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观性的再思考[1]

[美]Brent Cunningham1  唐晓芬2 李  煜3译

(1.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3.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在3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总统历数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种种原因，在52分钟内14次提到了基地组织或者“9.11”袭击。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尽管事实上中央情报局（CIA）已经怀疑伊拉克是否真的与基地组织有关系，而且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伊拉克参与了“9.11”袭击。

布什在1月份提出了7,260亿美金的减税提案，重点在于取消股息收入的“双重税收”。针对这个提案，布什的游说词是“课以双重税收是不公平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这个减税提案被数十家报纸、广播、电视反复报道。然而，很少有新闻报道仔细解释了总统游说中误导公众的部分。从Nexis数据库检索到的数据看，这样的解释性报道只有两篇，一篇是1月27日《时代周刊》的唐纳德•巴勒（Donald Barlett）和詹姆士•斯蒂尔（James Steele）写的，另一篇是1月21日《纽约时报》的丹尼尔•奥特曼（Daniel Altman）。事实上，大量的收入被课以双重、三重乃至四重的税收，而且其它税收政策的受益人数要远多于这项减免股息的税收政策。

伊拉克战争开始前，在数十篇提到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报纸、广播、电视的报道中，多数谈到了控制伊拉克流亡政府和战后伊拉克的政权形式，以及战争的成本、持续时间和军队数量。新闻界的报道涵盖了所有有关战争后果的重要主题。但是从去年夏末以来，很少有新闻报道深入、具体地探讨战争可能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后果。2月26日，当布什总统严肃提出要把伊拉克作为重组整个中东格局的模式之一后，情况完全变了。布什讲话之后，有关“战争后果”的文章如底格里斯河的潮水般泛滥——包括《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的封面报道。3月17日，就在美军对巴格达进行第一轮导弹轰炸的前几天，《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将这种报道推向高潮。该报道透露了美国政府是如何计划投入数亿万美金重建伊拉克，以将其纳入美国体系。似乎只有在总统公开表态后，新闻界才开始公然关注有关战争后果的内容。

导致报道中的这些纰漏的原因有很多，但我想探讨的是我们所热衷的“客观性”在起作用。确实，布什政府对新闻界持有戒心，一受刺激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击。所以，在战争发生以前报道战争可能的后果，是特别困难和不确定的。

然而，上述三个例子——恰巧与现届白宫政府有关，虽然每届白宫政府都控制着新闻报道——让我们有机会透视新闻界的一个失败：纵容客观性原则使我们成为新闻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主动的分析者和解释者。我们在学校和参加工作之初就已知道了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和它的姐妹原则“公正”和“平衡”一起组成了新闻标准。

情况是这样的吗?不同新闻业者对何谓客观性的理解各不相同。一部分人，如《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雷纳德•多恩（Leonard Downie），严格界定客观性原则，以致于拒绝在选举中投票，以免不得已去支持其中一方。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定义是来自米歇尔•布格雅（Michael Bugeja）的，他在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新闻学，“客观性是指真实反映世界是什么，而不是你希望它是什么”。职业记者协会于1996年承认了这个窘境，并将“客观性”从职业道德规范中脱离出来。而记者对“真相”的探求也就变成了简单的“事实”罗列。

朝着真相跌跌撞撞前进

正如E.J.戴尼（E.J. Dionne）在他1996年的《They Only Look Dead》一书中指出的，新闻业在数种相互冲突的原则下运作：既要中立又要深入调查；既要超脱又要产生影响；既要公正又要观点犀利。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对客观性的曲解。虽然很少有人相信存在彻头彻尾的客观性，然而当有人暗示我们并不客观、公正或平衡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被激怒——就好像大家对客观、公正和平衡原来就有着一致的理解似的。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关注这种出现在新闻业内部的分歧，以避免偏见，如广播谈话秀以及之后类似的Shout TV，以及安•考特（Ann Coulter）的《诽谤》和伯纳德•金伯格（Bernard Goldberg）的《偏见》。左派也开始有所行动了，如艾里克•奥特曼（Eric Alterman）写了一本叫《何谓自由媒体》（《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3/4月号）的书，而一群富有的民主党人计划开设一个自由广播网。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学者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党时代。结果之一就是新闻界谨小慎微，生怕自己被指责是有偏见的，这种现象随处可见：2001年10月，在阿富汗战争期间，CNN董事长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发送备忘录给他的驻外记者，提请他们注意“平衡”报道阿富汗战场上的“伤亡和困苦”，以暗示观众毕竟这场战争是对“9.11”恐怖袭击的回应。最近，《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一名实习编辑电话调查了报纸的《读者来信》版编辑，以了解报纸上刊登的读者来信是支持还是反对可能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田纳西报》（The Tennessean）的一名《读者来信版》编辑说，实际上70%的读者来信是反对战争的，但是编辑们为了避免被指责自己是有偏见的，尽可能多地在报纸上刊登支持战争的读者来信。

