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与战争的两个关系维度

黄顺铭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

摘要：传媒与战争的关系是高度复杂的。本文从两个重要方面对传媒与战争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一、对于“战时的新闻管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方面进行了分析；二、对于“战时的新闻理念”，重点考察了真实性、客观性、知情权在战时的生存处境。本文采取的是一种复杂性的分析，力图为传媒与战争勾勒出一幅繁复的关系图景。

关键词：传媒；战争；新闻管理；新闻理念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传媒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已经累进出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因此，我们注定无法闪躲或者回避。拿破仑曰：“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一支笔，能抵二千毛瑟枪”。德国哲学家卡尔·克劳斯认为，印刷媒介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很大责任。因为，记者不仅仅是传播者，而且是坏消息的生产者。他说：报纸更像是手榴弹。二战期间，新闻被誉为是宣传战的突击队。1991年海湾战争被有人称为第一场真正的“电视战”，如果说这一说法尚留有争论的余地的话，那么，12年之后的这场伊拉克战争就是不折不扣的媒介大战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纷纷上阵，各展其威。

    战争，是和平时期的一种断裂。那么，战争时期的大众传媒是特殊的吗?这是认识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对它的回答，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传媒在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英国学者苏珊·L·卡拉瑟斯(Susan L．Carruthers)在《西方传媒与战争》中亮出的认识论是：“‘战争不应当被看作是媒体运作的一个特殊案例’，而更应当被看作是和平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强化和反映的显微镜——虽然会以比较夸张的形式反映出来。极端的例子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审慎地观察日常所发生的事情。” [1]显然，卡拉瑟斯并不因为战争导致了和平时期的断裂，就认为战争时期的传媒运作就成了特殊的案例了。当然，也许更多的人确实更倾向于把传媒的战时运作视为特殊的，因为，战争中的大众传播与日常的传播实践相去甚远，什么“客观”、“真实”、“全面”之类的新闻理念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异。相同与不同，到底是程度性的还是本质性的?实在难以简单地加以断定。

    关键的区别在于，如果将战时传媒运作视为“特殊的”，那么就赋予了实行“战时新闻管理的特殊合法性”：反之，倘若把战时传媒运作视为和平时期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强化和反映的显微镜，则为坚守日常的传媒理念、行为赋予了“抗逆断裂的合法性”。在战争时期，这两种认识的共存正好反映了战时传媒运作的复杂现实。下面的分析，也就是在力图勾勒一幅复杂的关系图景。

一、战时的新闻管理

    在战争时期，新闻管理成为了一个异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大体上，战时的新闻管理包括了“宏观－中观－微观”几个层面：（1）宏观层面的新闻管理：国家、政府对于新闻传媒的管理；（2）中观层面的新闻管理：新闻传媒对于记者、编辑的管理；（3）微观层面的新闻管理：记者、编辑的自我管理。三个层面的新闻管理是相互作用的，而相互作用的形式也往往多种多样：认同、服从、抗拒、压迫、妥协、反抗等等。

（一）国家，政府对于新闻传媒的管理

    在性质上，国家、政府与传媒的关系是一种宏观层面的关系，通常由一个国家特定的制度所设定和规范。所谓集权主义传媒理念、自由主义传媒理念、社会责任传媒理念等，就是对于这种宏观关系的一种理论化。战争时期比之于日常状态，国家、政府对于新闻传媒的管理在新闻管理的范围、目标、手段等方面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或偏于严厉，或偏于放松。

