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斯报道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以三份报纸媒体为例

王辰瑶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本文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青年报》在萨斯报道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三份报纸尽管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报道失衡、态度单一的问题，但不同定位的报纸在处理上体现出了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SARS报道；人物形象；报纸媒体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

2003年的春天对于大陆新闻界来说是个与众不同的春天：有关伊拉克战争直播得失的讨论方兴未艾，针对萨斯危机的新闻报道又迅即展开。面对萨斯这样一个肆虐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媒体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身处一个急需信息的时刻，人们对媒体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平时，而此时媒体的倾向、态度和观点对人们的影响也将更为直接。另一方面，从媒体自身的角度说，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是媒体百倍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机会，但更是公众对媒体公信力的一次检验。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人们接触媒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如果不具备这种可能性人们就会转向其他替代性的满足手段；（这正可以解释萨斯危机报道前期“大道不行，小道流行”的原因）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评价。[i]如果受众感到媒介的表现并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那势必会改变对媒介的期待，影响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新闻媒体在萨斯危机中的表现引起了新闻学界的极大兴趣，各大新闻学术期刊纷纷登载有关萨斯危机报道的专题讨论。许多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评价了新闻媒体在此次萨斯报道中的功用，这对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危机报道规律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综观现有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定性分析，对提出的一些结论缺乏相关的佐证。虽然也有一部分研究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但主要是从统计报道数量着手，以此说明媒体的“前期失语”，而对“后期”报道的具体内容却涉及不多。

本文有感于此，希望能通过对萨斯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content analysis），为评价新闻媒体在萨斯报道中的具体表现提供一些佐证。具体说来一是比较不同类型的报道对象（如领导者、医护及科研人员、患者及疑似患者、普通群众等）在媒体上呈现的形象差异，以此推测媒体的倾向和态度；二是比较三份报纸在报道同类人物时的差异；通过这两方面的比较试为以下的研究假设提供支持或否定的论据。

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并结合自己的感受，笔者认为可以提出下列研究假设：

1、从报道量上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如对医护人员强调得过多，而鲜有从萨斯患者、疑似患者和被隔离者角度进行的报道。

2、报道态度以正面宣传为主，而对实际存在的恐惧、慌乱心态很少客观分析。对一些责任者的临阵脱逃和渎职媒体报道得很少，即使有也只是对行政或组织处理结果的通报，基本没有发挥媒体的独立监督功能。

3、以上两点指的是一般情况，而不同定位的报纸媒体在此次萨斯报道中表现出的实际倾向上有较大差异。

二、研究方法与设计说明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内容分析”，也即通过“一种对显明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ii]为上文提到的研究假设提供相关论据。

人物形象研究是内容分析中的传统研究项目，早在1934年，辛普森（G.E.Simpson）就以“费城报纸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the Philadelphia Press）为题，用内容分析法探究了费城报纸中的黑人形象。[iii]1960年代后期兴起的“培养分析”理论（cultivation analysis）也大量使用了内容分析方法解读媒体上出现的人物形象。比如，格伯纳（Gerbner.G）等人对美国821部电视剧和节目中的11754个出场人物进行了统计，发现美国老年人在电视媒体上的出场比率仅占所有出场人物的2%，远远低于实际生活中的11%，而且老年人还被做了大量“非善意的”描述，这也与老年人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不同。[iv]

本文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三份报纸媒体中在萨斯报道中出现的人物形象进行统计和分析。具体的研究设计如下：

1、时间跨度：2003年4月20日——5月26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跨度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厅首次就萨斯问题召开记者招待会，这个日期也被认为是中国抗击萨斯前后期的分界线。4月20日之前，媒体在萨斯问题上的“集体失语”已被许多文章批评过，本文并不想再以此为关注点。4月20日之后，媒体才开始相对全面地介入萨斯报道。如果要分析萨斯危机中的媒体表现，自然要尽可能排除政治原因，从4月20号之后算起。其次，4月20日至5月26日也是中国受萨斯肆虐最重的一段时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疫情统计显示四月下旬到5月下旬全国日新增病例都在两位数，四月份更是一度达到三位数，而5月26日之后，全国日新增病例都在个位以下，抗非斗争大局已定。[v]从疫情统计不难推测，4月20日至5月26日必然也是媒体上萨斯报道最集中的时间段，以此分析较有代表性。

