部分职业道德,来换取政府形象的积极塑造,以安定人心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亦即基于政治利益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或允许有悖新闻传播的规律和原则。对此,记者群体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并不趋同,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的;而对于“暗访”,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手段,是记者在正当情况下无法获取报道所需的信息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暗访”面临道德的和法律的双重考问。例如,就“《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高考事件”,有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分析当事记者行为有违新闻法规,属伦理道德缺失和价值取向失衡[14],也有学者则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评价该事件中记者并未“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15]。由此看来,虽然“暗访”或涉道德和法律争议的风险,而成为目的合理性和过程合法性的争议焦点所在,却仍为部分记者所采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记者群体职业道德认知的悖论。此外,新闻界历来普遍争议的新闻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矛盾也屡见不鲜,记者所具有的职业人士和普通公民的双重身份,在面对“先救人还是先采访”的两难问题时,不免需要考虑价值排序,当以人为本。因此,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往往应优先考虑社会伦理。

但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对于记者群体的认知或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新闻媒体人已成为“最不受待见”的五大职业之一,比例高达40.8%[16]。这不仅与新闻界本身的工作强度有关,更与新闻媒体人的职业伦理道德滑坡趋势密切相关。比如,对于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未经同意使用私人文件(如信件、音像等)等行为,部分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类明显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还存在一定的认可度(统计均值仍大于1)。在近年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有偿新闻和假新闻等现象被频繁提及和探讨,但行业内的潜规则一直盛行。记者的“车马费”、“辛苦费”等灰色收入逐渐成了行业内部默认的“合理”收入,不仅地方媒体普遍存在此类现象,一些中央级媒体从业者对此也欣然受之。有偿新闻不仅有损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而且对媒体公信力产生极大危害。随着一些媒体经营管理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来自经济场域的渗入使得部分媒体从业者趋利避害,在经济利益诱惑下丧失了新闻职业道德感,借记者身份和媒体权力为他人“代言”。另外,对采访对象隐私的保护近年来也不断引发热议,从“姚贝娜事件”到灾难新闻中对受害者亲属的采访,一些记者打着真实报道的名义罔顾他人隐私和情感创伤,为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变得冷血无情。诸如此类现象,仍值得业界反思。

4.记者群体新闻价值观和自身角色认知呈多元化

作为职业共同体,记者群体的大多数成员自然会在不同维度分享价值判断,即使这些判断或出现多元取向,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特定类型角色,记者群体成员的角色认知及其彼此之间的稳定关系和互动,受到社会结构抽象规范模式的制约,因此,认同和分享共同的价值规范关乎维持记者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借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说,记者群体作为“功能性亚体系”,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与其他亚体系之间价值存在一致性和冲突性,生成了回应社会体系功的多元化。

传统新闻生产秉持的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等原则,将新近的变动的事实客观呈现给社会,是对新闻本质的价值坚守。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带动了新闻内容生产运作模式本身的改变,进而对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观产生影响。《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记者对独家性、显著性、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认可度仅次于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这一新闻价值取向体现出媒体融合时代,尽管有新闻的分众化和多平台展示等消费诉求,但记者群体仍然注重独家新闻报道的追求,仍然坚持对新闻事件的持续性、全方位关注,以专业主义的态度深挖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新闻价值。

此外,互联网及新兴媒体因素对记者的新闻价值观和角色认知影响程度加深,来自新闻自身规律的压力、媒体内部及同行的压力、受众的压力都在加强,新闻从业者对此亦有清醒的意识。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是互联网权力的载体,网络本身形成的话语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强大的权力主体,“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17]由互联网引发的媒介事件层出不穷,正面负面信息相互掺杂,各种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以及媒体盲目跟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显示出网络话语场对新闻的强大影响。另外,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以及所依托媒体的自身品质的试金石,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时,从议程设置到危机公关,显示出越来越明确的改革方向。媒体自身生存和外部竞争是媒体融合时代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不是零和关系,也不能采取简单照搬的转型模式。媒体的生存竞争是建立在服务受众基础上以“内容为王”为原则的合理竞争,而不是以非理性化和低俗化手段诱取受众。在分众化趋势中,新闻报道的优质性和独家性理应成为媒体和新闻人的主要选择,从而在受众至上的媒体语境下形成新闻话语的自主建构,一方面应对媒体之间的残酷竞争,另一方面接受自媒体即“用户生成内容”的挑战,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媒介环境鱼龙混杂中成为脱陈出新者。正如李希光所说:“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多元时代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同声音,我们无法只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要发表意见。但是,哪一种声音是准确的?哪一种声音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而这种声音需要受过训练的记者来发出。”[18]

