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制度的传播观

陈卫星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转型对传播观念的引导如何？首先，经济改革产生开放性经济结构，社会利益结构被分化重组，传播的社会张力形成；其次，生产主体的自由意志与调解利益的公共政策进行博弈，社会关系状态和社会主体行为的交叉通过大众传媒展现出来；最后，信息传播技术促进建立了新型的社会关系，通过媒介操作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资本的表象构成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生产状态。

关键词：市场，传播，社会，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一、市场机制的双向互动

    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迁——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造——意识形态的重构。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制度主要由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决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社会强势集团；决定社会力量对比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充满了国家、行业、地方、资本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其主要推动力则是国家与资本之间达成的共识：只有打破垄断，才能开放市场，进而建成体制转轨。一方面，国家意志是市场的动力，而另一方面是市场力量的壮大要求国家完全放弃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主导作用。而国家意识形态也不再是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和不同的组织层面，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反映了某一权力体制庇护下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市场力量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源流，代表着不同的“民间资本”的利益诉求。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分化和重组，打破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市场的经济效率诉求，形成了利益和权力分配的互动。每个市场主体在独立扮演经济角色的同时，又不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只能通过对外的资源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经济目的，各个市场主体之间既有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也有利益对立和利益冲突。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的中国社会转型，直接改变了全部社会资源的国家计划分配方式，在社会上形成了相对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形成了利益相对独立的新的社会生产主体。经济改革是在经济组织的布局上进行区域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的途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呼唤在成为时代要求的同时，又产生着新的社会张力和社会流动。中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政策之争，已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左右之争，而是利益立场的倾向之争。20多年改革开放，能够照顾大多数人利益、可以皆大欢喜的方案早已用足用尽。社会再挪动一步，必然会有益于某部分人利益而损害其他人利益；即便是呆在原地不动，同样也会有人欢喜有人愁。因此，每一点利益都有博弈，每一个政策都有倾斜。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传播是新的社会整合的形式，这在象征层面上允许个人和集体有更高的自治，解放了自发性，使得自发的经济秩序成为可能。如果经济基础发生了嬗变，上层建筑和社会表象就处在一个不断调整状态当中，人的秩序和事物的秩序就会出现断裂而需要缝合。如果说经济改革在概念上带来了经济理性，而在社会的表象领域，要保证一个社会行动能够产生最大的可理解性，那么就要提供现实的证据、可能的知识、人和事物的动力和阻力，总之，就是理解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性。事实上，一个社会好比一个自我组织系统，要能够承受噪音、新奇、环境中的偶然事件，这样便可增加它的异质性、多样性、自治性，前提是不超出它的发生机制的限制。相关的知识结构形成信息处理机制，最后成为新的可行性方案。

二、传播意志与利益博弈

    主体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个性化的表象，市场经济首先把主体定义为一个生产者，引导生产主体和利益主体的独立性和多元化，合同行为、契约意识、个人能动性和所有制多元化成为新的社会表象。这就是说，经济改革为新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和社会组织创造了新的空间，改变了游戏规则，在新的社会表象的基础上，跳跃出新的社会动力结构。哈贝马斯说：“一种传播工具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让信息瀑布通过，产生一种调节行为的效果，鼓励人们借助现代手段更新工具秩序的传统概念。”[1]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成本的制约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配置和开发有限的信息资源，从而在有效供给、校正偏差、实现效率方面使得市场机制成为制度设计和选择时的最优选择。新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成分，经济结构的变化所要求的制度创新是重新建构市场、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网络，不仅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也与社会、心理有关。因为在这个历史性变化过程中，身份意识、认同意识、环境意识、他人意识都在社会运动中发生嬗变。而从哈贝马斯的观点来看，传播活动的本质是趋向于一种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传播本身表达了一种双重逻辑，既是互动反应，又是互动反应的表现。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互动反应，因为一种媒介化的互动反应是通过争鸣来完成，这假定了自在意识；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表现，因为这不是一种自言自语，而是主体间性，要求一种双方的理解。

    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是影响经济效率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社会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能够包容社会每一个成员自由意志的改进方向。按诺斯的说法，制度的功能在于形成一个社会的激励结构。当一种制度结构能对“生产性努力”形成激励时，亦即经济人的收入增加与其所付出的边际生产性努力对全社会的边际贡献成正比时，经济增长就具备可能性，社会进步也才能成为现实。但是，在物质利益结构之外的象征因素也对激励结构的持续产生维持循环的作用。袁方指出：“尽管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经济的制度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但进一步的持续发展则需要新的支撑，这就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之上的价值判断、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利益在组织层次完成新的整合。在经济变动过程中，只有与社会变动想适应的意识形态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撑，只有建立在不同利益之上的‘阶层意识’，才能有效地抑制放纵个人利益的‘搭便车’行为，只有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才能为新的制度提供新的秩序。”[2]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当中，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分配机制多元化的形成，使得以经济利益为维度的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甚至社会断裂。同时，社会关系的联接纽带在增加，社会关系的方式也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而传播手段和沟通方式在调解社会关系当中也越来越重要，并在一定情况下，产生社会性的信息补偿或心理释放。

