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众媒介接受中的图像文化素养

 陈龙，陈一

(苏州大学新闻传播系) 

摘要:当代图像素养的内涵，强调的不仅是“看懂”，更是要求公众把握图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本文试图把公众图像素养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1、解读图像文本“所指”的能力；2、掌握图像“再现”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3、自主调适图像的观看和使用的能力。从外部看，图像文本的识读、图像素养的培养，取决于社会教育和公众的自我教育；而从个体内部看，它与公众的图像认知心理密切相关。图像文化具有建构功能；图像文化建构具有商业目的；当今的“读图时代”给公众的图像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图像化的传播趋势正在造就新的传播伦理，这也必然影响到公众能否在文化消费中人格主体和主动地位。通过意识形态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批判性意识在图像文化的消费中的重要性。笔者提出强化阅读教育是建立良好媒介素养的手段。

关键词: 图像素养；媒介接受；认知心理；媒介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公众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大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起初，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审美观念不受当时甚嚣尘上的流行文化冲击。而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图像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其主要任务是训练青少年抗拒大众媒介提供的“低水平的满足”。随着人们对媒介功能认识的不断提高，媒介素养教育结构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在发生变化。在60年代，媒介素养观念由对流行媒介文化的抵制转变为培养公众辨别、认识这一文化形式的能力。着重强调“人的能力的培养”，即教育应该培养青少年处理媒介文化信息特别是电影、电视内容的能力。因此60年代也被称为“屏幕教育与解密意识形态”阶段。70—80年代，由于官方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介入，学校的媒介文化教育开始形成规模。素养教育又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形成所谓“民主化与防御论”观念。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广泛民主化的轨道，使之成为民主化的一部分。这种试图将大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课程的努力，体现了一种对精英文化霸权的直接挑战。它是一种更广泛的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结果。另一种趋向则是地道的保护主义。其隐含前提条件是，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儿童、青少年在这种影响面前是脆弱的、他们容易受到伤害。对儿童、青少年进行媒介教育，帮助他们培养分析媒介内容的能力，并使之认识到媒介文化产业的商业功能，无疑是使儿童摆脱媒介负面影响的一个有效方法[1]。90年代以来，一些国家的保护主义素养教育走过了头，往往成为政治教化的工具，使得青少年产生了反感情绪。这一时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强调从艺术鉴赏与审美角度来培养人区别电视等媒介文化内容良莠的能力。同时，由于受到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的影响，课程中也融入了观察媒体与意识形态分析[2]。

图像素养教育在媒介素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它是媒介素养教育中的核心内容。就教育考虑的内容而言，各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大多数的图像素养教育着眼于使青少年避免受电影、电视中不良内容的影响，尤其是预防影视作品中暴力、色情内容对青少年的危害。90年代以来的媒介图像文化教育加强了意识形态批评的内容，人们开始关注图像背后所隐含的内容，这使素养教育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笔者认为，媒介文化全球化以及媒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读图时代”迅速到来，图像素养教育成为当下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为了提高公众的图像素养，应着眼于视觉艺术的一般规律与认知心理学的探讨，培养受众对图像文化的批判性接受技巧。

一、图像素养的内涵与当代公众图像素养的要求

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3]。近现代很多学者都对图像的“崛起”给予了高度重视。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Brooks Adams）说，1870年是“文学时代的终结，季刊让位于月刊，文字让位于插图，大部头让位于小单张”[4]。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提出了“世界图像时代”的到来，“世界被把握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这现代之本质”[5]。学者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当下图像文化的基本事实回应了他们当时的假想，铺天盖地的图像文化开始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场媒介文化的变革，究竟会带来哪些有利的影响、哪些不利的影响，人们还不得而知。