客观性原则长盛不衰自有其道理，最重要的是至今尚未有哪个理论可以替代它。而且很多优秀的新闻业者相信客观性，至少将追求客观性视为必然。客观性，或对客观性的追求，使我们远离了在欧洲新闻界泛滥的党派性。客观性有助于我们快速决断——毕竟我们是中立的观察者，客观性也使我们不必为我们所写的东西对谁负责。我们愿意相信是客观性拯救了新闻界岌岌可危的信誉，尽管这样说会遭到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的假新闻丑闻案的受害者们强烈的无声抗议。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政党时期的时候，我们的读者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真实可靠的新闻报道，以了解他们所了解的哪些是真实的，或者尽可能接近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实。

但是我们对客观性的追求却成为了我们通往“事实”的绊脚石。客观性纵容了记者的惰性。如果截稿期限临近，而记者手上又恰巧有某个事件的正反两派观点，那就足够了。这并不是说这种列举一个事件争议各方观点的新闻报道对读者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常常困扰我们的是——如《华盛顿邮报》鲍伯•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所说的“普遍现状”——我们不能进一步深入辨别真相和假相。《纽约时报》的资深首席记者斯蒂文•R•威斯曼（Steven R. Weisman）（虽然他认为“我们每天都眼睁睁看着客观性理想的幻灭”），是客观性原则的信徒。他承认当他还是一名言论作者时，有时为了报道得更深入会置客观性原则于不顾。“如果你必须断定谁是对的，你就不得不做更多的报道，在报道中呈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然后由着读者自己去判定是非”，他说道，“但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就不断压缩我的报道”。

这也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依赖官方信息来源的趋势。官方信息来源是记者们得到一个事件正反两个方面说法的最简单和快速的途径，这样很容易达到“平衡”报道的效果。根据媒体分析师安德鲁•廷德尔（Andrew Tyndall）的数据，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NBC、ABC和CBS的414则有关伊拉克的新闻报道中，几乎3/4报道的信息来源于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我们的报道以太多的“官方”事实告终。

更重要的是，客观性会使我们担心会因与总统、州长或公司CEO意见不合而冒丢掉工作的危险。《华盛顿邮报》的经济记者乔纳森•威斯曼（Jonathan Weisman）谈到了这种对失去工作的担心：“如果你被察觉有某种政治偏见或倾向，你就完蛋了”。

最后，客观性使记者不敢在报道中提出问题，除非这些问题已经显而易见。“新闻受时代精神驱使”，乔纳森•威斯曼认为，“如果一篇报道偏离了当下的时代精神，就很难通过编辑这一关”。但是谁驾驭着时代精神，至少在华盛顿？当然是政府当局。简言之，新闻界对客观性这个空头理想的尴尬拥护限制了它的议程设置的功能的发挥。

这并不是呼吁放弃客观性，而是探索如何更好得看待它，以便少受限制并更切实际。如《明尼亚波尼斯州星论坛报》的记者埃里克•布莱克（Eric Black）所言：“我们需要既能进行又保护我们工作的两全之策”。

客观性理想的坎坷经历

美国新闻业与客观性原则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报业从19世纪中期开始确立客观性原则，当时社会不再以宗教而是以科学和经验论来解释世界。但在1998年的《这就是事实——美国新闻业客观性起源》一书中，大卫•明迪（David Mindich）指出到了20世纪，客观性新闻的缺点将开始显现。明迪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和其它一些报纸对私刑的“客观”报道是如何创造了一个在报刊上的虚假的平衡，并没有“认识到全国上下的美国黑人正在为此担惊受怕的事实”。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公共关系的兴起和对战时宣传的传承——沃尔特•李普曼等记者起了关键作用——开始削弱了记者忠于事实的信念。战争、经济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使新闻业再也不能简单地报道“事实”了。结果之一就是，署名报道开始增多（新闻界开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新闻报道受到人性弱点的影响）。政治专栏记者突破了原生态的信息报道，“解释性报道”的概念出现了。如米歇尔•斯古森（Michael Schudson）在1978年写的《发现新闻》一书中所写的，客观性之于新闻业仍然如同信仰之于宗教，成为人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的指引。他写道：“从最开始，客观性‘神话’一诞生就遭到批评……接着，记者们开始渐渐相信客观性，因为受到人类普遍的欲望的驱使，他们想去、也需要去寻求对内心深处对疑惑和动荡不安的恐惧的逃避。”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再次受到攻击，这一次产生了更基本和持久的影响。直接的导火线是50年代失信于公众的对麦卡锡主义的“客观”报道。《华盛顿邮报》的言论记者阿兰•巴斯（Alan Barth）在新闻教育协会1952年会议上指出：“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多数报纸报道‘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s）事件’的方式，更多地是为参议员麦卡锡所在党派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而不是为新闻的最根本目的——探寻真相服务的。”政府在U2侦察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等事件上的不诚实使公众质疑以“客观性”自称的新闻界真能如实报道每件事情吗？以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大家普遍认为的主流报道方式失败的一个反映。越战期间，深入越南战场的很多战地记者原本对客观性深信不疑，但时间一长，就发现仅仅提供事实是不够的。原CBS新闻记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ce）在回顾他的越战报道岁月时说：“因为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战争毁灭了越南人也毁灭了美国人。我感到在报道事实的同时也报道我的看法是义不容辞的。”

