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红红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正是随着广播电视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展递变的。

肇始于1923年的中国广播事业，由于在技术、人力等方面均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起步时期的相关理论研究也较多地引进、借鉴了西方已有成果，并因其后广播事业的多向发展而呈现出话语多元的特征。

早期对于广播的理论研究，既涉及到了广播属性、功能、特点等较为宏观的问题，也涉及到广播制度、事业管理等中观层面，另外还有大量节目内容、播音技巧等业务层面的探讨，可谓议题多样，观点不一。如在对广播功能的认识上，由于这一时期的广播事业格局是一家独大[1]、多元并存，因而对于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2]、消遣娱乐功能以及商业谋利等功能[3]都较早被研究者所论及。至于广播的“党国喉舌”[4]定位，则是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迫于当时情势，政府急于利用这一媒体灌输教义而出现的一种代表性观点，也是执政当局力倡并付诸实践的理论支撑点。

在当时，国内战争、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也引起了人们对广播与战争关系的思考：1942年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了《无线电宣传战》一书，分“无线电宣传――战争的工具”、“对敌宣传战”、“争取美国援助的无线电宣传战”三章，深入论述了广播宣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次年，彭乐善所著的《广播战》由重庆中国编译社出版。全书分九章论述了世界各国的广播事业发展情况以及广播传音的技术等。而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后，广播事业随即被纳入党的新闻事业体系，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积极践行者。

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与传媒领域的政治控制日益加强相对应，广播电视的“工具论”、“喉舌论”逐步上升至统领地位。这种理论观点强调的是广播电视的政治教化作用，也即重视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而相对忽视了娱乐、广告、文化传播等其它作用。在这种理论观点的统摄下，有关广播电视性质、功能、任务等一些基本问题均属不容讨论的学术“禁区”，要由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或有关党政部门认定，并通过报刊、文件或相关的会议予以发布。 1952年至1966年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召开的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和有关负责人的报告、讲话、文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当时广播电视理论的权威性和代表性成果。如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就围绕“广播工作的特点，广播工作的对象和广播工作的任务”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论述，不仅指明了国内广播的具体任务、工作方向，也框架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边界和底线。之后的几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也都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业务范围、改革方向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在此期间，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理论视野。但总体上看，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基本上遵循的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路线。虽然自50年代开始，一些广播电视教育机构的科研人员开始参与到广播电视理论工作中来，但知识界的所谓研究，基本都是一种学习型的理论阐发和服务于教育教学实践的初步的学科体系建构，即使是少数几次的争鸣，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和超越上述的理论框架。

也正是由于这种媒介定位的局限，导致近三十年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既缺少必要的受众研究，又缺乏一定的国际视野，研究视角和方法都相对单一。真正有份量、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成果不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播电视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方面促使广播电视工作者积极进行理论思考，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的业外人士关注和研究广播电视。广播电视理论建设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

这一时期，以《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79年创刊，1994年更名为《现代传播》）、《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1年创刊，1989年停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6年创刊）等为阵地，一大批专业研究人员冲破了“左”的观念限制，不断提出新观点，提供新发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园地。如1983年卢克勤发表的《广播电视――强大的现代化信息传播工具》，就引入西方的“信息”概念来认识广播电视，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5]。另一方面，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性著作也开始陆续面世，如《新闻广播学研究》（康荫，广播出版社1982年版）、《荧屏前后――电视理论与实践问题探析》（裴玉章，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广播学基础》（康荫，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左漠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广播受众学简说》（鲍祖安，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等、《寒暑四十的追求――关于广播学的探讨》（杨兆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广播电视的宏观思考》（刘观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虽然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这些探索还尚显稚嫩，基本是在新闻学和传统的政治学、历史观框架下展开，但却初步展现出学者们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姿态。

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北京成立，其基本定位就是推动广播电视的理论建设。学会成立之初，当时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都明确提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要把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应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学会成立后，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工作和研讨性会议，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以分散为主、以个体为主的状况，研究的问题和范围也逐步扩大。其中取得的最突出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1990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

