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鑫 高文曦

 

 

 

中国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崇高理想是“世界大同”，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先生的豪迈诗情是“环球同此凉热”，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的愿望是“面向世界”。当然，他们的宏伟理想、崇高信念与今日“全球化”的概念不尽一致。但是，那种期待走向世界、向往融入全球的切切之意，殷殷之情，却已力透纸背。

然而，先行者们的崇高理想，限于历史环境和中国实情，在他们生前都未能实现，只是在他们过世多年后的2001年10月6日，经过长达15年的努力，才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标识，才将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这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拚搏、奋斗，对先行者们最为自豪的告慰了。

中国又有多少仁人志士，在近百年的历史上，曾发出过多少次震撼人心的历史叩问——“中国向何处去？”现在终于寻得了科学的答案——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最终救中国。

解放后，长期以来，我国“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所谓“社会主义”，结果是越搞越“国弱民穷”。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才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并最终得以认真的贯彻实施。

在短短几年内，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GDP）每年保持在7-9%增长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一跃而成为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95933亿元，其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六位。2005年1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数据，其中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5%，继续沿着新一轮增长周期的轨迹稳健上升。

据《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的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郑京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5年会”上表示：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8-9%的高速增长，至少会在今后5年至10年应当是这样的。郑京平并且分析了支持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因素有三：一是投资，即高储蓄和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和科学技术的应用，释放了大量的生产力；三是政治社会稳定。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也不过25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有了世界瞩目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难以想象的提高。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是世界上得到“全球化”的好处最实惠的国家。

现代电视传媒的飞速发展，使得偌大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从而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媒介时代。正是在这样一个媒介时代，地域间的距离被大大地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大大地贴近了。一体化、全球化的理念凸现出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军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不一而足、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当然，在这种媒介时代的语境下，喊得最响的，当属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

然而，经济与文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经济的本质是流通；文化的核心是固本。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呼声的复杂背景下，媒介所为是否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成长，是否有助于世界先进文化的形成，并最终促进民族经济乃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显然取决于清醒的媒介意识。

经济的核心是流通：资本的流通、产品的流通、金融的流通。流通的范围越大、愈广，收益自然也越大。最理想的莫过于全球的经济流通。然而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终极目的，还是为了本国、本民族的利益，甚或是某一集团的利益。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无非是将世界看作一个大市场。它要求突破地域、国家间的经济壁垒和政治樊篱，在全球一盘棋的统摄下通过经济重组、资源共享，建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它冲破不同政体对经济活动相对封闭的统治，以共同发展跨国经济为目的的发展策略，以扩张资本市场的手段，进入以科技研发为主导，以知识经济抢占市场份额的现代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概念，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也几乎是一个人人口述能详的名词了。然而“全球化”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就学界来说，却是见仁见智、众说不一。

“全球化”一词，最早见于1985年美国学者奥尔多·拉维特（Theodre Levitt）的《市场全球化》一文中，其本意是用“全球化”这个词来说明20年间，国际经济领域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是指“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

现代经济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地域化开始启动的。也就是从强调地域性的经济互补开始的。此后，地域性的经济组织纷纷确立：

欧洲经济共同体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欧佩克石油贸易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随着时代的发展，冷战结束，世界政治体制多极化，以及高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开始进一步实施。将这种区域化的经济扩展为全球化的经济。

当今，负责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主要有三大机构，它们构成了世界经济秩序的无形象征，这就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WF）——负责属于国家之间经济方面的事务，包括：政府预算赤字、货币政策、通货膨胀、贸易赤字、外债等。

