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心理、舆论成形、媒体作为

——SARS期间媒体报道的舆论学分析

栾轶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摘  要：SARS是突发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群体，一方面是事件的主要经历者；一方面在舆论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群体还是媒介传播及施加影响的主要对象。综合以上三点，在考察SARS期间的“舆论传播”与“媒体作为”时，群体心理是一个首要因素。群体心理直接影响着“舆论成形”———“舆论产生、扩散及取得强势地位”的整个过程；也直接决定着“媒体作为”——媒体在传播过程中应如何不应如何作为等一系列过程。本文将集中探讨“群体心理是如何影响舆论成形的？媒体在报道时应该怎样适应和引导群体心理，从而使正向舆论得到扩散，并使新闻舆论最终取得优势地位”这一话题。

文章首先对“群体心理特征”进行概括性描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SARS期间舆论扩散曲线”进行描述性研究，SARS期间舆论扩散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新闻舆论真空期”，“新闻舆论形成期”，“新闻舆论成形期”，文中试图分析群体心理在这三个阶段分别是怎样影响“舆论成形”——包括“舆论产生、扩散及取得强势地位”的；此外，还分析了在这三阶段，媒体扮演了何种角色，哪些是媒体的正向作为？哪些是负向作为等问题。最后，本文试着回答，突发事件中，媒体应该如何“作为”——即如何促进“正向舆论成形并取得强势地位”？具体来讲，在战略层面，文中提出“既成信息（观点）”报道要抢占先机”； “生成信息（观点）”报道要适时适度；从“信息传播”到“信任传播”等三方面。在战术层面：则提出形成“新闻舆论”意味着媒介应采取“断言”、“重复”、“传染”并且要“讲究修辞”等手法。

关键词：群体心理；舆论成形；媒介作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一、心理群体与群体心理特征：

群体，在心理学上讲，就是指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因外界刺激，全都转向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心理群体产生往往因为突发事件，使得成千上万个体进入一种心理状态，从而成为一群被组织化了的群体. SARS是一个突发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媒体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共同心理特质的心理群体。

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对心理群体作了如下定义：“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像因为结合成一种新的存在而构成一个生命体的细胞一样，会表现出一些特点，它们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1]

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与个性被削弱，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这一群体，因为外界受到突发事件的刺激，内部受到无意识的控制，表现出“易受暗示、情绪传染、促发行动”等特征，在这次SARS事件中，“谣言飞传、抢购风潮”等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样一个心理群体的存在。

对这样一个心理群体心理状态的把握是了解SARS期间舆论成形的前提，也是反思SARS期间媒体报道成败得失的一个切入点。

突发事件中的群体具有如下心理特征：

1、免责鼓励下的“集体无意识”： 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个人便敢于发泄自已本能的欲望。正是个人受到免责鼓励，个人本能的欲望便得以全面释放，很多“臆想、夸张、偏激、丑恶”平时存在于个体潜意识的欲望，在心理群体中都有了释放的可能，有了浮出水面的机会。

2、易于接受“暗示”的“心理传染”现象：心理学发现“通过不同的过程，个人可以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人格意识的状态，他对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惟命是从……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有着同样的作用，相互影响使其力量大增”。[2]身处群体中，心理传染如同病毒一样，迅速且感染力强。群体很容易接受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3、群体心理意向前倾，在外界刺激下，很容易促发“行动”：由于群体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在免责心理的鼓励下，传染心理的影响下，个体很容易将自己内心的动机表达出来，从而直接导致“行动”。在SARS期间，最明显的就是随着“飞机撒药、北京封城、醋与板蓝根能治‘非典’”等谣言传播；随之而来的就是群体行动——“抢购风潮”“逃离北京”等现象的大量出现。