对新闻价值的认同还与记者自身的社会角色认知密切相关,新闻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群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社会活动家,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和职业群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建立一系列角色认知,在与社会整体结构及其他功能性亚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一个自觉的半开放性社会角色。之所以半开放性,是因为这一角色既有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规范,又有来自社会和记者自身对角色的把握和期待。本次调查表明,中国广电记者对如实报道新闻、做公正冷静的旁观者以及解析新闻事件的认同度最高;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大政方针、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助力国家发展、提供文化娱乐等则体现来自国家、社会及记者群体对记者社会角色的外在期待。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记者社会角色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发散性,多元化语境和话语权力主体的增多,都使得社会活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媒体已从过去单纯地服从政治话语,转变为以服务政治话语为主、兼顾其他权力话语的运作方式;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化运作也使媒体走下传统神坛,顺从市各色各样的利润诱惑和权力控制,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而新兴媒体的崛起在深刻改变媒介环境的同时,解构了新闻场域原有的垄断性话语权,传统的专业新闻生产受到公民新闻运动的极大挑战,新闻内容消费者分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作用下,传播话语权力圈重新生成,所幸的是,记者群体对此的认识较为清醒,并未高估新形势下的职业功能和角色定位。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

记者群体的社会生成关乎个人及群体社会化的过程,记者本身的主体性的建构经历了与社会不同层面互动的过程。个人在成为职业记者前后,这种互动都不间断地作用于记者角色本身的建构性确认之中。考察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以及之后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应首先以记者的个人社会化过程为起点,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两个角度切入,探究个人在成为记者之前对其价值判断形成、社会资源利用和社会意识建构等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1.教育背景:高学历与多学科相结合

教育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尽管人天生对教育就具有某种抵触情绪。记者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社会的天然而特殊的联系,决定了个人在成为记者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学科培养的科学化发展,我国记者的学历普遍提高,学科背景不断丰富。本次调查显示,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76.8%,硕士及以上占比16.9%,较之1997年类似调查的统计数据(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占53.3%,获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占6.2%,合计59.5%[19]),记者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普遍而明显提升。

伴随我国广电记者学历的整体性提高,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记者群体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背景者逾半数,比例达51.6% (相比于199730.6%[20]的比例有显著提升),似乎表明了新闻教育的普遍性和特质,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成为向广播电视新闻行业输送人才的主力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广播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业发展迅猛,新闻传播专业成为高校并轨扩招的热门选择。据中国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的资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多达1080所,从教育资源上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人才输送提供了保障。另据《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有59.94%进入传媒类机构,其中签约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出版发行三个传统媒体领域的毕业生占比达39.46%,签约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本科毕业生达22.07%[21],亦从侧面印证了本次调查的结果。与此同时,随着传媒业态的新现象不断涌现,媒体就业市场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呈现细化而多元的特征,许多开设新闻传播课程的高校适时调整学科布局,在一级学科之下增设了不同的专业方向,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化建设对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需求的时代要求(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在数据新闻报道实验班有益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于2015年秋季,率先在全国正式开设新闻学专业数据新闻报道方向,占据了数字化媒体时代发展的学术前沿;又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先后开设了横跨新闻与财经、与国政、与法律等学科的专业)。

此外,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我国广电记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科背景依次为文学(18.1%)、艺术学(11.5%)、经济学(11.1%)、外语(8.5%)和理工学科(7.0%)。