    2、分析对象：《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青年报》的萨斯报道中以人物事迹、言论、生活状况和思想活动为主要报道内容的消息和通讯。（来稿、图片、约稿和评论不在统计之列）选择这三份报纸作为分析对象首先是因为这三份报纸都颇具影响力，受众量大而且层次广泛；其次，这三份报纸往往被研究者看成是三类报纸的代表，特点鲜明，典型性强。如《人民日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在重大问题上直接反映最高层领导的指示和意见。《中国青年报》自改革开放之初起就以“敢言”著称，对许多重大新闻的报道都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的经典。而《北京青年报》的崛起虽远远晚于前两者，但却是新一代都市报中的先行者，领一代风气之先。以这三者为分析对象，虽仍不免挂一漏万，但相对而言是有一定普适意义的。

3、所建类目：依据人物身份不同分为四类,分别是决策者（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及各级防非指挥部负责人）、执行者（包括医护、科研工作者、流调人员等奋战在抗非第一线的人）、受害者（包括患者、疑似患者和被隔离者）和一般群众。根据危机反应理论，危机中的人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危机受害者（受到危机影响的人）、危机反应者（对危机有反应的人）、旁观者（站在旁边观望未被危机直接波及的人）。[vi]本研究所建的类目基本遵从这个分类标准，只是把“危机反应者”分成了“决策者”和“执行者”两个部分，以此凸现领导人和医护人员在此次萨斯危机中的突出地位。此外，由于萨斯危机的特殊性，“一般群众”受到的波及和影响要大于传统意义上的“危机旁观者”。

4、评价指标：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建立，一是“重视指标”，即统计媒体对不同对象的报道篇数，以此反映媒体对某一类人群的重视程度；二是“倾向指标”，即判断媒体对某一报道对象的态度是赞扬、批评还是中立，这一指标能够更加鲜明地反映媒体立场。为了便于操作，本研究主要通过新闻标题来把握媒体的态度。比如，标题中含有“勇士”、“白衣天使”、“生死度外”、“亲民”、“义无反顾”等褒义词的，即视为“赞扬”；标题中含有“贻误战机”、“无力”、“不力”、“逃逸病人”等贬义词的，即视为“批评”；而标题中没有表示感情的词语而只有客观描述的，如“强调”、“要求”、“检查”、“主持召开”等词汇，即视为“中立”。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词汇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感情色彩，但在萨斯危机中被赋予了褒贬，比如“推迟婚期”本无所谓褒贬，但在特殊情况下，就暗含了媒体对医护人员的正面评价，应属于“赞扬”的范畴。

三、统计结果

表1：重视指标

表2：倾向指标

2.1

2.2

2.3

2.4

（一）从重视指标上看，“执行者”受到的媒体关注度最高，占全部篇目的34.58%,而“受害者”受到的关注度最低，只有全部篇目的12.94%，“一般群众”为28.61%，“决策者”为23.89%。但对于不同的报纸媒体来说，这一关注度的顺序又有所不同。《人民日报》的重视程度分别是：执行者（44.72%）、决策者（32.52%）、一般群众（15.46%）和受害者（7.32%）；《中国青年报》的重视程度是：执行者（30.69%）、决策者（28.71%）、一般群众（22.77%）、受害者（17.82%）；《北京青年报》的重视程度是：一般群众（41.01%）、执行者（29.78%）、决策者（15.17%）、受害者（14.04%）。（百分比统计采取四舍五入，存在一定的误差，总数相加有可能不等于1。下同。）

