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角色
——伊拉克战争、SARS事件新闻传播探析
叶凤英，曹晚红，杜志红，王晓红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
摘要：2003年春夏，新闻界遭遇两件大事，伊拉克战争风云突起、非典突袭中华大地，对公众来说，这是灾难性事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却是机遇。在机会面前，中国媒体在展示其进步与实力的同时也显露出问题与不足。媒介在这两大事件中扮演何种角色，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媒介该如何负责任地做好监测环境、联系社会的功能，树立媒体的权威，我国媒体又应如何在世界展现自身的形象。针对这些课题，电视学院的教师叶子、王晓红、曹晚红和博士生杜志红，从不同的视角，做四人笔谈。
关键词：真实性；客观性；突发事件；媒体权威；新媒体环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从伊战报道谈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曹晚红
今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已硝烟散尽，但围绕伊拉克战争所进行的新闻战和宣传战带给我们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从伊拉克战争爆发开始，世界各国的媒体都投入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来报道这场战争，美军的“嵌入”政策也使各国的记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共同采访伊拉克战争的机会，超过一千名记者亲赴战争现场，多家电视台进行战争直播。那么，在这次伊战报道中，媒体是否客观、真实地为我们报道了战争的真实情况，受众在这样强劲的新闻攻势下是否了解了战争的真相？
众多媒体连续不断的报道，使受众与战争几乎“零距离”接触，然而，由于不同媒体立场不同，面对同样一场战争，我们却听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看到了相互冲突的报道，对受众来说，尽管电视屏幕上充斥着有关伊战的各种报道，但事实真相支离破碎、真假难辩。尤其是美伊两国，双方军队在战场上激战的同时，媒体也在进行着激烈对抗，成为战争中的宣传武器，对敌方官兵进行心理打击。一场新闻战已变成宣传战和心理战。
可以说，这是一场导弹与新闻发布会共存、共同左右战事的战争，而战争的第一受害者，就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真实性与客观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所有新闻传播都应坚持的原则。而客观性原则是西方新闻学者在十九世纪末提出来的，一百多年来，客观性始终是西方新闻学中一个时髦的字眼，几乎没有一家媒体不以它作标榜。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却摈弃了曾经引以为傲的原则，使自己沦为宣传战的工具呢？主要是因为部分媒体在战时将国家利益奉为神圣，坚持为国家利益服务，在新闻事实的采集、选择和传播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因此，未能履行报道事实、揭示真相的职责，而是承载了更多的宣传使命，从而使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美国新闻管制条例上写有“在未来的战场上，军队必须战胜两个敌人，一个是军事战场上的敌人，一个是舆论战场上的敌人。”明确地把宣传、把舆论阵地当作一个重要战场。新闻传媒作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由战争的观察者、记录者变成战争的参与者和协助者。那么，美国官方是如何使媒体成为宣传战的工具的呢？
严格管制新闻
在伊拉克战争的进行过程中，曾爆出过一条新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资深记者、以报道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而闻名的战地记者彼得·阿内特被他的公司开除。因为他曾经报道过美英军队轰炸的一个所谓的“生化武器工厂”，实际上是巴格达的一个生产婴儿奶粉的工厂。在后来接受伊拉克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他认为美国的初步作战计划已经失败，美国的战略规划显然没有料到伊军的抵抗如此顽强。就是这样的一些“个人观点”，使得他被NBC开除。当事人阿内特表示，他接受伊拉克电视台采访，并对战局发表了几句个人的评论，完全是出于对同行的尊重。他说，他打心底里没想过要帮助美国的敌人，只是想报道真实情况。没想到因为说了实话而被“炒鱿鱼”。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战时宣传中，无论是谁，必须按照政府的意志来“发挥舆论作用”，而不能进行客观报道，更不能有个人观点。否则，必然会遭到严厉制裁。
其实，在这次对伊战争报道中，受到“修理”的远不止阿内特一人。随美军采访的美国电视记者菲尔·斯麦克由于发回了一些战场上的实况画面而被美军赶出了伊拉克，原因是他的战地报道太具体，危害了美军的安全。英国BBC记者奥马尔也受到英国工党主席里德的指责，说他“就像在为阿拉伯做宣传”。因为他报道了巴格达市场受美军导弹袭击后的现场。
事实上，美国军方对记者在战地采访做出了严格限制，虽然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政府允许记者随军，允许媒体对战争做全面报道。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媒体、控制舆论。他们对随军记者做出了严格的新闻管制，比如，五角大楼为500多名美国记者制定了长达12页的战地“采访须知”，做出了三不准规定，即“不准提问美英的伤亡情况、不准提问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不准提问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美英发布新闻主要依赖于随军记者，发布于CNN等几家媒体。尽管美国媒体拥有先进的传播手段，但并沒有为本国人民提供更多的战场资讯，美国民众从电视里看到的关于伊战的报道是“片面的并经过精心安排的”。对于不利于他们的媒体，美军当局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他们进入战区采访，甚至直接扣押或驱逐记者。
制造宣传案例
纵观美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对媒体的使用上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为了减少国际舆论的压力，美国已经利用各种媒体，进行了一年多的“倒萨”宣传，为随后的军事行动“造势”，为战争做好铺垫。在战争打响之后，美英军方更是将媒体与军队绑在一起，使媒体战场与军事战场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比如通过电视媒体大量转播联军在战场上节节推进的场面，并大肆渲染高技术武器的巨大打击威力，以此对伊拉克官兵进行威慑，使之丧失斗志。而伊拉克官方则更多地宣传美英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和受伤人员的惨景，不断宣传伊人民反对战争，反对美国入侵的愤怒画面，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
在这场宣传战中，有一个新闻事件大家都耳熟能详，那就是“拯救女兵林奇”。事实上，“拯救女兵林奇”可以说是美军精心策划的一个成功的战时宣传案例。以美国媒体为主，其他各国的媒体紧紧跟进，这个“战争奇迹”在播出时折服了几乎所有的电视观众。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伊拉克战争初期，伊拉克电视台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通过播放大量伊拉克平民的死伤画面和播放对美军战俘的采访，引发了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英国内的反战情绪，给联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联军在宣传战中暂时处于劣势。针对这种情况，美军通过电视直播进行了反击。4月2日，CNN的电视摄像师随同美海军陆战队一同参加了对女兵杰西卡·林奇的解救行动，对整个行动进行全程拍摄，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一个关于美军神勇无比的动人神话横空出世，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这次行动成为美军士气由低沉变为高涨的转折点。林奇被成功营救的消息也成了纽约股市的一个利好消息，引发纽约道琼斯股市各股票平均上涨2.7%。与此同时，对巴格达市区进行狂轰滥炸的电视直播画面也对伊共和国卫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打击。这一宣传战役的胜利为战争后期美军的军事行动实现全胜打下良好基础，也导致了萨达姆政权的迅速垮台。