    对于战时新闻管理的突破，需要进行一种复杂性的分析。首先，这种突破，在社会后果上，并非必然是一种破坏，有时却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战时偏于严厉或者偏于放松的新闻管理，或许可以求得一种于国家、于社会有利的后果。其次，新闻管理偏于严厉，在反映两者的关系上，也并非必然是国家、政府对于新闻传媒构成一种“管理暴力”：（1）有些时候，偏于严厉的新闻管理是得到了新闻传媒自身的认同的，亦即，它们为了在战时扮演一种特殊而强大的“爱国者”角色而自愿接受严厉的规制。这时，新闻管理虽偏于严厉，但所反映出的国家、政府与新闻传媒之间的关系，却仍是一种特殊的和谐关系：“规驯－认同”关系。换言之，从前者的立场上看，这是一种规驯：从后者的立场上看，这是一种认同。（2）在其他很多时候，偏于严厉的新闻管理，则被新闻传媒理解为一种“管理暴力”，是对两者之间正常的甚至是法定的关系的肆意践踏。当新闻传媒将之认知为一种“管理暴力”的时候，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抗争可能就会择时而爆发出来。再次，偏于放松的新闻管理的社会后果并不见得就会使传媒获得一种解放。需要分析的是，国家、政府为何会在战时放松新闻管理?答案恐怕在于传媒在战前一段时间的报道表现。如果传媒的战前报道已经自觉而明确地走上国家、政府的战争轨道，那么，偏于放松的战时新闻管理就不啻为一种巧妙的鼓励策略。不过，偏于放松的新闻管理对于国家、政府的战争目标也可能存有潜在的危险，比如越南战争春季攻势之后的报道，在国家、政府看来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逆转，当然，传媒本身也由此背负了骂名。

    海湾战争中，一些战地记者组成了“媒体报道队(MRTs)”，但是，“要加入媒体报道队，记者首先要在一系列行动纲领上签字”。[2]而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国防部也制定了“随军采访规则”。具体内容包括：允许记者对军人采访，但对飞行员和炮手的采访需在其任务结束后并经许可实施；发送消息的时间、地点服从现场指挥；未经许可不得使用手电筒、摄影摄像灯光；对于临时限制报道的内容，记者必须遵守。规则中还列举了14项允许报道的内容和28项禁止报道的内容。[3]

    如果国家、政府对于传媒遵守新闻管理的表现不满意，那么媒体就可能受到直接的“修理”。美国就有多名战地记者被封杀。与此同时，BBC的战时报道也受到了公开的批评。英国工党主席里德指责BBC的报道，就像在为阿拉伯做宣传。在巴格达市场爆炸现场做报道的BBC记者奥马尔，被指责像“巴格达的朋友”。在半岛电视台播出美国尸体和俘虏镜头后，英国国防部就告诫媒体不要转播这段录像，以免“成为伊拉克的宣传工具”。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4月1日专门在英国记者协会发表长篇讲话，反复强调战时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对英国媒体的“修理”效果明显，“正面”报道成为主流。4月2日，英国电视新闻基调发生了明显变化。曾被批评为“对战争充满悲观分析”的BBC电视24小时新闻台，强化了鼓舞士气、增强信心的主题，美英联军向巴格达推进的内容被反复播放，各路专家正面的分析与论证连篇累牍，形成第一大主题；而美国19岁女兵被联军从伊拉克医院救出事件，被扩展为一个“人道故事”，成为第二主题。[4]

    总之，战争时期，国家、政策对于传媒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新闻管理，目的就是要力图规制传媒，进而使之通过新闻报道来贯彻自己的战争意志。

（二）新闻传媒对于记者编辑的管理

    新闻传媒与记者之间的关系，就其所处的关系层次而言，是一种中观层次。在日常状态，这是最常态的一种新闻管理。美国著名学者沃伦·布里德（Warren Breed）的“编辑室里的社会控制”就是中观层面的新闻管理的一个经典研究。如果采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表述则为，这是“新闻场”内部的新闻管理。布里德与布尔迪厄的差异在于：“编辑室”定位于中观层次，而“新闻场”同时涵盖了微观、中观、宏观诸层次。

与布里德不同，我们并不将编辑室的新闻管理单纯地看作“社会控制”，而采用具有包容性的表述：“新闻管理”。编辑室的新闻管理，性质上大体有几种：（1）鼓励型的新闻管理；（2）控制型的新闻管理；（3）放任型的新闻管理。不惟日常状况下存在这些管理类型，战争时期也同样存在。

    下面，以战地记者为例来加以分析。

    其一，“假照片事件”。洛杉矶时报的摄影记者沃尔斯基因为伪造了一幅新闻照片而被炒了鱿鱼。[5]这就是“控制型的新闻管理”的一个案例。在这里，为了保持专业理念的一贯水准，洛杉矶时报运用新闻管理作为一种纠偏手段。