事实上,记者高等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在不断地再生产和复现同一职业结构,以确保新闻业的稳定运行的同时,又不断吸纳新的知识要素使职业结构不断变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和媒介生态变化对新闻业的新要求。当前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基本从纯粹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教学过渡到新闻传播知识与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朝向培养既懂新闻传播、又懂新兴媒介技术、还具备国际视野和相关专门知识的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而基于传媒生态的演进,新闻业吸纳多学科背景的人才,不仅回应记者职业群体社会化建构的需要,也符合新闻内容专业生产的市场期待,有利于全面、深刻、透彻地反映和解析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变化,规避新闻内容的扁平化生产,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外部世界。

2.社会出身:自由的职业选择

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因子,家庭的影响因子无疑发挥着基础而重要的作用。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性单位结构,维系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象征着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并在维持社会的稳定、均衡和变迁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涵盖性爱、母爱、父爱等特殊情感关系的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的起点,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一些价值(如自由等)的体验首先来自家庭。在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的内部结构中,代际间的纵向关系和同代间的横向关系对记者个人的社会化、尤其是记者个人的社会意识形成,都起到决定性影响。

如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差异日益显著,阶层流动和固化作为矛盾二重性并存于社会生态中,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模式被现代社会所冲破,代际间的社会阶层不再遵循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继替”模式,而呈现为多元共存的样态。在分工日益繁复细化的当代社会,家庭教育观和职业选择观相对自由,个人社会化日益取决于社会结构变动产生的需求以及从业者自身的兴趣,而非传统的代际相传。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父母职业中,只有6.4%的父亲和3.4%的母亲是新闻工作者,而父亲从事除新闻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合计达48.8%,母亲从事同样工作的比例也达43.8%。可见,父母的职业构成对子女是否成为记者并无直接影响。但是,调查也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业家庭出身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家庭出身的记者比例亦相当低。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或转型,家庭观念出现淡化的趋势,作为家庭关系核心的婚姻关系,也产生不同程度的裂变。据我国民政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22]。现代社会舆论不仅对离婚持普遍的宽容态度,而且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逐步增高,晚婚甚至不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过,离婚现象在记者群体中似乎并不明显,此次调查显示,我国记者群体离异的比例仅为2.7%,已婚记者占68.4%,单身人士为28.4%,其中21-30岁的单身人士占20%,这与国外记者群体的甚高的离异率、不婚率和不生育率形成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中国记者群体经受的职场压力或尚未达到影响家庭婚姻关系的程度。

    三、中国记者的工作状态分析

若从社会学层面对记者工作状态进行考察,主要涉及记者社会角色和分工的三个关键词:职业满意度、职业压力以及职业流动状况,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还共同勾勒出记者群体的从业心态。


  (一)职业满意度:更在于精神层面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也表征了作为信息传播者稳定从事新闻报道专业工作的劳动者角色。

对职业角色的认知和满意度评价直接与记者的工作状态有关。本次调查表明,我国记者群体对于职业工作精神性层面的满意度高于物质性层面,具体体现在对自身工作环境(包括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能力)的评价较高,对新闻业的整体感观(包括职业成就感、职业的社会影响、媒体品牌和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满意。

一般而言,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系统的子系统,肩负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使命和责任,是现代社会议程建构的重要一环。传媒本身的社会存在感和自我评价都比较正向,而记者的个体意义又通过媒体放大到整个社会,如“第四等级”或“无冕之王”、“意见领袖”、“社会公器”等,舆论对传媒社会实践的正面评价加深了记者群体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同度。加之,不同媒体的存在理由也由于社会转型而呈现多元,已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发展成社会服务性主体,既面向主流政治,也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真正朝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方向发展。随着顶层设计一再强调“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传媒主体性以及记者工作自主性逐渐增强,一方面,得益于新闻职业分工专门化,记者群体工作的合作性远大于冲突性,媒体融合的成功与否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群体内部的粘合度;另一方面,媒体机构内部的竞争远远小于媒体之间或媒体与社会其他机构的竞争和冲突。这些因素显然也都作用于记者群体对职业满意度的判定。