世界银行（WB）——主管国家之间结构性课题，如政府支出的内容、金融机构、就业市场、贸易政策等。

世界贸易组织（WTO）——此为贸易谈判的论坛，确保各项经济协定的执行。

此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还是国际性公司，它们促成了货物、资本、乃至科技进行跨国的移动。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史迪格里兹[1]对“全球化”的科学判断是：“全球化本身没有坏可言”。的确如此，经济全球化如果处理得好，的确可以造福人类；如果处理得不好，对许多国家来说，也可能成为不折不扣的大灾难。其原因为：“不幸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并没有一个属于全球人民的世界政府。我们所拥有系统可以称之为没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化管理”。[2]这些少数全球的管理机构（IMF、BM、WTO）与少数成员（与特定金融和商业利益密不可分的政府财经与贸易部门）主控经济大局，而许多深受相关决策影响的人却没有发声的机会。

生产全球化：主要表现在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跨国公司空前发展和经济战略趋向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首先是从商品的国际化开始的，故而自然推动了贸易的自由化。

金融全球化：其中包括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机构的全球化。

经济生活全球化：经济生活日渐国际化，进而促进文化的多元化。[3]

如果我们对绝对“经济全球化”进一步从纵横两个维度上深入加以考察，社会发展对它的认知并不统一。

目前经济全球化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智慧地处理世界性（同一性）和民族性（多样性）的对立和统一的严肃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世界各国间的经济、政治、社会都会相互依存，这种形势必然导致世界经济同一性的增强。这种“同一性”，将世界联为一体，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全球共同利益，增强了人类共同发展的“全球意识”。这种“共同利益”和“全球意识”摧生出了各种全球性的社会组织、全球性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的各种全球惯例。这些载体的产生和运作，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这种“同一性”也会凸现出最具竞争力的某些资本主义强国，对世界事务的某种程度上的垄断性，它们会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强大的传播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发展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体制，以实现其“西化”世界的目的。

然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趋扩大的利益差别，又促使人们寻找和采用更加多种多样的办法来适应和解决全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样，就产生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创新，造就了各种不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说到底，整个世界不可能由完全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组成，在承认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日益趋向“同一”的同时，必须承认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不可能消失。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经过全球化的“洗礼”成为具有丰富世界性内涵的民族性。那种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国家将完全丧失自己民族特色的观点，是不符合当前世界客观现实的。经济全球化，只能是建立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充满民族性（多样化）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具有的世界性（同一性）与民族性（多样性）的二重性，无论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都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意味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经济全球化会使整个国家社会风险增大，容易引起国际经济动荡经常化；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4]

当历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各国经济必然转向在理解与合作中，通过资源共享和重新配置展开“竞争”。竞争是无条件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合作，一方面要求合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诸如市场、劳动、资源、科技、黄金储备等合作实力；另一方面要求合作者必须放弃地区或民族的局部利益，接受国际经济竞争的共同“游戏”规则。合作的前提，说到底是让世界经济统一于相对一致的活动规则。而规则一致并非利益一致。很明显，只要民族没有消亡，国家没有完结，不同政治集团间的利益之争就不可能终结。因此，合作的目的是竞争，竞争的目的是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本就是一柄“双刃剑”。它是加快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提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它将本国的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中，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但，这也是一个可能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存有争议的过程。由于对其正面效应过于乐观，往往使其负面效应所潜伏的危险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貌似世界大同，貌似国家之间或民族之间的冲突、矛盾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中被消解。

但从世界总体经济发展来看，如果处理得好，还是会利大于弊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途路中，现代电视传媒，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始终起着极为重要的传播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化的核心是固本，这个“本”，就是本土文化之本。如若离开了本土这个根，就无所谓文化。当然，这并不妨碍各种文化间的交流、吸收甚或融合。但，这与文化全球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文化全球化，没有经济全球化那么简单，它要比经济全球化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文化本身具有坚实的固本性。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存在都鲜明地打着自然、地域、民族的印记。也就是说：任何文化本身都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离开了本土性也就无所谓文化。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是指各民族带着各自的文化背景、带着各自的伦理道德，带着各自的价值观念走到一起来。这才是所谓“世界大同”、“走向世界”的本意。而绝非全球人类“化”成同一种肤色、同一种毛发、同一种面孔才叫全球化。这只能是文化沙文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乃至于文化法西斯主义。其结果，必将是民族的灭绝、文化的消亡。这一幅可怕的图景，恐怕谁都不愿意看到，恐怕谁都不会需要这样的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世界上最难定义的几个概念之一，在世界学界对文化概念就有一百多种不同的定义。