从广义的媒介史来看，人类在创造出文字之前就曾依靠图像进行交流，最早的象形文字又是建立在图像基础上的抽象；印刷术的发明使得文字的传播占了优势，随着印刷水平的提高和电子媒介的诞生，图像重新与文字平起平坐；时至今日，图像传播大有压过文字之势。文字和图像的互相“否定”，从整体上发展了传播媒介，方便了人类的传播活动，提高了人类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从古到今与图像相伴，“透过图像建立意义”（to construct meaning from visual images）的基本图像素养早已有之。只是，从亚当斯时代的手绘印刷插图，到海德格尔时代的摄影图片和电影，再到当今的电视、视觉广告、画报、卡通、MTV、DV影像，图像素养的所应包含的内容范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代社会对公众的图像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图像素养协会（the International Visual Literacy Association, IVLA）对图像素养采用的是弗兰斯基和戴布斯（Fransecky & Debes）1972年的定义：“人类通过‘看’（同时运用其他各种感官）所发展起来的综合视觉能力；这种综合能力的发展是人类认知的先决条件之一；一个具备图像素养的人可以辨别、理解周围环境中的天然事物或人为的动作、符号。”[6]瓦格纳（Wagner）称：“图像素养是一种综合能力，意指人类对于图像的流动、主体与符号所象征的意涵能够加以辨识（指客观认知）与了解（指主观赋予个别化意义）。”[7]莫萨里斯(Messaris )把图像素养定义为：“在认识到图像表现和客观世界存在诸多差异的基础上，通过静态或动态图像来把握整个世界的能力。”[8]这种能力来源于公众在观看图像时已有的认知水平、语言能力和社会经验[9]。

当代诸种图像素养定义，强调的不仅是“看懂”，更是要求公众把握图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本文无意另提出一个定义，而试图把当代公众图像素养细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1、解读图像文本“所指”的能力

在传统的语言和图像的二元结构中，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而图像只是感知的手段。感性认识要经过概念、判断、推理，才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所以，图像的地位也就自然低于语言。事实上，具备不同图像素养的人在看同一幅图、同一个画面片段时的理解有高下之分，图像文本也需要解读。抽象思维过程中所具有的种种心理过程在形象思维中同样存在，我们应对“图像思维”给予足够的重视。培养公众解读图像文本的能力，是图像素养的基本要求。

现代符号学理论中，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如果把一幅静态图像、一组动态画面中的所有影像看成各种符号的集合，那么公众在观看时首先需要辨别各种“能指”，然后逐渐深入到“所指”中去。前者对应的主要是对图像的感知，而后者对应的主要是对图像的认知。例如，人们主动看广告时一般有两种心理：一是以记忆为目的，主要是看广告的表面信息；二是以评价为目的，这包含了一个深层次的信息处理。“帮助孩子们看穿广告”（help kids see past product hype），就是着眼于对儿童解读“所指”能力的培养，从而教会他们理性地对待广告。人们对“读图”的肤浅多有诟病，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图，而是多数人缺乏基本的解读图像的能力，不能做到由表及里。

同时，解读图像文本还应该借助语言文本的帮助。把握图像意义不像语言那样需要长期习得和专门训练，图像没有不同语种、方言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达到语言难以实现的传播广度。但是，一幅没有文字说明的图片或是一部没有对白的电视剧，都是观众难以接受的。正如传统中国画中的诗画关系，寥寥数语点出画的主旨。文字的精确性与图像的形象性是一种互补的关系，也有利于公众理解图像的“所指”。由此可见，图像素养与传统的读写素养密不可分。

2、掌握图像“再现”与客观真实之间的关系

“屏幕上出现的那片树叶不是一片树叶”，这形象地说明了图像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幼儿往往会与电视中的人物对话，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一点。成年人虽然不会发生这种低级错误，但不容否认，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图像就是现实。且不论当代的计算机虚拟现实，即使是完全取自现实的图像也不可能等同于现实。图像是对现实的“再现”，许多传播者的主观意图、立场观点，不知不觉间渗透进了那所谓的“真实画面”。这是因为：

第一，图像对现实的再现是经过压缩的。 图像文本以两维的平面表现三维空间，还要切断时间的维度，使之呈现为一个时间点（静态图像）或是一些片段（动态图像）。图像只能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展示客观世界。面对一个历时的过程，人们只能用“蒙太奇”、分镜头或一组图片，来断断续续地把断片连缀成历史。

