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爆发期看互动类媒介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
杨伯溆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摘 要: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以SARS爆发期为例探讨大众媒介与互动类媒介之间的关系。本文的讨论表明，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都市的社会结构越来越社会网络化。借助电子互动类媒介，本土传播也成为跨地域的社会网络传播。但这种传播在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突发性灾难时往往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对社会秩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而凸现出“中心”或“权威”的重要性。而大众媒介则是“中心”或“权威”维持社会秩序或者说减少不确定性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关键词：SARS；社会网络；传播；风险；中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由于对现代化的推动及对全球化的积极参与，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根本性的变革。其主要特征表现在：都市中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Social Network) 化、社会流动的加速、个人主义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等。这些既是双向类电子媒介在我国，特别是在城市中，得以飞速扩散的原因也是结果。无论是社会关系的离散或者说网络化，还是社会流动的增加等，都意味着对“中心”或者说“权威”依赖的加强。这种依赖在突发性事件，特别是诸如SARS类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突发性事件爆发时显得尤为突出。而大众媒介则成为展示“中心”或“权威”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化使得人们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以集体行为应付诸如SARS类突发事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丧失凸现出“中心”或“权威”的重要性。
几十年前，麦克卢汉曾关注过媒介之间的关系。在被一些学者成为“第四媒介”的因特网迅速介入我国的媒体系统中的时候，关于因特网与其它媒介之间的关系也曾引起了大量的推测。因特网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互动。此外，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对其它双向类电子媒介（例如手机和电话）的研究也一直比较匮乏。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互动类电子媒介和大众电子媒介的性质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媒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进一步说，媒介之间的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密切相关。而SARS类传染病的爆发，使得这些关系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示。本文将首先分析都市中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化和社会流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SARS爆发期为典型案例，讨论大众媒介与互动类媒介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化及影响
与社会网络对应的概念是社区。在西方，社会的网络化是工业化进程展示的特征之一。[2]本文所指的社区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区或者说工业化之前的社区。这种社区是基于本土的一个同类群体。在这种社区内，个人与整体的社会特征一致，大家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彼此亲密无间。当然，这样的社会群体产生于对亲属联结的依赖以及血缘关系的延伸，是超乎人们的选择而自然形成的。更具体的说，传统的社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一些要素： 有按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组织起来进行共同生活的人口。社区人口基本上是同质的，但可以与整个社会的人口结构不同；
有一定的地域条件，即指地理位置、地势、资源、气候、动植物、交通等；
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