4、群体倾向“形象思维”，拒绝“逻辑推理”： 不要指望群体能“理智”的思索，群体更像是个“感性动物”，它用形象来思维，常常将歪曲性的想像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这种集体幻觉似乎具备一切公认的真实性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人观察到的现象。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人接受。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以及接受暗示的途径与方式。这里的“环境”，实际上就是“媒介作为”的空间。

群体不受推理影响，它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观念。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影响群体更多的是借助“感性”，而不是“理性”。因此，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要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或恐惧的感情，之于大众媒体而言，首先是要尝试着体会这种情绪，然后用暗示性的概念去改变群体原有的看法，这样才能最终回到媒体起初提出的想要影响群体的观点上来。在这一过程中，还要不断地根据传播效果改变“报道措辞”。

二、SARS期间舆论扩散曲线

舆论研究，主要研究“意见是如何产生、扩散及取得强势地位”这一过程。

研究SARS期间舆论扩散曲线，首先要研究这一时期，意见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扩散的？哪些意见在传播过程中最终取得强势地位，成为主导舆论？原因又是什么？

舆论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是无数公众意见的集合？还是公众对意见领袖给定意见选择的结果？舆论又是如何扩散的？——它是遵循着“先是无数个体意见集合，再经由意见领袖选择与影响，从而使一些或某种意见取得优势地位”这一扩散路径？还是遵循“意见最初产生于意见领袖的大脑中，再经由他们的口传播出去，交由公众选择”这一扩散路径？（被公众选择或不选择决定着这些意见最终是否能成为“舆论”？被公众选择的强弱程度决定着意见所处的强弱地位。）

是谁产生的意见？是谁选择了意见而最终成为舆论？

我们知道，对于大多数个体而言，他们不具备生产“意见与观点”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对“意见与观点”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最终决定了哪种意见能成为舆论。从这一意义上讲，舆论形成与扩散的起点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可以是媒体，可以是知名人士，也可以是一般的“意见生产者”，“意见生产者”如同头羊，有时不过是小头目或煽风点火的人，但他们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到得一致的核心）生产了意见，公众选择了意见，从而最终形成了舆论。公众对“意见领袖”给定意见的选择过程就是舆论的扩散过程；参与意见选择人数的多少直接决定着舆论的强弱。

SARS期间有哪些“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是如何生产并扩散自己的意见的？面对多元的意见，公众选择了什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些都是SARS期间舆论扩散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这里尤为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公众实际上是前文所指的突发事件中的具有相同心理特征的心理群体。

这次SARS期间的舆论传播，实质上是一般“社会舆论”（主要是指由民间意见扩散而成的舆论）与媒体的“新闻舆论”（主要是指由媒体/官方意见扩散而成的舆论）之间的一场搏弈过程。在SARS事件初期，由于传媒失语，“新闻舆论”处于真空期，在这一阶段，“社会舆论”取得了舆论的控制权；接下来，随着媒体放开，报道量增加，“新闻舆论”开始形成，成为舆论的一股力量，但是由于先前的不利影响，公众对媒体披露的信息仍将信将疑，这一阶段，“新闻舆论”与其他社会舆论依然势均力敌，并未取得强势地位；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媒体传播力度不断加大，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增加，公众经历了一段时间将受传信息与实情验证之后，转而选择媒体作为信息/观点的主要来源，“新闻舆论”由此成形，并逐渐开始取得强势地位。

（一）新闻舆论的真空期

SARS期间“新闻舆论真空”期，一般是指4月20日前。在此前，媒体对疫情的处理多是不理不睬，世界卫生组织三月二十八日发布了其掌握的正式定名为“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中国仍称为“非典”)患者数量和死亡人数这一消息，仅在英文的《中国日报》和新华社英文电讯稿中有所报道。截止北京时间四月一日，在北京各大主要媒体和网站中，只有北京市卫生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两条与“非典”有关的消息。而与此同时，由于疫情发展迅速，在民间关于疫情的各种传闻已散播开来——“谣言四天传遍布14个省”，“抢购风潮在各地蔓延”，此时，民间意见明显地占据了舆论的主导位置。