上述种种事件促成了美国新闻业的变化。“越战和水门事件摧毁了我深信不疑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政府比我们更清楚情况，并且十分诚实”，原《纽约时报》记者和专栏作家安东尼•李维斯（Anthony Lewis）如是说。我们对客观性局限性的理解越来越世故。而且事实上，现代新闻业的客观性原则允许记者大量采用分析、解释和背景报道，指引读者和观众穿越信息洪流，达到事实真相的彼岸。

至今仍没有其它东西能取代客观性成为新闻业的主导职业规范。在佩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1999年的调查中，75%的记者和新闻主管认为获得对事件真实、准确和广泛认同的解释是可能的。2/3以上的人认为开发“一种无私和公正地报道事件的系统的方式”是可行的。上述调查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新闻业内存在有关客观性的意见分歧：2/3以上的印刷媒介新闻业者表示“解释性报道是客观性的核心”，而只有不到一半的电视新闻从业人员对此表示赞同。

变化越来越大

如果说从1960年代开始新闻业对客观性在理论上有所放松的话，新闻业的大量实践却让我们与客观性的理想联系更紧密，同时也让客观性的缺点表现得更明显。正如E.J.戴尼（E.J. Dionne）认为的，不仅新闻记者在相互矛盾的原则下工作，他们的老板也不敢大肆鼓吹向现实开刀。或许有必要指出，19世纪新闻业提出客观性原则的原动力之一就是经济。为了尽可能多的吸引读者，先是便士报然后是无线电广播逐渐脱离“党派”新闻的范畴。而当今的新闻业主压缩版面，背景性和分析性的报道越来越少。

时间是比版面更要命的问题。无休无止的新闻报道让记者们很少有时间去挖掘新闻，这也鼓励了对官方信息来源的依赖，因为它能够快速简便地提供信息。“我们奔命于每天不断增多的新闻之间，疲于应付，”一名驻白宫记者说，“但是如果你不报道就会被认为是有偏见的”。时间的缺乏助长了越来越多人对客观性的简单化的和偷懒的理解的趋势。在2000年11月6日的《美国前景》中，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撰文探讨“电邮公关（e-spin）”，时值布什和戈尔竞选总统，两大参选集团将你来我往的竞选言论源源不断地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记者们，而记者们不加编辑就将这些资料充斥到各个新闻报道中。“偷懒的记者乐于采用现成的资料”，穆尼写道，“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只是电子传播的流行使偷懒更加容易了”。

同时，互联网和有线电视新闻的Shout TV促成了不间断的新闻报道，也增加了在新闻报道中加入“态度”的吸引力，这就使平衡的、谨慎的报道显得过时了。在《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第1/2月号中，当年轻记者们被要求描述他们理想中的报纸的时候，他们表示想在新闻专栏里多一些“观点性”的报道。第二次海湾战争可让他们过足了瘾，就像福克斯（Fox）电视台的新闻主持人尼尔•卡弗多（Neil Cavuto）所说的，那些反对战争的记者们“一会儿对那儿感到恶心，一会儿又对这儿感到恶心。

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公共关系，这个诞生于20世纪初、搅得客观性新闻世界天翻地覆的东西，已经发展成熟，并且力量强大。公共关系无所不在，几乎记者从官方信息来源所听说的每一个字眼都是被加工润色到恰到好处的。想想共和党的智囊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的备忘录，正如3月2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所描述的，他在该备忘录里提请共和党——和总统布什——软化在环境问题上的措辞，以吸引更多的郊区选民。用“气候变化”取代“全球温室效应”，用“自然保护者”取代“环境保护者”。在某种程度上，由于生怕被指责是有偏见的，记者们无法克服这种对新闻信息来源的操控，也不敢挑战它，将这一切告诉读者。如果那样，新闻业的主导职业规范就要改写了。

