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媒介教育[1]辩护

罗伯特·弗古森¹，唐晓芬²，周英³译

（1. 伦敦大学教育学院；2. 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3.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本文探讨了媒介教育和媒介研究的主要发展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和争议，考察了教育精英主义怎样影响人们对媒介教育的地位和目的不假思索的评论。本文也探讨了部分媒介教育者对媒介不加批判的颂扬态度，还论及了其中的权力、快感、政治等问题。本文认为媒介教育并不特别要求开设专门的课程，而是关乎民主社会的教育问题，而教育反过来有助于民主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媒介教育;媒介研究;新技术;方法;快感;认同;民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下面是对媒介研究的几种个人看法：

“我凭什么写这本书呢？请先允许我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和《间谍》（Spy）杂志乐于取笑的那种人：我是一名媒介研究教授。大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教几乎所有与康妮·弗朗西斯（Connie Francis）的电影有关的课程；我参加以连环漫画为交流主题的学术会议；我从不要求我的学生读书；我坚持认为加里·刘易斯（Gary Lewis）和《花花公子》（Playboys）比黑格尔（Hegel）、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或法兰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重要得多。当然，现在我所做的全部就是研究麦当娜（Madonna）。为什么我选择研究媒介，而不是文艺复兴或量子力学？因为我不喜欢阅读，对历史也知之甚少，而且急需一种途径使我能靠看电视为生。不管怎样，这也是对像我这样的人的讽刺。”

——苏珊·道格拉斯（Susan Douglas）[2]

 “很多年轻人想做各种各样的媒介研究或传播学研究，对此我并无异议。我认为这是明智的……很明显，这些研究非常必要并且要求甚高，也有很多人愿意去做。我毫不质疑那些实用的课程，这些课程教他们怎样做、正在发生什么，还教他们和传播相关的知识，而且绝大部分课程会教他们如何进行传播。怎样写？如何说？任何人，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文凭、从事那种工作，都需要这些传播技巧。对此我毫不怀疑。但令我不解的是，这些课程变得如此拘泥于学术、如此高深，以致于很多课程充满了“新话”[3] 和冗长而费解的语言。虽然符号学一再受到推崇，但是我认为那纯粹是垃圾。……大部分学者是半路出家的，因为媒介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非常热门。”

——波利·汤因比（Polly Toynbee）[4]

“媒介研究是琐碎的、次要的，是为了满足那些卖弄专业术语的人而创造的，是学术上的滥竽充数。学生学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因为这门学科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教这门课的大多数人也不知所云。……拿到媒介研究学位的人却干不了新闻。

——《独立报》[5]

为什么要谈媒介研究？

本文的目的在于辨别那些对媒介研究持敌视态度的观点，这些观点有时是有道理的，但更多的时候是无稽之谈。同时，本文的重点在于纠正那些对媒介研究的毫无根据的否定态度，而持这种态度的人是如此之多。本文开头引用的三段话，至少反映了当人们提起“媒介研究”或者“媒介教育”的时候，所引起的不同程度的愤怒、漠视、怨恨以及诙谐，这些态度可以在很多材料里见到。波利·汤因比认为符号学“纯粹是垃圾”，她的观点听起来比较高深，而且她不像其他人那样轻视媒介研究。《独立报》认为不应该雇佣持媒介研究学位的人。这种看法带有中产阶级的赌气的性质，既没有基于认真地调查研究，也没有考虑不同时代的媒介研究或媒介教育的地位和目的。波利·汤因比认为学者们“转向媒介研究领域，是因为它很热门”。和波利·汤因比一样，还有很多其它领域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基于实证研究来作出判断的。看起来，她生活在一个很容易进入“媒介研究”领域的环境里：任何人，稍微有意要进入该领域的，只要说上一两句符号学术语就可以了。与波利·汤因比和《独立报》相比，美国媒介教授苏珊·道格拉斯的观点要可信得多、人道得多和有学识得多。她是阿尔弗·甘乃特（Alf Garnett）所谓的“真正的媒介教授”。那么我们到底该相信谁的观点呢？