社区居民在感情或心理上，具有共同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认同感。[3] 用比较形象的语汇来说，西方在工业化之前，社会关系建筑在游牧或游猎部落,乡村，贸易城镇和城市的街坊的基础之上的。人们在密集的空间内和亲密的社会环境中以走着串门的方式进行社会交往或者沟通。如果绝大多数的居住地和街坊的人口在千人之内，那么大家基本上都会互相认识。社区有着明显的界限，那么社会关系也只能在家门口前发展，而不是其它。即便是在贸易城镇和大城市，互动也基本上发生在街坊这个范围之内。当人们走家串户的时候，大多数邻居都知道谁去看了谁及为什么。接触基本上是户与户之间的接触。当然，这种互动是在居住区的了解、约束和监督的背景下进行的。[4] 把传统社区成员间的关系说成是“亲密无间”固然有着对社区浪漫化的倾向，但工业化之前的社区的确具有上边提到的特征。就本文讨论的题目而言，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和“社区居民在感情或心理上，具有共同的地域观念、乡土观念和认同感”。前者具有对社区成员的规范和保护的性质，后者则构成了对社会流动的无形阻碍。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诸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窝”、“远亲不如近邻”、“父母在，不远游”等均具有社区的因素。再比如近年来北京对胡同和四合院的怀念，也有着传统社区的含义。
以上所说的社区和个人在社区的生活只能发生在本土。本土是个人和社区生活意义的源泉。就个人而言，本土是始于自己的家，然后通过社区向外延伸的本土。只有沿着这个路径，个人才会对外部世界做出有条理的判断，对自己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有把握。[5]换句话说，人们对他们的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有着充分的理解和沟通，在彼此的互动中展示的是信任。但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西方社会的传统社区逐步解体了。这是因为社会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的必要条件之一。而社会流动的前提是传统社区的解体。市场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越大，社会流动跨越的空间就越大。例如，在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流动则出现了明显的跨国流动。[6]在我国，目前大约有9千多万人属于流动人口。[7] 在工业化阶段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在西方，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之一便是在人们的脑海里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离散大众在城市拥挤不堪的街道上推来搡去，焦躁的各自赶着自己的路。如果是白领，则是在被互相隔开的一排排格子间中一个办公桌后度过他们的工作时间。如果是蓝领，整天面对的则是互不干涉的机器。下班后孤独的坐在自己家里的电视机前。晚上的大街是聚众滋扰喝酒喧闹的场所。当骚乱出现时，则成为暴徒在街上互相追赶，狂奔撒野的地点。[8]一方面，人们对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不再受传统社区固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制约。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的都市里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人们搬进了高楼大厦之后，他们突然发现失去了与左邻右舍交流的能力。在失去了社区这道屏障之后，无助的居民家家安装上了厚厚的铁门或者说防盗门。 社区的崩溃、社会空前的流动及大众的离散和孤独这种激烈的社会变革现象自然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并引发了长时期的激烈辩论。这就是社会学界著名的“社区问题”的由来。一直到60年代，在对传统社区不断的怀念中，一些社会学家痛感社区失去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社会学家则争论说“社区保留下来了”。就是说人们依然作为社区成员生活在左邻右舍和亲属之中。还有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区解放了”。之所以说“解放了”，是因为借助于现代交通和传播工具，在一个分工复杂，高度专业化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化社会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够在超越本土的空间内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并形成自己的社区。[9]这种被“解放了”的社区就是社会网络。 对社区问题比较彻底的回答出现在上世纪的70年代末。著名的加拿大社会学家外尔曼[10]根据对多伦多东约克郡的调查得到的坚实数据告诉我们：传统的社区活动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社区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被解放了。换句话说，虽然左邻右舍间社群式的休戚相关(Communal Solidarity)关系已经很弱，但居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网络。在这些跨地域的社会网络里，存在着能够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的亲密关系（Intimate Ties）。但就提供物质和情感支持支持或者说关系的强弱而言，却是因人而异的事情。当然，这些跨地域的社会网络之所以能够维持，必要的条件之一是双向电子媒介的介入。[11] 与社会结构的网络化和社会的大规模流动相对应的是国家机构的空前膨胀和公司的跨国运做。因为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化，社区成了空壳，所以它失去了为社区成员共同的利益以一个声音发言的能力。跨地域的大型官僚机构承担起了过去由家庭和社区担负的职责（例如幼儿教育、医疗、心理咨询、保险和养老等）。