琼•蒂黛（Joan Didion）为了试图说明这个问题，1996年在《纽约书评》发表一篇文章批评鲍伯•伍德沃德写的书。她认为伍德沃德的书太轻信了，而忽略了他的信息来源正在左右他的看法。琼在文章里写道：

对“公正”的顶礼膜拜是新闻业的普遍现象。“公正”，理论上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理想，但实际上，却成为大量不加编辑的报道和懒于思考的记者借口。然而在华盛顿，新闻业的核心在于对新闻的管理，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在这里，“公正”往往意味着消极的谨小慎微，即新闻不是如实报道发生了什么，而是按照所提供材料的原样，即被加工过的样子呈现给公众的。

面对此类批评，伍德沃德认为他的书有足够的时间和版面以及信息来源来揭示真相，而不是加工过的假象。“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说，“批评者们从没有指明新闻是如何被加工的，和究竟哪些地方出错了”。接着，客观性原则出现了。“他们想要批评的”，伍德沃德提起他的批评者们时说，“是我没有用我所掌握的信息去得出一个政治化的结论。确实，我没有。”不过确实有一些伍德沃德的批评者们指出了他的新闻信息是如何被加工的。克里斯多弗•席村（Christopher Hitchens）在《大西洋月刊》6月号上评论了伍德沃德最近写的一本书《战争中的布什》，指出，在报道重大外交政策的分歧时，伍德沃德对易于得到信息的一方的观点加以充分报道，但对其它争议各方的报道就不够深入了。“华府盛行的这种伪客观性，反映了新闻体制的陈旧，有待改变。”

填补空白

《路易斯维尔信使报》（the 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的年轻记者詹森•吕雷（Jason Riley），和他的同事R•G•邓洛普（R.G. Dunlop）一起，凭借对区法院司法无能的系列报道获得了今年的波尔克奖（Polk award）。在他们的报道中，上溯到1983年的数百个重罪案不为人知和悬而未决。吕雷和邓洛普的系列报道是一个负责任的报道的典范：在法院采访的时候，吕雷无意中发现了一起数年前的重罪案一直没有结案，接着牵扯出更多的案子，最后发觉有一大堆的案子悬而未决。从没有人，至少是公开地，提起过这个问题。在第一篇报道的草稿中，吕雷写道：司法系统存在漏洞，因为很多案件堆积数年得不到审理。“（对于司法系统存在漏洞）我认为没有必要探究原因，因为经过六个月的调查我已经得出结论”，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但他的编辑将稿子打了回来，并附了说明：“谁说没有必要探究原因？”

下一篇报道是关于这个区的总检查官的，吕雷已经关注了他有三年了。在采访中很少听见有人批评他。他“知道别人是怎样看他的，很有自知之明”，吕雷写道，“既然他周围没有人公然讨论有关他的问题，我就在我的报道中不究原因地提了很多”。编辑再次畏缩了。这关系到对坚持客观性的必要性的探讨。“我的一些结论和问题最后被删去了，因为采访中并没有人提到过这些东西”，吕雷说道。

吕雷独立发现了问题，竭尽全力地报道它，形成了一系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若干结论。没有任何官方信息来源会提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感到有责任要去填补这个空白。那是偏见吗？好记者一直会这样做，或者想这样做。客观性原则的种种限制使它变得很困难。“我想大部分记者都会承认，选择自己想看到或听到的信息，作为引文或者背景原因。这样我们可以把不被允许触碰的关键点报道出来。”吕雷说，“但是为什么不呢？作为社会的监视器，我认为新闻界要不断地提出问题、报道问题以及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真实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

去年秋天，当美国和全世界为是否要对伊拉克开战僵持不下的时候，华府上下没有人愿意谈论这场战争的后果。对于布什政府而言，要为这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争取支持，在那些战后可能变糟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是毫无意义的。总之，结论是萨达姆是世界上最坏的。民主党生怕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在去年10月投票赞成对伊拉克动武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俨然将美国置于备战状态。没有了反对的声音，政府大肆操纵着关于战争后果的报道。也就是说，政府说什么，新闻界就报道什么：比如美国要集结其它国家一起帮助伊拉克建立民主国家、打击恐怖主义、要在伊拉克长期驻军而不是短暂逗留、上述行动的开支全部来自伊拉克的石油收入。在政府泛泛而谈的设想之外，仍然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探讨在萨达姆倒台后可能会出现的后果，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篇，一篇是《波士顿环球报》去年10月20日刊登的安东尼•萨迪（Anthony Shadid）的文章、一篇是《纽约时报》去年9月22日刊登的詹姆斯•道（James Dao）的文章。但大多数报道只是在重复一些陈词滥调，提醒人们伊拉克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开战后伊拉克的血腥报复是可能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的冲突会带来麻烦，而伊朗正觊觎着伊拉克南部什叶派教徒的聚居地。