还有很多偏激的媒体和个人言论，用普遍的（正如某报或专栏作家所为）、较低级的形式猛烈抨击媒介研究。但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本文要探讨的是与媒介研究（包括符号学）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媒介再现生活的方式和我们介入或积极参与到上述或其它事情中的程度。媒介研究和媒介教育也是一个调查、实践和知识探索的领域，这一领域恰到好处地充满了争议和辩论。之所以说“恰到好处”，是因为媒介教育的主要力量之一就在于：它既能明确挑战个人信仰和价值观，同时还能挑战社会主流阶层的个体或团体的信仰和价值观。

在这个领域，还很少有人自以为是。当然也有例外。有些思想家正沉湎于对媒介的盛赞中，以致于忽略了媒介教育是与权力和快感相关的。在这一领域，快感、权力和政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经常相互重叠和交叉的。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探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发生的。需要指出的是，媒介教育充满了争议和问题，但与相互辱骂和恶意诋毁无关。

贯穿在大众媒介研究领域的争议和问题是有趣而且重要的。当然，在任何值得研究的媒介领域，都会存在赞同和反对观点。如果媒介研究只是要求了解和重复所有的“定论”，从广告到传记片、从电视新闻到成人漫画，那么媒介研究将会毫无意义，并多少有些极端。而且，调查和分析的时候应该采纳反对观点。但是，反对观点不能用来诽谤任何人，而这种诽谤又是基于成见的；反对观点也不能成为轻率、自以为是地逃避难题的手段。媒介教育领域存在的争议和引起这些争议的研究，是具有挑战性的，也与我们大家都有关。不管我们是学习媒介的学生、记者、广播员、教师或者是——大家都是，却往往羞于承认的——市民。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在这之前，有必要先提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反对媒介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如此敌视媒介研究？这个问题很难明确回答。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三种可能：第一，“反智识主义” （anti-intellectualism）；第二，人们拒绝承认和尊重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多数学科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都很难懂；第三，为什么有人质疑“媒介研究是值得尊重的学术研究”？

反智识主义是个一再流行的话题。它嘲笑“知识分子”，敌视各种理论和复杂的思想，更愿意用常识来研究媒介。很多媒介研究的批评者指出，这个领域行话连篇，经常让人难以理解。这样的批评主要来自报刊，而不是学术刊物。这并不奇怪，而且也不总是毫无根据。某些媒介和文化研究的文本确实难懂，而且确实用了行话。媒介研究的学生或者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尽力区分哪些文本是必须写得深奥难懂的，哪些文本是不必写得如此晦涩。其实，并不只是媒介研究领域需要做这种区分。我们必须记住，“行话”一词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专业术语；一是指做作的语言甚至是胡言乱语。后者用在任何学术研究领域都是不对的。

真是难懂的语言或思想吗？

所有专业(包括媒介教育)都会用到“行话”，有些专业就不会受到敌视和嘲笑。如果我和一个略通几何知识的人说，在直角三角形中，斜边的平方等于另外两条边的平方和，即使这话被对几何一窍不通的人无意中听到，也不会引来媒体的骂声一片。但是，如果我对一个学媒介研究的学生说，黑暗电影（film noir）[6]的剧情是按照场景和气氛、而不是按照类型来构造的，足以气得某些人要中风，即使这些人对这个领域漠不关心。

但是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专业术语和“行话”。专业术语是用来更清楚地阐述思想的，而“行话”或过于复杂做作的语言则有各种其它理由（通常是暧昧和可疑的）[7]。从事媒介研究的学者或者学生都会碰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评价媒介信息或有关媒介的著作。在评价著作的时候，要不断质疑作者列举和陈述观点的方式。媒介教育的关键就是批评自己或他人对媒介术语的运用。

