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它
李金铨1，黄煜2
（1.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传播系；2.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媒介与社会之间
黄煜：你如何进入传媒研究的领域？
李金铨：我是1971年赴美国的，第一站到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在宣伟伯（或译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创立的传播研究所念硕士，重点在媒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宣伟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撰写的《大众传媒与国家发展》（Schramm,1964）是我的入门书，文字浅白易读，非常吸引初学者。第二本书是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后来又接触到罗吉斯(Everett M. Rogers)的《创新传布》（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在夏威夷两年，我几乎遍读了宣伟伯和罗吉斯的著作，后来又仔细阅读卡兹（Elihu Katz）的文章。我这么无意中系统阅读这几个人，对那个时候美国媒介研究的脉络掌握就清楚了。
1950年代有过失败的“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运动，企图建造一个统摄所有学科的科学；在这种气氛下，宣伟伯认为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都得处理communication的问题，他在伊利诺大学成立全国第一所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时，就请各路人马（包括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资讯工程学家）去任教。后来发现社会科学家只在communication的十字路口路过，而不逗留。六十年代初，Bernard Berelson宣称Communication已经死亡！这是个讽刺的局面：一方面声称要建立居高临下的统摄科学，一方面发现自己的学科原来如此边缘。传播理论的路径越走越窄。这个年轻的学科缺乏信心，在从其它社会科学吸取养料的时候，炫目于狭隘的（当时是新鲜的）科学实证主义，精力一味花在探讨媒介对选举和购物行为的影响，对于社会结构和媒介组织则置之不问，几乎和早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所提出来比较大的问题脱节。Communication在中文的泛义为“沟通”，狭义为“媒介”。第一代学者做的是狭义的研究，想的是泛义的宏图。
1970年代中，我读到英国媒介社会学者坦斯多（Jeremy Tunstall）编的《媒介社会学》（Media Sociology），序言提到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研究视野不出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922年出版的《民意》（Public Opinion）。吓了我一跳，怎么会这样？后来我接触出色的媒介学者，果然多是对媒介有兴趣的社会学家，传统新闻或大众传播领域的理论资源太贫瘠了。我在密西根大学年博士学位时，决定六成的课都围绕着政治社会学转，这是大学时代兴趣的延长。这条路线形塑了我的品味和风格，从此以社会看媒介，而不拘泥在媒介看媒介。其后，我接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还有文化研究——英国式文化研究脱胎自文学批评，美国媒介研究则受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影响，两者迥然异趣——媒介不止是文化意义的再现，也是日常生活斗争的场域。这就“去媒介化”了，不再是传统的“媒介中心主义”；不仅从媒介看世界，还可以从政治经济来看媒介。不断有人问传播（媒介研究）是不是独立的学科，只有边缘学科才会有此焦虑。是学科也罢，不是学科也罢，现代社会不可能脱离媒介，关键是能不能提出创新的研究议题，并赋以比较满意的解答，而不必计较学科地位，何况学科地位不是空口建立的。顺带一提，我早年读到的美国现代化理论（以宣伟伯、冷纳、罗吉斯为代表），在70年代末开始收到西方马克思批判学派攻击，两派学术论战引起我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后来出书（Lee,1980）题目就叫做《传播帝国主义再思考》。
区域研究与理论建构[1]
黄煜：1990年，你发表那本Voices of China，是改革开放以后外国学界对中国传媒的系统研究汇辑。从那以后，你和其它学者都保持一种清晰的思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建立主体性的轨道。你还出版了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1994），Money, Power, and Media （2000），还有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2003），能不能围绕你的议题谈谈主体性的建立？
李金铨：1989年我获得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组织学术会议，着眼于媒介研究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一方面看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的矛盾如何影响媒介的运作和内容，一方面探讨美国媒介怎样看中国。前一个主题贯穿以后四本书，牵涉媒介政治经济学的辩论。