然而，在这条新闻报道后不久，多家媒体对林奇事件提出了疑问，美国军方、CNN记者、林奇的父母等在对事件的陈述中出现了多处矛盾，英国广播公司甚至推出一部关于美军如何导演出《拯救大兵林奇》的纪录片，当事人称美军整个行动其实未动一枪一弹，拯救行动完全是五角大楼操纵出来的重大新闻。
目前林奇事件的真假还未有定论，但不论真假，美国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成功炒作已成为美国战时宣传的经典案例，这也再次说明，在战争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的意志和利益，毫无客观性而言，而只是政府战时宣传的工具。
发布虚假新闻
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曾出现了一批与众不同的示威者，他们的口号不是“停止战争”，而是“要媒体讲真话”。 就连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一位高级官员也说，伊拉克战争中的假新闻超过了他曾经报道过的任何军事冲突。”在这场心理战中，交战双方都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向世界和国内民众散布虚假消息，夸大己方战绩，欺骗敌军，以造成敌军行动错误,这就使得交战双方传递出来的消息往往互相矛盾。比如，在开战次日，美联社即报道了伊拉克51师全体官兵8000人投降的消息，在这则报道中，有权威的消息来源——五角大楼官员，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背景，因此可信度很高。然而第二天，伊拉克的新闻发言人就否定了这一消息，称第51师仍在与美军激战，随后，该师师长在伊拉克电视台露面，充分驳斥了美方的谎言。
在整个战争的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的真实性原则遭到了严重践踏，双方媒体的失实报道不断，有些已被揭穿，有些可能仍在困扰着受众。
媒体战时自律
1900年，美联社提出以“报道事实，而不报道意见”为宗旨，它要求记者“不党不私，平衡公正。”这是美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把客观性定为新闻传播的原则。一般情况下，美国媒体比较注意把自己的观点、立场、倾向隐藏在自己对新闻事实的客观陈述中。
在前方，一些美国记者甚至用“我们”来代表美军发表一些言论，以军方的视角、立场报道军方想要传播的内容。
战前美国各大媒体在此事件的报道上立场不同，分左右两派。但战争爆发后，左右派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战时“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旗下，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程度不同的自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电视媒体播放战俘画面的问题。3月23日，半岛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战死的美国士兵和5名被俘美国士兵的录像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先转播了这一录像带，但五角大楼很快介入，要求美国电视新闻网在这些战死和被俘的美国士兵家人被通知前不要播放这一录像带。美国所有主要的电视台，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实行了自我约束，不播放美国战俘的画面。
当然，作为交战另一方的伊拉克媒体，也同样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发挥着舆论工具的作用，为萨达姆政权服务。
首先，在战争开始后，伊拉克媒体不断向国际社会报道伊平民遭美军轰炸的死伤人数，目的就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同时，它不断宣传并没有使用生化武器，希望通过国际社会和美国舆论的压力，最终迫使美国谈判，结束战争。
其次，为了鼓舞国内士气，伊拉克电视台多次播出萨达姆的讲话和召开军事会议的报道，不断宣传伊军胜利的消息。例如3月22日伊拉克电视台播出了审讯、采访美军战俘的场面，给美英联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再次，伊拉克媒体也制造了大量的战争谣言，就在美军坦克4月7日停在巴格达的总统府前的时候，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仍在记者会上，宣称伊拉克军队打死了大批攻击巴格达的美军士兵，巴格达是安全的。自战争爆发后，这位已成为“明星”的新闻部长，就一直这样每天向记者们举行新闻发布会。
不仅如此，伊拉克政府还封锁消息，作为普通的伊拉克老百姓，在伊拉克是无法接触到海外的媒体报道的，也无法通过因特网了解信息，重要的西方消息来源都被封锁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战争报道中，由于交战双方的媒体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它们立场鲜明地展开了另一场战争，因此，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被无情践踏。
在这两国媒体之外，一些持中立立场的媒体和记者，还是在努力地进行客观、平衡的报道，使广大的受众尽可能多地了解真实和全面的信息，并据此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比如我国的中央电视台在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就保持了“中立和客观”的立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很明确，即反对战争，呼吁回到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作为国家的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在进行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时，立场同样明确。另一方面，伊拉克战争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相关性不强，媒体在进行报道时态度相对要客观，观众在收看时也会比较超脱。
中央电视台在伊战报道中有这样几个特点：及时、全面、客观。
及时。中央电视台很早就开始备战伊拉克报道，2月间，即派出水均益等五人特别报道小组奔赴伊拉克。北京时间2003年3月20日10：35分，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爆发，仅仅6分钟后，CCTV-4的节目主持人即在节目中播报战争爆发的消息，同时播出了CNN来自巴格达现场的画面信号。两分钟后，CCTV-1也中断正常播出，开始进行《伊拉克战争直播报道》，随后CCTV-9也跟进对战争进行直播。在以后的直播中，随时打出字幕报道最新战况，直播室里各路专家也即时进行点评，很好地保证了报道的时效性。
全面。这次中央电视台直播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争初期，CCTV-4每天的直播时间达到了16小时，为观众呈现出极其丰富、全面的“新闻大餐”。从内容上看，在每天的直播中，不仅有来自不同媒体的动态消息，有中央台特派记者的连线报道，有对美伊双方新闻发布会的直播和同声传译，也有背景资料片，有来自网络的最新消息，有各路专家不同角度的点评、分析。所有重要战事、所有重要新闻无一遗漏，最新战况、交战双方重要新闻发布会、交战双方领导人的讲话、国际社会的反应及反战行动等进行直播或有现场画面。从形式上看，从现场画面、演播室访谈到记者连线报道、同声传译、字幕新闻滚动，基本做到了全方位、多角度对伊拉克战争进行报道，观众也能够在丰富、全面的事实报道中，获取自己想了解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