大卫•豪斯（David House），《伏特•沃斯之星电讯报》的忠实读者，在3月23日的报纸上撰文，试图探讨新闻业在议程设置上的种种局限性。“奇怪的是，对于新闻媒介的现有技术而言、对于新闻业者的聪明才智而言……要打破媒体的沉默的坚冰易如反掌。但是新闻业隐匿文件，不发一言。”

在11月，詹姆斯•弗洛斯（James Fallows）为《大西洋月刊》写了题为“第51个州？伊拉克战争胜利的必然后果”的封面报道。他在报道中采访了区域专家、历史学家和退役军官，并大胆预测战争后果不容乐观。他预测：巴格达基础设施的毁坏带来财政上和军事后勤上的麻烦；萨达姆•候赛因可能会投靠头号通缉犯奥塞姆•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美国政府缺乏阿拉伯世界代言人的现状将会阻碍战后维持和平和其它进程；作为占领方美国，为了保卫伊拉克边境就必须要和“邪恶轴心”国之一的伊朗正面交锋；如何与反对这场战争的联合国交涉也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如何使伊拉克逃脱联合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强加的赔偿金，这个数字据估计高达4,000亿美金。

战争的很多后果被詹姆斯•弗洛斯不幸言中，阻碍了美国稳定伊拉克的意图，更别提民主化进程了。另外一些在战前因被认为以太主观或投机性太强的对战争结果的预测也在战后实现了，比如说，战后伊拉克人四处抢劫和违法活动猖獗；至今仍毫无结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检查；不能迅速补充能源和干净的水；几乎陷入瘫痪的公共卫生系统；组建伊拉克临时政府的困难；过渡时期主持伊拉克大局的人选至今没有结果；在饱受长期困苦的伊拉克民众中弥漫的无奈情绪。顺便提一句，旨在重建伊拉克油井的《哈里波顿协议》（Halliburton's contract）里隐含的条款，实际上默认了美国对石油生产和分配的控制权，尽管美国政府允诺了由伊拉克人自己经营石油工业。

    在一片支持战争的热潮中，究竟有几个美国人听到了对这些可能的战争后果的预测的声音？根据安德鲁•廷德尔（Andrew Tyndall）的数据：从去年9月12日（布什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声明）到今年3月7日（战争开始前一个半星期），NBC、ABC和CBS三大电视网晚间新闻播发的574条相关报道中只有12条粗略地涉及了对战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预测。

共和党提到战争的时候采取了轻描淡写的策略，而民主党几乎没有发表反对意见。“记者们从来都不会弥补力量较弱的在野党留下的言论空间”，《纽约时报》的斯蒂文•R•威斯曼（Steven R. Weisman）说。但是为什么不呢？如果一些重要的事情被忽略了，难道新闻业没有义务促使当局去重视它？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在大到战争和国家建设，小到不那么重要的一些事情上。想想在2002年7月10日到2003年3月31日间，《纽约时报》在对奥古斯塔国家乡村俱乐部（the Augusta National Country Club）拒收女会员事件的数十篇的报道，其中一篇是11月25日的题为《CBS在女会员事件上保持沉默》的报道。为什么去年秋天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标题：《布什依然在战争后果问题上保持沉默》、《萨达姆之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想想看，当新闻界小题大做地关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时，就像《纽约时报》对奥古斯塔事件的报道，你就会发现这会在新闻界引起广泛批评。

这并非是毫无道理的吹毛求疵。曾经撰写文章支持进行伊拉克战争的《纽约客》编辑大卫•雷尼克（David Remnick），在3月31日的报纸上提到了战争后果：“关于美国在未来世界上的形象，任何一名出现在巴格达的美国人都将承担风险和负有责任。”新闻界不仅能让美国及美国政府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战争后果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早应该这样做。