文化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定义，但概括起来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是指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狭义的文化限定在精神文明之内，是指与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观念意识形态的成果。

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概念，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系的三个维面。

文化的创造显示着人类对于生存意义和精神价值的追问和探求，从而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讲，文化创造乃是人类超越自然、脱离野蛮而向人生、人性更高阶段迈进的文明生成活动。文化创造活动的承担主体是人类自身，它是由人类进行的，又是为着人自身的需求而进行的。

在人类生成的早期阶段，文化创造活动与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活动和物质存在紧密交织在一起，更多地带有实利的物欲色彩；随着社会生产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与进步，人类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日渐丰富，并逐渐超脱了物欲层面的束缚而成为人类需求的另一维度。世界上越是开化与文明的民族，其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越丰富、多样和高级。

文化本身，大体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由于层次的性质不同，因而在同他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也会存在着不同的表现。

1．物质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表层，因而最为活跃，最易与他种文化交流。

2．制度文化——处于文化系统的中层，最具权威因素，因而稳定性较大，不易与他种文化交流。

3．精神文化——深藏于文化系统的核心，规定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因而最为保守，难以改变，难以与他种文化交流。[5]

在人们阐释和强调文化全球化时，往往举出例证是：“年轻人喝同样的汽水，抽同样的香烟，穿同样的名牌的服饰和鞋子，玩同样的电脑游戏，看同样的好莱坞电影，听同样的西方流行音乐。”“新通讯方式助长一种大量商业化的同质文化，迪士尼、芭比娃娃、速食餐厅、嘻哈音乐”。

所有被列举的这些全球化文化的标志，其涉及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表层文化，也就是最为活跃的、最易于交流的物质文化形态。甚而至于如苏珊·谢尼所说：“所谓可口可乐与麦当劳、汉堡文化本身即是一种世界性的‘反文化’。”而制度文化，还有文化的核心——精神文化却难以举出具体的例证，因为它们是难以形成全球化文化的。

我们说，文化的本质在于固本，它难以实施全球化，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这一个概念本身就难以成立，这是因为：

其一，地域性。

文化的生成，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地域即是滋生文化的土壤。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诞生始，就具有鲜明的本土性。文化地理学者Mike Crang 的《文化地理学》中说：“毋庸置疑，地球上人群多样性是个重要起点，但需要进一步阐释。不同的群体不只因为不同的服装、饮品和生活方式而显得独特，也受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优先次序、不同的信仰系统，以及不同的了解世界的方式引领。文化地理学因而同时关注群体差异的形式、物质文化以及其结合、使其一致的观念。如白朗士所说：区域是以人群相似性打造的勋章。” [6]

其二，民族性。

文化本身，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民族性是文化的天然属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民族性，都是以自己的民族精神为依托的。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无形纽带，也是推动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发展的内在动力。恰如英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所说：“每个人‘骨子里’都感觉到了本民族的持久力量，感觉到了民族裔格近乎永恒的品质。”[7]

其三，价值观。

文化本身是一份特殊的财富，因为它维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与价值观的认同。一个民族之所以称为一个民族，它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而保留本土化则是维系文化身份的关键。因此，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将不知我为何物，也就无法通行世界。

我国有句古话：“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就是说：不同的地域，由于其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行为方式、生活特征和风俗习惯，从而构成这一地域的特定文化形态。

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客观现实，首先是自然界、也就是特定的地域。不同的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前提。在人类活动中，地域自然地塑造着人、人类和人类文化。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又说：“人类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性质，一个集团的社会组织之特征，任何社会历程或历史事实，没有不可以用地理因素来解决的。”[8]这里所说的“乡土痕迹”、“地理因素”，实际上就是指不同居住区的人们所具有的本土色彩。或者说，正是这不同的地域，本土色彩，铸造了不同的民族特征，催生出不同的文化形态。