第二，图像的再现是建构的。媒介再现的世界与公众感知的世界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公众由于没有时间和机会亲身体验各种社会活动，只得依赖媒介来获取信息，建构对世界的认识。图像以其具象性比文字更使人感到真实。然而，图像对世界再现的偏差也不可避免。麦克卢汉说照片“从时间的长河中分离出了一个瞬间”，一个瞬间何以能表现全部？再如，新闻照片往往选取的是最有冲突性、戏剧性的瞬间而不一定是最有代表性的瞬间，换言之，不一定是最真实的瞬间。电视节目中性别的刻板印象、暴力镜头泛滥更无须多言。

第三，所有图像都是某种编排、设计的结果。除了技术上的图像叙事技巧（诸如镜头的闪回，倒叙、插叙等）以外，新闻价值、宣传价值、商业价值、意识形态、文化内涵，都渗透到了图像最后的表现形态中。“公众必须了解，媒介信息本质上是重重人为包装、修饰、剪裁过后的产品。”[10]

3、自主调适图像的观看和使用

    杰姆逊认为，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西方社会文化出现了“图像转向”。今天我们日常生活中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地是通过图像来达成的。所以，过去对图像的不屑一顾、否定遏制都是不合适的。“媒介素养的养成就是试图解构这些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机制，让人们了解为何会呈现这样的媒介面貌，从而相对更加真实地了解世界的原貌”[11]。现在，公众必须正视图像文本的传播特性，在了解的基础上，把图像素养落实到图像观看行为和使用行为上。

一项2002年的统计显示，北京居民平均每天有2小时39分钟用在看电视上，占总闲暇时间的46.22％，占全天的11.04％。看电视是人们闲暇时间里占有时间最长的活动[12]，全国其他地区的情况基本相同。我国儿童每天看电视的时间也超过了与同龄人游戏的时间，占其课余时间的首位。长时间观看电视带来的“涵化”（cultivation）效果，要求公众增强观看电视的自我控制意识。

每天看多少时间是一方面，看什么和怎么看是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学中的“信息寻求典范”（the Information Seeking Paradigm）和“使用满足模式”(the Uses & Gratifications Approach)，对公众“看什么”作出了一定的描述：公众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看某些内容。霍尔(S. Hall)在《编码，解码》中提出的“主导的”、“协调的”、“对抗的”三种信息解读模式，则回答了“怎么看”的问题。但是公众如何改进自己的观看行为和图像使用，依然取决于“认知水平、语言能力和社会经验的不断提高”。图像素养培养只有与其他素养教育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二、图像素养与公众的图像认知心理

当今的“读图时代”给公众的图像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图像文本的识读、图像素养的培养，从外部看，取决于社会教育和公众的自我教育；而从个体内部看，它与公众的图像认知心理密切相关。

认知心理学把人看成一个信息传递与处理的系统，认为人是一个信息传递、处理与决策的有机体，人不是一个被动地诠释外来信息的系统，个人的知识与经验在认知中起到主要作用。外来的感觉信息，必须先经过已有经验与知识的诠释，才能达到辨识的程度，辨识之后的信息才具有意义，进而为记忆系统所储存与使用。本文结合认知心理学相关原理，初步归纳出公众图像认知心理的特点，以期对其图像素养的培养有所帮助。

第一，公众的图像认知是主动的。公众具有“主动”的心理倾向，是培养图像素养的前提：如果公众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么我们无需培养他们的素养，而只需不断提高媒介内容的质量了。以电视为例。长期以来，人们都直觉地认为，和阅读相比，看电视是一个消极接受的过程，这个行为的认知卷入程度很低。观众看电视时是“非逻辑性的、直观的、感性的、被动的”。然而后来的研究表明，观看电视是一种主动的认知活动，它是观众、节目以及观看情境之间的一种主动的认识转换过程。“从脑电波显示的差异中，无法区分阅读和观看电视节目这两种活动”[13]。 “看电视和阅读相比，前者并不比后者在认知程度上被卷入的程度降低，就是说，看电视也是一个积极的认知过程”[14]。当然，如果图像内容难懂或者公众完全是“为了看图像而看图像”，少数情况下的确可能出现被动观看的情况。从总体情况看，前述的“信息寻求典范”、“使用满足模式”都是建立在多数公众心理“主动”之上的，而这种自主的选择、接受，又与公众的认知结构密切相连。