[12]的确，几乎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但这些人际关系网不等于传统社区。传统的社区转化为社会网络。但这些网络中的成员互相提供的只能是使这些网络得以存在的必要情感或物质支持，而不是街坊四邻式的照应及群体的保护。也就是说，在社会结构被网络化了的工业社会中，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个人，而不是以一个声音的群体直接和国家机构和公司打交道。[13]他们在生活的很多方面只能依赖国家和公司。社会网络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对国家机构或公司的依赖程度就越大。[14]近年来养老院在我国较现代化进程发展较迅速的大城市中（例如北京和上海）得以出现便是典型的例子之一。 这里的关键是，传统“社区的被解放”固然意味着更多的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在必须对超地域的权力机构服从和依赖前提下的自由。无论这种权力是以民主政治还是专制政治的面目出现，其核心都是“统治”。[15]有史以来，多数人总是被少数人领导和指挥。[16]我们知道，说服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里，少数人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直接对个人（受众）进行“作秀政治与行销”获得的。[17] “电子媒体（不只是电视与广播，而是所有的通讯形式，例如报纸与国际网络）已成为政治的特权空间。并非所有的政治都可以降为意象、声音或象征操控。但没有它，便没有机会赢得或操纵权力”。[18] 至此，我们已经讨论了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化及其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公众，特别是在“突发性灾难”事件面前对“权力中心”（政府）或“权威”的工具性依赖。但是，社会网络的维持需要双向媒体，“权力中心”的运做离不开大众媒体。如果我们认为大众媒体是重要的权力资源的话，以因特网为核心的当代互动类传播网络的形成则为社会网络成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以牺牲对本土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为代价的。双向传播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它的民主性。[24]但在超本土地域的社会网络传播过程中，起码就发生在本土的突发或灾难性事件而言，反映的却往往不是民主的社会秩序而是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也就是说，媒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关系。媒介之间的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变革也密切相关。本文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双向或社会网络传播存在着固有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凸现出大众传播的重要性。更具体的说，在双向传播网络与城市中的社会网络密不可分的现在，对政府通过电子大众媒体进行传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接下来我们以SARS爆发期为典型案例要讨论的问题。 二、双向传播网络与大众媒体：SARS爆发期中二者之间的关系及特征
就社会秩序而言，以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人际关系网络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存在着固有的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贝克曾把西方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25]用吉登斯的话来说，现代性就是一种风险文化（Risk Culture）。[26]这些风险当然包括生态灾难和核武器等。但这并不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的事情。真正的问题在于生活在风险文化中挥之不去的不安定和焦虑。国家机构、各种组织和社会网络维持着人们的日常安全，但不是传统的基于个人信任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安全感。[27]具体的说，现代性也并不完全意味着风险。总的说来，在某些方面（例如旅行）及生活方式中，现代性表达的是风险的减少。但由于现代性社会系统的特征被全球化了，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出现了。[28]应该说SARS的爆发和扩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与全球对应的是本土，但在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人际关系网络化的社会条件下，任何本土发生的事件都有可能演变为全球范围的现象。不言而喻，这种演变只有通过媒体的传播才能完成。与全球传播对应的是本土传播，而本土传播的核心是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传播。[29]让我们首先讨论SARS与社会网络传播。 1、SARS与社会网络传播