对于新闻职业的自我评价,我国记者群体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作时间的弹性、专业进修和培训机会、劳动报酬所得、生活福利待遇和职业升迁空间等,这与历次类似的调查结果亦相吻合。例如,早在18年前进行的一次调查就显示,我国新闻从业者对“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以及“提拔和晋升职称的机会”满意度较低(对这些评价指标表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者分别占到被访者总数的三成左右)[23]。又如,两年前的一项调查也再次显示,网络新闻从业者“工作报酬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满意度并不高(分别为2.382.46,中值为3),对“升迁机会”、“工作时间的弹性”及“考核制度”的满意度也均低于中值3(分别为2.552.632.70[24]。多年来调查所得结果相似,说明我国新闻传播职场长期存在的问题依旧,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新闻业的绩效薪酬和升迁机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迟早将会影响记者的职业热情。就目前而言,记者群体对职业较高的认同感与对劳动薪酬、生活福利及职业升迁机会的满意度极不相匹配,换言之,记者群体对社交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团体和组织的接纳)和成就需要(个人特长发挥的组织环境等)的满意度较高,而对生存需要(薪酬、福利)、安全需要(职业保障等)和尊重需要(人事考核、晋升制度、选拔制度)等的满意度较低。对于这些指标满意度的心理落差,可能的解释或在于记者职业的责任与回报之间关系的失衡,缘由也许是来自记者群体遭遇的多重职业压力。

(二)职业压力:媒体融合中的多场域施压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在转型时自然会引发其各种结构上的变化,而媒体作为嗅觉灵敏的社会现象观察者、记录者和讲述者,时刻紧盯时代的风向标。而受到社会变革驱动的当下中国媒体结构演进,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演绎成为总的趋势,身处这一竞合过程中的记者群体,面对使命与压力共存,理想与现实并置的逻辑语境。因而,记者群体遭遇的职业压力来自政治、市场、技术诸方面,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既有个体层面的也有集体层面的,涵盖了从劳动薪酬到职业归属感,从个人职业发展到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从新闻价值判断到新闻报道的自主性,从影响新闻工作的因素到新闻职业道德认同,从个人教育背景到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等专业实践活动的不同方面。

从调查问卷的反馈信息不难看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工作时间和强度普遍超乎寻常,根据1995325日颁布的国务院令第174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之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然而,我国广电记者群体近八成(77.4%)的工作时长超过国家法定的劳动时间。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以职位计,广电媒体管理层和一线的新闻采编人员的工作强度最大,91%的部门领导及台领导、85.8%的记者、81.3%的科室主任和78.6%电视摄像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0小时;以媒体级别计,省会广电台和地市级广电台的记者群体的工作强度超过国家级媒体。这一方面与是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媒体从业者、尤其是媒体主管的法制概念欠强有关(例如,一些媒体主管甚至以记者工作“每周工作七天无休、白天加黑夜”的节奏为自豪,全然不知这种理念已违反了劳动法),而记者群体对此或敢怒不敢言,或以超时工作为常态,不懂得用法律维权。

与记者群体超时工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薪酬的不对称。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广电记者群体薪酬月入在5000元以下和50008000元的从业者比例,分别为38.2%35.4%,一万元以上的只占9.7%。记者群体薪酬的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北京、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媒体人员收入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而级别越高的媒体,其薪酬水平也越高。总体看来,记者群体的薪酬水平与媒体级别和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薪酬与工作强度及职业成就感之间的不平衡,以及薪酬与媒体经营收入的增长之间的不成比例,加大了记者群体承受的的职业压力,或成为近期传媒离职潮的主因之一。相关问题已引起我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视,2016219日召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言及媒体人才培养时,明确要求“对新闻舆论工作者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真诚关心、待遇上及时保障”。

我国记者群体的职业压力还与媒体的发展前景关系密切,记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总是将自身的发展与所属的媒体组织和结构的发展相关联,这既是人的社会本能,也是职业群体发展的需要。如果广电记者对媒体的未来及其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心存忧虑的话,无疑会增添职业压力。传统媒体面临的危机和转型、新兴媒体内容的优质和原创以及与传统媒体版权合作的困境,给媒体融合的探索期的记者职业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记者群体某些成员的焦虑感,继续坚守新闻理想还是寻求职业转型,成为记者无法回避的日常考量。

