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手记

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在“新民权”的评价声中即将过去的2003年，带给我们的实在是一份不太轻松的记忆。我们骤然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在GDP不断增长的同时，法律、公共政策等所有的制度设计中出现的问题，却不再是所谓浮出水面的问题，这已经成为改革深入的桎梏。无论如何带着这脚镣的舞者不再能轻松起舞。作为关注媒介改革许久的研究者，我们将本期的主题定为“媒介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以此为2003年划上一个也并不轻松的休止符，同时为中国媒介改革的思考者们提供一些现实与未来的症候。

作为一种历史的回顾与背景的呈现，我们首先全文翻译了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政策学教授Jan Van Guilenburg 和他的合作者Denis MC Quail的《媒介政策的范式转变：一种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在综述了欧美一百多年媒介政策的三段演进过程后，对欧美各自的媒介政策又作了比较式的分析，这就使我们关于媒介政策的思考，不再纯粹地做“公共型”与“商业型”的二元判断，而是更加过程性地关注此二元划分产生的环境条件与历史依据。

当然我们的视线绝不能游离得太远，陈卫星教授就把他的传播观的研究放在了当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型期，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社会传播就成为新的社会整合的形式，要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协调性提供保证，由此形成了传播的社会张力。

在媒介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广电行业的改革动作较缓慢，幅度较小，但是在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境下，其引起的阵痛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本期的主题下，我们将发言的空间倾斜给了专门研究广播电视的中外学者专家。这里有德国学者Doris Fisher的《以广播电视为例理解中国信息业内部的市场化》，该文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对中国电视制度改革的分析集中于以下两个问题：制度环境的改变是如何引入和改变业内的竞争的；在一个模糊的制度环境的背景下，应该如何解读业内的制度安排。清华学者陆地教授用一贯激扬的文字，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中国电视产业存在的三个不正常的现象：公平失意、垄断受宠；企业化未竟、集团化先行；弱者不合、强者不争。广电总局的政策专家鲍金虎先生则从媒体管制的视角出发，对广电改革进行了法理的反思，并对广电的垄断以及广电改革与广电行政垄断、媒体管制方式改变的相互关系作了独到的理解与阐释，尽管点到为止，却意蕴丰富。

詹朝军的《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  借助资本市场促进媒体发展》是我们在众多的投稿者中遴选的一篇有些“另类”的文章，这使我们能在一个行家的指引下，理解媒体发展如何借助资本之力，并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有所保证。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行家都是我们需要的。

把Manfred Kops博士的《公共广播电视及其经济来源分析》放在最后，是我们有意为之。一方面我们希望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学者的思考能使我们更加“理性”而不是愈加地所谓“感受”或“感觉”，将您的鼠标点回上几页看看那些精心设计的矢量图，我们需要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背后的研究精神；另一方面，也许我们还寄希望于我们媒介公共政策的设计中能更多一些“公共性”，少一些“商业性”吧。

Words from Chief-editor

Hu Zhengrong

(The Center for Radio & Television Studie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