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的陷落
焦文峰
(扬州大学政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伊拉克战争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宣告了一场不对称的国际暴力是如何在一个历史瞬间完成它的神圣使命的。后冷战时期硕果仅存的影响和控制力甚至可以延伸至地球每个角落的强大帝国，凭借其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技术与文化攻势，迅速击溃了经过联合国十年制裁早已虚弱不堪的独裁社会。现代战争机器可怕的震慑力与高效的屠杀和毁灭能力，以令人瞠目和前所未有的速度从某个遥远的地方投向一个“无赖国家”，并且通过全球媒体一并投向这个充满了不幸和苦难的世界。实施如此霸道与冷酷的军事打击的，是一个据说是最能体现民主与人权的自由的国度。事实上，在开始打击之前以及战争的全部过程中，美国民主以一向冷静、理性的程序和方式为战争提供了无可争辩的政治合法性。民主的辉煌历史与现实，完全没有力量阻止这个经过数百年自由空气熏染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民众，以一种无懈可击的民主方式支持本国政府实施一场毫无民主可言的侵略战争，以彻底阻断国际和平对话的可能性，并与全世界的反战浪潮相对抗。民主的国内政治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暴力行进开辟着道路。在战争机器面前，任何广泛的国内与国际对话都在顷刻间土崩瓦解了。人们记忆犹新的是，还在战争即将进行时，一位媒体评论员以实际上无望的语气说，现在，也许只有美国民众才能制止战争。
集中的军事对抗已经结束。美国以不仅对伊拉克而且对全世界的胜利终止了这个还在战事开始前就被公认为不存在任何悬念的故事。人们已经在着手考虑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恢复国际和平秩序的言论几乎充斥了所有媒体。一个重要的呼吁是把重建纳入联合国框架之内，其直接目的在于遏止一国坐大的趋势，并把国际关系恢复到和平的基础上。但无论做出何种努力，一种可以预见的前景是，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国际社会必须同时学会忍受美国对国际关系的支配和主宰，并听命于这个国家随时可能使用的对其他国家的战争肆虐。这两个方面的可能性在战争甫一结束时就已经表露出来。把战后伊拉克问题放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的合理要求实际上隐匿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前提，即国际社会对这场顺利结束的侵略战争的无奈默认；另一方面，美国人这次成功实施的针对其他主权国家的公开暴力，为造成下述局面树立了国际社会必须承认的成功范例：今后美国人甚至可以无须实际动用武力就能收获与战争同样的效果。美国国务卿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今后不一定非得动用军事手段解决争端。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手段外，美国人现在又多了一个手段，那就是伊拉克这个范例的手段。
鲍威尔的言论几乎暗示了必然使国际关系陷于绝望的未来前景。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有效约束美国霸权的途径。国际社会可以使用的惟一合法手段即和平对话的呼吁，已经被这个国家的霸权政治压缩成可以忽略不计的软弱要求，或者只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才会认真加以对待。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人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国家的和平要求实际上是与各国自身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无非是在主张国际正义与公理的同时，委婉表达了自己努力维护与扩大本国利益的企图。美国人同样清楚的是，在现有国际利益格局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从根本上切断本国利益与美国利益的联系，进而摆脱美国政治的控制或影响。为了不致激怒美国，国际社会甚至在全部战争过程中很少使用可能刺痛那个强大国家的锐利话语。人们可以发现，在关于战争的大多数言论中，一组词汇巧妙地得到置换，其主要意图是谨慎使用理性和更加学术化的表述，以冲淡其他那些或许更加确切的表达所能呈现给人们的尖锐印象。在这组转换中，“单边主义”替换了“霸权主义”，“军事打击”代替了“侵略战争”，“美国的军事占领”转变为“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重建”，最后，美国人自己用人道主义与替天行道式的“拯救”与“解放”，遮盖了对于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摧残和蹂躏。正是在这一系列变化中，国际社会在这个帝国面前的所有无能为力以及对于那个国家的种种利益依附，都以空前的程度暴露了出来，国际舆论最终被引向了放弃针对战争合法性的进一步的不懈追问，以及由这种追问必然引起的对于粗暴践踏国际法行为的拒绝姿态。