我们在前边提到过，起码我国的大都市（例如北京和广州）目前正经历着由双向电子媒体支撑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化过程。如果说“媒介即信息”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电话、因特网和手机在我国大都市的普及或迅速扩散所展示的信息之一便是社会结构的网络化。反过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或者说人际关系网络化的社会不具备基于个人信任的心理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需要不断的进行确认，这就需要双向传播。在这种互动中，双向传播的核心目的之一是减少不确定性。但在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和社会网络化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传播在突发灾难性事件中却往往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不确定性。
在我国，SARS被译为非典型性肺炎。无论这个译名是否准确，有一点可以肯定，SARS虽然可以致命，但其最突出的特征是传染性极强。换句话说，它是极具社会性的一种疾病。但和其它传染性疾病相比，其死亡率并不高。我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治愈出院4959例，死亡349例（另有19例死于其它疾病，未列入“非典”病例死亡人数中）。[30]死亡率大约在6.5%左右。其中广东和北京的死亡率大约分别为3.1%和8%。[31]我们的政府这样总结这次的SARS防治工作：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灾害，严重威胁了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造成了巨大损失。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非典”防治工作，明确提出把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将防治“非典”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直接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抗击“非典”斗争。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和艰苦工作，防治“非典”工作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全国经济和社会秩序恢复正常。[32] 政府的总结显然是正确的。但为什么说“严重的威胁了人民……生命安全”呢？死亡率只有6.5%的疫病灾害能够称的上“严重威胁”吗？还有，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为什么提出将防治“非典”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中呢？答案应该是“风险”而不是“非典”。SARS确实威胁了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但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是由于SARS的爆发而产生的“风险”。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谁定义风险？
就我国当时的情况而言，“风险”确实源于SARS的爆发。但并不是所有的疫病都会演变为“风险”的。无论是染病的规模还是死亡率都不是演变为风险的充分条件。例如，卫生部16日公布2003年上半年全国重点传染病疫情。出乎人们意料，位居重点传染病死亡数和病死率榜首的，并不是上半年曾令人们同仇敌忾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而是一个古老的疾病：狂犬病。[33]又比如，鼠疫是青海玉树州最为严重的地方病之一。截止1995年底共发生人间、鼠间鼠疫148起。其中人间鼠疫55起，发病146人，死亡94人，死亡率为64.38％。[34]还有，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已超过1.2亿人，发病人数超过3000万人。即使从这份业内人士称之为相当保守的统计中，我们推演出的结论也依然不轻松：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中国，超过1.5亿人“染指”乙肝。这意味着，不到每10个人中就有1个乙肝患者。乙肝患者已生活在公众周围。[35]此外，早在五六十年代，成功防治血吸虫病被认为是我国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标志。当时很多地区基本上消除了这种地方性的疾病。但是，最近几年血吸虫病又重新出现。目前全国有427个县市区存在血吸虫病疫情，受威胁人口约6500万人，患者达到81万例。[36]但这些疫病都没有足以构成可以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造成了巨大损失”的风险。 那么，“风险”是谁定义的呢？自然，越难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其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但一个偶然事件被定义为“风险”是在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风险”需要相关行动者对其“冠名”和“合法化”。一些群体被认为极具风险的事件往往被其它群体默认视之。所以，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事件要取得“风险”的地位，取决于这个事件所涉及的群体的“话语权”。而无论是对“风险”的“冠名”还是“摘帽子”，流言或谣言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7]双向电子媒介正是在流言或谣言的传播中展示了它们在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化了中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我国内地，SARS疫情最重的是广东和北京。