在新闻舆论真空期，一方面是“媒体不报，传媒失语”，一方面是面对突发事件，“心理群体”形成，他们“对信息极度渴望，需要被告知观点”，在这种状况下，任何观点一旦迎合了心理群体当时的心理状态，就非常容易被选择，非常容易扩散，也非常容易取得主导舆论的地位。

SARS事件前期，由民间意见而成的社会舆论空前活跃，除了前面所说的因为“媒介不作为”造成的“新闻舆论真空”这一外部原因外，民间意见（社会传言）能够迅速占领舆论市场，还在于如下原因：

社会传言的内容易于模仿：“非典”前期盛行的各类传言中，比较突出的如“熏醋、喝板蓝根可以防治‘非典’”；“盐水有杀毒作用，补碘可以防‘非典’”；“放鞭炮可以有效治疗”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买醋买盐放鞭炮这些行为都是可以仿效的，而且迎合了群体面对灾难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普遍心态，因此，这些“观点、意见”非常容易被公众选择。加之，正如前文所说，突发事件中群体的“易受暗示，易被传染，非理性”等心理特质，更是客观上促进了这些“观点、意见”被群体不辩真伪地采纳与传播。

“短信”等新技术增强了社会传言的传播力度： 与以往口口相传有所不同，这次“非典”时期，社会传言更多地借助“短信”与“网络社区”传播，新技术带来的直接影响，一是传播速度更快，二是传播精度更高（以“短信”为例，与口口相传不同，所传内容几乎一字不差，这客观上增加了内容的可信度），“短信”等新技术的介入，使得社会传言在传播过程中貌似真实，无论信度与效度都比从前大大提高。这些都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传言短时期内迅速扩散并取得强势地位。

（二）新闻舆论形成期

以4月20日为转折点，全国媒体开始加大SARS报道力度。此时新闻报道主要集中在“专家观点”“信息披露”“答疑解惑”等辟谣层面上，以《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为例，其上的新闻多为“铁道部加列车消毒力度”“卫生部下发……”“教育部通知……”等政府各部委的行政公告；除此，就是一些诸如 “通风、洗手、喝药没用等” 专家意见。这一阶段，媒体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对此前不利“社会舆论”逐一肃清上，媒体对SARS这一突发事件的报道还缺乏完整策划，还没有进入“信息全面管理”与“舆论传播并取得强势地位”的层面，舆论合力难以形成。加之，公众对媒体将信将疑的心态，都使得这一时期，新闻舆论仅仅是刚刚形成，远没有占据强势地位。

这期间，由民间意见而成的社会舆论依然活跃，诸如“北京今晚飞机撒药”“北京明天运送‘非典’病人，大气空气充满病毒”、“北京明日封城”等消息通过“短信”及“网络”迅速传播，并在相当广泛的人群中产生影响。

在“新闻舆论形成期”，媒体对社会舆论开始正面回应，公众可供选择的意见，由于媒体的介入而增加了，但为什么这一时期，公众并没有将自己的选择权投向更为强势的“意见生产者”——媒体？新闻舆论为什么没有一下子占领舆论市场？甚至在有些时候依然失控呢？（比方说，在媒体对SARS展开大面积报道后，在北京各大超市依然发生了“抢购风潮”）。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公众接受信息的惯性： 公众对信息的选择与接受具有惯性特点，新闻媒体从不报道到报道，新闻舆论从有到无，此前习惯了从非正规渠道获知信息的公众实现转向需要时间，这里存在一个滞后期。