纵观历史，政策博弈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民主开放的社会，政策法令的形成，必先经过社会充分的酝酿，历经规范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样的政令，难于形成，难于被政府左右；但一旦形成，则易于被社会接受，易于贯彻落实。另一种是高度集中的社会，政令形成于上；只有当其贯彻下来时，才会遭遇社会的反弹。执行政策的过程就是政治博弈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政令变形走样，或者在或明或暗中，做出妥协、修改和变通，形成各种形形色色的“路径依赖”。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个人行动者和社会结构的关系，而社会结构不仅仅是组织机构和体制约束，也包括传播方式和信息手段。一个政策决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形势的直接产品，因为这种形势之所以能够存在，是根据社会行为主体的认识栅格来表达和编码的，具体来说，是根据支配性阶层和受支配阶层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相反，一个政策决不可能超越一定社会关系的限制，而政策的操作空间正处在社会关系状态和社会行为主体的表象的交叉地带。“更多的情形是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其特征在于含混不清而存在疑问的目标框架、无法确立和认定的决策技术以及关键性行为主体的流变性参与。这种状态将会产生相互独立的四种‘物流’即问题、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参与决策者、和做出选择的机会；而这种状态下的决策结果取决于这四种物流的特定组合。”[3] 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所创造出来的制度环境是要促进知识、技术、信息、人才、资本的流动，而流动需要成本，如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推广成本和机会成本等，同时伴有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而政策导向的目的在于降低这些成本，减少它们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性结构在塑造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上，扮演着策略性角色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经济改革是将各种社会力量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逻辑和人际关系的新意义。社会的创造性转化所以成为一种历史可能性，就要看个体能否自治，就要看对事物的关系是否高于对人的关系，个人能否在社会上找到一种自由和平等的身份。对于这一点，樊平是这样认识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个人和法人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对于提高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法人行动在社会机制方面纳入主流必然重构新的生活规则，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在人际互动层面构成现实冲突，社会公益和个人利益对于资源边界的确立、对公共权力的需要和依赖更为迫切。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激励的导向作用是强调个人和法人行动的利益和效率激励，在此种背景下，自下而上的社会权力构造更有意义。”[4]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原来社会结构和权利组合发生变化。首先，在产业结构、职业群体和地理空间的三重意义上出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权利诉求，先富起来的人着眼于私有产权的维护和政治权力的分享，而社会底层的群体则首先希望获得起码的生存和生活权利。其次是进入市场竞争的公平机会。“社会的权力之一是规定至关重要的社会化过程并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制度的一体化然后可以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通过这一办法，和权力持有者的利益一致的对现实的描绘可以发展起来。”[5]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社会成果之一，是在生产关系领域内所发生的变革，生产主体多元化的现实推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反映在传播上，出现了传播行为和传播角度的多元化现象。从积极方面去理解，是传播的合法化资源、信息源、话语的授权允许等因素的社会性放大，传播行为的社会化，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杠杆。

三、传播技术的社会导向

按照社会学家的现代社会观，社会是由经济利益和技术过程组成的一种结构，其中的成员既对立又联合，同时又共享把大家联系成一个共同体的神话。[6]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引导社会再生产进入一个新的维度。因为它为生产性社会实践活动中所有的指挥和调节方式提供了新的技术结论，它使非集中化成为一种可能；它把信息提供给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边缘层次和孤立单位；它能够优化管理结构，改进工作效率，改善管理关系，允许地方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强化大、众、小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诱导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例如，在今天的企业当中，信息化和传播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第一是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生产自动化和产品设计的水平；第二是管理信息化，建立起以原材料采购、生产调度、市场分析、计划安排、库存处理、成本核算、劳动工资、产品营销等为内容，用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支撑的管理信息系统；第三是销售电子网络化。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获取商机，从而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使产品升级换代，赢得市场。可以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传播通过亚系统的理性活动的扩张，制度性变化产生。

从社会意义上说，开放带来一种社会性的智力状态的变化。例如，在经济改革当中促生了所需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当中，市场经济的撞击带来一种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的企业精神，由依赖而创造，由惰性而准时，由人工而技术，当然，还有在企业产权改制中如何坚持“自由的公正”与“起点的公正”的争鸣。[7]从事物发展的矛盾性来看，一场社会性的改革总是要对社会自身提出问题，会在积极意义上导致一场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暴露的问题越多，寻求解决途径的动力越大。因为改革事业是一种系统更新，是重新在社会发展当中进行工具配置和战略重组。在社会转型过渡时期当中，必然存在不成熟的民主、不完善的法治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这就在社会层面上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传播的必要性，以重新建构社会关系。