作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的重点攻关项目，《中国广播电视学》集结了当时国内从事广播电视理论工作的主要人员，从1986年启动，到1990年成书，前后历时四载。该书出版后，广电部曾专门发文到各省市广播电视厅、局，以重要理论著作的名义，要求全国广播电视战线的职工人手一册，认真学习；该书还曾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广播电视专业学生的教辅书发行，可见其当时地位之尊崇。可以说，《中国广播电视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研究者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理论体系初步确立。

此外，由中广学会组织开展的“关于广播电视性质、功能、任务”、“关于党性与人民性”、“关于商品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的大讨论，关于“珠江模式”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推广，关于以经济台为代表的系列台运营模式的探讨等，无不对活跃当时的理论氛围、进一步促进广播电视工作者的思想解放和广播电视事业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如关于广播电视的性质，研究者们提出了“是借助电视音像技术的大众传播工具”，“是综合性的多功能的传播媒介”，“是以新闻传播为主要手段的党和人民的喉舌，也是阶级的喉舌”，“是以电子音像技术为手段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社会文化传播媒介”，“是以电子音像技术为手段的传播新闻为主的大众传播工具”等多种看法；而对于广播电视的功能，研究者们则普遍认为，广播电视具有传播新闻、反映舆论、社会教育、文化娱乐、公众服务等多种功能。[6]

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反映在广播电视实践领域，就是新节目、新栏目、新频道持续涌现，新理念、新思路、新制度不断引入。实践的变化，推动着理论研究的创新。

 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角和方法日趋多元。在日益庞大的研究队伍中，除原有的广播电视系统、高校人员外，一些其它学科、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而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除传统的方法和视角外，还大量吸收、借鉴其它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并借鉴国外的已有成果和致思途径。如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利用田野调查方式撰写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郭建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深入细致地考察、描述了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民众收看电视的情况；还有的运用符号学和叙事学方法分析广播电视节目，如徐敏《国家的代码》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细致分析⁷。另外还有大量的实证调查和统计数据，为我们准确地展示了广播电视某一方面的发展状况，如近年大量出版的广播电视“年度报告”、广播电视发展“蓝皮书”等。

二是研究视域日渐拓宽，理论根基越来越深厚。随着实践领域的推陈出新和国外相关成果的引入，目前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成果已日显丰厚，出现了如《中国电视论纲》、（杨伟光主编，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电视影响评析》（时统宇，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电视观念论》（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孙玉胜，三联书店2003年版）、《生态电视论》（刘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等一批较有影响的论著。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电视意识论》（刘炘，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广播电视探析》（赵水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电视学引论》（李振潼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电视时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陆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电视批评论》（欧阳宏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时统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广播电视新论》（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电视传播与受众》（黄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郭建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电视与社会》（邢虹文，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解构电视》（张晓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等。再如在基础理论建设方面，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在认识上也突破了过去“左”的观念，不再单执一端，只强调“广播（电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是根据中央已将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的范围，探讨广播电视的双重或三重属性问题，认为广播电视既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喉舌功能，同时又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具有文化属性，娱乐功能。而在研究内容和对象方面，也不象过去那样仅仅局限于传播者和传播内容，而是不仅关注传者，还有传播观念变迁的研究、受众（效果）研究、广播电视体制、制度研究等；不仅关注主流话语，还有对较为边缘问题的探讨，如对农传播、弱势群体传播等；再如在比较的视野中观照中西广播电视的异同，因而得出的结论更具科学性和学理性等等。此外对于广播电视的最新发展、数字化浪潮下广播电视的新形态、广播电视的新实践、WTO与中国广播电视等题目等多种问题，理论界也均有关注。总之，目前，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正呈现出跨学科、多样化的特点。

几十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毋庸讳言，与飞速发展的现实相比，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却日益呈现出滞后于实践的局面；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理论成果相比，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又呈现出原创性不足、经典文献不多的特征。而且在理论研究的目的、定位等方面，目前学界和业界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过多关注理论的实用价值，而相对忽视了其对于真理的探求、认知功能；要求理论服务于现实实践，并把它作为衡量理论价值的唯一标杆，而把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所有成果称之为象牙塔内的“喃喃自语”。再如近年来，学界大量引入西方的话语体系，大量借鉴其价值观、学术方法和治学思路，但却出现了生吞活剥套用西方现有理论，不注意中国现实和实践的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