媒体报道信息的惯性： 新闻媒体此间提供的“意见与观点”多是例行公事的，诸如“政府部门”的公告；报道角度也多为“正面颂扬”；报道措词多是“战役”“攻坚”“阻击”等缺乏“与时俱进”的语言，这种报道惯性，使媒体错失了对公众需求的有效把握。一方是，媒体作为强势“意见领袖”，并没有及时生产出符合公众选择标准的“意见”，公众对这些“意见”缺乏兴趣，不去选择；一方是，为了避免陷入孤立状态，公众总要归属于某个特定意见，当公众在媒体这一意见领袖处中寻求不到“意见保护”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投入其他意见生产者的怀抱。

正是公众与媒体“双重惯性”而成的合力，造成了这一时期，新闻舆论与社会舆论势均力敌的局面。

（三）新闻舆论成形期

这一时期，媒体报道开始有了“策划”的痕迹，从先前对“既成信息”的披露到自主地有目的地“生成信息”。公开透明的报道使得新闻舆论在舆论扩散进程中，渐渐取得了强势地位，但一些“生硬”的“生成信息”及“前后矛盾的报道”又为负面“社会舆论”提供了线索与由头。

《羊城晚报》SARS报道做得较好。这家报纸的报道是最早从“既成信息”走向“生成信息”的，他们首先在第一时间披露了“广州发现非典型肺炎””；又在第一时间对“抢购醋盐”做出正面回应（“放心！广东备用百日盐半年粮”）；接下来，专门辟出专版，组织了“传播话题”“商德话题”“心理话题”“机制话题”“传媒话题”等一系列话题讨论，展开对SARS事件的反思，树立自己的主导意见，在舆论争夺战中掌握了主动权。

这种针对负向舆论正面回应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效果。以该报推出的“商德话题：商家应守住道德守住良心 ”为例，针对“抢购风潮”，邀请物价局长、律师、专家等对“抢购”事件进行评论，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突发事件中，商家还要不要坚守商业道德？该如何权衡商业道德和经济利益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又如“心理话题：心理偏差推波助澜非理性”，深入分析了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心理状态，探讨如何引导公众正确对待突发事件。这些话题，实质就是媒体的“观点、意见”，属于“生成信息”，他们的出笼，对于平复由非典型肺炎事件引起的药品、醋、米、盐、油等抢购风潮意义重大。

在“新闻舆论成形期”这一阶段，人们获知信息、观点的主要渠道就是媒体，媒体作为“意见领袖”的核心地位被确立起来，总体上讲，新闻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其间媒体的一些“生硬”的“生成信息及观点”，“前后矛盾的报道”又为负面舆论提供了线索及由头。

媒体的“生硬”报道表现在多方面：比如，为了说明SARS不可怕，报道中出现“别怕，艾滋病者也未中招…..家人送饭聊天也无事”； 为了说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报道中时有“一批德国游客在告别三峡游后来到广州……对“活力广东”新形象赞不绝口，纷纷摘掉一到广东就戴上的口罩，表示以后还要游广州”；为了表明人们生活一如往常，《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公园晨练忙”“广交会气象万千”等大幅照片等。这些报道与人们日常所见并未很好地吻合，公众的怀疑情绪再次卷土重来，这种情绪客观上滋养了负面舆论的传播。

此外，“生硬”的报道还表现在“媒体报道缺乏依据”，媒体为了取信于公众，经常引用“有关专家”“知名人士”的话，但对这些专家与知名人士是何人，却从不披露。以广州一家知名媒体的报道为例，这篇报道称“记者就广东非典的有关问题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对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作了回答……具体病因尚未彻底查明，但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后来证明专家所言并非事实。）媒体这样处理的用心很是良苦，为了稳定人心借专家之口说出自己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需要言之确实，保证真实。否则，以后公众面对“真专家”的良言不予采纳时，情况就严重了。