此外,来自政治、商业和技术场域的权力干预和挑战,一定程度上也转化为记者群体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上级新闻舆论主管部门和媒体领导层和的干预、市场经济语境中媒体增加创收、新型媒介技术的考验等。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 ,“现实就是关系的。”[25] 广电记者通过新闻实践与整个社会发生关系,报道的自主性除了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的规制,同时也受新闻传播自身规律的以及记者个人因素的制约。

本次调查显示,记者群体在新闻主题的选择方面自主性最低,这表明权利话语的影响因子最为活跃,议程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政策议程的作用显然大于媒体议程和舆论议程的作用。

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传统媒体寻求转型,适应媒体融合的趋势,成为记者群体必须努力的方向。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令媒体高层在管理媒体新闻内容生产时,亦将商业利益驱动作为趋利避害的动因,在经营利润的诱惑下每每借记者的社会身份和媒体权力寻租,有偿新闻等不断考验记者群体的道德底线。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人工智能(AI)在媒体领域的渗透,行业生态正在悄然变化。今日头条头条实验室研发的AI机器人“张小明”在奥运期间,6天之内便生成超过200篇简讯和资讯,《南方都市报》写稿机器人“小南”也在2017年春运期间崭露头角。而在此之前,国内已有诸如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公司的“Dreamwriter”和第一财经的“DT稿王”等第一代写稿机器人问世。人工智能与传媒行业的融合既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成果,也是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AI这把双刃剑在未来会给媒体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还未可知,然而毫无疑问,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它对于减轻记者报道的职业压力有所裨益,对于新闻的时效性也是一把利器;而就其消极一面来讲,其对于记者行业存在的必要性也是一种挑战,有人甚至质疑AI全面进入传媒行业是否会使记者这一职业濒临死亡。

总的来说,来自社会不同场域的压力有形无形地作用于记者的身心,应对来自媒体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成为记者群体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无论是职业压力还是职业满意度,最终都将无法回避对记者群体的职业流动的讨论。

(三)社会流动:观望犹疑中的人才外流

在社会学的维度上,职业流动属于一种社会流动,是实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个人改变职业意向,获取社会地位、财富和声望的必要通道。在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变革中,社会流动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之于记者群体,媒体内部或外部的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或结构性流动,都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人才配置开放和多元的体现,但其中也不乏因媒体结构性或体制性弊病以及新兴市场供求导致的媒体人才外流。

本次调查显示,仅在一家新闻媒体工作过的广电记者逾七成,达73.1%,为两家媒体工作过的记者占比不足二成(18.0%),而为三家及以上媒体工作过的比例仅为8.5%,其中女性记者只有在一家媒体工作经历的比例(76.9%)高于男性(69.4%7.5个百分点,媒体领导层及编辑职位的流动性低于其他职位。1997年时,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在当前单位工作的平均年资为10.7年,其中在所在单位工作年限超过11年(含11年)者高达42.1%,而同一时期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平均年资为7.7年,为同一个媒体服务的平均年限仅3[26]2010年时,我国新闻从业人员平均年资为8.66年,46.9%的从业者具有至少在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媒体工作过的经历[27];次年,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调查记者平均从事新闻工作8年,但有40%的受访记者已“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报道,30%则表示“不确定”是否继续[28];《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3年)揭示,近八成(79.8%)的网络新闻业者的职业时长在10年以内,间超过10年的仅为6.7%[29]。历次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结果,与传媒生态的演变和社会转型有关。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新闻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媒体多为事业性质,薪酬和福利待遇相对较好,记者的职业意识和职业选择趋稳,因此,选择在一家媒体稳定工作的记者比率较高。随着市场机制进入媒体运营,人才制度由事业编制逐渐向合同聘用制过渡,先前新闻业的“铁饭碗”不再,个人的择业自主性提升,记者职业的传统稳定性发生动摇。同时,影响着新闻界的职业流动的因素还有不同属性的媒介吸引力,有研究指出,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从业者流动性较小,而杂志和网站从业者的流动性较大[30]。实际上,伴随数字网络媒体业的发展,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人才的吸引力和争夺日渐增强,一时间,传统媒体人才流向新兴媒体蔚然成风。