广州的“危情”起于2003年2月8日。其“风险”是通过双向电子媒体传播的各种流言而“冠名”的，但没有被“合法化”。《南方周末》的记者余夕和张捷在2003年2月20日的综述是这样的：“2月8日：未被重视的手机短信2月9日：电话传递的消息。2月10日：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逃……2月11日：政府出面，恐慌缓解。上午十点半，广州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电视台现场直播，……（市民）恐慌的心理缓解，……。”[38]就这样，通过双向传播，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对当时发生的疫病冠上了可以致命的“风险”这一名称。这种“风险”是如此之大，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逃”。人们没有逃，是因为这种“风险”没有被政府（权力或权威中心）“合法化”。。这天夜晚，十有八九的电话都在传递着广州流行致命病毒的消息。……。。无数条手机短信在重复着同一个内容：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但由于）以往，短信不具名的发送方式使人随意地传递着各种消息，太多的笑话、推销、色情和骗人的信息败坏着短信的声誉，（于是这条消息的可信度也被打了折扣）……。 正如前边提到的，越难预测和控制的风险，其潜在的危险性就越大。SARS就属于这种风险。当这种传染性极强，当时还无法确认的病毒危害到诸如广州这样一个市民年收入和受教育水平都较高的大都市时，[39]市民这个群体通过手机和电话对此进行了反应。但这种反应不是具有集体特征的反应，而是个人在各自私人社会网络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广州这种现代化特征较高的都市里，公众对风险的反应被个人化了。[40]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在广州发生的SARS没有被合法的承认为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造成了巨大损失”的风险；二是为什么被社会网络化了的个人对当时还知之甚少的SARS反应在几天之内达到了恐慌的地步。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在我国内地，虽然广州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大都市，但它不是全国范围的政治、文化中心。无论是从染病的人数还是患者的死亡人数来说都不会构成对“社会稳定和对外交往、造成巨大损失”的潜力。也就是说，广州市市民作为一个群体，不具备给这常突如其来的疫病所带来的风险“合法化”的话语权。
要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明白生活在网络化状态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灾难性突发事件的软弱性。事实上，《南方周末》在2003年2月20日正是用“脆弱的城市”为题来综述广州的“危情五日”。我们在本文的前边曾较详细的讨论过“本土社区”和“社会网络”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的特征。根据外尔曼，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其成员之间互相提供各种支持。事实上，社会网络的作用的核心作用之一便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双向媒介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41]但以媒介为交流工具的社会网络与以面对面接触为核心的本土社区有着本质的不同。[42]前者由于失去了与本土交流的能力而变得异常脆弱。一位只有一天没有听到手机铃响的年轻女士这样回忆说：[43] 我坐在一大堆材料后面忙碌。忙里偷闲我甩开工作稍事休息。忽然间，我觉得今天有些不正常，有些怪异，是不是什么不对头？我捂着脑袋想了一阵，哦，今天我的手机没有响。
……
整个下午，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一个安静手机的紧张对峙。我无比警戒又无比期盼地看着它，心里充斥着莫名的恐慌---今天我是被遗忘了。漂亮的手机无辜地望着我---一个被现代化完全俘虏的可怜女子。
……
回家的路显得孤独而漫长,看着都市的人海车流,感觉自己像一个草芥子被抛掷到汪洋中。在现代化装备完善的时代里,我们能随时找到要找的人---只要想。人与人的距离变的如此明澈却又遥不可及……。
这位孤独的年轻女士下班后回家，但这个家已不是具有传统意义上左邻右舍（本土社区）的“家”。那位女士一天未听到手机的铃声就惶惶不安，是因为她知道即便是回到家里自己也摆脱不了“像一个草芥子”的感觉。她唯一能够证明自己还存在着的方式便是通过手机或其它双向电子媒介进行的交流，特别是与她的社会网络中其他成员进行的交流。
我们都生活和工作在相对固定的地点或者说场所，也不同程度上有着自己的社会网络。但这种社会网络不能防止我们成为离散孤独的人群。因此，在当代的社会条件下，真正能减少不确定性的本土传播主要表现在低信任度的人际传播上。“一诺千金”的时代不需要手机来沟通。离散社会意味着“一诺千金”时代的结束。“媒介即信息”。手机在我国迅速扩散的信息之一便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降低或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当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已经离不开手机、电话和因特网的时候，也就进入了再也不能肯定我们的互动是否会产生预期结果的时代，无论这种预期的结果是对私人约会时间或地点的保证还是对工作或合同的承诺。这种传播行为是基于被场所化了的本土，离散孤独的人群为了减少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不确定性而进行的挣扎。