媒体报道“生硬”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对医护人员的大面积无章法的趋同报道。4月20日媒体解禁后，媒体除定时披露疫情信息之外，对“白衣天使”热情赞颂成为各大媒体的报道主题。报道采用了“战时语言”＋“脸谱化”的塑造方式，一批“高大全”的医护人员瞬间出现在公众视线里，为了宣扬医护人员敬业爱岗，报道中到处是“一连三天没合眼……防护服都顾不得上穿好，就直奔ICU病房，抢救危重病人……”“十五、六个小时没休息，晕倒在病房里……”的描述。在这些报道里，人类恐惧的天性荡然无存，自卫的本能也无从找寻。“白衣天使”瞬间成了“神”，成了不在人间的“天使”。

我们知道，公众只对那些自己能够模仿的东西才感兴趣，才会去选择。“高大全”的白衣天使，不易被效仿。“神化”的宣传方式，一方面增加了公众的模仿难度，一方面还给公众带来心理压力，对此，公众往往会选择离开，拒绝追随。

对于突发事件中的群体而言，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往往并不是我们想当然的事实本身，而是讲述事实的方法与时机。正是这些“生硬”的报道，使得新闻舆论再次面临挑战。

综观SARS期间舆论扩散曲线，可以发现，在SARS这场突发事件中，“观点、意见”被各方意见领袖生产出来，媒体因拥有强大的传播平台，是重要的也是强势的意见领袖，但并不意味着，媒体生产的“观点、意见”总是能够取得强势地位。这期间“公众的选择”是舆论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媒体要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生产出合适的意见，赢得公众的选择，占据舆论市场，从而实现引导舆论的目标。

三、突发事件中，“正向舆论”成形的方式方法。

突发事件中，媒介在舆论成形过程中如何做才能取得最优效果？具体到战略层面，即报道的整体把握上有如下要素：

既成信息（观点）报道要抢占先机： SARS前期，谣言满天飞，其根本原因就是，媒体放弃意见生产，将舆论控制权拱手相让。尤其在突发事件中，作为“社会守望人”的媒体失去观察与反应能力，势必会给其他意见生产者以自由空间，负向舆论很容易占领舆论市场。因此，媒体要强化自身的“监测”功能，在报道上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以自己的强势地位影响并且引导舆论走向，从而起到正面、积极的作用。例如，对于疫情的公报、防范措施的介绍、政府所做的努力等等先期让公众知晓就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生成信息（观点）报道要适时适度： 适时，主要是指预警报道。比方说，在SARS期间，广东就一度出现过“抢购风潮”，当北京疫情刚公开时，在前车之鉴的警示下，媒体应及早断言“货源充足”，从而有效地阻止抢购的发生，而不要等到“抢购”发生后，再“事后诸葛”地报道“超市物品齐全”“市场菜价稳定”。适度，指在报道策划过程中要注意“过犹不及”，此次SARS报道，对医护人员的报道数量众多，却角度单一，基本上都是“脸谱化”“高大全”的报道模式，不易为公众接受。大面积高密度的报道往往又使公众产生了逆反心理，“到处是医护人员的事迹，现在至多看看疫情”的心态使得传播效果大大折扣。

从“信息传播”到“信任传播”： 在突发事件中，人们当知道了一定信息后，逐渐地就不满足于仅仅知晓零散的信息，而有更高的受传需求。SARS是一场突发事件，人们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中，首先感到的是无所适从，随之而来的是惊慌失措。媒介要做的一是“拨云”，二是“见日”。信息传播就相当于“拨云”——拨开重重迷雾，让公众知晓信息；但仅做到这一步是不够的，还要让公众“见日”，看到阳光，信任传播就充当着“见日”的功能。

由“信息传播”到“信任传播”，要求媒体从公众最深层的需求入手，构建信任机制。以个体关怀的角度切入，从人类共有的情感出发，引发人们对“爱、生命、珍惜”等一系列意义的思索。“信任传播”传递的是一种积极心态，是有关个体、群体、民族、国家如何面对灾难的深沉反思，它对形成舆论至关重要。如北京晨报与新浪网联合推出的《直面SARS大讨论》，以及电台、电视台组织的“关注非典，珍惜生命”等话题讨论就属“信任传播”一列。