关于后一个主题，我要多说几句话。记得197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读书，中国的文革余波荡漾，学府内许多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进步”师生，一方面憧憬中美建交，一方面从太平洋的彼岸像雾里看花，对文革充满了“天真的革命浪漫幻想症”，把“为人民服务”、“造反有理”这些时髦口号信以为真，做了长篇大论解释。只要去中国转一圈回来的人就可以在校园昂首阔步。后来四人帮垮台，他们猛然发现原来的信仰都是“假大空”，有的从此销声匿迹，有的深受宣传的欺骗，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沮丧。
美国学者和记者看中国摇摇摆摆，从来就是在盲目乐观和悲观两极之间徘徊，这既反映中国的现状，又反映美国国内的现状，更反映了中美关系的高地起伏。美国学者七十年代写的文章很多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消息封闭，他们拼命从《人民日报》的一言堂挖材料，建立理论的空中楼阁。美国反战、女权、学生，以及种族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文革的象征层面是“为人民服务”，现实层面则是流血斗争。美国学者把国内的气氛投射到中国文革的象征层面，直觉以为中国学生“造反有理”，为什么美国学生不可以反抗建制？七十年代他们看到中国象征的理想，看不到现实的压迫，这种盲目的乐观在达到“四人帮”之后完全改变，觉得共产党的本质还是共产党。八十年代中后期，又有很多美国学者记者（特别是保守派）看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宣称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等到1989年，又一次当头棒喝——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在我编辑的《中国的声音》中，着力于阐释整个经济改革对于媒介的影响，也看美国怎样塑造“中国”的图像。
第二本书也是延续原来的两条理路走，书名叫做《中国的媒介，媒介的中国》。当然，我从头就希望促成科际间的对话，两书作者包括媒介、政治、法律和历史学者，可谓一脉相承，一气呵成。
第三、第四本书理论建构的企图更明显。第三本叫做《权力、钱、媒介》，其中例如潘忠党和何舟，都在八十年代从中国赴美留学有成，熟悉西方社会科学的语言，并试图将现有理论（媒介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脉络向前推进。第四本书成形于本世纪之初，冷战结束，全球共产主义破产，进入所谓“全球化”的时代。碰上中国要跟“全球化”接轨，在这个背景下媒介的角色是什么，全球力量和国内势力又如何互动，便成了探讨的主题。
前两本的取径比较接近传统的“中国研究”，后两本希望跟主流理论对话。做中国研究的人比较喜欢前两本，对理论感兴趣的人比较欣赏后两本。我觉得区域研究和理论兴趣有如古典音乐的“对位紧张”(contrapuntal tension)，宁可相互竞争，不要人为化解。例如潘忠党和何舟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中国记者日常生活时间(everyday practice)，然后反顾西方学者的理论，看哪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这个问题。中国记者的日常实践为主，西方理论在这里只是客。实践的结果证实确实有对话的可能，我觉得这条路值得尝试。我自己比较喜欢哪一本？很难讲，各个阶段不同，但看得出理论企图愈来愈强。
黄煜：1992年底，我在大英图书馆看到《中国的声音：政治和新闻的交光互影》，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这样的书还太少，这本书有启蒙的意义。你刚才提到，第三、第四本书理论企图愈来愈明显，能不能具体讲一讲？
李金铨：例如潘忠党跟从美国社会家塔克曼（Gaye Tuchman）以现象学研究媒介社会学的路径，又受法国社会学家波杜（Pirre Boudieu）的启发，在北京等地做了大量田野访问。他强调新闻实践常常因“势”（situation）而异，由于中国改革的势头暧昧混沌，反复无常，查者往往无固定的常例可循，必须临场想办法应付，所以很不稳定，没有深思熟虑。市场调查刚在中国出现时，当局批评是向资本主义靠拢，媒介用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来合理化。这种研究有很浓的文化特殊性，又有普遍理论的照明。另外，何舟讲政治经济学，他分政治、经济和混和的层面谈《深圳特区报》，探讨经济改革对媒介的影响。他说，该报在政治层面改变不多，在经济层面改变很多；例如以前广告不重要，只从属于新闻部门，现在独立作业，与新闻分庭抗礼，而且广告引发新闻作业的改变。我觉得他给政治经济学注入新的内容。还有，赵月枝的兴趣是从社会理论来探讨媒介，例如她认为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剧国内阶级分化，媒介话语为新兴的中产阶级服务，遗忘广大的劳工和农民。传统的学者可能会描述这种现象，但不会放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架构里面来看。放入政治经济学的架构更能照明具体的现象。
黄煜：区域研究者注重理事情景和具体细节，理论研究更注重规律。哪一个更重要？