    其二，“阿内特事件”。“阿内特事件”是用以分析中观层面的新闻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体现出了中观层面新闻管理的复杂性：控制型新闻管理与鼓励型新闻管理的并存。第一阶段：控制型的新闻管理。据报道，先因在越南战争中的报道而荣膺普利策奖、后因海湾战争中的报道而使为CNN声名显赫的彼得·阿内特(PeterAmett)在海湾战争却遭遇了“滑铁卢”——NBC的解雇。[6]布里德曾经指出，一个记者的撰稿进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初出茅庐”阶段(Cub Stage) →“拍电稿”阶段(Writing-in Stage) → “明星”或“老将”阶段(Star Or Veteran Stage)。他指出，具有“明星”地位的记者要比“初出茅庐”的记者，更容易逾越政策。虽然阿内特是不折不扣的“明星”记者，但却并未因此而享有太大的“逾越政策”的特权。可见，在NBC那里，体现出的是典型的控制型的新闻管理。第二阶段：鼓励型的新闻管理。据报道，阿内特虽被NBC解雇了，但随即却被英国的每日镜报雇佣了。路透社报道说，每日镜报是在阿内特向伊拉克电视台说美国倒萨战争计划已经失败的言论后作出这一决定的。每日镜报的举动也同样体现出了中观层面的新闻管理。只是，在性质上却与NBC完全不同，这是一种鼓励型的新闻管理。[7]

    总之，在中观层面上，新闻管理的策略并不是僵化固定的，而可能时有变化，需要对使之发生的因素深入分析。

（三）记者、编辑实施的自我管理

    记者、编辑是新闻传媒运作中微观层次上的主体性因素。在日常状况下，他们就是新闻管理的终端。不论是宏观层面的新闻管理，还是中观层面的新闻管理，都不可避免地在寻求贯彻到终端环节去，并且，在他们身上程度不同地得到现实性的显现。由此，记者、编辑也就恰如美国学者伯纳德·罗斯科所说的，本质上是“组织人”。

    一方面，“组织人”这一本质常常导致他们对于编辑室的准则或政策进行熟悉，保持认同，并加以内化，然后，他们的新闻判断就有可能显得“自然而然”了。布尔迪厄《关于视》中提到的那位节目制作人关于“新闻判断”的话——“这不显而易见嘛!”——就是这种特征的反映。[8]可见，“获熟 →认同 →内化”这一运动链条本身就表明，记者、编辑在内外压力之下执行着一种“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记者、编辑时时处处都在循蹈着驯服的自我管理策略，抗争照样存在。比之于驯服的自我管理，抗争常采用法国学者德塞图所言的“游击战争”策略。布里德就明确谈到了记者、编辑们如何去“规避政策”(bypass policy)，比如，“挤”(squeeze)和“插枝”(plant)就是常用的策略。[9]

战争时期，置身于新闻传媒运作终端环节的记者、编辑在“自我管理”方面的情况又如何呢?这有赖于记者、编辑在战时对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新闻管理所持有的认识，有赖于传媒组织对于国家、政府的战时新闻管理所持有的认识。结果，透过记者、编辑的自我管理反映出了复杂的面貌，图示如下：

在伊拉克战争中，也反映出了记者的某些自我管理类型。彼得·阿内特被解雇事件当然也反映出了阿内特对于自我管理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试图规避编辑室的新闻政策。阿内特的规避政策行为超出了NBC的可接受程度。阿内特的叛逆不是激进的，因为，在获悉自己被东家解雇之后，他就说：“对于自己所犯的明显错误，我想向美国人民道歉。”[10]阿内特的此番言辞，如果出自真心，那他大约会主动去加强“自我管理”，进行自我校正：而倘若仅仅是表面姿态，则恐怕还将在报道中坚持自己所认同的报道理念。

    此外，我们可以利用阿内特被解雇事件来对伊拉克战争中由记者、编辑来执行的后续的“自我管理”作预测式的分析。在其他战地记者、编辑眼里，阿内特事件既可能被看作是一个正面榜样，也可能被当作一个负面惩戒来看待，不过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将阿内特事件视为一个负面惩戒，记者、编辑在后续的战争报道中就会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尽可能避免与新闻传媒机构发生冲突，这样，在心理层面，他们可能会经历一种对于编辑室的新闻管理政策的“再获悉 →再认同 →再内化”过程。在社会结果上，这种“再获悉 →再认同 →再内化”会变得更加无害。如此一来，负面惩戒就透过记者、编辑的“自我管理”达到了进一步“消毒”的社会传媒管理目标。