在反思SARS期间的媒体报道时，媒介形成“新闻舆论”，战术层面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旗帜鲜明地“断言”： 突发事件中心理群体的非理性，使他们急于寻找观点，找寻依靠。这时媒体要以简洁有力的话语表态，这种“断言”式的表态，对于恐慌人们的安抚作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如《羊城晚报》针对人们的“抢购风潮”，在一版显著位置，旗帜鲜明地提出“ 放心！广东备用百日盐半年粮”，“抢购风潮”在一天时间里就迅速平息了。这一方面说明了媒体的力量，一方面也说明了身处突发事件中群体的易受暗示的状态。

“断言”要注意方式、方法与时机、频率，要简短有力，这样才能更易对群体起到“暗示”作用；“断言”必须坚定，从而使受传者对此深信不疑，心甘情愿地接受。鉴于突发事件中群体借助“形象”思维，因此，“断言”必须注重要能迎合群体的想像与情绪，这样才容易被选择，被接受。

报道中的“重复”与“递进”： 拿破仑说，极为重要的修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复。心理学研究显示，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人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人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时候，人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主张的作者，从而最终对它深信不移。因此，媒介为了形成主导舆论，报道中必然要不断重复，但这种“重复”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一个“发酵”过程，重复的核心如同酵母，在其上不断地延伸、递进出其他报道。在不断的“重复”与“递进”报道的催生下，群体的心理也逐渐发酵，他们渐渐地对给定意见深信不疑，以为那就是自己的本源心理。

运用心理传染，形成“流行意见”： 媒体在突发事件中，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心理群体，要想在这一群体中形成“流行意见”，就必须熟悉这一群体的行为规则。前文已经说过，心理群体，易受暗示，情绪容易传染，因此，媒体要利用群体的这一特征，运用心理传染，形成“流行意见”。

当断言不断被重复就会形成“强势意见”，此后，这些强势观念、意见、情绪在群体中就会进入“传染阶段”。群体的传染心理对“强势意见”推波助澜，使它逐渐成为“流行意见”，并且渐渐具备了成为“主导舆论”的特征。

媒体在构建强势意见时，注意不能与公众原有的认知和公认的观念明显相背或相差太远，否则，一方面容易激起群体的逆反心理；一方面因为竖立起来的“强势意见”与“公众认知”差距过大，增加了群体“模仿”的难度，直接结果就是“传染”面会因此缩小，从而“强势意见”成为“流行意见”的可能性也被大大降低，媒体渴望形成“主导舆论”的愿望也就无从谈起。

报道语言要“与时俱进”： 在这次SARS报道中，还能经常看到、听到很多革命时代的用语，一些用语甚至带有明显的文革痕迹，报道语言并没有随着报道内容而“与时俱进“。实际上，“词语只有变动不定的暂时含义，它随着时代和民族不同而不同。因此，我们若想以它们为手段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搞清楚某个时候群体赋予它们的含义，而不是它们过去具有的含义，或精神状态有所不同的个人给予它们的含义。”[3]

通常而言，影响民众想像力的，往往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陈旧的修辞与表述，不但不能唤起关注，有时还会引起反感。媒体传播的艺术首先是驾驭词语的艺术，要根据传播效果不断地改变“报道措辞”，尝试着用新的表述新的修辞展开报道。“与时俱进”的语言才是活的能打动人的语言。

本文主要探讨了“危机事件中媒介应该如何引导舆论”。文中引入了“心理群体”这一概念，旨在说明在突发事件中，媒体面对的不再是单个受众，而是一个有着共同心理特征的群体，对这一心理群体的有效把握是媒体在危机事件中引导舆论的关键。“公众的选择”是舆论形成至关重要的因素，媒体要做的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生产出合适的意见，赢得公众的选择，占据舆论市场，从而实现引导舆论的目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