为了研究媒介，我们也必须提高语言表达的技巧和能力。要描绘某报的头版或者某故事片的场景，需要特定的技巧，有时还要用专业术语。专业术语有时就是用来辨别媒体信息中的特殊意义的。我们要知道12磅加粗的Time New Roman的字体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并给它一个专门的称呼。我们也需要知道电影的某一幕里包括几个全景摇镜头和一个长推镜头。对于媒介批评工作来说，我们必须从概念上详细描述一部电影的某个场景是怎样通过化妆和电影转喻，意识形态化地表现出来的。上述例子只是要说明，当我们进入一个专门的学科时，并不一定非要创造术语。我们可能偶尔会感到有必要创造一两个词组或者新词。然而，大多数时候，媒介教育需要我们了解和熟练运用任何必要的专业术语。

媒介教育和民粹论者的攻击

媒介教育受到敌视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高级政客总是希望在媒体上看到对肥皂剧研究者的恶意攻击。人们很容易从对大众文化的谴责中滋生精英主义。只有通俗报刊记者才能写大众文化，而我们只能随便聊聊。如果我们认为大众文化值得研究，就是不切实际的、或者就是越权干了通俗报刊记者才该干的事。记者对媒介教育的恶意谴责，有时恰恰反映了他们怕被抢了饭碗的忧虑。

人们不断指责肥皂剧研究，却很少有人指责新闻节目研究、纪录片研究、益智节目研究、广告研究、体育再现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媒介对待“种族”问题的研究、受众与快感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当问题很重要或者与商业相关时，媒介教育的批评家们并不总是认为中立或者媒介话语建构是重要的。从这个方面说，媒介再现科学和健康问题的方式，也是媒介研究经常忽略的主要领域。上述这些问题以及其它很多问题就是媒介教育所要研究的。不要轻易嘲笑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碰巧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和调查领域。媒体也不只是简单报道这些问题而已，而是有分寸地、部分地还原报道问题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媒介的议程设置和媒介话语，与维护社会中的权力—从属关系密切相关，它们偶尔也会挑战这种关系。这不是行话，而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案例。

为什么研究媒介这个流行话题呢？

关于媒介的问题，我们不能明确列举出哪些问题是最值得研究的。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对于研究媒介，我们有各自的理由，也摸索出不同的研究方法。我想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媒介在我们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从这点上来讲，在媒介的陪伴下，我们是感到温暖、安全，还是敌视、孤立，并不重要。这两种感觉都存在，而且已经融入个体生活和社会存在中。

鉴于媒介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有必要纠正一下对媒介研究的敌视态度。有人（通常是精英分子）提出，我们要冷落媒介，去研究更重要的东西。这往往是指，我们应该去研究其它媒介，包括“更好的”报纸、“更好的”的小说、电影、音乐等。当把质量作为评价媒介的关键要素时，我认为急着对任何媒介形态下不成熟的判断的做法是不理智的。小说在它的发展初期曾遭到冷嘲热讽，平民也能读会写的念头，也曾令当时的一些权贵忧心忡忡。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也曾担心过在音乐中使用半音。但是如果没有半音，真不知道该怎样去演奏布鲁斯音乐！媒介比蒸汽机和字母的发明还要重要，我们无法废弃媒介，也不能对它置之不理。

问题是，我们该怎样来研究媒介。本文是针对某些人的视角来写的，这些人批评媒介的出现既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痛苦，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麻痹人头脑的老生常谈。任何社会，只要允许对话、批判性思想和行为的交流，就会有这种媒介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欢乐与痛苦、挑战与老生常谈的混合的存在。我们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无所不在的媒介。对某些人而言，媒介研究的任务就是使那些缺乏媒介专业知识的人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如何吃亏上当的；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媒介意味着大众文化、快感与享受，意味着生活在21世纪。我想指出的是，研究媒介使我们不得不与快感、权力和政治搅和在一起。

新技术

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新技术”的出现，进一步激化了关于媒介研究的争议。包括卫星电视、锌片技术、光纤技术和数字电视等在内的新技术，对社会结构所起到的根本性的改变作用，可与印刷时代的到来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媒介（的角色和目的）与社会雇佣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前景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新技术使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海量信息成为可能。每天除了通过广播电视进行信息的全球传播外，还有其它的方式。当利润大战（或者是财富增殖）在虚拟空间爆发的时候，新技术也提供了大笔金钱瞬间转移的方式。

