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媒介研究》终于可以“上”线了，在酝酿、策划、运行、征稿、编稿……等等一系列繁复的过程中，我由衷地感谢学界同仁对我们杂志的关注与提携，才使我们能有勇气和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踏上实现学术理想的道路……谢谢！！！

半年过去了，伊拉克战争、SARS早已走出了人们的视线，但是学者们的思考却没有一刻停止，杨伯溆教授以其对SARS期间互动传媒与大众传媒关系的关注，向人们展示了互动媒介使社会（人际）关系网络化的今天，在面对突发性危机事件时，只有大众传媒能“成功地实现动员，使所有人的利益成为每个人的利益，政府只有利用大众传媒的这种现代性特质，才能使网络化的社会关系中，原本脆弱、极其缺乏安全感的公众渡过危难，实现社会公共安全。”这种兼具传播学与社会学视角的思考，总是使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

年轻的学者黄顺铭没有沉溺于关于伊拉克战争中外媒体宣传技巧的研究，而是将思考的方向直指“战时新闻管理”和“战时新闻理念”，这种思考可能更多地受益于苏珊·L·卡拉瑟斯(Susan L．Carruthers)的《西方传媒与战争》一书。但是我们以为新闻理论工作者在现代战争的现实处境下，“学究气”地探讨些新闻理念的问题，这对深化我们的思考和淡化理论界的浮躁气氛，想来还是会有好处的。

在编辑稿件的过程中，我们以为“呈现”的原则恐怕是最重要的。评论栏中喻国明教授和郭镇之教授的“各家”之言，呈现的是历史进程与历史事件的总结与评论，既是宏观的历史性思考，又是具体的一语中的的“时评短论”。战争结束、SARS过去，虽然媒介对这类突发性事件的关注不变，而学者们的思考却一直在变。

编辑的原则在“呈现”前，还应加上“集中”二字，“集中呈现”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将诸多的也许大家已经不陌生的文章，统领到我们本期“伊拉克战争、SARS、机会事件与媒介”的“专志”之下。这不是编辑们“懒惰”，而是想克服网络阅读只有“点”、“线”，没有“平面”、“立体”思考的缺陷。于是我想，我们的杂志还应该承担起另一个使命——培养深度的网络阅读习惯。这些精心选出的、大家似曾相识的文章中，有实证性研究“信息时代的战争、传媒与受众——关于上海市民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调查报告”，“面对重大事件时的传播渠道选择——有关“非典”问题的北京居民调查”，还有张自力和栾轶玫的对SARS的健康传播和舆论学思考。

在这些文章中，我们还组织编辑力量翻译了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Brent Cunningham的Rethinking  Objectivity（《对客观性的再思考》）。记者出身的Brent Cunningham先生，用西方新闻记者一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客观笔调，对西方新闻界奉为职业圭臬的客观性原则的现状作了描述，当不再是仅有一名记者认同“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记者”的职业观时，西方新闻理论界对客观性原则的再思考也就开始了。只是我们不想“隔岸观火”，希望参与到这“再思考”中去。

将鼠标点至最后一页，有些遗憾跟着滑向了屏幕：我们“呈现”的角度是否还是过于单一？是否不经意间有了“井底之蛙”的“无知无畏”？如果还能有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国际关系……的视角，也许才是一幅“完整集中呈现”的图景。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胡正荣

2003年10月

Words From Chief-editor

Hu Zhengrong

(The Center for Radio & Television Studie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