本次调查还表明,广电记者群体中,有近半数(48%)“不清楚”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的媒体工作,而明确表示仍会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记者比例为40.7%。从职位上看,有66.7%的媒体部门领导和台领导中更愿意五年后继续留在所在媒体工作,另外,只有三分之一强(38.3%)的广电记者愿意将新闻工作当作终身职业,17.4%表示“不会”,而多数(44.3%)受访记者对此的态度不甚明朗,在此方面,电视摄像(18.2%)、记者(31.1%)、编辑(38.0%)选择新闻业作为终身职业的比例,大大低于媒体部门领导及台领导(65.2%)以及科室主任(48.8%)。记者对职业流动所持的犹疑态度,不仅反映出记者群体对传媒发展的观望心理,更是记者个人面对当前媒介生态变革中错综复杂的业态和职业发展预期而产生的信念飘忽的体现。以央视离职潮为例,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体制机制不畅是导致人才流失的内因:供职广电媒体的从业人员有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外”的新人由于职业进阶成长通道不畅,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只能享受“二级公民”的待遇,自然对广电媒体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31]

然而,正如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待传统媒体“日薄西山”说的审慎批判态度,传统媒体出现的离职潮现象或属记者群体正常的社会流动,符合“人尽其用”的市场规律,未必就应被过度解读为传统媒体的整体式微,不过这一现象倒可以给媒体人事制度改革敲响了警钟。在因循人才流动规律的同时,打破传媒机构内封闭的人事权力机制,构建记者群体平等的工作关系,在提升业务能力、增加晋升机会、和保障生活待遇等方面提供充分的希望,以期在市场竞争中依靠媒体自身的魅力吸引和保持媒体人才优势,从而使记者群体产生发自内心的归属感,真正有效地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四、中国记者的生活状态扫描

记者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消费习惯既是个体社会化和群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记者价值观的形成。

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32]记者不仅作为公民意义上的个人进行文化消费,而且也以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身份与社会发生勾连,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完善了记者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社会角色。本次调查对中国记者群体的阅读行为、网络使用习惯及包括健身、聚餐和观影娱乐等在内的业余文化生活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中国记者群体虽然在业余生活及精神娱乐层面的消费相对单薄,在阅读这一知识消费层面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其互联网消费习惯业已呈现出多种样态。

互联网的普及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中介,互联网消费逐渐成为消费主体的优先选择。《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40.7%的受访者每周上网时间在25小时以上,而且与年龄成反比,即记者年龄越大,上网时长越短;但与学历和收入成正比,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上网时长亦越长。我国记者群体的互联网消费目的主要集中在信息、购物、社交及娱乐等四个方面,其所占比重依次递减(可多重选项):记者群体利用网络“获取新闻”的需求占96.4%、“检索信息”占87.5%、“学习知识”为71.9%、“观看视频”为67.1%,这几项的比例均高于“网上购物”(55.4%)和“使用社交网站/社交工具”(47.6%),而对“网络音乐”(25.5%)、“网络游戏”(12.1%)和“网络小说”(9.5%)的消费目的明显较低。《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3年)表明,网络和社交媒体给网络新闻从业者带来的最大便利,是获取背景资料和补充报道素材[33]。同时,寻找新闻线索、关注新闻人物、促进受众互动、增进同行交流等的使用比例都已达到九成以上[34],这些结论与本次调查相契合。