客观。新闻的客观性包括“合乎事实”和“无偏见”两个方面，所谓“无偏见”，包括两层意思，其一是平衡，即在时间和空间上平等或成比例地对待相互冲突的解释或观点，其二是中立，即在陈述时避免使用情绪化的语言。从信息来源上看，这次中央电视台使用的画面信号主要来自CNN、半岛电视台、美联社和路透社。半岛电视台是卡塔尔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台，针对美国媒体的片面报道，半岛电视台播出了平民被炸死或炸伤的镜头，播出了全世界反战示威游行的消息，为各国媒体信息来源的多样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从伊拉克战事直播后的第三天起，经过授权，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获得了使用半岛电视台信号的权利，这样，中央电视台在信息来源和画面采用上既有CNN、FOX的画面，也有半岛电视台的画面，避免了单方的“一边倒”的新闻报道。
从内容上看，中央电视台的直播报道中，既有来自美英联军的最新消息，也有来自伊拉克、阿拉伯世界的最新动态；既有美英主流媒体的报道，也有法德俄反战联盟、阿拉伯世界的声音；既有来自中国驻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记者站记者的连线报道，也有驻中东、阿拉伯等伊拉克周边地区记者的一线报道，观众可以听到各方的声音。正因为努力地进行了平衡的报道，国外媒体和观众在收看了此次CCTV的报道后，都认为保持了客观、中立和理性批判的态度。例如，《联合早报》署名文章指出：“中国媒体虽然同情身受战火之苦的伊拉克民众，却没有把美英联军描述成凶恶的入侵者，也没有刻意把伊拉克的抵抗说成是英勇抗击侵略，而是以一种相对超然和客观的姿态报道战争的进展，无论是萨达姆还是布什、布莱尔，他们的活动和言论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
从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战争中，部分媒体因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履行着“舆论工具”的职责，立场鲜明地进行了一场宣传战。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一神圣准则，向受众传达事实真相，都是媒体的责任和良知所在，尤其在战争时期，这一原则更能够考验媒体。
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
杜志红
有人说，伊拉克战争报道“红了鲁健”，抗击“非典”报道“火了王志”。此话不无道理。
不仅如此，由于24小时全程跟踪报道伊拉克战争，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由此声名雀起，收视率迅速攀升；刚刚确定以追踪新闻人物为定位面世不久的栏目《面对面》，凭借其对抗“非典”一线人物的近距离采访而倍受关注；5月1日开播的央视新闻频道则更因为及时推出了抗击“非典”特别报道直播节目而被人们誉为“非典频道”。
俗话说，“事件成就媒体”。而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就更是媒体建立自己权威、树立良好形象的难得机遇。
因为伊拉克战争和抗击“非典”的报道，2003年的春天可以说是公众与传媒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无法精确统计在此期间人们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比平时增加了多少，但是，每一个经历过那段时间的人，大都会回忆起自己当时是怎样不由自主地守在电视机旁，睁大充满探询和渴望的眼睛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伊拉克战争和抗击“非典”有着一定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共同点是，都带有一定的突发性，而且都关系到为数众多的人的生命安全，因而显得重大；不同点是，前者发生在遥远的国外，而后者就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身边。
由于两者的共同点，人们对媒体的关注程度是空前的；由于两者的不同点，人们对这两大事件关注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人们关注前者，是因为战争的进程充满了悬念和曲折，战争中的人物命运令人牵挂。但由于是“隔岸观火”，所以关注者自身是安全的。而人们关注后者，却是因为这场疫情与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人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了解、不知道如何应对，因而迫切需要从公共媒体中获知权威的值得信赖的信息，以解除心中的恐慌——人们这时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媒体的依赖和求助。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新闻欲”，其外在表现为三种心理活动，即“欲知道”、“欲使人知道”、“欲被人知道”。无论哪一种心理，都会导致人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积极地去了解和传播信息。事件突发，由人的社会性产生的“新闻欲”必然促使人们关心事件的来龙去脉，关心个中缘由，以及事件对个人、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必然把目光投向他认为最能满足他的新闻欲的最好的媒介：谁传达的信息更多，谁报道的事实更有说服力，谁对事件的分析评论更有道理。所以，此时公众对媒体的“需求值”和关注度都是最大的，因而决定了突发事件每次都成为媒体建立权威的最好机遇。
一、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是媒体责任感的体现
既然突发事件中人们对媒体的需求值和关注度最大，那么，在报道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就不仅仅是出于媒体发展自己的需要，它更应该体现为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传播信息是大众传媒赖以存在的首要功能。而所谓信息就是要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由于人际传播的不稳定性，往往容易造成信息的损耗和流失，所以当人们在人际传播中得不到信息的满足时，自然会到大众传媒那里得到印证和确认。因此，大众传媒自然就被赋予了一种监测社会环境、解释社会现象的职责。按照传播学中关于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原理”来解释，就是公众议题决定传媒议题，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应与公众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如果公众关注的问题传媒不关注，媒体就会失去公信力，没有尽到其社会责任。
当今时代被称为“新传播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和速度都是过去所没有的。因此，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如果主流媒体不去关注，没有一个权威的声音及时向民众传播权威、真实、全面的信息，以消除人们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恐慌，那么其他传播渠道的流言就会逐步占据更大的份额。信息的匮乏导致谣言的滋长，因为处于事件旋涡中的人们，总是要在惊惶中有所把持，主流媒体不能提供依靠，人们只能依靠其他。“非典”疫情初期的恐慌恰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反思这一段经历，对我们有以下几点启示：
1、当社会上出现谣言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固守不信谣、不传谣的思维定势，对谣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应当及时出击、逆流而上，到谣言的风暴中心去，用权威而有说服力的调查，用科学而实事求是的态度向大众发送真实、全面的信息，以迎面击碎谣言，平息恐慌。