于是，媒体前的人们能够一边面对并倾听满脸正气的美英领导人在战争初步结束时对伊拉克人民所做的承诺与号召，一边急切地关注和讨论着美国下一步可能打击的目标，一边正在逐渐丧失对于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有所作为的全部信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在美军打击下的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竟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全面崩溃，是联合国十年制裁的必然结果。只是在今天，人们才有机会发现并不得不承认，联合国以往的作为客观上最终有助于今日美军的战争进程。现在，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重要支柱的国际关系准则终于收藏了它最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后果。接下来的事情必定将是，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对过去与现在的深刻检讨，不再是对侵略战争的声讨和谴责，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全面抵制，而是对于伊拉克重建的关注，是对下一个和下下一个打击目标的关切，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使国际政治再一次恢复到联合国架构中的广泛要求。然而，所有这些工作明显透露出了关涉到它自身存在合法性的某种深刻的反讽本质。恢复和平秩序的努力是以默认战争暴力及其后果的事实为前提的。如果说它有充分理由对逆转当前局势不抱任何幻想的话，它也缺乏足够的信念和力量，去挣脱过去十年所发生的事情在往后的又一次轮回。
战争宣告了国际公共领域的陷落。分析家们认为，尽管美国的胜利会促使其在今后的国际行动中更轻易地采用非和平方式，但还不致敢于完全无视国际社会的存在。但是，美国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它不仅不会把对国际关系的主导地位拱手相让，而且确信自己具备足够的打击力量保证这种地位。企图使美国摆脱由来已久的战胜者的骄横心态，已经没有可能仅仅依靠国际社会。美国的国际作为无疑是其国内政治的当然延伸，通过对战争的态度，经过美国式自由与民主制度操控与训练的美国民众体现了他们对于他者的无知和偏见。在一种傲慢的政治策略的支配下，庞大的媒体帝国早已使观念受到了有效清洗。人们丝毫不会感到奇怪，许多曾经的美国反战者在战争爆发后迅速转向支持战争，其理由只是因为不愿看到本国士兵更多的流血，或者认为服从本国政府是军人的天职，而无论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对于自我的极端关注可以使人们在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中非常方便地迅速游移。与此相似的情形是，由反战转到支持战争的动机仅仅在于使这场极端不对称的战争尽快结束，以免造成更多的人道主义灾难。这种貌似正确的意愿的潜在前提是，它在本质上否认了抗争所能具有的一切价值，并为支持战争的态度涂抹上一层动人的悲情色调。在这样一种悲情主义的催生下，惟一合理的决断乃是彻底放弃对于强暴者的抵抗。
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文明已经见证了太多的高尚与卑劣结为一体的局面。在自由、民主和人权成为最可珍视的价值的年代里，美国一位高官在为得到占领军纵容的伊拉克无序状态进行辩解时能够毫无愧色地对着全世界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有犯错误的权利，就是有犯罪的权利。面对这样一种出自美国精英之口的关于自由的奇妙定义，人们还能说些和指望些什么呢？善良或邪恶的所有基本判断都在这个定义中遭到彻底粉碎和毁灭，自由从此可以借助直接的暴力征服整个世界，而在此之前的文明社会早已被像哈贝马斯这样的思想家称作无声的暴力的东西所征服。穿越整个二十世纪，人们聆听了许许多多关于和平与平等交流的真诚呼吁。但随着强权在世界的不断进发，这种交流渠道变得愈加狭窄。那些曾经被许多人天真地看成是真正平等、公正与冷静的对话，也已在文明世界对于观念与精神的规训中失落了理性的方向。康德曾经看到的永久和平与必要的恶之间永难弥合的冲突，再不可能在他所指望的脆弱的道德革命中实现和解。因为，在今天，在对伊拉克的武力征服之后，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这种革命所有的现实基础。
硝烟渐渐退散，战争正在成为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将成为普通人的谈资，政治家们博弈的资源，以及历史的事件。人们也许只能期待下一场战争以什么方式和规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再次爆发，以便重新体验破坏和屠杀带给我们的新的感受与震撼。在当前这个人类生存再度恢复往昔平静的时刻，历史将会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除了战争机器的呼啸与轰鸣外，是否还有那个受伤伊拉克男孩无助的哭喊，和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驻联合国代表的绝望的哽咽？
The Downfall of the Public Sphere
Jiao Wenfeng
(The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