媒介教育要求我们研究经济和文化的力量是如何通过媒介起作用的。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也有很多学者关注媒介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媒体。要了解有关20世纪末期媒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争议和关系，可以看看加汉姆（Garnham）[8]、普林斯顿（Preston）[9]、席勒（Schiller）[10]及巴奈特和卡法那夫（Barnett and Cavanagh）[11]的作品。

新技术对我们的工作前景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为有钱有闲阶层提供了千变万化的休闲可能。这些休闲方式本身也属于媒介教育的研究范围。媒介研究的学者或学生与其空洞地臧否已经发生的变化，不如先好好地研究媒介，包括研究各种伴随新技术出现的媒介和节目类型——因特网、电子邮件、各种娱乐和教学光盘，还包括没完没了的电视节目、重播节目、新节目、译制片或原版片、剪去粗口或未剪去粗口的片子及其它一系列媒介再现形式。有了新技术，这些媒介再现和服务形式才能在全球传播（当然受制于经济地位），而它们对我们生活产生的影响就是媒介教育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不关注这些问题的媒介研究，将是轻率的和不负责任的。

这也是21世纪的主要特征之一，值得仔细研究。这种研究需要一系列的技术和能力，这就意味着，坦白地说，媒介教育进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电脑技术对影视节目制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从摄制到剪接、从录音到特技，这些变化也对媒介产业的雇佣模式产生了剧烈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工业社会的其它部门的雇佣模式。我们应该严肃关注最近二十年的新技术，更准确地说是技术和经济的变化，而不仅仅是向课程讨教。这些课程只会教我们“怎么做媒介”或者是对符号学的肤浅的批评。

保护主义

之前我已经提到过，某些人认为我们只要冷落媒介就好了，而不必去研究它们。另一些人，却认为自己有责任密切监视媒介、保护脆弱的受众不受媒介的侵蚀。例如在英国，1965年成立了“全国听众和观众协会”（National Listeners and Viewers Association），该协会通过在广播里呼吁保持基督教教义来促进公众道德和宗教福祉。威廉·迪迪斯 （William Deedes）在首届全国听众和观众协会会议上做了如下发言：

我们的大脑对新的（电视再现的）社会现象的反应缓慢。你们这个协会研究的领域，不能说是前无古人的，但也是很少有人涉足的。这个协会堪与清教徒前辈移民（Pilgrim Fathers）[12]相比。诸位就像是驾驶着脆弱的小帆船驶向未知的领域，一路上有虎视眈眈的北美印第安人，随时有被剥下头皮的危险。[13]

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已经有一系列关注媒介负面影响的研究了。这里只是提到电视，其它所有媒介，从漫画到流行歌曲，也遭到来自左翼和右翼分子以及宗教团体的广泛批评。这些团体联合起来扮演社会的监护人的角色。他们这样做，也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自己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并且可以告诉别人应该谴责什么或者应该避免什么。这些保护主义的做法有时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不能将它与媒介教育相混淆，媒介教育需要调查研究，这种调查既不能太循规蹈矩也不能太出格。对从事媒介研究的学者和学生来说，他们更有兴趣不落俗套地看待威廉·迪迪斯的发言。迪迪斯认为清教徒前辈移民的冒险是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威胁联系在一起的。而媒介教育的学生或许会斗胆相问：是否有人保护北美印地安人免受狂热的清教徒前辈移民的伤害？

概念性方法[14]

随着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很多人努力要统一概念，包括界定媒介运作中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络包括媒介产品或文本、受众、媒介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媒介生产的经济基础。媒介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网络中的各个部分是互相关联的。然而，这也没有阻碍各种专门知识领域的发展（或许有人要称之为“阵营”），人们从这些领域出发来进行不同的研究和分析。信奉媒介政治经济学的人认为，应该进行文本分析；而文本分析家也会折服于政治经济学。媒介研究领域本来就是兼收并蓄的，这就要求研究者能聆听并容忍那些持反对意见者。有不同意见，就会有辩论。媒介教育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允许不断地重新评价已有的理论和概念——如新闻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或现实主义的本质，也允许批评新理论——从后现代主义到这样的观点，即消费是维持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行为。没有辩论和争议的媒介教育多半是不正宗的，更不是多变的、刺激的研究领域。