2、“信源”（指掌握信息的政府部门或社会机构）不应该为信息的传播设置障碍，而应该学会利用媒体控制传播效果，而不是只会控制媒体。因为在当今时代，媒体可以控制，但却不能阻隔传播，当主流媒体声音缺位时，身边的事实与媒体信息之间就会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在信息不满足时就会作出反向选择，更愿意相信由人际传播渠道得到的“小道消息”。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走向前台。
3、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缺席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将使一个媒体平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权威地位遭到动摇。媒体是否主流与权威，取决于受众的收视（或收听、阅读）习惯。而这种习惯又取决于媒体平时面对重大新闻与突发事件时的习惯性反应。如果权威声音屡屡缺位，尤其是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缺位的话，那么即使原来曾经是主流的媒体也会沦为边缘，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权威性”。
二、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深刻地阐明了媒体的舆论导向对于党和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重要性。而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媒体往往会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可以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此时的舆论导向所产生的作用就更是举足轻重。
那么究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呢？在当今的中国，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毫无疑问，在重大突发事件来临时，一切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的导向就是最重要的导向，也是最正确的导向。
然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并不能靠掩盖和回避事实来完成。多少事例证明，掩盖和回避只能走向愿望的反面。反观“非典”疫情开始的初期，由于有关政府机构指导思想的错误，对疫情的真相未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发布，于是在外国媒体对中国的疫情炒得沸沸扬扬的同时，中国媒体却出现了不应有的短暂的“失语”状态，以致于反而诱发了恐慌的蔓延。当然，也许当局者的初衷正是害怕引起混乱和恐慌，但是不应该忘记，安定人心、维护稳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先让公众能够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明白可能对受众自身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去应对这种影响等等。也就是说，只有尊重了公众的知情权，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而维护了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媒体的舆论导向才有可能正确。而一个舆论导向正确的媒体才有可能建立自己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
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公众的知情权并不是一个看不见的空洞的概念，恐慌的蔓延正是知情权得不到尊重的最具体实在的现实反映。因此，所有的舆论导向功能都只能以及时提供真实深入的信息和事实为前提才能得到发挥。试想，如果“9.11”事件中美国媒体不能给公众提供大量的充足的新闻事实，又怎么可能把一场灾难性事件，引导成为一股巨大的“爱国主义”和“反恐”热潮呢？
在抗击“非典”的中后期，在新的指示精神下，中国媒体特别是央视迅速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一边在规模上加大了对“非典”疫情控制防治情况的直播报道力度，一边及时启动了对抗“非典”一线人物的事迹进行“零距离”采访拍摄报道。且不说，这些人物的事迹有多么感人，单是记者“全副武装”深入“危险重地”采访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导向——它用别的媒体无法提供的最真切可信的电视画面告诉人们，“非典”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可怕，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们在为阻击“非典”而战斗着、牺牲着。由于提供的新闻事实及时、独特、感性而真实，这些节目自然而生一种权威，既是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巨大精神鼓舞，更成为帮助人们解除心理恐慌的“镇静剂”——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志与《面对面》、柴静与《新闻调查》等一批记者和节目在当时得到高度关注和敬佩的原因吧。
三、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是追求最大传播效果和媒体竞争的需要
现代大众传播学把传播效果的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媒体以往的宣传观念。今天，评价一个媒体是否权威的判断尺度，不再是他的“出身”，他的主观愿望，而是他的传播效果，也就是在受众中产生的反响。所以，当今媒体都非常重视自己传播对象的研究。因此，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谁最了解受众的需求并最快做出了反应，谁就可能赢得最好的传播效果，产生最好的影响，权威自然就会形成。反过来，在受众中建立了权威的媒体，就赢得了最大程度的信任，其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就会容易被接受，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媒体权威与传播效果之间的良性互动，应该是媒体追求的一种境界。
在各种传媒激烈竞争的当今社会，探讨和研究建立媒体权威的意义，也是在探寻一条如何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策略。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受众在第一反应中选择哪个媒体，反映了该媒体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因此，正如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孙玉胜所说：“建立媒体权威的实质应当是建立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不可替代性”。也只有建立了这种不可替代性，媒体才真正拥有了一种权威。
然而，在今天这个传播无处不在的时代，大众媒体的受关注程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的挑战。据一项调查显示，虽然大众传播渠道在整个传播体系中还是占据着大部分的比重，但总的来说是一种多元化的传播格局。如人际传播，在总的传播体系中的权重是十六点六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人际传播中的当面听说和电话手机这两条渠道，分别有22.5%和10.4%的北京人获取“非典”信息的渠道之一是通过这二者的，网络传播在传播体系中的权重为十点五个百分点，具体的使用情况是有近四分之一的北京人获取非典信息的渠道之一是通过网络的。年轻的、学历高的白领阶层的一代人较多的选择网络、电话手机，而传统的三大大众传媒的受众群年龄都相对偏大，广播的受众规模更是已经退居在了网络之后。人际传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其中的当面听说更是在规模上超过了广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际之间的流动（国内外）肯定会越来越频繁，这样人际传播的机会也将随之而快速加大，传播的范围也随之扩大。