真正的偏见

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是西弗吉尼亚州《查理斯顿每日邮报》的一名记者，专跑州议院。当时，如果有要求限制堕胎的议案提交州议院时，这个议案就会由坚定支持自由堕胎的发言人递交给健康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是由支持自由堕胎的一位女士领导的。如此这般，这些议案从来就没有能出现在健康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中。我真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是啊，我也是一个支持自由堕胎的人，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已经关注它好几年了。后来，还是反堕胎的支持者们提醒了我，这些选举出的健康委员会的成员都倾向于赞成自由堕胎。因而每年当限制堕胎法案出现在正常司法批准程序中时，这些自由主义的领导者就会将这些法案扼杀掉。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我就渴望将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不但可以使我出现在头版头条，而且还因为这种政治伎俩深深地伤害了我作为记者要求公平的职业理念。从根本上说，这个故事正说明了偏见的存在。

记者总是会有偏见的，但是不能过于简单地、非左即右地看待这些事件。安·考特（Ann Coulter）和其他有偏见的警察都希望我们大家能信任他们。正如尼古拉斯•康弗瑟（Nicholas Confessor）在《美国前景》中所讨论的，很多强烈反对偏见的人在新闻界是无法立足的。偏见往往来自任何事情都受意识形态驱使的政界。投票给民主党的人数和不去教堂的人数——这两个人口统计学的数据常常被用来证明新闻界的自由程度——当然也会被有些人用来对某些事件进行相关的解释。但是草率地认为记者们在用宝贵的版面来推介左翼观念，这是貌似合理却最为糟糕的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有偏见，当这些偏见处在无意识状态的时候，是最致命的。讨论一下最具有危害性的偏见——出身阶层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很少被讨论的。关于这方面的报道，许多接受采访的人都认为，缺乏对社会与经济多样化的思考，是美国新闻界最大的盲区之一。虽然许多媒介对于民族、种族和性别中的少数群体做了多样化的报道，但是这些不同肤色的人们大部分都来自中产阶层。3月13日，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举行的关于媒介偏见的讨论会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专栏作家约翰·里奥（John Leo）说，“过去常常是入了门的人就能成为记者，现在恐怕就有点难了。老板不会雇佣穷得象哈密尔（Hamill）或布瑞斯林（ Breslin）或我这样的来自爱尔兰劳动阶层的人，老板雇佣的是毕业于常春藤名牌大学的富家子弟。于是，这些被雇佣的记者就会越来越趋于一致。”如他所说，正是这一点才使得新闻界在克服偏见时困难重重。

当然许多记者真正的偏见并不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思考造成的。“我是一个政治化的记者”，《圣约瑟水星新闻报》（ San Jose Mercury News）调查报道的记者艾利克·诺德（ Eric Nalder）如是说。记者有偏见才会有冲突，报道中有冲突就会比没有冲突更有意思。我们总是对那些犯罪案件有偏好，因为这样做最安全；我们总是对事件的追踪报道有偏好，因为这样的报道最容易；我们总是对已经存在的说法有偏好，因为这样最安全也最便捷。想想那些记者们报道的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故事——安然公司的前CEO 肯尼斯· L·雷（Kenneth L. Lay）鼓励员工们购买公司的股票，而他却偷偷将自己的股票抛了出去。这个说法信手拈来，虽然令人身败名裂，却很容易被人们所相信。但是两年之后，这种说法被证明不是真实的。由此引发了《纽约时报》记者库尔特·伊成沃特（Kurt Eichenwald）在2月9日撰写了一篇更正性的报道。

很多时候，我们的偏好只在于报道事件，而忽视了这个事件中正在受伤害的主角。听听密耳瓦基《新闻守望者》（Milwaukee Journal－Sentinel）调查性报道的专栏作家丹尼尔·拜斯（Daniel Bice）是如何概括他的报道哲学的：“尽量不要厌烦，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可靠的信息源，深入探究政界、公司、官僚机构的谎言，不要随声附和，要让政客们心急如焚。”很少有记者不认同这一点。

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1979年出版的《如何界定新闻》一书中，谈到了记者的“超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我们思维中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很多东西成为了我们判断新闻的依据。这就包括许多“永恒不变”的价值观，诸如“利他的民主”和“负责任的资本主义”，这些永恒的价值观的倡导者都是一些改良主义者而不是随声附和的朋党。甘斯写道：“事实上，新闻不是特别的保守或特别的自由，新闻只是扮演一个改良主义者的角色，其实那些永恒的价值观念非常类似于20世纪初所提倡的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价值。”我刚才谈到的限制堕胎的故事，就来自我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与我所理解的“利他的”要求是不一致的。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ce）提炼和概括了甘斯的关于“超意识形态” 的内容：“我们是为诚实、公平、勇气、谦逊而报道的。我们反对贪污、剥削、残忍、犯罪、暴力、歧视、刑罚、滥用权力等其它许多的事情。”《纽约时报》的记者克利福特·里威（Clifford Levy），凭借“美国家庭虐待精神病人”的系列报道，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奖，他认为：“在我由于这个系列报道而得到的所有赞誉中，最有意义的是来自其它报纸的记者对这些报道的评价。他们认为这些报道使他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仔细寻找的典型报道，甚至连这些被报道者都不会这样关注他们自己。”