二、战时的新闻理念

    在战争时期，不同的组织机构以及个人对于新闻理念的认识因其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甚至直接冲突。对于新闻传媒而言，战时报道的新闻理念确实是一大难题，主要表现在：

    其一，战时新闻要承受来自于不同方位上的外在压力，主要有：（1）国家、政府作为新闻理念的一种外在压力；（2）受众作为新闻理念的一种外在压力；（3） 广告商作为新闻理念的一种外在压力；并且，这些压力的强度也在不时地发生变动。新闻传媒自然无法置这种种压力于不顾，而必须在几者之间寻求一个妥当的位置，从而与它们的摩擦力减至最小。一般而言，外在压力是一种他律性的力量，他律性的力量试图对传媒加以“外在性的规范”。

    其二，新闻传媒组织对于战时新闻理念的自我定位。新闻理念的自我定位，是一种自律性的力量，是新闻传媒主动在寻求一种“自我规范”。在策略上，传媒在战时对于新闻理念的自我定位可以是“日常策略”；也就是，与平时一样，恪守一贯的“真实”、“客观”、“平衡”等；也可以是“战时策略”，即是说，战时的新闻理念明显地与日常理念相断裂，遵循特殊的报道逻辑：可以明显地或公然地背离于真实、客观、平衡。战争时期，新闻理念的自我定位井非是不言自明的，认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

    新闻传媒在战争报道中所实际选择的新闻理念是什么呢?恐怕多半是上述两方面的一种妥协。如此一来，新闻理念就经常遭受到某种损伤。下面，择其大要述之。

（一）战时新闻理念之一：真实性。

    英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在1917年就指出；“在战争中，事实的真相是最值得怀疑的”，真实性是战争的“第一个受害者”。对于约翰逊的格言，苏珊·L·卡拉瑟斯进一步解释道，“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一格言可能会误导我们。但是，如果应用于新闻学领域，这也许意味着和平与战争两种完全不同的走向，在这两个不同的走向中记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在和平时期，他们报道事实真相，而在战争形势下却成了片面真相，甚至在战时成为谎言的传播者。但当真相沦为片面真相或者完全的谎言的时候，什么是真正的谎言也就难以界定了。我们是否可以相信记者们报道的就是真相，或者是否确实有真相有待报道呢?”[11]

    伊拉克战争中，“真实性”这一新闻理念也是频频受损。据英国卫报报道，在伊拉克战争头十天中，就已经有一系列初看起来好像“很关键”、并及时被电视和报章当作大头条报道的“战事发展”，事后却被发现是假新闻。卫报披露了6宗失实得最离谱的报道，其中，绝大部分假新闻都是对美英有利的。它们是，①“共和国卫队从未南下出击”；② “未卜先知’联军占乌姆盖斯尔”；③ “纯属虚构的化武厂”；④“英兵阵亡变处决”：⑤ “巴士拉谁人起义?” ⑥“3辆变120辆的坦克大战”。[12]另外，4月1日，洛杉矶时报刊登了一幅伪造的新闻照片。摄影记者沃尔斯基为了“使照片更为生动”，就将一张英国士兵的照片和一张伊拉克平民的照片用电脑合成处理为一张英国士兵用步枪指向平民的照片。[13]

    对于战时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进行分析，需要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在客观方面，由于战争具有高度的破坏性、危险性、不确定性，因此，记者通过新闻采访去获取相对全面的新闻事实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难度。如果是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真实性受到损伤，则可称之为“客观型的失实”。对此，完全可以理解。如今，客观型的失实与传播科技的关系变得愈发明显了。甚至可以说，传播科技在即时性方面的驾驭能力越是强大，那么，就越将对布尔迪厄所言的记者的“紧急思维”构成巨大的压力与挑战。ABC的特德·科佩尔就认为：“当一个事件正在展开时，就让人们通过广播知晓，这很明显是一个科技的杰作，但是对好的新闻业来说，它是一种障碍，而不是帮助。”[14]  “障碍”的含义之一，就是容易导致“客观型的失实”。其次，在主观方面，战时报道的失实也有很多具有主观故意的性质。也许应该把“主观故意失实”看作是一个有着若干刻度的连续体，不同的失实报道位于的刻度数不尽一致：有的失实报道完全是凭空杜撰，有的则是三分想象七分事实，有的则七分想象三分事实，……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对于战争报道中的“主观型的失实”，尤其应对主观动机深加分析。倘如此，则可以使我们对于战争与传媒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更加深广的洞悉。