从物质文化来看，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是与土地、河流密切联系的；游牧民族的游动生活，是与大草原密切联系的；商业民族和城市的发展，又是与大海密切联系的。由于地域环境不同，导致了人类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使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无不带有特定地域环境，特定本土化特征所决定的鲜明特色。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中说：“气候山川之特征，影响于住民之性质。性质累代之蓄积发挥，衍行遗传。此特征又影响于对外交通及其他一切物质生活。还直接影响于习惯及思想。故同在一国，同在一时，而文化之度相去悬绝，或其度不甚相远，而其质及其类不相蒙，则环境之分限使然也。环境对当时当地之支配力，其伟大乃不可思议。”

从人类精神文化方面来看，无论是宗教还是艺术，无不打上特定地域的印记，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地域环境还通过人类的活动，对人们的精神、心理、性格给予深刻的影响：阳光明媚的地域，形成开朗、活动的性格；单调平淡的地域，造成思维、意识的贫泛；色调多样，奇风异彩的地域，形成富有思维弹性和想象丰富的心态。

总之，只要全球不可能发展到“书同文”、“性同心”、“人同种”的时代，文化全球化的景观就不可能实现，只能成为善良的幻想。正如，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消灭、也根本不可能消灭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区别，在利益方面的不一致性，它也无法消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区别与差异。

澳地利学者苏珊·谢尼说：“文化是一个特定群体的意义、价值与生活方式。”[9]这个群体主要是指族群——民族——国家。正是它们造成了人类天生固有的文化认同感，也造成了人类文化强烈的归属感。2

族群

原始主义者在界定族群时使用诸如祖先（血缘）、领地（土地）、语言（土著）、宗教（祭祀）等代代相传的特征为标记。进一步而言，族群通常被界定为：对于共有的人种起源的一种意识。

民族

民族是一个自有其名称的人类群体，共享着相同的历史性的领地；有共同的神话与历史记忆以及民族文化；有共同的经济体系，以及全员的法制权利与义务。

国家

政治版图中的客观实体。国家是一套制度体制，其主要组成基础是一种中央集权式的控制意图，拥有一套既有机构，可以使命令与原则厉行其意旨。

所谓文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族群——民族——国家根基上的。相比之下，我们再来看所谓的“文化全球化”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形态呢？

第一，无根。

文化全球化，体现出的是文化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是根本不能达到的。比如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不能自称其具有普遍性，因为总还会有其它宗教的存在。文化只能是具体民族中表现出来的东西。无论它变得怎样微弱，总是和特定的地域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的全球化文化，即使像美国或欧洲比较高级的文化，都不能轻易地在时间和空间中生根。试想，一种无本无根的文化，会是哪家子的全球化？

第二，无情。

全球化文化，体现出的是文化的“技术性”，技术本身从感情上来说是中性的，一切都变成了经过计算的，感情被彻底地抽出了，成为纯技术性的表现。时代造就出了技术型知识分子，取代了多情的人文知识分子，情感从文化中被剥离了，这还是哪家子文化？

第三，无记忆。

全球化文化体现的是文化的“永恒性”。这种既无始又无终的全球化文化，唤不起任何记忆。文化记忆对文化认同起着核心作用。看不出什么“世界主义”的“肤浅”文化，取代现有的“深厚”文化的集体遗忘症。试想，一种没有文化记忆的文化，那还叫文化么？[10]

第四，无传统。

全球化体现出的是文化的“即时性”，而不是建立在每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代一代的讲述，体现出厚重的神话和记忆基础上的。过去和现在的许多独特文化绝不象价值中立，没有传统的未来文化全球化。它们始终保持那些创造并参与其中的人们的独特象征、仪式、理想和传统。我们能够设想，文化可以完全摆脱无处不在的过去影响及其所有信仰和予设，一切重新开始，可以去构建那种“即时性”的全球化吗？[11]