这里的关键是，在以社会网络为基本社会结构的离散社会里，由于本土社区的解体，人们在失去了本土交流的能力的同时，也没有了基于个人信任的心理安全感。这使得他们对本土发生的事件的应对能力被极大的减弱了。此外，无论是社会网络还是双向传播网络，都没有类似于传统社会和大众传播中所存在的中心。[44]其结果是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离散大众在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突发性事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在广州发生的双向电子媒介与SARS类恐慌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化使我们增加了对双向电子媒体的依赖。这种依赖导致了对“风险”的理解、表述和控制能力的减弱。[45] 更详细的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双向电子媒介来维持自己的社会网络或者说来减少不确定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网络成员的确具有为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冠名”的能力。但在涉及SARS这样危害到个人重大切身利益的突发灾难性事件面前，这种以链接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由于没有“中心”不但不能成为其成员的精神依托，反而成了协助“流言”或“谣言”扩散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过双向电子媒介在各自的社会网络中进行的传播往往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不确定性。从另一个角度讲，正因为SARS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对它的抗争自然要求公众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抗“非典”属于集体行为。社会集体行为需要“中心”来领导。也就是说，要减少这种在SARS类突发性灾难时期由于社会网络传播而造成的不确定性，需要的是能协助发布“中心”或“权威”信息的大众传播媒介。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
2、SARS与大众传播
我们在上边反复提到大众媒体或大众传播与“中心”的关系。大众媒体之所以为“中心”所青睐，是因为大众媒体能够进行从点（传者）到面（受众）的传播。更重要的是，这种传播基本上不但是既单向又公开而且涵盖了不同层面的受众。此外，受众彼此并不相识。他们是缺乏组织、基于共同兴趣聚集在一起、可以为共同目标激活的集合体。[46]我们在前边提到过，说服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当我们考虑到现代社会中的大众媒体时，说服手段分配不均就更明显。印刷机、广播和电视发射机、扬声器和扩音设备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对个别公民拥有巨大的说服优势。个别公民的答辩，只能是关掉电视或收音机，或者拒绝购买特定报纸。而在现代城市生活条件下，他无法避免完全成为暴露于控制无所不在的通信媒体的那些人的大量说服之下的一名“受制听众”。[47]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媒介从根本上讲是偏爱“中心”的媒介。 广州的“危情五日”结束于“政府出面，恐慌缓解”。当一些广州市居民达到了想到了逃的地步的时候，最后只能由广州市政府这个权威中心举行通过电视直播的新闻发布会才缓解了市民的恐慌心理。不论广州市政府所发布的信息是否准确，关键是在一个社会网络化的社会中，它只能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体来来减少不确定性。因此，在SARS爆发期，就维持社会秩序和要求公众履行他们的社会责任而言，大众媒体的作用就成为这部分问题要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深层意义在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双向电子网络传播其实就是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传播。在诸如SARS这类突发性灾难面前，社会网络传播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对政府或任何其它“中心”通过电子大众媒体进行传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仅从2月8日到10日，有统计表明，广州每日手机短信发送量从4000万条到4500万条不等，8成市民从手机短信获得“非典”的信息。[48]二月上旬的广州，谣言几起几落，出现了两次抢购风潮。但正如夏倩芳和叶晓华（2003）观察到的，这些抢购风潮都在诸如《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等大众媒体发布“放心”的消息后而平息。 具体到北京，可谓无独有偶，但社会网络传播或者说双向电子传播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深一层的展示。对于后来北京“非典”的爆发，《南方日报》驻京记者南香红和李海鹏以“北京：‘非典’中的4天”为题进行了综述。在他们的报道中，再次揭示了“中心”的重要性。中央政府2003年4月20日在北京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指出疫情严重并免去两位部级官员的党内职务。在这之前，北京并没有发生市民的大规模恐慌。这显然与当时的卫生部领导人通过大众煤体传播的信息有关。受众被告知既没有发现原发性病例，病原也没有向社会扩散。