（二）战时新闻理念之--：客观性

    英国记者马克斯·黑斯廷斯在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争期间就曾说过：“没有哪个英国记者在自己的祖国处于战争时还能保持中立：客观性只是和平时期的奢侈品，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战争的延伸。”此外，他还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人的祖国陷入战争时，报道就变成了战争力量的延伸。只有结束封锁之后，客观性才会再度流行。”[15]也即是说，“客观性”这一新闻理念在战争期间是不适用的。

    在伊拉克战争中，很多国际分析人士称，在几家著名的新闻电视台中，就数BBC的报道客观一些。他们认为，CNN的记者总是从美国立场出发说话，在乘坐美国坦克突进时也不忘兴奋地喊着“向前冲”；FOX更是围着美国军队转。但是，BBC比较客观的报道却惹怒了以色列。从4月1日起，BBC在以色列被封杀了。BBC为自己相对客观立场付出了代价。[16]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传媒遭致了批评。理由之一是，它们在新闻报道中加入了大量“爱国主义”的感情色彩。例如，前线记者用“我们”代表“军方”，报道明显偏颇，牺牲了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哈佛大学新闻系学者琼斯指出；这是因为美国媒体将自己界定为 ：“报道美国参与的战争的美国新闻机构”。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教授奥弗霍尔泽则认为，美国传媒特别是电视网显得“过火”了，它们以为这样做会得到认同，实情却是轻蔑了新闻的原则。她表示：“这直指传媒公信力的问题，我们应该不偏不倚地报道……假如我们认为新闻该公正持平，即使在战争时期，不也一样正确吗，” [17]

    另有报道称，在美国的几大电视网中，FOX的观点最不可靠：它总是向着布什政府，因而缺少了客观性。当ABC在报道全球各地的反战和反美游行时，FOX还在播放那些老掉牙的美军受到欢迎的画面。CBS的一位评论员说，电视就像是一个手电筒，其光束照到的地方当然是报道的焦点，但谁又知道那些照不到的地方又是什么样呢?

    对战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进行分析需要对一些主要因素加以深入考察。首先，新闻传媒所处的国家是否为战争的交战国?如果是，则客观性大体说来更有可能受损；而如果不是，则应分析第三国的传媒对于战争所持的基本立场：其次，新闻传媒的战地记者进行采访的方式、采访的设备以及自身的主观认识如何?如果战地记者可以对战争进行直接的、独立的现场采访；拥有的新闻传播科技又比较先进；并且，其认为自己对于战争的认识不应对所从事的职业工作构成明显的侵扰，那么，他们的战时新闻报道做到客观性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在战争报道中，这些分析因素的地位并非同样重要和显著。鉴于此，我们只有对这些因素作了变量性的分析，才能够在比较宽广的分析框架中为“客观性”寻求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切忌不要把某一方面的分析因素过于放大而对其余因素视而不见。比如，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战地记者的采访方式是明显不同的。海湾战争中，有些战地记者被编入“媒体报道队(MRTs)”，“在美国军队公共事务官员(PAOs)或英国对外联络官(PROs)的严密监督下，他们可以接近驻扎在沙漠中的军队”，而其他记者则被戏称为“旅馆勇士”：被安排在多国部队联合信息局(JIB)总部所在地达兰的豪华旅馆里，“每天参加由军方对外联络官所主持的几次新闻发布会(被称为Jiblets)”。[18]前一种采访方式，可以获得有限的一手事实，而后一种采访方式则基本上被动地从消息来源那里获取二手事实。而伊拉克战争中，战地记者在采访方式上，多头并进，互相参照、互为补充：巴格达、小鹰号、美军作战部、美国本土、英国等等，既有一手事实，也有二手事实，既报道直接的前方战事，也报道后方的相关新闻事实。比较起来，伊拉克战争中战地记者的采访方式似乎为客观性提供更大的可能性。这时候，也许就容易犯简单化的错误：对于这个显著的差异赋予了过大的重要性，于是，就得出结论说伊拉克战争报道显得更加客观。所以，必须明确地树立一种复杂分析的方法论，即各个分析变量是复杂地纽结在一起的，须全面地加以分析。