面对这样的形势，建立大众媒体的不可替代性是相当艰难的。它需要媒体除了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外，还必须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实力，以确保自己在信息获取方面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这种不可替代性要通过实力来体现，实力是权威的基础。媒体的实力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作出报道，二是是否有比别人更发达的咨讯渠道，是否可以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新闻资源。这些实力是平时积累的，但只有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才会得到比平时更为充分的展示和表现。“危难之处显身手”、“得失成败一瞬间”的说法虽有些夸张，却不能不成为媒体在关键时刻应有的一种状态和意识。
四、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的几个制约因素
（一）尽早发布新闻——快速反应机制
如前所述，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当事件突发时，如果主流媒体不去关注和发布，那么其他的传播途径就会乘虚而入。其结果只能是诱发恐慌，走向维护稳定愿望的反面。因此，尽早发布新闻，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应对的上策。
过去的思维定式是，将事件调查清楚之后再发布新闻，以为这样才会具有“权威性”。现在的情况是，伴随事件发展演变过程的“阶段性发布”才是争取主动的最佳手段。因为这些尚无结果的阶段性事实的发布正好可以吸引受众关注媒体，反过来就是媒体利用这些信息可以吸引受众，使受众和媒体一道关注事件的进展，而只要受众得到了与事件同步的信息的满足，他们就不会盲目恐慌。
另一方面，尽早发布新闻还意味着舆论引导的成本大大降低。因为尽早发布比事后解释的效果要好得多。“发布是主动的，解释是被动的；按照人的一般认知与接受规律，发布是被信任的，而解释是被怀疑的。”从舆论形成的过程来看，在舆论形成之前一般要经过“意见酝酿、意见表达、获得多数”三个阶段，那么媒体在舆论形成的初试阶段介入，其实只是对“意见”的引导和影响，这要比对已经形成的“舆论”的引导更省力、效果更好。换句话说，尽早发布是在“建设舆论”，而事后解释是在“改变舆论”，其所消耗的成本是大不一样的。
尽早发布新闻的观念确立之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建立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快速反应机制。快速反应机制是尽早发布新闻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
震惊世界的美国“9.11”事件，给世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原因除了事件的突发性和严重性之外，还得益于罕见的画面冲击力。据说，就在第一架飞机撞楼之后的几分钟之内，美国的几大电视网便迅速启动，使直播系统各个环节迅速就位，作好了一切准备。所以当第二架飞机再次撞楼时，全世界都看到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在这里，全世界的电视同行不能不佩服美国媒体的新闻敏感和快速反应能力。试想，如果没有这种在最短时间内出现在现场的能力，媒体的权威从何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大突发事件是媒体是否有能力建立权威的试金石。而拥有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的快速反应机制，是建立媒体权威的首要条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突发事件都象“9.11”一样无法预料。有些事件看似突发，其实是可以预测和发现征兆的。这就需要媒体和记者有超常敏锐的触觉，以便尽早作出应对的预案，选择好介入的角度和时机。
第一时间出现在现场还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保证。包括机动的人员、技术设备、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等等，特别是象电视报道，其时效性离不开信号传输、接收等技术的支持。技术越先进、越熟练，越能在最短时间内接近和实现直播，也就最能充分地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这些优势既是实力的体现，又是权威建立的起点。
（二）新闻的发现和表达——受众最想知道什么
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是重要的，但仅此还远远不够。记者在现场能不能发现新闻、如何发现和表达新闻往往会成为报道水平高低的分水岭。如果说前者更多的体现了媒体的实力，那么后者则更多的暴露了记者的功底。这个功底就是，是否善于在现场有不同于别人的新的发现，包括发现新的线索、新的事实、新的信息、新的角度、新的背景等。这些新的发现有时决定了记者报道的新闻价值的大小。
那么怎样才能有新的发现呢？
首先，要从受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记者要时刻想着“此刻受众最想知道什么”，“哪些信息是受众最想了解的”，“哪些事实对受众来说是新鲜的”......这是记者在现场发现新闻的“支点”。有了这个“支点”，记者才不会在嘈杂混乱的现场手足无措，在纷繁复杂的线索中迷失方向。有人评说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中，有的记者虽然也出现在了现场，但是由于不清楚观众此刻最想了解什么，所以报道了许多与战争无关紧要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落点”没有找对。
其次，要尽快了解和掌握现场的环境和事件发生、演进的过程和细节。这样才能对整个事件或现场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和判断，以免使报道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浅薄。
其三，要开启所有的感官来体察认知现场，把记者的所看、所问、所听、所嗅、所触、所体验的一切进行整理，以最富于现场感的方式表达出来，给受众以感性的震撼和冲击，用事实表达的完整和深入来感染和说服受众。伊拉克战争报道中，那个失去亲人的受伤小男孩儿的一声声哭叫，那个伊拉克国家博物馆管理员面对镜头的抽泣和诉说，因为声画具全的巨大现场感和冲击力，而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们不能不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作出自己的反思和判断——媒体的导向性和权威性可见一斑。
（三）媒体与政府及社会的互动关系
媒体的权威性能否建立，还受到政府透明度和社会民主进程的制约。媒体既是社会舆论监督政府行政的代表，又是代表政府进行新闻信息发布的渠道。因此媒体的权威度如何，既是社会民主进程的风向标，又是政府思想观念改革和工作透明度的标志牌。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央视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会被外国媒体看成是中国新一轮新闻改革的开端。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就此发表文章评论说：“在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大打出手的同时，中国媒体也揭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闻大战。这场官方默许的新闻战已成为媒体改革的突破口，给整个中国传媒甚至社会都带来了强烈的震撼。”美国的一家媒体“对央视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的迅速反应和大规模的直播感到惊讶。通过几天的直播看到中国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时非常客观”。