作为知识分子的记者,其角色建构不仅表现在社会教育的灌输,更重要的是其对社会化过程的自觉性。新闻社会学认为记者的“继社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记者的思想观念社会化、行为规范社会化、角色能力社会化等[35]。阅读作为个人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主要通过知识的汲取完善个人意识和能力,对记者来说尤其如此。据2010年至2014年的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人图书阅读率由52.3%上升至58.0%,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由4.25本增至4.56[36]。尽管如此,与境外阅读量相比差距尤大,来自2008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提供的数据表明,近1/3德国人每年阅读18本书以上,家庭藏书量最高的也是德国,高达300[37]。有学者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阅读行为作对比发现,同一时段内,中国大陆地区的图书阅读均量仅为4.39本,而台湾地区则为26.5本,美国为12[38]。我国记者群体的阅读习惯极不乐观,虽然接近半数(48.6%)的记者能保证每月至少读一本书,但仍有42.9%的被访者只维持在每年阅读一、两本或五、六本书,少数记者(8.5%)甚至表示没有时间读书。值得重视的是,记者群体中职称越高、学历越高,读书的数量反而更少,而超量的工作时长也在客观上缩减了记者读书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记者除了在专业水准方面提升能力之外,在阅读方面仍有需要提升的空间,这也是记者“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娱乐性文化消费作为职业工作的休闲消遣补充,是记者人格建构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记者群体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对简单,娱乐性消费相对较少,超过六成(60.1%)的记者每周仅健身1次(甚至不能保证),相对而言,记者群体观看电影的频率稍高,每月至少看1次电影的记者占54%,然半数半以上(55.8%)的中国记者观看话剧、音乐会等演出的频率甚低。中国记者群体文化娱乐消费稍显薄弱的原因,既与多重职业压力密切相关,或多或少也反映出中国记者群体普遍存在的过分看重职业生活而忽视业余文娱生活的价值取向。

透视中国记者的文化消费习惯,不难看出职业活动在记者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职业定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记者的生活。但是,记者首先是与普通公民无二的自然人,具有与其他职业者相同而普遍的社会属性,业余生活所显现的习惯和方式为职业生活所固化未必是值得肯定的。

对中国记者群体而言,网络在生活中的作用与记者的职责密切相关,更多地被视为获取信息的途径和学习的工具,同时由于互联网释放了大量的话语空间,对新闻舆论至为敏感的记者更倾向于谨言慎行。95%以上的新闻从业者利用网络来获取新闻,仅不足三成(26.9%)的记者会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记者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行为也具有了特殊性,记者的网络表达除了被视为个人观点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作代表了所在媒体的立场。这一语境中,记者群体的职业成分往往大于其作为普通公民的成分,在话语的传播中,受众自然而然将其视为媒体公权力的代言人而非普通的发声者。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记者博客中有关新闻信息性的内容对新闻真实性的遵守度为69.6%,对准确性的遵守度为56.6%,公平性为56.5%,客观性只有51.3%[39]。另一项记者博客研究认为,记者由于其职业敏感度和分析能力较之普通民众较强,因此其博客具备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条件,从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律基准机制,其中既有公私划界问题、对理性的绝对要求,也有对关注度诉求与互动性之间矛盾的考量[40]

其实,记者个人也是生活的切身体验者,观察、记录、报道他者的生活也就是记者自身的生活,职业与个人风格已融为一体。记者的特殊角色使得记者被戴上无数光环,却也受到诸多批评。无论如何,记者对生活价值的追求和把握,对生活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与其职业价值观和理想道德是融为一体的。2014年这中国记者节倡导的“好记者讲好故事”理念,便传递出中国记者“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责任担当。

在媒体融合与媒体转型的风口浪尖,我国多数记者能够处理好业余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冲突,将职业理想的担当融入到生活的价值追求中,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和坚定的生活信念。

五、结语

实际上,记者群体的社会角色是公众对特定地位上的人的行为期待,而记者的个人角色则是自觉地赋予自己一定的责任、义务和担当的体现,因此,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自我建构。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的数据,认为记者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年轻化趋势加强,女性的性别优势由隐至显;在职业类型的多样性上,记者的职责划分更加细化,并且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而有所整合;记者的职业道德感普遍增强,在具体工作情境中能够灵活而有所取舍;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记者既能够坚持新闻的本质,也体现出新闻价值观的多元,并由此带来角色认知的多样性,丰富了记者的主体性。

从社会生成层面看,我国记者群体的学历普遍提高,学科背景日益多元并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主。决定记者社会角色的家庭因素正逐渐减弱,父母辈的职业选择与记者自身的职业选择已无多大关联,“子承父业”的社会继替传统不复存在。而我国记者的婚姻关系相对稳定,离婚率较低,而单身率较高,其影响因素主要是记者的工作性质和状态。