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对概念性问题的探讨离不开一系列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我们能从各种角度、用不同方法来分析媒介。其中，最不可靠的是用所谓的“常识”来研究媒介，这种方法尤为媒介中人所用。常识是人类传播史上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概念之一。

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纯粹的形式方法（formal approach）来研究媒介。以电视纪录片为例，我们可能会发现纪录片导演用的是便携式摄像机，这种摄像机有着功能强大的变焦镜头，同时轻便、感光良好、能录细微的声音。而且，纪录片经常几个长镜头连用，而当需要戏剧效果时，就会给被采访的“目击者”或“专家”来个特写甚至大特写。当然，这样一分析，我们实际上就会忽视或至少不再那么关注纪录片的主题意义。相反地，也有分析家只从主题出发来研究纪录片。如果纪录片的主题是内战或家庭暴力，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分析家的讨论会集中在内容或主题上，而忽略了所用的意义模式。对于媒介教育而言，单独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方法都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理解任何媒介信息的建构方式与其内容之间的张力。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也应该这样去研究。我们不得不这样来推进媒介的概念理解，上述因素和媒介产品的语境、媒介信息的接受一起，成为了媒介研究不可或缺的动力。

批判性方法

一旦承认了概念性方法对媒介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又会面临一系列新的选择。这与一系列批判性的、理论上的争议有关，这些争议是有关特定社会特定时期中的媒介的本质和目的的。但批判性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先界定什么不是批判性方法，这个问题就更容易回答了。批判不是站在愤世嫉俗的精英主义立场上，没完没了地吹毛求疵和抱怨；也不是抱着一定要“批判”什么的成见，对某则媒介信息再三挑剔，比如检查媒介信息里的“性”和“种族”问题。这种做法非常僵化，而且通常会适得其反。而适得其反就意味着有问题。因为它暗示了老师或学生在研究中带有某种立场，而不是保持中立。这样，调查研究中的客观性就受到质疑。媒介研究可能或应该客观吗？对当代的作家而言，客观再现社会并不是中立，恰恰相反，它是有偏见的。毕竟，在一个后现代相对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必须为真相而抗争，除非我们相信已经真相大白，而我们只要与之相安无事就可以了。当然，探讨事实的本质并不等于拒绝承认这个领域还有待研究。然而，如果我们更注重识别一则特定的媒介信息的是出于什么样的立场来建构的，而不是先探讨它的客观性，我们的研究就会更有效。同时，可以借助一系列可能的分析性和概念性的方法来鉴别，并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传播者的特定立场本身就传达了某种含义。

有人断言符号学是垃圾，要评价这种观点，我们必须先了解该领域的一些关键文本，然后再考虑它们对分析工作可能产生的启发。汤因比的观点似乎是将媒介视为中立的信息载体，因此她认为通过媒介开设课程教大家“怎样做”是件好事。但是媒介教育从整体上说，热衷于质疑我们怎么做。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了解如果媒介再现的规则或者标准改变了，将可能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先要彻底了解什么是今天的传媒所谓的“好做法”。如果要批评或打破规则，我们就必须先知道这些规则是什么。那种认为媒介是信息的中立的载体，而我们要遵循媒介产品生产的游戏规则的观点，常常被认为是技术主义的观点。媒介教育就是要挑战这种观点。

媒介研究必须认识到，即使事件是确实发生了的（如海湾战争），当面对媒介对这些事件的再现和报道时，我们也必须带着质疑的态度。以海湾战争为例，是否是战地记者的摄像机镜头，使我们对这场战争的理解流于浅表，仅限于战场的阵阵浓烟和手拿罐头站在军事地图旁边的壮汉？同时，我们也要质疑，能否将战争的原因归咎为一个人的“邪恶”；或者，经济利益可能也与这场战争有关？有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直接研究媒介得到解答，而另外一些问题则不得不去研究历史、经济、政治和时事。媒介研究也与上述和其它的学科有关。这些学科通过专项研究或调查，以各种方式结合在媒介研究领域。