但是，当受众了解到他们面临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的时候”或者说SARS疫情被“合法化”后，“北京人……大量地打电话、发短消息”。这些“电话”和“短消息”一方面起着化解人们“巨大的心理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传播着诸如“封城”之类的谣言。因此，真正能化解大众恐慌情绪的工作又落到大众媒介或权威中心的肩上。北京急救中心自21日开通了10条“非典”电话咨询或者说发布权威信息的热线，号码由电视新闻公布。“自那时起，电话就没断过”。与此同时，北京政府部门通过大众媒介加大了对群众的宣传，各行政部门的政令也一道道地颁布下来。[49] 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广州的SARS“风险”没有被合法化，而北京的SARS“风险”被政府合法化了，但正如前边提到的，无论是从患者人数还是死亡率来讲却都比北京要低。说的更尖锐一些，为什么在政府向世界公开了北京的疫情（合法化）之后，北京的疫情发展反而比没有被公开的广州更严重呢？接下来还可以问：如果北京的疫情按广州的方式处理，北京的SARS患者和死亡人数会有大的变化吗？我们固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历史不能重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对SARS疫病的防治而言，无论是患病人数还是死亡率，从根本上讲都是医疗技术或机制方面的问题，属于卫生部门的范畴之内，而不是政治问题。当然，社会流动是SARS疫病传染的根本原因，但我们没有数据表明上海或香港的社会流动比北京低。这就是说，对SARS疫病的防治并不是其从政治上被“合法化”的理由。是北京的政治地位、全球性的社会流动、西方某些媒体对在我国发生的SARS的报道和政治化、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脆弱都市大众通过双向电子媒介对SARS“风险”的“冠名”等因素使我国因SARS的爆发而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风险中。北京是我国政治、文化中心。从经济上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局。”在北京发生诸如SARS这样的“突发性疫病”灾难，具有对全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对外交往产生后果难以预料的潜在“风险”。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但把这种风险“合法化”则与上边提到的其他因素直接相关。
由于全球化而产生的全球性的社会流动很容易的把在我国发现的SARS疫病扩散到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的不同，这些国家的媒体不可避免地会从政治的角度来报道和评论这场疫病。例如，田发伟和李希光[50]观察到：“早在中国政府公布北京SARS病例大量增加之前，也就是官方不断说北京的疫情得到了控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就开始了持续的报道，和（中国）政府唱反调，说北京已经有大量的SARS病人，远远超过政府公布的数字，政府一直在在向公众隐瞒真实的疫情，……。”“（《华盛顿邮报》的）大多数报道以负面为主，批评（中国）政府处理不当。” 诸如《华盛顿邮报》类的大众传播媒体有着国界限制，但因特网是没有边界的。“网络论坛一直伴随着‘非典危机’报道，在4月20日之前（大众媒体）报道受限制的情况下，网友言论发布了许多媒体报道的消息，张贴境外媒体消息，散布猜测类恐慌流言。20日后，随着（我国）主流媒体报道激增，疫情公开化，（网络论坛）与（大众）媒体报道趋向基本一致”。[51]因特网与其它双向电子媒体（例如手机）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信息在社会网络里的自由流动状态。但这些信息常常含有不确定性因素（例如流言或谣言）。而社会网络是不具备过滤不确定性因素的功能的。在涉及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突发性灾难面前，正是社会网络的这种特征对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当这种首先被西方媒体政治化，并通过社会网络传播被不断严峻化的SARS疫病挑战出现在首都北京的时候，就具备了对其从政治上“合法化”的条件。 SARS疫病突然使得疫区的人们意识到了他们的相同利益。疫病本身不具备意识形态色彩，因此这种利益也是能够转化为共同利益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通过发展集体身份感并找到或建立一个保卫和促进他们利益的组织，成功地实现动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就成为每个人的利益”。[52]但当代大都市呈现出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个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及各网络之间松散的链接（Weak Ties）。就维持社会秩序而言，这种没有中心的社会结构在突发性灾难面前存在固有的脆弱性。换句话说，处于离散状态，生活在社会网络中的大众自然知道SARS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并且能够通过社会网络传播对这场疫病的风险冠以“致命流感”等的名称。但也正因为他们的社会生活已经网络化，从而失去了“发展集体身份感”的能力。这是在2002年2月SARS在广州爆发时，当人们从各自的社会网络传播中得到疫病的消息后不到4天时间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逃”，而不是“集体抗争”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当代大都市在突发性灾难面前如此脆弱的根本原因。因此，那个能够“保卫和促进他们（市民）利益的组织”只能是政府。 