认知结构（又称“图式”）是以记忆表征为基础的心理结构和加工机制[15]。公众记忆中表征现实世界的各种概念知识，及其相互联系，形成了一定心理结构的网络，构成了他们看世界的预设。正如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所有参与者都带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生活空间——固定的和储存起来的经验——进入这种传播关系,他们根据这些经验来解释他们得到的信号和决定怎样来回答这些信号。”[16]有研究者曾区分了电视节目中的两种信息及其不同的加工方式：通过视听感觉通道直接呈现出来的有关人物言语和动作的信息，称为显性信息；另一种是指情节线索比较复杂，需要联系前后背景进行推理才能理解的信息，称为隐性信息。对显性信息的加工是一种搜索性的被动加工过程；而隐性信息的获取具有间接推理的性质，它更多地依赖于认知结构，因而是一种主动加工过程[17]。

第二，公众的图像认知是渐进的。公众从显性信息的把握过渡到隐性信息的提取，正如从“能指”进入到“所指”，这个过程是渐进的，甚至会出现反复。让公众学会渐进地认知图像，是公众图像素养教育的重要目标。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提出了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人的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

可见，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而顺应则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这两个过程都推动了公众认知向前发展。比如，从未接触过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公众，在最初看到这类作品时心理上是很难进行“同化”的，他如果想积极地了解这种风格的绘画就必须进行“顺应”。随着他的“顺应”，他对绘画的认知结构得到了更新，他的图像素养也相应提高了。

承认图像认知是渐进的，就承认了图像思维的重要性。和语言文字一样，图像不仅是转喻的，也是隐喻的；图像思维也要从“外延意义”（denotation）生成“内涵意义”（connotation）。图像素养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教会公众通过意义的协调和认知结构的主动建构，实现对图像符号的消费乃至再生产，并确立当代社会文化中图像思维的地位。

第三，公众的图像认知是整体的。公众图像认知的整体性，一方面揭示了图像认知与文字认知的差异，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把图像显示的片段进行有机整合。一段文字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当代最有影响的转换生成语法试图把每一句话都改写成一个“树状图”，“树状图”的最底层以线性的形式表示语言文字的顺序性和可替代性，转换生成结构的心理真实性也得到了一定的承认[18]。

人们的图像的认知模式与文字有很大差别。在观看静态图像时，人们会遵循这样的次序：先通观全图，产生总体印象；接着，视线便停留于画面的视觉中心；然后，视线任意扫描，读遍全图。因为从人类眼球的生理构造看，只能产生一个焦点，看图过程就是眼球焦点移动的过程。在看动态图像时，人们更是要把前后的镜头结合起来，才能理解一段图像的意义，几个画面由于不同顺序的组接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蒙太奇理论的心理学依据即在于此。人们正是依靠图像认知的整体性，才能从一幅图片各部分的相加推想整个真实环境中的情况，才能把镜头割裂的时间在心理上连续起来——进而把握“象外之象”。这也是格式塔心理学主张的：对于不完整的对象，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视觉经验进行合理的修复，这是一个“完形”的心理过程。因此，事物的性质是由整体决定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而不是各个部分性质的相加[19]。根据格式塔心理学，公众在观看图像时，视知觉总是追求一个好的格式塔（完整的形式和意义），图像的意义是由整个画面或整段图像决定的。那么，图像素养高的公众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格式塔，当然这也要求图像首先能够给公众留下“完形”的空间。由此牵涉到的受众与图像内容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媒介再现的内容，始终暗含着传播者的思想、观点、立场，尽管这些再现内容被用“真实”的外衣包装着。在格式塔心理的作用下，那种暗含了立场、思想、观点的内容经过受众心理“完形”后被激活，最终进入他们的大脑。例如，在新闻事件中，人们总认为媒介提供的是全部事实或完全真实。我们常常发现，不同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所用的画面是相同的，但结论却不相同。科索沃战争、美伊战争等重大新闻报道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可见，图像不过是供人调遣的符号而已。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图像的意识形态批评与公众批判意识的建立