如果说，全球化文化真的存在，那么，它必然是这样一种文化全球化——真正科学意义的全球化文化，而不可能是其他。

第一，全球化文化是文化差异性的组织化。

全球化的文化结构，组织了所有的文化歧异性，而不是在世界各地复制出整齐划一的文化。全球化文化是奠基于“差异的组织化”之上的。“全球化文化”应被正确地理解为是一种复杂的、多角度的文化互动与互连，将其地方与全球同时编织进形色万千的形态与结构之中。[12]

第二，全球化文化是多种声音的组合。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名为《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交流与社会现状和发展》，此报告可以说对全球化文化作出了科学的诠释。当今世界，当然会有多种声音的存在，而这多种声音的传播——自然有助于世界各国相互理解，从而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和谐、温馨。

第三，全球化文化基本形态是“和而不同”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对于全球化文化的科学注脚是“和而不同”[13]。也就是说，全球化文化必然是不同文化的融合。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不论交流与融合的层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交流和融合中为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多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坚持这“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全球化语境下坚持异质性和多样性。

美国学者罗伯森曾鲜明地提出：“坚持在日趋全球化的世界的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全球化理论不可缺少的理论”。[14]因为，全球化并不是单一的同质化，强调异质性与独特性也是全球化本身所具有的特征。我们不能以同质化取消异质化而陷入绝对主义的境地；也不能以异质化取消同质化而导致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困境。

第五，全球化文化只能是世界文化多元化历史过程。

全球化的进程，既是世界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也是文化的多元化、政治的多极化的历史过程。比如我中华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立场，则使中华文化成为全球文化中多元文化之一元。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本身，说到底是多元化、多极化的全球化。

我们强调文化本土化，并不是说文化不需要交流和融合。其实，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犹如文化本土化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然而，它与文化全球化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

那么，如何科学地认识中国文化，并使其在世界文化范围内进一步地发挥光大，承担起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责任呢？

第一，科学地认识中国文化的主体文化特征。

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具有两个世界罕见的文化现象：一是，古老的中国文化一直生生不息地延绵了五千年，多少次外来的入侵，可以佔有中国的土地，可以 取中国的财富，但是从未动摇中国文化的根基，这的确是世界罕见的。二是，中国民族的多种民族文化长期相互吸纳，和平共处，相互融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这种特殊的文化发展势态，又是世界罕见的。这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顽强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更表现了中国文化的鲜明特征，也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我们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优秀文化所作的比较中，因为它历史太悠久、太古老，我们也会发现中国文化中的许多不足之处。如今，当我们进入WTO之后，在中国经济迅猛的和平崛起之后，我们不仅应对中国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更应以一种新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新的民族文化性格的完善，更加自如和从容地面对世界。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不是放弃自我、卑屈迎合地“仰视世界”，更不是消极封闭、狂妄自大地“俯视世界”。中国文化一方面应以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文化，坦然地告别百年屈辱历史带来的民族文化悲情；另一方面，应更加珍惜自身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中重铸民族文化灵魂。

第二，科学地吸收世界先进的主流文化。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在加速摆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模式，向着以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大步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必然会对传统本土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并对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提出全新的要求。就形成、发展、成熟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的中国传统本土文化的整体而言，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继续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使命。而西方文化早已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并且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现代科技为主导，比我国先进，这是不争的客观现实。我们要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必然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依照时代的要求，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重造。这主要体现为：

将传统文化中重视主体道德自觉的思想，转化为提倡主体道德自觉与加强法制、纪律等外在约束并重；

将重群体轻个体的传统思想，转化为提倡集体主义并与尊重个体自由、个体价值的和谐统一；

将重义轻利的传统思想，转化为理想与效益并重的文化思想；

将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转化为倡导全民公德，诸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等优秀品德。[15]

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才能与时俱进，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化大潮。