我国记者对于职业工作的精神性层面满意度高于物质性层面,具体体现在对自身工作环境包括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能力的评价较高,对新闻业的整体感观包括职业成就感、职业的社会影响、媒体品牌和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满意;而对工作时间弹性、进修和培训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和升值空间等回报性因素满意度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融合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中记者面临职业收入等内部因素和经济、政治场域等外部因素的压力,工作强度大,收入不乐观,且须应对权力话语的规约和新技术的挑战。基于以上因素,记者的职业信念有所松动,职业流动频繁,媒体面对人才的外流,需要加快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吸引和保留更多人才。

纵观记者群体的生活状态,可知记者面对较大的工作压力,其文化消费趋于保守,业余生活与职业生活密切相关,职业追求与生活理想同构。互联网消费行为倾向于信息消费、购物消费,社交消费和娱乐消费较少;读书时间和读书量较少,健身、聚会和观看演出、电影的频率较低。

在媒体融合与转型的趋势和语境中,记者作为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理应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持续观照的群体。从社会学视角对记者社会分层、工作状态和生活状况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当下媒介环境中记者的群体特征,从而为整个行业生态提供有益的借鉴。



[1] 本论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以媒介融合为背景》阶段性成果。

[2] 邓绍根:《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兼与李开军同志商榷》,《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3] 李开军:《“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4] 杨中兴:《“记者”称呼的由来》,《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1期。

[5] 美国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桑奈(W. G. Sunner),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New YorkHarper and Bros., 1877.

[6]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7] 张志安,沈菲:《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8] 唐克龙:《中国专业新闻研究:理论与实务》,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9] 肖峰:《名记者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10] 参见张志安、武茜:《网络新闻的专业化:问题与建议——从新闻网站核发记者证说起》,《青年记者》2014年第34期,第20-21页。

[11] 《打造“中央厨房式”系统 全面支撑媒体融合》,http://www.cctv.com/2016/04/16/ARTI1C8Zok0FZTLYjKEOQAnk160416.shtml2016-4-16

[12] 参见陈韵强、赵亚光:《中央厨房:媒体融合视域下城市广电的新闻生产体制建设》,《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10期。

[13] 石长顺:《融合新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14] 李小华,张付伟:《由记者卧底高考反思新闻专业主义与职业法理道德》,《中国出版》,2015年第20期。

[15] 陈力丹:《新闻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无知和淡漠令人愕然——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谈近期几起新闻伦理事件》,《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16] 2013年职场婚恋观深度调查》,http://www.hongniang.com/zt/2013zchlgdc/2016-01-27

[17] 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18] 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9]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0]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1] 《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http://img01.cuctv.com/M00/4C/87/cR9ARlaLhtXe75IsACJ50CepLzY969.pdf2016-01-27

[22]《民政部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06/20150600832371.shtml2016-01-27

[23]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4] 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25]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26]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7] 苏林森:《新闻从业者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新闻界》,2012年第2期。

[28] 张志安,沈菲:《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29] 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30] 苏林森:《新闻从业者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新闻界》,2012年第2期。

[31] 尤道远:《城市广电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对策——由央视离职潮引发的思考》,《南方电视学刊》,2015年第5期。

[32] 戴元光,邱宝林:《当代文化消费与先进文化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33] 周葆华,胡叶楠,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媒介使用——“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三》,《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

[34] 周葆华,胡叶楠,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媒介使用——“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三》,《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

[35] 程世寿,胡继明:《新闻社会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36] 吴尚之:《十年阅读开创新局面,全民参与点亮中国梦》,《中国出版》,2015年第24期。

[37] 赵丹,李新宇:《近现代德国阅读文化发展概况》,《电子世界》,2013年第6期。

[38] 宓永迪:《大陆、台湾和美国阅读行为比较、解读与思考》,《图书馆》,2014年第6期。

[39] 庞艳杰:《中国大陆记者博客发展现状调查》,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0] 曹怡:《新闻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大陆地区记者博客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