（三）战时新闻理念之三：知情权

    在战争时期，新闻受众对于传媒所践履的新闻理念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维度。这里，牵涉到的是传媒与受众的关系问题，而且，这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一般说来，我们习惯于将传媒看作是受众的代理人(agent)，传媒或记者是在为受众进行报道，对“公开性”、“知情权”等新闻理念的坚持，正是为了便于受众对变动的现实履行“环境监测”功能。在战争时期，情况会有所不同吗?福克兰战争结束之后不久，BBC的艾伦·普罗瑟罗就曾认为：“越战表明公众期待、要求、确实需要信息和画面，这些东西需要在整个世界传播。”同样地，BBC的主席乔治·霍华德在战争中也这样断言道：“生活在英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人们希望知道事实，而且也能知道，虽然可能真相并不令人愉快。”[19]在主持伊拉克战争报道时，CBS的著名主持人丹·拉瑟对于人们批评电视台不应报道诸如伊拉克向联合国安理会寻求帮助之类的新闻一事做出了回应。他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本质就是，它的公民有知情权，哪怕是被告知一些有可能激怒他们的事。”[20]这些认识，笼统说来，都是传播者对于战争中的“知情权”所持有的看法，而不是受众的看法。

    战时的受众是否真的希望传媒最大限度地进行真实的报道，从而保证自己的知情权不至于受损呢?受众调查显示，受众在战时的思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离了传媒和记者的习惯性思路。在知情权方面，对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的调查表明，许多英国人和美国人并不珍视他们的知情权，他们或者认为，与新闻自由相比，赢得战争胜利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好处。在公开性、真实性方面，莫里森(Morrison)和裘伯(Tumber)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人同意“报道反映英军不利的情况”，49%的人认为这种消息应在战后公布，只有26%的人同意在战时公布。莫里森他们说，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公众有强烈的掌握事实的愿望，但却明显希望战后报道以便于有时间思考。调查还表明，34%的人同意政府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向传媒公布假消息，而21%的人表示能原谅媒体为同样的目的而做假新闻。同样，在海湾战争中，受众也表现出了不愿追根问底的现象。菲利普·泰勒指出，海湾战争的民意测验显示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公众对于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没有多大兴趣。公众好像只要相信战争是正义的，那就准备放弃他们的知情权。这种愿望源自于避免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对知情权的放弃，只是战争紧要关头的权宜之计。菲利普·泰勒据此提出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如果公众放弃他们的知情权，那又拿什么理由去挑战新闻审查呢?”[21]

其实，受众的“知情权”与新闻理念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后者是前者得到尊重的基础或前提。受众主动放弃知情权完全有可能导致传媒与战争关系的重组。因为，在战时报道中，传媒对于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坚持或者捍卫，所诉诸的一种强大的“名义战略”就是；受众的“知情权”。受众作为社会的基础性力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但传媒视他们为生存的根基，而且国家、政府也同样不敢忽视其巨大的社会威力。调查显示，有很多受众主动放弃知情权，这也就意味着传媒的生存根基遭到了极大的削弱，进一步说，传媒战时报道的合法性又何所依托呢?

    对于受众主动放弃知情权的运动逻辑，似乎也有必要进行复杂性的分析；受众主动放弃知情权是传媒的战争报道塑造出的一个结果吗? 倘若如此，传媒战争报道无疑是一个悖论性的莫大讽刺。或者，受众主动放弃知情权是传媒的战时报道缺乏效力的一种表象吗? 倘若如此，传媒战争报道的改进之策又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只能说，也许战争再也无法让传媒走开，而传媒也与战争无法分割。战争与传媒，深度交织，繁复地纽结出了一幅沉重的景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