公众图像素养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认识：图像文化具有建构功能。我们在长期接触报刊的图片、电视电影画面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依赖关系，公众很少对图像所反映的事实进行理性的思考。现实情形是，在虚拟现实和计算机模拟的时代，“眼见未必为实”（seeing is not believing），因为所有的媒介图像文化内容都是经过精心组合、设计、编排的，他们展示给我们的是经过筛选而且常常是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观点。

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与工作节奏的加快，人们已没有大量时间亲身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因此只能依赖媒介来获取信息。而由于人们缺少对媒介事件验证的时间和机会，所以，常常把媒介的内容当成真实情形。荧屏上的犯罪要比现实中的十倍还要有影响力。美国学者大卫·康西丁博士（Dr. David Considine）指出，美国人所感知的世界与媒体所描绘的一样充满暴力和恐怖[20]。人们根据各种媒介图像文化所提供的信息建构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我们对世界的观察与经验往往是以图像来进行直观的具象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媒介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与看法。

图像文化建构具有商业目的。任何对图像文化内容的理解都不可能脱离经济背景，正是商业利润驱使着媒介工业的发展。当人们为媒介种种内容和形式而担心时，媒介工业正努力使一切正当化。媒介不断制造新的媒介文化产品，受众不断接受媒介图像文化提供的内容，渐渐形成一种依赖关系。为了达到受众的最多化，媒介常常采用的做法必然是用图像化的直观形式迎合受众的信息接受的快捷、便利的需求。

媒介对人类社会的进程有巨大的影响。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对于人类感知方式有非常强烈的影响。媒介的技术特性决定了人类的感知方向和感知方式，决定了信息的形态、信息的性质。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以及此后电子技术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带来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而且是人文景观、世界格局的更为深刻的改变。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巨大发展和广泛应用，媒介图像文化正在构建人类公共领域的全新方式。它再一次引致了人类感知、生活结构、世界秩序的“内爆”。图像虚拟化使得这种“内爆”比从前加剧了。

伴随着电子传播时代的技术升级，媒介文化也在不断变革，但是，这两者并不是平行发展的，媒介技术朝着有利于传播的方便、快捷方向即图像化、直观化发展，而人的思想、思维、人格、伦理道德等却未必是朝着高级形态方向发展，现代传播的大量图像化，已经深层次影响人们的公共领域，那种原有建立在阅读中所明之志、所明之理，在读图时代能够产生吗？读书时代的形成的品行标准、行为准则在网络时代遭到颠覆、消解，图像化信息的多元化使得受众的信息消费变得随意化，这种随意行为会带来什么结果？已有的事实已经证明，网络传播中所产生的不是严谨的道德风范，更多的是无所顾忌和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

图像化的传播趋势正在造就新的传播伦理。传统所说的文化素养，是指读书识字、明白事理的能力。读书促使人们学会思考，懂得了个性之间的差异，它直接影响到人们思维的创造性，这一时期人们的认知是建立在联想基础之上的，是一种间接的认知；而“读图时代”则不同，由于它是产生于快捷、方便的需要，所以信息是简化的，认知多半建立在直接的感性认知基础上。因此，在现代社会，媒介再现什么不再现什么以及再现内容与真理的距离有多远，人们是来不及也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去消化、去思考。消费文化产品复制化也制约了人们的想象力以及其他创造性活动。主体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变得岌岌可危，文化消费过程中公众能否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媒介社会学中心主任汉斯·韦斯特拉滕教授更加重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代社会情境下的现实意义，他强调，视听媒介图像文化的发展强烈地影响着公共领域的结构，有了它，人们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的“不在场”行为会有更多的认识，公共领域将有更大的动力，不再仅仅以“在场”的行为为基础。