李金铨：区域研究与学科研究间的确是有些紧张状态，但未必水火不容。美国以前社会学受结构功能论影响，不太谈历史，所关怀的只是现在。在欧洲，韦伯的起步就是历史社会学的视野。历史社会学在美国有复苏的迹象，和其它视野也有汇流的趋向。我们必须在历史的架构里面看问题，即使不是做历史研究，也要有点历史眼光。以C. W. Mills的话来说，一方面要以历史为径，一方面要以世界为纬。做中国研究，要放眼全世界；应该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而不是以中国的眼光看中国——主体性还是中国，眼光包含全世界。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比较特殊性和普遍性。
“本土化”是虚假的口号？
研究生甲：台湾社会科学界首先树起“本土化”的大旗，在三地都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学术小圈子往往形成了一个学术霸权。在这层面，一些徒子徒孙不断繁殖，可能已经不具备或者不再愿意与更大背景的学术进行交流，可以说是在“本土化”的伪饰下偏安一隅。
李金铨：你的忧虑是可贵的，但评价未必是公平的。学术是一个公共论述（public discourse），应该开放而不封闭。社会科学看宇宙、看问题的方法都是自外引进的，不是中国文史哲传统的一部分。建立一个主体性是需要的，知识论里也有这个空间让你建立主体性，但并不是说西方的东西我们都不管——当然“西方”的概念也要解构。学术圈是一个社群（community），当然有权力关系，但你说的那些“第一代”人并不封闭。台湾社会科学界追求“本土化”，有人在实证主义的范围内添增很多本地的变项，有人反对实证主义，也有人主张“后实证主义”，大家还在摸索，尚无定论。
研究生乙：你给我们一个场景、一个脉络，从传播学出发到社会科学，讲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东西方“地域”差异，投射到华人学术界的影响；另一个是“宏观”与“微观”二元对立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从社会学刚进入中国开始，从吴文藻、费孝通开始，“本土化”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但是从五十年代停止到八十年代复兴，“本土化”的呼声没有那么明显了，直到台湾从心理学出发的这个“本土努力”……
李金铨：我提到应该放弃区域研究的偏门，进入以区域为基地、有理论兴趣的殿堂。中国人讲“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我们自己最切身关注的问题着手，并深入了解“西方”主流学术的视野，唯有这样才可能有对话和交流。建立主体性，不是排斥西学。以萨伊德为例，他重新回头看西方人对于中东德建构，提出截然不同的解释。我们不是为不一样而不一样，但有些问题对我们很重要，对所谓的主流来说可能隔靴搔痒。应当欢迎多元的解释互相争鸣。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卑之无高论，做起来极难。“西方”理论翻新太快了，要进入它的理论精髓，谈何容易？萨伊德受古典文学的训练，然后结合葛兰西和傅科的思想，提出与两个世纪以来英法学者对中东迥异的解释。他遵循“西方”的游戏规则，玩出不一样的结果，等于向“西方”算总帐；他为后殖民主义开启了一条新河。我们什么时候才做的到？
我尝试比较两个政治经济学在不同脉络的解释能力，在甲脉络一个取径可取，在乙脉络另一个取径可取，在丙脉络两个脉络同时不安并存。很惭愧，我走得不够远。踏出第一步好难。我的世界观不是黑白对立的：我接受阴阳思想，阴是阴，阳是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渗透。同样，一个实证主义，一个诠释主义，表面上冲突得厉害，我认为还是有分有合，这个回头再谈。社会科学难有绝对是非，我常常将几种说法排比来看，虽然我的工作还得更细致。
欧洲思潮经过美国人的吸纳，就穿插成为多元光谱里面的一点。英国的文化研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结构学派——这些对美国媒介研究原来是另类的或对抗的，但传入美国的土壤便和美国主流思想并列，批评的刀锋磨平。美国欧洲思潮经过美国人的吸纳，就穿插成为多元光谱里面的一点。英国的文化研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的结构学派──这些对美国媒介研究原来是另类的或对抗的，但传入美国的土壤便和美国主流思想并列，批评的刀锋磨平。美国吸纳意识形态的力量太大了。对社会理论贡献最大的，一个德国，一个法国，社会科学的传统深厚。中国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哲学崇尚人生的直觉智慧，如《论语》说：“壮年人戒之在斗，老年人戒之在得”，说透了人生，诉诸在心，不必经过中间的文字障。德国式的思维就会考虑“得”什么，有几种“得”，在哪种情况下“得”。中国传统讲直觉，但今天社会科学是模仿西方的推理。有一位哲学家跟我说，早年悲叹中国没有哲学，年纪大了才发现两套传统，两套标准，何必用“西方”衡量自己？哲学家可以高呼：我们跟西方不一样，但鼎足而立。社会科学讲不出这样的话，因为它本来不是我们的东西嘛。几个人能够“入乎其内”，遑论“出乎其外”？
研究生甲：我们可以把社会理论分成三种：一种是像傅科、德里达那种：我坐在扶手椅上，吃进大量的理论，然后将它们吐出来，这是一种生产模式，很多时候是不能印证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社会科学”；另一种生产模式是像伯杜、季登斯，从经验研究提炼出理论来；再一种是经济学里面的社会理论生产模式，如纳什，可能是纯粹数学化的，然后推导，建立模型，再找材料验证，与社会科学的归纳不一样，是一种演绎的方式。我觉得你从专业研究着手，通向更广阔的社会理论舞台。但是在通向这个舞台时，还要处理很多问题，就像你提到的，现象学和实证主义之间的沟通；在具体的学科上，你拒绝学科的“内眷化”……我们看到姿态，没有明确的“该通向何处去”。