还有一些媒介研究的方法，与社会学、政治学和美学紧密相关。这些方法往往是针对特定的研究领域的，包括对种族、性别、年龄、阶层、国别和性取向问题的研究等等，这足以证明研究媒介其实也是研究文化和社会。媒介研究是对特定的媒介文本的详细研究，但同时，如前所述，更是综合研究。媒介研究和媒介教育的反对者经常提出，最好先研究历史、社会学和美学等。这是可取的，但对于媒介研究的学生而言，并不是最合适的。媒介教育要求坚持不懈的学习和涉猎甚广的知识面。上述学科与媒介研究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互为张力。正是这种张力，推动了媒介研究的发展。媒介研究也要求不断发展和学习分析技巧。这些技巧是不断更新的，也是唯一实用的，因为它们是由学生投入实践的。媒介研究还包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快感。

快感

很多关于媒介的公开讨论总是带着道德上的优越感，对媒介引起的问题感到愤愤不平，站在保护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上，对媒介持谴责态度，同时，又哀叹媒介受众的愚昧和轻信。一种媒介往往也对另一种媒介持否定态度。例如，我们会发现，电视抨击通俗小报的价值观和做法。偶尔地，某种媒介还会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种自我批评多发生在广播或电视媒体上。所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很多是不合时宜的，倾向于忽视媒介向受众提供的巨大快感。媒介研究，尤其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倾向于忽视媒介提供快感的功能，以便于泛泛地批评任何不符合某些狭隘的文化和美学标准的事物。这些标准是基于一些极少关注大众的文化概念之上的，而且在音乐、戏剧、电影和小说上偏向精英主义。大众媒介的快感功能受到鄙视。

这种鄙视最典型的是来自阿多诺和霍克海默（Adorno ＆ Horkhiemer）[15]的批评。他们尤其被电影观众所激怒。他们认为，电影观众看电影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观看他人来取悦自己。这些受众（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德话说），滑稽地凑在一块儿，对着银幕上某人的不幸纵情大笑。电影一旦结束了，观众们又成了陌路人，静静地各自走开。这种分析迄今为止一直是苍白无力的，令人难以苟同。然而，也许在某些场合和情景下，他们的分析道出了一些事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其实是在关注媒介提供快感体验的本质，这是非常必要的。他们的看法使以下两种研究视角之间的对立进一步突显出来：一种视角把社会世界看作一个有希望带来安定、创造福祉的所在；而另一种则把社会看作一个分离、异化的场所。很显然，这两种视角为特定时期的媒介研究提供了特定的方法。

对快感的质疑是是媒介研究的关键要素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否定媒介的快感功能。在我们急于判断某节目（比如通过电视收看篮球或足球比赛）是否或者怎样比其它节目（比如收听英国第4套广播或者和收看“杰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秀”节目）更能带来快感之前，我们要记住，学会描述研究对象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必须描述那些能带来明显的快感的重要时刻，并辨别社会和个人的消费模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种快感。这种描述涉及媒介再现的很多方面，如对话、彩绘、字号、作曲、叙事结构或者明星形象等。这就意味着，这种描述必须是采用特殊的分析技巧或者研究方法细致地、耐心地发展起来的。反过来，这些技巧和方法与一系列的概念性和理论立场有关。例如，心理分析学家可能会说，媒介研究引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那些电影院的常客们坐在黑暗的电影院里，观看电影里主角的亲密动作，来满足他们的窥淫癖。在研究观看亲密镜头产生的快感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研究观看极度暴力镜头给某些人带来的快感，而这些镜头对剧情发展其实无足轻重。[16]