所谓“超意识形态”，杰姆斯·卡瑞（Janes Carey ）解释说，会导致对自由偏好的指责。他说：“任何一个进入新闻领域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名改革者，而改革者总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保守者感到不舒服，一般来说，保守者总是愿意维持现状。”

甘斯注意到了新闻工作者超意识形态的重大缺陷。“新闻工作者不能判断什么是新闻”，他写道，“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没有一个关于国家、社会和国家社会制度的综合判断，这幅综合的图景才是一个整体的现实判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一直在闭门造车地做现实判断，例如，“穷人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新闻记者不会采访，甚至都不会想到采访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关于国家的激进、保守、宗教传统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基于他们的现实判断关注的问题。”

这种对于“他者”的理解总是——并将总是——对新闻界的重要挑战。不会有一个个体能包容整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被指责为偏见而无所作为。在凯瑟琳·豪·吉姆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波尔·沃特曼（Pavl Waldman）最近出版的《新闻界的影响》中，描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怕被人指责为存有偏见，才导致了关于2000年总统大选时重新记票的报道，它对新闻记者的影响已经为我的有关报道所证实。《星光论坛报》（the Star Tribune）的伊里克·布莱克（Eric Black）认为：“我们的报纸总是遭到不断地批评，这些批评是由于人们怀有各种形式的偏见才产生的。这就需要通过一些日常的报道使这些吹毛求疵不攻自破。许多报道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会有一条底线，你跨越了它，就丧失了你讲真话的职业准则。” 3月10日，在布什战前新闻发布会上，新闻界的表现招致了诸多批评，《今日美国》的彼特·约翰逊（Peter Johnson）引用了山姆·唐纳逊（Sam Donaldson）的话，对媒介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当记者们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人们并不希望看到他们自己选出的总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们将要开战——特别是这个记者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难道能让我们的总统左右为难吗？

对于记者来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了解自己的偏好，了解那些很容易被接受的说法，并在工作中尽可能地克服它们。如果我们的新闻界能够在社会与经济的多元化方面与在性别、种族和民族问题方面做得一样好，这些已有的偏见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当然，要实现对社会与经济的多元化思考，是需要经过一番努力的。这些日子以来新闻界流行一种很轻松的观点，那就是决不为某些偏好辩解。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深入的报道和真正的理解，但是我们也需要记者们承认他们并不了解事情的全部，但是他们也不会去掩盖诸多说法背后的缺陷，或者将这些说法淹没在过于简单化的咆哮式的辩解中去。

关于一个更好的客观性定义

在过去的两年中，根据Nexis数据库的统计，戴斯蒙德·图图主教（Desmond Tutu）曾经被3000多篇文章提到过，其中至少有388篇（11%）文章中提到了他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而根据同样的标准搜集到的近96000篇提到亚瑟·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文章中，仅仅有177篇（不超过0.2%）文章中提到他也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当我们翻阅这些速记文件时，不仅发现记者作出过成千上万的选择，而且还会发现每次的选择都是客观的。关于这种相对客观性的例子，来看看关于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道吧，难道不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帮助萨达姆·侯赛因建造了这些武器吗？每一次的报道都是客观的吗？还是从来就没有客观报道呢？

客观性的准则并不能帮助我们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以澄清我们的所作所为，恢复我们在公众中的信誉，这里有些可以参考的建议：

首先，新闻工作者（整个新闻界）都必须谦逊地公开承认我们做得越主观，就离客观性的要求越远，而客观报道才是公众真正愿意相信的。虽然不能结束公众对我们的偏见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声称我们仅仅是客观的观察者，就可以让我们从一个更现实的、更少虚饰的角度为我们的行为辩护。

第二，我们应该为记者们松绑，并鼓励他们成为专家型的记者，这样他们就可以区别相互矛盾的要求和认识，并能揭示这些要求的内在本质，对读者和观众需要了解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做出判断。总之，正如凯瑟琳·豪·吉姆森（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波尔·沃特曼（Pavl Waldman）在他们的《新闻界的影响》中所讨论的那样，我们需要新闻工作者们更愿意“裁定真正的辩论”。《巴尔迪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编辑比尔·马瑞摩（Bill Marimow）告诉记者们要“掌控”他们自己的报道范围。3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比尔·马瑞摩（Bill Marimow）谈到：“我们想让我们的记者成为分析家，成为一名专家，并能掌握所报道事件真相的所有方面，只有这样，记者们才有能力做出独立的判断。”