中华民族有着迥异于西方各民族的文化理念、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应该是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之上，积极吸取采纳、融会世界各民族，特别是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成果，促进自我更新，再造本民族文化精神，依托当代中国经济实力，图谋新文化的发展。这里所说的吸取、采纳、融合的前提是在秉持自尊自立的民族文化品格，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础上发展。既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还需注意抵制囫囵吞枣式的“拿来主义”，抵制“非我化”、“自我边缘化”的媚外心态，更要识别、警惕西方资本主义腐朽、颓废的文化拉圾的渗透侵蚀，通过“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方式达到诸文化间的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科学发展观。[16]

第三，科学地展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我们还应该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类众多文化在其孤立生存或彼此冲撞中，的确有一个“适者生存、优化选择”的过程。今天所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汇聚了古代东西方文化，诸如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的结晶，到了近代才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成为世界上多民族共享的文化财富。因此西方文化，同样是长期生存竞争和优化选择的结果。

至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西方文化中，的确含有人类能动地认识把握世界、认识尊重自身并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诸多先进科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人道价值等要素。正因为如此，所以百年前的中国文化先驱者们已先知先觉地明察思辩，主动地认同西方文化，逐步引进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最终选择了同样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20世纪的民族复兴史，特别是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已向世人证明：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一旦注入西方先进文化的因子，将会刺激起怎样的创造潜能和生命活力，使我们奇迹般地崛起，并重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现代电视传媒，既是经济、又是文化。说它是经济，是因为它在经济全球化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传媒本身就是经济，它构成了“传媒产业”、“传媒经济”。说它是文化，是因为传媒的内容本身，也就是文化内容的传播，构成一种“传媒文化”、“媒介文化”。这样，对现代电视传媒的研究，也就具有了两个鲜明的维度——一是经济维度，一是文化维度。这样，由于现代电视传媒的双重属性，恰恰将“经济全球化”及“文化本土化”内在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全球化是以传媒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作支撑的，这些新技术主要包括：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远程通讯技术、电视工程技术……。正是这些新技术在重塑着第三个千年的世界经济。总的来说，这些新技术的相互作用，正在创造着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从而使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

比尔·盖茨已成为这个新时代的象征。迄今，在人类全部历史中，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都是自然资源，如土地、黄金和石油。但是，比尔·盖茨没有土地，没有黄金，也没有石油，更没有工厂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控制知识工艺，使他自己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这样，比尔·盖茨标志着人类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根本转变。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使用，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这次转变将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17]

故而，有些技术专家认为：信息革命，开启了人类新纪元的元年。这种“零年”的心态深刻地说明：想以发明因特网的一年为开端，更改人类历史的年号。更有人说，至此，“皇帝的宝座已经被美国总统取代，教皇的地位则由联合国秘书长取代。”

信息技术，已全面地介入了人们的生活。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

信息的进步，促使国际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信息的人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特别是大国政府及其机构——中央银行、情报机构及其他类似的机构的作用将大大减小。而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组织，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上说，权力都得到了加强。信息传播的速度促使政府权力向市场转移。由于现代传媒的空前发达，市场能够在短时间内对经济作出迅速的反映，而政府却难以作到这一点。政府要用同一种声音说话，这就需要实行层层下达的决策方式，而这必定是十分缓慢的。

其次，从信息产业角度看。

世界范围内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不仅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资源，甚至是比物质、能源更为重要的资源，它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产业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从而大大增快了从物质型经济向咨询型经济的转变。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信息化发展水平正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再次，从生产角度看。

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信息技术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应用，改变了各种资源的投入比例和投入量，改变了生产组织与经济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信息技术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信息、指挥调度、设计生产等从事全球生产经营战略……而且有利于跨国公司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实行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使生产经营进一步优化，经济利益进一步扩大。

还有，从贸易角度看。

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国际贸易的市场范围。信息技术扩大了贸易交易的手段，使原有交易产品的规模扩大，信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突破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创造了条件。

最后，从国际金融角度看。

以电视、电脑和网络为中心的信息技术改变了金融信息的获取、加工和传播方式。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机构处理信息的方式。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促成了网络银行，甚至虚拟银行的出现，为金融服务业带来巨大商机。[18]