政府透明度和社会民主进程的推进并不是一翻风顺的。这一点从“非典”初期政府有关部门的错误表现可以验证。由于这种错误，媒体的权威声音出现缺位，媒体的权威性受到质疑，而最终导致的是对政府形象的直接损害。值得庆幸的是，这种错误很快就被纠正了过来。在“非典”报道的中后期，政府放开了工作透明度，媒体的报道及时而到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满足，使抗击“非典”工作取得了迅速而效果卓著的进展。这种媒体与政府及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媒体能够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大胆而负责地施展身手，从而也使社会的民主进程在媒体的权威性建设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综上所述，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建立媒体权威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媒体不仅不能缺席，而且还要尽早到达现场、发出声音，用与事件同步的信息发布和事实报道去争取受众最大程度的关注，以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维护人心安定和积极面对困难的正确方向发展。这是建立媒体权威的真正意义所在。
媒介的责任与空间
叶凤英
演员是为舞台而生，记者是为新闻而生。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对社会是灾难，对记者工作却是机遇，是展现记者能力的最佳舞台。2003年是令我国人民难忘的一年，面对突然而来的重大事件，特别是灾难事件，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交出了一份既令人满意而又有颇多遗憾的答卷。
3月份，伊拉克战事报道，中央电视台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2001年令世人震惊的“9.11事件”发生三分钟，香港凤凰台即开始直播报道，而中央台新闻却因种种因素制约而反应迟缓，为此遭到一片谴责声。观众不明其中原因，矛头直指的是媒体的不作为、媒体的失职。2003年伊拉克战争伊始，中央台立即有所作为。1套、4套、9套都以强大的阵容长时间的直播，向观众传播战争的最新动态、战事走向，及时快速地传播信息、解读信息，满足了受众全方位的需求，因而赢得了一片赞誉声，中央台这次之所以会如此迅速的行动，跟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的讲话是分不开的，他对中央台在“9.11”因反应迟缓而使群众转向关注凤凰台的有关评说，给了中央台面对国际突发事件应该也可以迅速出击的一道金牌。中央台自身又较好的发挥了国家级大台兵强马壮的优势，在战争尚处于乌云密布时他们已经开始积极作相关资料准备及人员调动的安排，派出精干的队伍奔赴随时会开战的现场。战争一打响，现场的记者通过卫星电视直播，迅速传播第一手战况消息，演播室主持人与前线记者的连线报道，邀请各方专家对战争作分析，大规模多角度全方位的报道，在解读新闻信息的深度上超过了凤凰台。当美国、伊拉克交战双方除了在战场上开展之外，又都把新闻作为宣传工具进行另一场宣传战，双方互相矛盾的不实报道充斥媒体时，中国的新闻客观公正的向全国乃至全世界传播，在重大国际新闻传播中，发出了我国媒体自己的声音，展示了中国媒体的形象。由于伊拉克战争这一事件本身与中国公众的厉害关系不密切，中国政府对这场战争又处于中立公正的立场，也因而中国媒体在战争报道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因其客观公正的报道而尽到了新闻传播应尽的职责。美国媒体在这场战争中虽然“赢了”战场上胜利，但却在世界公众心目中输掉了媒体的形象。由此可见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媒体的形象是需要政治的开放度、透明度做支撑的。媒体需要有报道的自主空间。
伊拉克战争尚未硝烟散尽，SARS又肆虐中国大地，疫情风暴突如其来，媒体又逢一场前所未有的遭遇战，而对“非典”的灾难，中国媒体经历从初期的“沉默失语”到后期的“自觉宣传”的过程。谣言始于主流媒体的信息缺席而止于媒体的公开透明，在灾难面前人们变得敏感而脆弱，SARS使全社会共同面临一场危机，民众随着疫情的迅速蔓延而陷于恐慌，又因媒体的沉默不作为而加剧了恐惧。人们又是在媒体的“有所作为”之下，而走出了恐惧，以科学理性精神面对灾难，万众一心共同战胜灾难，“非典”事件又一次、也更加说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媒体与政治的互动。
翻开日历回顾一下非典时媒体报道的时间表。2月当非典疫情开始在广东蔓延，人们已经开始抢购板蓝根、食醋，网上对此现象也已有很多反映，但主流媒体都闭口不语，主流媒体得到上级部门的指示是“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各新闻单位要严格保密，不得扩散”等等。恪守宣传纪律的主流媒体当然不敢逾越指令，只能任凭社会中谣言四起，群心恐慌的混乱局面和疫情一起蔓延。当疫情已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再也无法隐瞒时，3月26日新华社发布了有关北京“非典”的报道，但强调疫情已得到控制。4月3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在接受中央台记者采访时，首次由官方披露中国有疫情，但是他也强调疫情已得到控制，并说北京是安全的，国际人士尽可放心来京。纸是包不住火的，张文康终因渎职而下台，疫情也因媒体的集体失语而更加猖獗，医护人员大面积被感染，北京迎来了黑色的四月。
4月上旬，尽管传媒开始了对“非典”的报道，但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4月20日，中央台新闻频道直播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各大媒体开始每日公布非典确诊病例及疑似病例，非典才在真正全面的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
“非典”是因有关部门控制而使媒体信息渠道不畅，当主流媒体缺失时，另一渠道的声音自然会此消彼长，网上手机短信的真实、非真实的讯息畅通，其结果是真真假假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抢购大潮即是典型一例。4月，新任党和政府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亲自走入群众中慰问安抚民心，提出了对公共危机事件媒体要透明要给公众以知情权，媒体开始了真正的全面行动。推出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央视《面对面》从李立明：非典报道开始的一系列访谈揭示了非典疫情的真相，对奋战在非典一线的医学家、医务人员钟南山、姜素椿、张积慧等的采访，为观众提供了更多视角去体察处于非典中心的人和事，颇有人情味的访谈令人感动、令人认同。《新闻调查》率先推出的“北京，非典阻击战”记者从发现病人、监测、收治病人全过程的报道，为群众起到释疑解惑、安定人心的作用。在疫情得到空前重视时，媒体不仅及时、客观、准确地报道疫情，更把关注点转移到“人”身上，电视记者在非典病房的一系列报道，热情讴歌这场特殊战斗中的“白衣战士”的感人事迹，同时也让观众感受到战斗在一线的记者同样也是“非常战士”。新闻媒体还及时传播科学知识，培育公众面对疫情时理性的科学精神。在“非典”特殊时期，新闻媒体回归了其应有的责任、起到了安定人心、鼓舞士气、稳定社会的作用。最终战胜疫情，新闻媒体也功不可没。新闻在及时传播政府应对危机、改进工作的报道中，在民众中也树立起高效负责的政府形象。也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新领导人在国际上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和声誉。
今天，我们冷静地回顾“非典”报道，即使在全面行动时，也不是无懈可击，在发挥新闻媒介组织、鼓舞、激励、推动作用的同时，从现代意识来审视，还有传统的宣传痕迹。面对灾难事件，主旋律的报道增加社会凝聚力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应有揭示问题的报道才更真实可信。“非典”深度分析的报道中缺少观点的交锋，更令人遗憾的是战胜非典后缺少反思的报道，特别是对非典早期媒体沉默时，北京的疫情为什么会如此肆虐猖獗的原因揭示不够。就像巴金老人等有识之士呼吁舆论必须对“文革”做彻底的揭示批判才能真正消除“文革”遗毒，避免“文革”现象再度复生一样，对“非典”疫情新闻媒体也应该有追本溯源的全方位的回顾和反思。深刻的反思才能从根本杜绝问题，这恐怕不是新闻人想不到，它又涉及到媒体受舆论环境的制约。