社会网络传播在诸如SARS类突发灾难性事件爆发期间所导致的“恐慌”足以对社会秩序构成严峻的挑战，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等。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广州市政府没有对SARS疫病的“风险”合法化，但通过大众媒体成功的做到了“政府出面，恐慌缓解”。当SARS疫病扩散到北京，其潜在的“风险”又包括了“影响对外交流”。这是中央政府将全国的SARS疫情“合法化”的外因。其内因是上边提到的离散社会中脆弱的公众对政府领导抗争SARS疫病的依赖和呼唤。这也是为什么在广州政府一出面，因SARS而产生的“抢购风波”和“恐慌”就平息的原因。说到底，因为SARS疫病涉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它本身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在“流言”或“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公众非常需要“权威”和“中心”的领导。
但是，如果政府仅仅停留在对SARS疫情“合法化”这个层面，那就会进一步加重公众的恐慌。起码就SARS类疫病而言，“谣言[往往不会]止于公开”。SARS疫情在北京公开后不久便出现了“封城“等谣言便是明证。事实上中央政府也没有停止在对SARS疫病的“合法化”及防治这个层面，而是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了一场“成功地实现动员，那么所有人的利益就成为每个人的利益”的宣传。在分析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报纸的相关内容之后，夏倩芳和叶晓华[53]综述了这段历程： 4月6日后，“非典”报道适度放开，数量增加，“有效控制”继续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描述疫情的词汇。但是疫情描述的词语逐渐生级，“灾难”、“非典肆虐”、“没有硝烟的战场”等表现出形势的严峻。4月20日后，更成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难”、“危难”、“国难当头”。4月6日以后，政府预防措施和行动报道增加，成为报道主体。20日后更是铺天盖地，一方面事实更加具体、更充分、更明确，试图勾勒出务实政府形象。大量的具体措施报道有助于协调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另一方面，主题词更强势有力，掷地有声，具有鼓动性。“抗击非典”、“万众一心”、“人民战争”、“高度负责”、“民族精神”这些鼓动性极强的政治词语，既将这场危机定位成全民运动，又着意塑造危机政府的形象。进入5月，细微的变化是，贯彻中央“中央一手抓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的思路，经济方面的报道增多，“非典”报道中“巩固成果”、“毫不松懈”、“再接再厉”等词语渐多，表现“非典”战役初见成效，以及政府的信心。
通过大众媒体，我国政府将这场抗击SARS疫病的斗争从意识形态上上升到了“人民战争”的层面。这点在对有关医护人员的报道表现的更加突出。“随着（北京）疫情的严峻，（报道的）主题词不断升级，从‘白衣天使’到‘白衣战士’、‘非常战士’，20日后‘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临危授命’、‘非常英雄’等词语频率极高，壮烈感人，……”。[54]人民战争可以激活一个民族，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这里早已超出了SARS疫病本身的防治问题，也没有停留在社会秩序问题这个层面，而是上升到“国家有难”或“民族精神”的高度。在抗击SARS疫病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通过大众媒体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 以上的讨论表明，在全球范围的社会和信息流动和都市中社会（人际关系）的网络化的条件下，政府必须对SARS类突发性灾难的潜在风险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评估并做出公开反应。不论是否对诸如SARS类灾难所带来的“风险”合法化，但必须做出反应。这里的要点是，面对在社会网络传播的挑战，这种反应只有通过大众媒体才能达到预期效果。[55] 三、结语
我国正经历着都市的社会结构网络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人际传播转化为通过当代电子媒介的社会网络传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传播与全球性信息流动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是当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的部分主要原因。我国SARS疫病的爆发和防治经历告诉我们，社会关系网络化了的都市存在着固有的脆弱性。在突发性灾难出现时，反映到社会网络传播上便是生活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加，很容易达到恐慌的地步，从而凸现出“权威”或“中心”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在以社会网络为基本社会结构特征的都市中，政府的重要性不是减弱而是加强了。大众不仅需要而且依赖政府的领导，起码在突发性灾难爆发时这一点很突出。反过来说，尽管这种需要和依赖往往是工具性的，如果政府不能准确评估社会关系网络化了的社会存在的各种风险，社会网络传播就会成为一种后果难以预料的挑战。而对社会网络传播所带来的任何挑战的应对，都离不开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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