全球化的观念虽然是不怎么新鲜的“老故事”了，但是经过以往20多年的快速发展，显现出了全新的意义。微电子革命，永远改变了地球人类接触的空间，恰如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当汉所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成一个地球村落”。距离缩小了，资讯以空前未有的速度传播。网际网路和世界连网，进一步缩短了信息传播的过程，使企业可以更顺利、更有效地通讯，引发了某些人所说的“第三波”经济增长。

信息资讯的发展，必然造成一种相互依赖、彼此依存的社会结构，其“潜规则”有三：

一、一个国家使用资讯科技的能力，以及生产资讯科技的能力，已经成为一项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基本工具。

二、整个世界在经济运作上，已藉由资讯传播之流，而完全相互串接在一起了。如若不尽快寻得其门而入，我们的社会将无法介入全球经济体系。

三、当资讯的经济体系，将整个世界串接在一系列流动所编织的网络中时，其运作方式将极具筛选性。如果未在这新系统中被标识为极具生产功能的话，那么将被排斥在全球资讯经济的体系之外。

说到底，传播是行使权力的一个重要工具，不仅在国内如此，它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传播对于国际权力政治有着十分重要的含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全球传播网络都倾向于被强权国家支配。

换句话说，我们正在目睹的广播电视全球化，更多的是以一种分离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它显示出一种在地区内外都具有竞争力的趋势。因此，即使是在电视节目市场已经具有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想要成为出口广播电视节目，并顺利地实施“全球化”战略，也必须了解特定地域的文化、风俗和受众特点。即使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内容的广播电视节目，也必须适合特定地域的文化心态和观赏兴趣。

为什么国际广播电视必须存在着地域分割趋势呢？这是因为：其一，世界经济板块的存在形式所决定。其二，不同地理、不同语言以及文化差异所决定。其三，电视多频道的出现，拓宽了不同受众选择电视节目的范围。

目前，正处于重组阶段的国际信息秩序将依据地区的划分来支配国际市场特定地区的国家或城市将成为广播电视行业的核心，并以此表现出真实的自我。[19]

我国加入WTO则意味着我国更自觉、更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我国与国际社会相互影响，只有运用国际交流与传播的有力支撑，才能更加开放与自由。相互影响的效果，必须更取决于各自交流与传播的内容与形式是否易为对方所理解与接受。同时使自己的交流与传播最终成功地融入世界文化价值取向的主流，引领人类社会先进文明的发展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电视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约有电视机三亿多台，电视受众达10亿人，一跃而成为世界电视大国。中国充分利用现代电视传媒，一方面，大量传播先进的外国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一方面，努力传播和弘扬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两条腿走路”，追赶着人类的现代文明。

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传播特征：

直观性——不仅一眼看到，同时还一耳听到。

新奇性——给人们提供新鲜以至令人震惊的信息。

便捷性——信息接受的方便和快捷。

广泛性——传播内容的广泛多样。

真实性——一切信息都给人以“真实”的感受。

意识形态性——电视屏幕上向人们呈现的一切，都含有意识形态性。

在人们熟悉了第三媒体——电视传媒，又刚刚熟悉了第四媒体——网络媒体之后，以手机短信为起点的第五媒体又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一家网络公司宣布推出一种新手机业务，把该公司在因特网上的内容转发到手机上。美国将这一手机业务称之为“Realone移动媒体指南”，提供的内容包括该公司网站上的体育栏目和新闻内容以及一些电台和音像公司在内的合作者提供的内容。尽管目前手机通信还具有成本高、视屏小、带宽不足以传输多媒体等缺点，但由于手机具有携带和使用方便、可随时随地通信、互动性强等优点，因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市场。

在过去短短10年间，人们除了拥有原先的报刊、广播和电视之外，又增加了两种新媒体。那么未来的媒体是什么样呢？它应当是由信息技术突破带动的多媒体平台。未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将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基础上融合为声像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平台，并与电子商务、电子教务等有交叉和融合的趋势。