在中国电视界素有“铁肩担道义”责任感的央视《新闻调查》曾推出“非典突袭人民医院”的报道，这是篇令人震撼的深刻反思的力作。人民医院接触第一例病人是在4月5日，作为三级甲等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对收治“非典”病人却毫无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他们只是作为一般发烧病人而转至其他病科，同一天另一非典患者也被安置在密封空间中同其他急诊病人一起输液，疫情很快蔓延开来，大批医护人员被感染，院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是在4月11日卫生部召开的会议上才知道医治“非典”是需要有防污染措施的，此时再去采购防污用具已是无处可觅了。4月5日，离广东发现非典病人已二个月，离北京发现病人也已近一月。正因为有关部门隐瞒疫情，正因为媒体保持沉默，才使瘟疫畅通无阻地横行。一个三级甲等的大医院对疫情都毫无防范意识、防范措施，全国大大小小公共医疗机构的情形可想而知了。当人民医院急诊室主任回答记者问题时说，医护人员只有靠“精神”用“肉搏战”与疫情斗争时，他的语气是多么的无奈，观众此时又是多么的愤慨。如同让士兵上战场却不给他枪支一样，这是草菅人命。责任机构不作为，媒体监督功能又得不到发挥，事实真相得不到公开，贻误了战机，铸成了大错，使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教训是深刻的，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需要反思，媒体也需要反思。
反思能使社会更好的总结经验教训，更理智地面对危机与灾难。可惜的是当非典疫情过后，媒体上有分量的反思报道太少了。《非典突袭人民医院》在重播时夭折了，《面对面》王志对蒋彦永的访谈也被封闭了。媒体在欢庆战胜非典后似乎一切都平息了，可在大洋彼岸，SARS疫情并不严重的美国媒介从5月以来且频频发出了警示。《洛杉矶时报》发表题为“SARS也许仅仅是开始”的文章，预示它“也许只是其他某种更危险的病毒到来时爆发的一次序幕”。美国《科学》杂志和英国《自然》杂志，都专门对非典疫情这一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作了回顾和反思，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示“面对下一次病毒的威胁，我们准备好了吗？”揭示问题、反思总结，预示警告既是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也是媒体的责任所在。
毋庸置疑，中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事报道及非典报道上都显示了进步与实力。但从“9.11”教训，更从非典报道早期不作为和后期反思不足中，也显露出在实现应尽的媒体责任上还有差距。监督环境、服务社会是媒体的功能也是责任，作为“社会的公器”媒体面对灾难性的公共危机事件，要迅速及时、客观深入的向公众传播信息，要通过媒体的分析解释揭示真相，反思教训、预示未来，帮助公众去认识事态、审视社会。要实现这一功能，媒体必须遵循新闻规律，有独立与自主的空间。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长期以来，我们的新闻在做好党的喉舌方面无可挑剔，但当政府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与人民利益有距离、甚至背离了人民利益时，我们的媒体是否也应该与其保持距离，有独立自主的思考和报道的空间，以代表人民利益为主体认识基础去审视客体对象。现代媒体与政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不能成为政府宣传的工具，一向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沦为政府发动组织战争的宣传工具而遭世界唾弃，连英国媒体都对它讽刺鞭挞，也给了我们反面的警示。
成熟的媒体应当摆脱工具论的束缚，主动地介入到事件中，同时要有足够的勇气直面事件，以独立的思辨精神去审视事态。以“非典”为例，作为监督环境的媒体，早期应起到瞭望环境的预警功能，中期应起到沟通、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功能，后期则要总结经验教训，上升到理性思考和立法要求的功能。面对SARS教训，卫生部门已推出了一系列对传染疫病的应急预案。新闻媒体是否也应呼吁建立面对公共危机报道的公开机制，从而面对灾难事件，可以不受限制地真正服务公众，尽责尽力地监督环境、服务社会。政府工作要有透明度，媒体报道要有自主的空间，要给民众以知情权、话语权，媒体的公开、透明说到底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成熟、前进的标志，也是政治上文明的体现。
全球传播中的媒介生存环境——看境外媒体对中国非典报道
王晓红
非典掀起轩然大波时，我在韩国，对于国内非典情形缺乏“我在场”的直接体验，除了通过登陆国内网站和给北京的家人朋友打电话外，我更多地是从韩国电视、西方主流媒体和国外中文网站中得到相关信息。
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国内外两种不同的传播语境所传递的非典印象经常是错位的。在国内权威媒体沉默的时候，我是从境外媒体中得知广东非典风波的真相，境外媒体反而成了我们了解国内情况的窗口；在境外媒体抛出各种内幕断言人心不稳政治动荡时，我听到了的是百姓对新气象的由衷赞叹。这种错位使我觉得有必要思考：全球传播中真实媒介环境是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媒介应该如何作为？我想，境外媒体对中国SARS报道及效果分析应该作为我们反观自身的必要参照。
SARS恐慌的背后：新媒体环境的威力与危险
韩国，非SARS疫区，在那里，不用带着口罩，空气始终清新，生活一如往昔，然而，我在那里同样体验到了SARS恐慌。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走街入店，即便是和韩国朋友在一起，只要说中文，“SARS，SARS”的窃窃私语便不绝于耳，有店员甚至躲得远远的，SARS病毒几乎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SARS之危犹如悬于头顶的利剑。
不仅仅在韩国，在美国、加拿大，在世界很多国家，SARS恐慌超常态扩散。一个区域性的公共健康事件演变为了全球性的媒介事件，对一种新疫病恐慌也演变为对于唐人街的恐惧，对于中国人的恐惧或者歧视。
是什么导致了全球范围内包括在非典感染率极低的国家里，公众对于SARS的恐慌，对于中国人的恐惧？
SARS本身作为一种新的不明疫病，短时间里向多个国家和地区流传，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不过，顷刻之间，妇孺皆知，人人自危，则得之于媒体力量。
社会公众是通过新闻媒体去了解有关公共事务和世界大事的真实信息，也是从新闻报道中对于各种话题和看法的强调程度来得知其重要程度，这是大众传播的议事日程设置作用。SARS期间，正值伊拉克战争，各类媒体天天出现SARS专题，特别是进入五月之后，有关SARS报道成为CNN、BBC等电视台的反复播出的内容，与中国相临的韩国、日本的电视媒体更是较早就开始了密集式报道。从电视报道看，每日的消息和评论中，都会不断出现SARS感染病例和区域在增加的情况，这无疑强化了SARS危机和人们对SARS传染性的焦虑，人际传播因此更活跃，混杂着客观现象、主观推测和片刻印象的各种信息从不同渠道扩散开来。
在这样的状态中，穿着全套防毒服的医生和警察、带口罩的中国人的形象和伊拉克战事一样，成为境外媒体中反复出现的画面，“中国人的SARS”作为大众传媒中最突出的要素，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也为舆论奠定了基调。3月30日，BBC的世界新闻网站上刊登评论文章：《SARS疫情—--另一场战争》，文章中，将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伊拉克和中国多了许多相似的地方，两地都成为新闻中心，一个是战事新闻，一个是病疫新闻；从这里走来的人都不受欢迎：一个是难民，一个是病人；两地都被敌人包围：一个是军队，一个是病毒；各国都劝喻国人不要前往那两个不安全的地方：一个是战场，一个是病院；两地都必须每天向世界报数：一个报死人，一个报病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经济学家》等在世界有影响力的杂志都用带口罩的人作为封面，《远东经济评论》在5月10日的封面上甚至直接使用了“中国病毒”这个大标题。一个韩国学生告诉我，她家人不让她再回到中国学习，因为报道说中国人的吃饭方式可能是引起疫病的原因。形形色色的媒体在最大化地传播事实信息的同时，也最大化地传递了缺乏科学根据的推断甚至谣言，其中，首位SARS病患者是中国广东一位厨师的事实，经过若干非科学的传播后，这一信息点被不断放大扭曲，结果，在境外演变成对所有中餐馆的恐惧，对华人的恐惧。