在1999年《华盛顿月刊》（The Washing ton Monthly）关于客观性的专题论集中，提摩西·诺亚（Timothy Noah）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见解：“一个沉浸在自己主观判断中、不能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好记者，反而不如那样的一些记者，他们勤奋地工作，详细地探究某一主题的新闻价值，得出可以传播的睿智的观点，这些观点才有可能在新闻界中被引用。”这种事情每天都在或多或少地发生着，但发生的可能性还是太小了。在《华盛顿邮报》3月18日标题为《质疑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关  但布什固执己见！》的新闻报道中，沃特·匹克斯（Walter Pincus）和戴娜·密尔本克（Dana Milbank）解释出了布什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所有“论断”。因为许多事实证明都是有问题的，这些“论断”受到了联合国、欧洲各国政府、甚至美国情报人员的挑战，这篇不讨巧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太缺少“分析”的内容了。在评价这件事情时，《纽约时报》的斯蒂文·威斯曼（Steven Weisman）谈到，是否要把这条新闻放在新闻版，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它是一个好的报道，只是它的倾向性太明显了。有意思的是编辑们没有把它放在头版，因为这样做，就好像寓示了编辑们把布什看成是一名撒谎者。也许我们应该多做一些这样的报道，只是要注意不要引起公众的争议。”

许多记者千方百计地用很策略的方式将这种引起同样争议的内容放到了自己的报道中。想想杰森·瑞里（Jason Riley）的为新闻素材“添料”（feeding information）的观点，斯蒂文·威斯曼（Steven Weisman）称之为新闻报道的“构件”的说法。3月17日，在布什政府外交斡旋失败的报道中，威斯曼研究了中央情报局对把伊拉克和基地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说法的置疑，欧洲各国官方也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其实这也就是美国没有把议案提交到联合国的原因。

然而，这里要追究的不是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说法是否有倾向性，而是这种说法是否是真实的。

还有一些人在争执：如果你一开始就愚蠢地按着客观性原则行事，你其实就是一个盲从附和的人。一般来说，主流记者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卫道士，这些并非十全十美的人在完成一份艰巨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对社会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让他们写出他们所知道的，鼓励他们挖掘事件的深刻内涵，这不是偏好，而是最基本的要求。记者应该感到自由，正如丹尼尔·拜斯（Daniel  Bice）所说：“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束缚。”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提出，记者的职业价值观使他们非常类似于改革者，他们应该坦然呈现他们可能做的事情，不必因为害怕遭受偏见的攻击而隐瞒什么。当真正的偏见渗透进来时——因为肯定会这样——新闻界的自律精神就会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在上个月，当头版刊登了德克萨斯州堕胎法案改成左派观点的报道后，作为《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约翰·卡罗（John Carroll）在写给同事的备忘录中谈到：“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为了消除我们报道中的政治偏见，我是严肃认真的。”

新闻工作者现在有了更多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裁定真正的辩论”。1993年，在计算机时代的新概念“精确新闻”扎根新闻界之前，斯蒂夫·迪奥（Steve Doig）就帮助《迈阿密先锋报》（The Miami Herald）赢得了普利策奖。因为他用计算机辅助系统报道了安德烈飓风（Hurricane Andrew）造成的损失，以及家装建筑以次充好、政府对建筑业失察等内容。迪奥认为：“精确新闻报道是有争议的，但是它比传统的报道技巧对我们更有帮助，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不易获得的客观性目标。”现在迪奥正在亚利桑那州大学教授计算机辅助报道的课程，他还认为“计算机辅助系统可以让你精确地探究一个问题，给出一些较少争议的事实。如果没有计算机的帮助，我们关于安德烈飓风的报道就仅仅是一些数据的呈现，反而与建筑师们所说的任何结构的建筑都不能抵挡这场飓风的说法相一致了。”

在4月1日，《亚特兰大新闻宪章报》（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嵌入”伊拉克美军中的战地记者罗·马兹（Ron Martz）在国家公共电台讲述了他的“战地日记”，辩护他为什么在战场上抛开了战地记者的超然态度，把一个美军的静脉注射包给了一位受伤的伊拉克公民。马兹说，所谓“职业伦理”实在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作为一个肩负使命的战地记者，他应该为他的名誉而担忧，因为他要承受那些强调新闻工作与客观性关系的说法的攻击。最后马兹说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记者，他为此而感到欣慰。尽管我们为了客观性的理想，做了非常重要和必须的努力，将人性的标准降到最低，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