    正如卡斯泰尔所说：“在前工业化发展模式中，知识被用来引导大量的劳动力在生产方式之中流动；在工业化发展模式中，知识被用来提供新能源并据此重组生产过程；而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知识又将新生成的知识变成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这就是生产力这一因素作用于生产过程中别的因素及其相互联系的结果。每一种发展模式都有既定的整体目标和运作原理，从而与技术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8]从信息传播技术在企业中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现象，可以看出，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社会有了新的形式。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建立了社会活动中的新关系，传播的修辞和传播的实用，比传播的内容更重要。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的投入有利于开发新的信息资源，这种性能不仅仅是工艺性质的，也是一种文化和社会游戏。因为文化“不在于接受，而在于付诸行动，每个人通过行动来证明别人供他生活的东西和供他思考的事情。”[9]按照文化研究专家塞尔托的观点，任何文化都会带来某种活动、某种适应方式、某种思考、某种个人的转变、某种社会群体的内部交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传播的冲突，本质上就是一场文化冲突，其内容是经济改革，其方向是调解诉求。调解的思想首先是针对影响手段和劝说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改变人们的行为。调解提出了一个简单问题：如何使主体建立它自己与周围环境的象征关系，从而寻求意义、象征交换的形态和传播的循环，从而完成由文化整合而社会整合的过渡。文化整合是意义的和谐，而文化嬗变是意义的不稳定，文化冲突暗示出的和谐和意义，要依赖被铭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本身。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具体来说，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一元社会走向多元社会，从伦理社会走向法治社会。而在这个制度转型过程中，经济民主、文化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彼此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从传播的角度考虑，文化民主是一个居中调解的重要环节。它意味着每个作为文化成员资格的文化个体在信息通畅的保障下所做出的自愿选择，并通过民主程序把公共选择化为法律保障。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而不是平息冲突，调解冲突而不是激化冲突，其目的在于，避免经济、文化和政治以暴力的形式来表现。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产值的增长，也要考虑不可计算和不可衡量的因素，尤其是生存的质量、社会团结的质量、环境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要注意提高社会资本的增量，社会资本是“能够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即一个群体的成员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共同遵守的、例示的一套非正式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在这个基础上，合作才有可能。

在传播当中，主体发现了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诱导性因素和社会的强制性因素，主体得以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权利和社会职责。从这一点出发，社会的意义结构得到了重新组织和重新定义。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说，在一个社会中，传播是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状态，调整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通过媒介操作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关系和文化资本的表象构成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生产状态。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的中介因素构成传播网络的本质，这包括传播手段、协调方式和传播者之间的相互定义。传播学寻求的是对符号和意义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的理解，这种分析过程是非线性的过程，经济基础和传播表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由于现代经济发展必然推进社会分化，并带来具有离心力倾向的社会多元化现象，所以，处于发展中状态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建构，必然要有一种传播模式，以使现代化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选择，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和政治参与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决定上层建筑。改革的社会实践的有效性，要看是否能够在社会表象的层面上提供一种新的社会资源，并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四、传播网络的制度属性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本身具有三种属性：第一是生产制度和生产制度的社会化的交换过程；其二是社会制度根据生产力状态和制度的自治化和组织化程度来修改理论观念；第三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的定义更多是通过它的学习和创新的能力而不是对制度的承认来说明的。这三点都与信息传播或者说传播的发展和管理战略分不开，更与当今时代发展所要求的社会知识增长的逻辑分不开。“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的问题。”[10]知识成为社会发展的赌注，甚至在“知识经济”的众声喧哗中，“知本家”正在大众传媒中取代“资本家”，这凸现出新生经济权力对知识的塑造作用，使得知识的形式和知识的领域直接成为新型经济权力的基础。知识外在化的合法性修辞是“知识成为首要生产力”。知识的供应者与使用者和知识的关系，越来越类似于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网络的作用相当于知识生产的组装流水线，使得知识生产成为主要以符号为中介的集群式活动。知识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具有正反馈性质，即需求的增加导致供给成本的下降，再引发更多的需求，既是一种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的经济，也是一种赢家通吃的经济，创新成为灵魂。

    社会的经济进步转化了自然环境，开辟了自然资源，更新了生产技术和工作条件。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发展的社会，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开放的社会态度。“理论经济学在考察市场交易活动的时候，首先假定面对的是一个完善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掌握着充分信息的人们进行平等的交易。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即使所有者之间平等交易的市场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它也从来是不完善的。市场不完善最重要的原因，是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信息强势方面能够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通过损害信息劣势方面而获益。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使市场机制正常地发挥作用，就需要通过对市场监管，规范交易行为。”[11]从各种机制性的反馈信息中得来的媒介调解的诉求是要求更加合理化的信息分配。创造一种新的调解形势，决不仅仅意味着普及传播媒介的接受，而是在媒介传播当中具备批评性的内容，以开拓新的传播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使传播成为社会行动的基础，成为社会的价值要素和道德秩序。经济越发达，社会批评资源越丰富，通过讨论和对话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冲突也就越难以避免。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基础上奠定的社会传播，就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知识传递的有力工具。总之，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大众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有助于提高认识水平，有助于传递知识和科学普及，并最终有助于社会的增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