（二）从倾向指标上看，在此次萨斯报道中，媒体对这四类人都以赞扬和中立态度为主，各家媒体的批评报道数量基本上都远远少于对同类报道对象的赞扬报道数量。在对决策者的报道中，中立的态度占了绝对的数量，主要是通报领导者的决定和活动，而对领导者的行为很少进行感情性的描写；在对执行者的报道中，赞扬的态度是绝大多数。如《人民日报》甚至没有对执行者（主要是医护人员）的批评报道和中立报道；对受害者的报道态度总的来说分布得比较平均，但是不同报纸在处理上差异较大。《人民日报》虽然关注的不多，但主要是赞扬的态度，肯定受害者的“成熟坚强”、“乐观”、“智者无畏”等。《中国青年报》态度比较平衡，既有对受害者“平静”、“坚持”等心态的赞许，也有对“欺瞒”、“散布谣言”等少数人行为的谴责，但更多的还是对受害者客观状态的描述。《北京青年报》对受害者的态度也以客观描述受害者情况的中立报道为主，但需要指出的是，《北京青年报》对受害者群体的批评报道超过对他们的赞扬报道，这是统计中发现的唯一一个批评报道数量超过赞扬报道数量的例子；对一般群众的报道，三份报纸也都以赞扬为主，相对而言，《中国青年报》所持的批评立场是最明显的。

四、人物形象分析

（一）对执行者的报道

尽管对以“医护人员”为主要群体的“执行者”重视程度最高，但篇数优势并不很明显，对“一般群众”和“决策者”的关注度也紧随其后。《北京青年报》对一般群众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执行者（主要是医护人员）的关注度。不过,本项研究虽没有对同属于“执行者”范畴的“医护人员”、“科技工作者”、“流调环卫人员”等其他一线人员再做进一步区分，但在接触这些报纸媒体后确实感到存在一些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比如对医护人员的报道分量很重，而对于科研工作等同样重要的岗位引起的关注却不够。从报道倾向上看，这三家媒体对执行者的角色形象都是最认同的，其中又以《人民日报》的赞扬立场最为鲜明。所有相关报道都体现了媒介的肯定态度，在标题中使用了大量感情色彩强烈的褒义词如“书写忠诚”、“义无反顾”、“生死度外”、“无所畏惧”、“挺起民族的脊梁”、“挺起不屈的脊梁”、“托起生命之舟”等。对执行者的称呼也很少使用“医生”、“护士”等中性名词，而代之以“白衣天使”、“勇士”、“天使”、“革命烈士”、“战士”等称谓。《中国青年报》在态度上和《人民日报》倾向相同，都非常肯定执行者尤其是医护工作者，但从标题来看，《中国青年报》用了更多“实指”的词，如“以身试验”、“战斗”、“上战场”等，对执行者的生活心理状态作了较朴实的描写，如“泪花流”、“热爱生命”、“热爱工作”等。《中国青年报》对执行者使用的代称是“堤坝”、“英雄”、“欢乐天使”等。《北京青年报》对执行者的报道是三家媒体中最为中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北京青年报》在4月27日成立了“白衣战士后援热线”版块，对医护人员的需求进行了较多的报道，如“给姥姥找个好陪护”、“急征血清”、“征集收音机”“给孩子找家教”等。同时，《北京青年报》也对执行者的生活细节和心理状态进行了较有人情味的刻画，如“心愿成真”、“真不易”、“险些虚脱”、“下线轮休”、“见到家人”、“笑对生活”等等。《北青》对执行者的代称是“白衣战士”、“白衣天使”、“天使”、“非常战士”、“前线铁娘子”、“城市英雄”、“‘南丁格尔’”等。此外，在三份报纸中，《北京青年报》对执行者的报道范围也是最广的，除了医护人员外，还较多关注了流调人员、青年志愿者、警察、环卫工人、殡仪工人等其它一线人员的状况。

（二）对决策者的报道

《人民日报》对决策者最为重视，远远超过《中国青年报》和《北京青年报》，这反映出《人民日报》政府喉舌的定位以及在重大危机时刻发布政府消息的权威性。从报道倾向上看，三家媒体对决策者的报道都比较中立，主要集中在对决策者活动和言论的客观描述上，如“考察”、“要求”、“强调”、“答记者问”、“检查工作”、“慰问”、“看望”等。中立报道、程式化的报道占绝大多数，意味着媒体对决策者形象的树立比较薄弱。事实上，危机应对理论对危机处理决策者的形象非常看重，认为树立果敢、坚毅的决策者形象，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公众信心。《中国青年报》处理得相对好一点，“忧心非典”、“夜不能寐”、“泪流满面”、“热情洋溢”等一些富有感情的词语，塑造了决策者“亲民”、“负责”、“有人情味”的形象。此外，对一些决策者的不力反应媒体作了相应的批评报道，使用了如“被罢免”、“受处分”、“懈怠”、“贻误战机”等贬义词。尽管媒体的自主监督作用发挥得还不充分，但是在党政处分作出后媒体能迅速向社会公告，实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