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在4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对人们的过激反应提出了批评：“遍及美国的对于中餐馆的联合抵制是最令人担忧的过激行动，因为绝对没有理由说明SARS是通过中国菜或者恰巧碰到的中国人传播的。”
他指责媒体过度的不准确的报道导致了人们的过分焦虑：“如同媒体带给我们关于（伊拉克）战争异常贴近的体验，现在，媒体又使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新的令人恐惧的公共健康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媒体传播导致了公众对于生命安危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传染的危害超过了真正病毒的危害。”“值得探讨的是，新媒体技术在加速公众对于这种病毒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新医学技术对付病毒的速度。”[1]
Baltimore先生对于媒介的批评反映了新媒介传播所带来的强大威力和潜藏危险。换言之，互联网、卫星通讯等新媒介技术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介的生存状态，多渠道、大范围、高速度、全球化正成为新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形态，传播形态的改变必然对传播效果和社会行为方式等都产生影响。
美国兰德公司曾经发表过一份关于“通讯技术的社会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在大量例证的基础上推论：“大众传播越来越快的新闻传播速度意味着信息将同时到达普通大众和政治领袖。后者因此能够要求遵照那些刚刚到达或有时有可能还未到达的信息行事。另一方面，新通讯技术使政治领导和行政人员对危机的反应更快”。[2]显然，公众和政府官员同时知晓一条信息，并且信息还被以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方式极速扩散，这就大大降解了信息被屏蔽的可能性，也使得政府必须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一旦政府行为滞后、权威声音缺席、公众对信息需要不被满足，那么，公众舆论的力量将变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中国SARS事件证明了这一点。“广东发生致命流感”的信息就是通过手机短信被广为传播的，据“广东移动通讯”短信息流量数据统计，2月8日，4000万条；9日，4100万条；10日4500万条。这一现象显示出一种新传播技术对于普通大众知晓信息速度的影响力。可以说，SARS之所以酿成大风波，原因之一是旧有的宣传体制已不适应新媒介环境。人民的知情权原本应该就是社会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新媒体技术促使知情权在真正意义上得以落实，从另一方面说，境外媒体对于SARS的广泛报道客观上也促进了信息透明与公开。
但是，在多渠道、大流量的传播中，控制信息的机制显得力不从心，多重信息的泛滥、过于集中的议题设置都加大了信息扭曲性传播的可能性。在SARS事件中，对于死亡、逃离、隔绝、封锁等内容的突出报道无疑放大了SARS的恐怖程度，最终导致普遍性的恐惧。为此，《洛杉矶时报》评论说，对于新的医学事件进行报道，就像是在用药，剂量过多，和不足一样，都会导致严重危害。[3]
在这样一种媒介传播的现实中，我们不能不正视新媒介技术传递信息威力以及潜在的更具有破坏力的负面效果。区域性发生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不再是简单的“内政”行为，报道或者不报道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性质，而不是主观愿望。以往在传播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曾经有效的以屏蔽重大信息或者单向传播信息来调控社会效果的做法，不仅难以见效，而且可能适得其反，更加危险，因为在信息多渠道流通的时代，社会公众所需信息，特别是一些有关公众利益及公共安全的信息总是可以找到不同的传播渠道，一旦信息以被动方式公开，即便尽力补救，也事倍功半。
因此，面对一些突发性事件，更应该以积极的勇气面对，争取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因为在负面信息不可避免会被迅速传播的新环境下，把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就等于抢占先机建立权威报道的公信力，防止虚假信息的流传，而建立公信力的前提是真实。总之，信息要公开，态度要谨慎，而谨慎的态度应该体现在对待事件报道的数量、质量上，也包括合理的议程设置上，而不是假装没有发生，或者遮遮掩掩。越是可能影响广泛的事件，越应该采用公开信息的方式，而对于公开性可能带来的风险应该通过谨慎的报道和准确的描述来管理。
在没有信息边境的今天，把握报道先机应该重于报道时机，因为公开信息不仅仅体现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利于引导舆论基调，压制流言。5月初发生的潜水艇事故中，中国政府当日就向国际与国内社会公布了情况，大大降低了负面议论的危害。
SARS前期，中国传媒集体失声固然与体制有莫大关联，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示我们媒体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和价值判断。SARS之所以引起全球性轰动报道，重要的原因在于SARS新闻中本身蕴涵了事关生命安危的重大性、公众兴趣的广泛性和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因此，诸如SARS之类的关系公共健康的大事件通常应该是新闻界报道的重要新闻，通过新闻报道的监测作用，可以及时向公众发出医学警告，提供可靠消息，减少疫病流行所导致的损失。境内外媒体对于SARS表现出不同的报道态度
在广东流言四起、抢购风起的2月，某境外著名网站在2月12日便及时转发了《外滩画报》11日的调查文章《广东遭遇非典型性肺炎袭击始末》。而国内媒体的表现则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除了《南方都市报》等个别媒体外，广东媒体集体缺乏科学态度的“失真”。比如：《非典型肺炎得到控制》（2月12日《南方日报》）、《非典型肺炎可防可治可控》（2月14日《羊城晚报》）、《病原体毒力正在减低》（2月15日《南方都市报》）等等，这些报道只是暂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但是，这种出于美好愿望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做法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反而因小失大，我们应该从中反思，什么才是真正好的科学的舆论导向？另一种状态是北京等地有全国影响的媒体表现冷漠，基本上没有报道。不报道的原因或者认为无足轻重，或者认为报道效果不好，或者上级不让报。前两者是价值判断上的“失察”，后者是制度问题。无论哪一类行为，都成为西方媒介政治化SARS报道的“有力”证据，被反复引用。试想，如果全国一些媒体在刚刚发现疫情的时候，都能够从公共健康的角度做出敏锐的反应，为政府和社会公众收集、整理、分析信息，真正行使“社会守望”功能，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SARS扩散，而正是因为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新闻价值判断不敏感，致使事态演变到比较复杂的情形。
相形之下，当SARS蔓延香港、加拿大等地，事态出现日趋严重的迹象，境外媒体迅速做出相反的反应：《非典型肺炎疫情升高夺命肺炎震憾香港》、《香港感染者继续增加 夺命肺炎可能扩散全球》；《神秘肺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