社会学家也可能会研究固定收看特定节目或连续剧所带来的快感。近年来有人研究了某些肥皂剧的受众，但仍有其它大众娱乐形式需要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许多观众从烹饪节目、家庭再装修节目或考古节目中获得极大快感。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英国广播公司（BBC）正播出一个名叫《创意家庭》（Changing Rooms）的电视节目。每星期有两对夫妇参与，按照电视台的协议，每对夫妇与室内设计师一起改造另一对夫妇的房间。至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这两对夫妇是朋友。这个节目所能带来的快感包括：丈夫与妻子在讨论再装修的风格、色彩布局以及在购买窗帘、床单时可能意见一致、也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而当夫妻们蒙着眼睛回到各自被重新装修的房间时，看到自己变了样的住处，情绪得到宣泄，显然，也给几百万电视观众带来了快感。正是这种快感本身、精确的意义模式及其潜在的社会意义，引起了媒介研究的学生和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提供的可能是日常的快感（如阅读报纸的体育版或“明星”专栏），也可能是间或的、要费些精神的快感（如收看电视剧《Pnme Suspect》）。快感是媒介消费的核心，这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管窥一斑。快感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也对个体和社会产生了很多潜在的影响。媒介研究要求认真研究各种各样的快感形式，必须允许那些反对快感功能是媒介最正当和最有用的功能的观点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质疑媒介的快感功能。

必须承认，我们从媒介获取的快感通常都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因此，尽管由之产生的快感产生于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相对比较稳定，快感却不是文本所固有的。媒介是仅仅反映受众已有的偏好和快感，还是制造快感供受众“自由”选择，这是媒介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认同

为媒介教育辩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媒介研究的重要性和有关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五十年前还不为人所知，现在却在个人、地区、国家和全球各个层次上出现。与媒介和认同有关的文献资料正在以激动人心（或值得警惕）的速度增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

第一，对于大众传媒的受众而言，认同问题变得重要了，因为他们觉得千禧年已经来临，希望建立起一种价值上的和精神上的平衡。

第二，认同是晚期资本主义和消费社会创造和培植出来的一种现象。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研究媒介，就会发现认同是多种方式廉价地大肆出售的，时尚，这个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称之为“换汤不换药”的东西，是一个关键因素。在媒介直接或者间接的帮助下，人们似乎能购买或者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在这里，广告具有重要意义。有人会说，广告已经成为20世纪后期最成熟、最世故的艺术形式之一，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研究广告。而其他人会提出，广告的世故在于，它能向你推销某种认同，直到你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选择的社会中，能够自由选择商家。以上谈到的关于认同、认同的再现和建构，都是基于经济因素的。如果你没有钱，向你推销的认同就大受限制。如果你建构了一个新的认同，媒介很可能会重新包装这种认同，然后售卖给你。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与媒介密切相关的方面来研究认同，这就是他者认同。这些他者可能是从个人、地区、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再现的。他者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需要加以仔细研究，但同时，如果用基本的媒介研究方法来分析，它又是不可靠的[17]。

第三，认同再现的正面作用（或促进作用）。在过去几年里，媒介分析家和媒介从业人员之间的争论集中在所谓的“正面形象”的价值上。一些人相信，一个团队、一个国家、男性或女性的正面形象对受众有积极的效果，而负面形象也可能带来消极效果。

正是“效果”一词的应用，引来了另一种争议！这种争议是很多媒介研究的核心，其中很多研究是十分不可靠的。为了证明媒介可能的效果，已经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研究是在美国进行的）。洛厄里和德弗勒（Lowery＆ DeFleur）[18]的著作回顾了一些最有影响的效果研究，既实用又有可读性。所有的这些研究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由于这些研究具有选择性，因此它们都能证实有关媒介效果的任何假设。最典型的研究通常是与暴力和性、以及暴力对“无辜”的受众的影响有关的。当媒介教育开始关注媒介是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的时候，我们不能将它与某种争议或研究混为一谈，这种研究认为相同媒介信息产生相同的效果。而媒介的效果并不总是负面的。媒介教育者必须认识到媒介是维持社会常态的重要工具，而不是将媒介研究的焦点放在对这种负面效果的检视上。在文化多元化成为一个明显趋势的今天，媒介对“常态”的再现是不断扩展和多元化的。[19]