（三）对受害者的报道

对受害者的重视程度明显偏低，是三家报纸都存在的问题。比如《人民日报》对受害者的报道比例仅有7.32%，而且报道的对象也基本是被隔离的大学生，真正涉及“非典”患者的少之又少。对于危机报道来说，这种过于淡化受害者的处理方式无疑是不够平衡和协调的。此外，《北京青年报》对受害者群体的批评报道超过了表扬报道，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媒体对受害者群体的一种“敌视”态度，即容易把目光停留在少数不良不法的受害者身上，而漠视了绝大多数受害者的痛苦和他们应该被尊重的权利。媒体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公众的判断，试想如果报纸上充斥的是萨斯患者逃离医院、威胁他人、拒绝配合治疗等信息，一般群众很难不对萨斯患者及痊愈者抱有偏见。有些康复出院者回家后无人理睬，甚至被人在门口倒上秽物，这与大众传媒有意无意的误导恐怕不无关系。正如陈力丹所言，萨斯过后，大陆的新闻媒体应该反思的是，“有没有对生命的轻视倾向，有没有对死亡的麻木”。[vii]

（四）对一般群众的报道

《北京青年报》对一般群众的报道是最为重视的，报道数量上超过了《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总和，鲜明地体现出报纸的贴近性。三家媒体对一般群众的态度都比较肯定，《人民日报》侧重于报道一般群众“向医务人员致敬”、“向抗非英雄学习”、“捐款捐物”等；《中国青年报》侧重于报道一般群众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如首都大学生激辩该不该回家等）；而《北京青年报》报道的范围最广泛，涉及演艺明星、医护人员家属、工人农民等诸多亚群体，报道内容也五花八门，如捐款捐物、看升旗、办网站抗“非典”、举办音乐会、给爸爸背唐诗等。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凸现的是一种精神导向，但比较空泛；《中国青年报》在理性上下功夫，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和伦理；《北京青年报》从小事入手，如拉家常，朴实生动，贴近百姓生活。

五、 总结

从对三家报纸媒体的统计分析不难看出，上文提到的三个假设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明。三家报纸对受害者群体的报道比重都明显偏少，但对一般群众的报道量却因报而异。以决策者为主要道对象的报道量比想象中的要多，和非常抢眼的医护人员报道在数量上相差无几。但由于对决策者的报道基本还停留在“视察”、“讲话”、“要求”等程式上，以消息和通告为主，所以尽管数量多，但报道效果其实有限。在报道态度上，正面宣传仍然是主流，但不同媒体对不同人群的报道倾向差异较大。《人民日报》沿袭传统，以弘扬和倡导为主，报道态度非常鲜明，但也往往因此失之简单；《中国青年报》在以正面报道为主的前提下，凸显了一贯的“思辨”色彩，对萨斯危机下人们的各种心态和思想矛盾进行了客观而理智的报道；《北京青年报》的人情味最浓，对医护人员的处理没有简单的“英雄化”，而是把她们看成有需求有麻烦需要帮助的普通人。对一般群众在萨斯期间的生活细节也花了大量笔墨。但《北青》对萨斯受害者的报道以负面居多，似乎暗含了某种“敌意”。这种潜在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会消弭媒体在危急关头表现的社会责任感。

本研究的局限在于：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只涉及报道不涉及评论和来稿，而后两者往往更能体现媒体观点；在分析中以粗线条的划分为主，对隐匿在语词、结构背后的媒介潜在态度揭示得还不够充分；和报纸媒体相比，电视对报道对象的形象塑造似乎更为成功。人们对一些领导人、医护人员的了解和认同往往更多来自后者。以上这些局限，希望能留待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