未来的多媒体信息平台具有以下特点：

1．超大容量——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信息平台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而且存储成本越来越低。

2．传播及时性——多媒体信息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将信息传输到用户，特别是随着全世界范围内无线上网浪潮的兴起，这一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3．智能性——网络时代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只有对信息进行方便快捷的检索，才能说得上对信息的有效利用。多媒体信息平台具有较高的智能性，能够根据用户的需要，方便快捷提供服务。

4．互动性——与传统媒体的单向转输不同，多媒体信息平台上的转输是双向的，具有互动性。用户不仅可以接受信息，而且可以发出信息，甚至可以要求信息源提供用户需要的信息，点播信息将成为21世纪多媒体的一项基本服务。

5．个性化——每个人对信息的需求不同，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使得受众很难享受个性化服务，但这一服务对于多媒体信息平台来说将是一个基本项目。对媒体而言，信息的利用做到了最大化，对于用户而言，充分享受个性化服务的乐趣。

6．多终端化——多媒体信息平台的终端可以是电脑，可以是手机，也可以是电视，甚至是正在研制中的随身携带的电子书报。有的科学家甚至预言，未来的电视终端将是植入大脑的芯片，这种芯片和神经系统相连，可直接将信息送入大脑，并把大脑想传输的信息发射出去。

可以预言，21世纪多媒体信息平台是信息社会的核心领域之一，是各国政治、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之一，是人们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工具。与此同时，由信息技术发展引发的媒体革命也提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诸如管理失控、色情暴力信息泛滥、知识产权受侵犯、新闻职业道德受到冲击、南北舆论力量失衡等。面对由信息技术发展引发的媒体革命，人们给予了高度重视，各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纷纷调整和制度相应的战略方式、政策和具体措施，以期在21世纪的媒体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正是这种多媒体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了“跨文化传播”时代。所谓跨文化传播是指——信息在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运动。这里的“信息”是指新闻信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军事信息、文化信息以及非语言符号信息等。“运动”则是指多项运动，可以是直线型的、环线性的、螺旋型的、发散型的，当然也可以是一对一的。“文化”则是人类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总和。但是由于地域、历史、宗教、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亚文化，由此产生了不同文化间有效传播的需求。

中国电视传媒，早已逐步地、有计划地、有防范地向海外开放，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一旦中国的政策允许，国际传媒资本立刻对于中国影视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资本雄厚的国外先行者，无疑在占据市场方面据有优势，传媒外资正在积极地“跑马圈地”，而且这种“圈地运动”才刚刚开始。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电视文化从西方开始，向全世界扩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电视文化来说，全球化并非是普世福音。因为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背后隐藏着既定的权力资本：表面的机会均等，背后则是严重的不均等。但电视文化的全球传播，却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电视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电视节目市场，极大地激活了中国电视市场的活力。同时为中国带来国际一流的电视制作经验，促进电视制作与电视播出的分离，把电视制作业进一步推向市场，促进电视制作多出好节目。

其次，促使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盘子”迅速做大，电视市场的资金、规模等进入“门槛”的迅速提升。促使中国原本散、乱、差、弱的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扩张、购并、关停并转等方式优胜劣汰，提高其整体竞争力，发展民族电视制作业的优秀品牌。

再次，有利于弘扬中国文化，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外资传媒进入中国电视制作业，和其它产业是有共通性的，无非是利用本土化的人才，吸纳本土独有的素材资源，做出高附加值的传媒产品。同时外资机构还会利用自己遍布全球的发行网络，将中国文化产品推广到全球电视市场。因此，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本土人才、文化、市场的发展和进步。

如此看来，保持电视节目本土文化特色，即是使中国电视节目融中国历史、文化于一炉，具备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视性。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西方”的认可和异域的视角，做出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的电视节目。人类文明，正是由这些具体的区域文明组合而成的。当我们以本土的视角对我们古老文明进行读解时，自然也会获得全球的传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