关于民主和权力问题

在本文结束之际，我想指出的是，媒介研究对民主的健康发展十分必要。也就是说，在媒介研究或者媒介文本生产中的批判性、有时甚至是反对观点必须要明了化。对于后者，公共广播电视的未来发展是核心问题。约翰·基恩（John Keane）探讨过公共广播电视的模式，这个模式既幽默又极其严肃地指出，人们必须与当权者的愚昧相抗争。他认为，虽然这样的抗争是徒劳的，但永远不能放弃。基恩注意到，现代的民主理论家很少关注媒介。同样，媒介研究的学者们也很少注意到他们的研究是与民主的持续和发展至为相关的。然而，媒介研究并不只是用来呼吁建立更好的广播电视和更负责的报纸的。

媒介研究也研究现有的媒介产物、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民主进程的。媒介教育者并不期待毫无冲突的传播。相反地，媒介教育者认为，从媒介信息的分析中透露出来的传播中的对立和紧张是必要的。媒介研究的优势与民主的优势具有相似性：

民主或者一个民主政体中的媒介教育的主要的、无与伦比的优势，并不是在于它保证了做出和平、安定和正确的决策，而是在于它赋予了市民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这些决策的权力。民主由公众所控制，公众公开地制定或重新制定决策。

媒介教育不仅仅是单纯研究媒介，它也包括社会学、美学、政治学的研究视角。那种认为媒介研究的学生能够或者可能成为社会问题的客观的观察者的观点，是既没有效果又不负责任的。媒介研究的学生或学者，和其他任何知识分子一样，都受限于他们身处的社会。这并不是说媒介教育必须要有党派政治性。而是，媒介研究的学生们倾向于基于概念性基础和理论基础来开展研究。这些基础不可能都一样，实际上这样更好。但它们都是相关的，而且将会影响到所要采用的分析类型、用来分析的素材或文本的选择。基于不同的概念性基础和理论基础的不同研究，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正是这些研究，使媒介研究能够产生剧烈反响。

当然，权力问题与民主问题紧密相连。媒介的核心权力之一就是界定权力。媒介也许并不是通过单一的方式来影响受众的，但它们能根据它们的兴趣来界定报道的目标，而且一旦媒介下了定义，就很难受到挑战。有时候，当媒体将自己弄复杂化了以后，这种“界定”的权力就愈发明显了。例如，在报道一场流行音乐节的时候，一位电视评论员说道：“预料中的麻烦并没有出现”。这种权力也通过播放什么类型的节目（或搞笑或“严肃”）表现出来，或者通过报纸选用什么样的标题、哪位漫画家的作品表现出来。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宏观到微观。然而，如果认为所有的权力表现形式都是相似的、或者多少是“平等”的，那就很荒谬。我们可以将“权力的再现的复杂性”和“再现的权力的复杂性”放在一起研究。这对媒介和媒介教育者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丰富的、有价值的、挫折重重的、成果辈出的研究领域。

In Defence of Media Eduation

Robert Ferguson ¹,Translated by Tang Xiaofen²,Zhou Ying³

（1.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2. The Center for Radio & Television Studies, 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3.Journalism＆Communication College,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Abstract：This article examines some of the distinctive traits and arguments that have been at the core of development in Media Education and Media Studies.It considers how aspects of educational elitism have often informed those who comment freely on the place and purpose of Media Education. There is also discussion of the uncritical celebration of the media by some Media educators,and questions of power, pleasure and the political are addressed. The arguments offered in defence of Media Education are not linked to specific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but are related to questions of education in and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Key Words: Media Education; New Techenology; Approach;Pleasure;Identity,Democracy

收稿日期：2004-03-15

作者简介：罗伯特·弗谷森（Robert Ferguson），从事媒介教育已有三十年有余，学过绘画和平面设计、当过艺术与设计老师，还在电影和电视行业做过编辑和资深录音师。之后，成为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媒介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在全球范围内就教育和媒介研究出版著作、发表演说。目前，他是“媒介与文化研究硕士培养计划”（MA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Programme）和“教育中的传播与设计硕士培养计划”（MA in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for Education）的学科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