读图式的文化消费，由于过多地依赖直观图像思维，可能会带来联想、思辨能力的下降，过多的依赖图像思维也可能带来读写能力的下降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个性化创作能力的退化以及媒介文化同质化带来个性风格的缺乏等，都是迫切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应当以什么面貌、姿态出现，媒介文化消费过程中怎样有效阻止人的浅化倾向？是媒介图像文化素养教育中的关键所在。由于西方媒介托拉斯、垄断财团在媒介文化推广方面采用的是全球化包装形式，而其内容往往又是本土化的，即所谓的“球土化”策略，其中形式与内容的矛盾之处极容易在公众心目中产生错乱。而媒介竞争带来的图像化快餐文化又极容易影响到人们的读写能力，这也必然影响到公众能否在文化消费中占据主动地位。这些都直接关系到人格主体的塑造。

这样，批判性意识在图像文化的消费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英国学者海斯（Stephen Heath）运用符号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电影的意识形态运作、生产以及故事所带来的快感。相对地，海斯提出分析的三个层次：工业（industry）、机器（machine）与文本（text）。工业指的是媒介的经济体制，它的生产、分配与消费；文本就是影片，是工业的一个特定产品；至于机器则介于工业与文本之间，它是限制与界定，使影片可被辨识为一种“特定的指意操作”。“操作”强调指意的组合过程，拒绝“再现”和“表现”这样的概念，它把影片看作是能够生产出意义的作品，而分析作品主体的位置、作品与主体的关系以及它建构出怎样的“读者”和“作者”。海斯通过分析《大白鲨》和一部宣传海苔产品的广告后指出，影片是快感——意义——商品的复合体[21]。海斯的研究取向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强化公众的批判性意识，应当从普及公众在视觉文化接受中对图像的基本知识和认识其意识形态功能入手。图像文化的优势常常是政治家所看好的，每当社会政治出现紧急状态时，图像总是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动员工具。如果仅仅认识到媒介图像文化的功能就是商业化的、具有麻醉、逃避、发泄等功能和价值的话，那么就如马尔库塞所说，意识形态分析将会失去其辨证性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好莱坞的歌舞片却大为盛行，这些歌舞片，打破了仅靠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世俗化的新教伦理”，宣扬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而20世纪末，好莱坞盛行的影片内容却反映出对科技进步与未知事物的恐惧，显然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需求相合拍。可见，意识形态的内容渗透在每一时期的媒介文化中，画面的背后总隐藏着很深的内涵。建构公众的批判意识和觉悟、培养其批判能力在当今社会显得十分必要。

结语

媒介多元化时代，受众接触图像文化的年龄变得很早，由此来看，公众批判意识的取得，需要同普通文化素养一道进行，甚至可以成为文化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青少年对图像文化的依赖在现今变得尤为突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增强其图像素养就显得十分迫切。笔者认为，公众图像素养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过程，应着眼长远，进行系统的教育，特别是应注重对阅读的强调，在阅读中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才是拯救道德腐败、价值失范的趋势。对青少年过于依赖图像文化信息的倾向不宜放任不管，文化研究工作者与教育家应制订出详细的研究和教育方案。只有在公众图像素养教育方面打牢扎实的基础，才能迎接全球化带来的媒介文化冲击；只有在图像素养教育中取得突破，才有可能使公众的媒介素养储备经受得住文化多元化的考验。

On Public Visual Literacy in Mass Communication

Chen Long, Chen Yi

(News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S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al meaning of visual literacy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image, but also to ho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e and real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vide the visual literacy into three parts: 1.the capability of decoding the signified meaning of text; 2. the cap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ve images and facts; 3.adjustability of watching and using visual images. From the exterior visual angle, the cultivation of visual literacy depends on social education and the public self-education, but from the interior visual angle, the visual literacy deals with the psychology of visual cognition, especially the Gestalt psychology. Visual culture has a great contributive function, and this function always implies commercial purpose. The visual communication is forming new communicational ethics. The tendency proposes new requirements of visual literacy. We can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keeping a critical attitude by ideological analysi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strengthen the reading education maybe a good way to form visual media literacy.

Keywords： Visual literacy; media receive;visual cognition; media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04-03-15

作者简介： 陈龙, 博士,教授,苏州大学新闻传播系

陈一,苏州大学新闻传播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