李金铨：你说的不是我能力所及的。我完全接受你的批评。“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不同。社会理论是对于整个理想社会的描述，如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实践主义。你所说的“实证”和“现象学”，是方法论，而非社会理论。进一步再细分，才到“社会学理论”，例如角色论和交易论。
讲到宏大叙述，不是人人要讲法国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我低调、实际得很：我学C. W. Mills（1959）《社会学的想象》，如果有自主选题的余地，就尽量将个人兴趣与公共议题联系起来，把困惑自己的问题——自由，饥饿，或别的──普遍化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让研究连缀成一个体系，而非支离破碎的联想。这样做研究，总觉得有理想在召唤。每个人都得找定位，安顿个人的志业。我的位置不特别激进极端，也不是与世无争；我从自由民主的基本关怀，探讨问题背后的意义。我的东西不一定穿插自由民主这些话语，但背后的关怀还是隐然在支持研究的旨趣。
Mills受到实践主义的影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他反对无法脱离社会实践或无法验证的大理论，也反对抽离社会脉络的经验研究，这在年轻岁月对我的影响很大。还有，我们讲宏大叙述，是在受良好技术训练的前提下谈关怀。这牵涉到知识分子与专业学者的问题：在美国只有专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很弱；欧洲最有名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传统赋予士大夫泛道德的地位。今天社会多元复杂，虚矫的“士大夫”能不能肩负天下的责任？书没有读通，空喊以天下为己任，不太好。我们扮演的“角色群”（role set）必须由近而远，不称职的学者徒喊“俯仰天地，悲天悯人”何用？社会赋予我们做专业思想的特别权力，我们理应以专业为基础，对某些社会问题有所澄清，有所贡献。在公共领域中以说服让别人相信，并非我们先验上有话语权。最后的决定权在谁？我们是普通公民，权力不比别人大；要说我们有影响力，那是通过专业所获得的说服力量。葛兰西说的“有机知识分子”，踏踏实实凝结成一个个社团，分散到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各方面的重要领域，对公共政策能够发言，促进公共辩论。
研究生乙：你提到另一条线索：宏观与微观。季登斯一直在为两者勾连尽力。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社会的看法不一样。台湾学者叶启政从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对社会对人的看法出发，试图延续季登斯的工作、打通这两者间的壁垒。这个企图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实现？
李金铨：季登斯一直有这种尝试，其它人也在做，评价不一。社会与个人不是对立的，是一个negotiation的问题。这种书会继续出现，最根本的问题往往是最难的问题。哲学家几千年前就谈什么叫做“人生”，两千年后还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是一块试金石，想过这个问题的人跟没想过的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该想想这个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好有些哲学素养，但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做哲学家。中国人有宏观思考的习惯，美国人比较微观，各有利弊。中国人为学容易流于空疏，议论多，尚空谈；汉学家一定要学日文，日本人的材料细。中国人有很好的见解，直接诉诸于心的思维和“西方” 推理不同。我们不要放弃传统的宏观视野，但从西方汲取逻辑思维方式，尊重事实，尊重对材料的推理。关怀可以大一点，但每一小题都很严谨。
理论资源的“现代化”
研究生丙：我是做文学的。在文史哲方面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不像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西方。其实，现在做中国文史哲研究的术语，基本上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日本人翻译，转介到中国来的，很少直接用中国古代的术语。我做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也讨论古代文学的理论和术语如何“现代化”。考古学在中国也没有理论资源，但张光直教授依赖中国古代从地下发掘的材料，还有南美洲印第安人的材料，提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与西方理论抗衡。你们讲社会学，是不是将西方的理论拿来，再用中国的材料当成其注脚，还是从对中国事实材料的分析得出理论，这些理论在什么层次是创新的，可以和西方理论抗衡？
李金铨：你说的是paradigm的问题，跟我的看法不谋而合。所谓“paradigm”，是指学术社群用主流的典范解释现象，但后来例外愈来愈多，不能当“例外”看，这时最有原创性的学者修正一些基本假设，看问题的方法就更新了。社会科学没有物理数学的典范那么严格，但泛意的“典范”还是有的。基本假设是什么？中国人辩论人性本善或本恶，也许无法经验证明，但假设不同即发展出儒家和法家。张光直教授挑战西方主流的典范，意义重大。余英时先生的方法与“韦伯式的”取径暗合，他讲要看内在理路，理论只是外缘，材料才是最后的审判。材料有内在理路，视野、方法、理论只是为了活络思想，让我们把问题说得更清楚。韦伯式的方法是先渗透到当地社会演员的“意义之网”，了解他们如何看待生活，研究者只从中援引理论概念（例如分工、阶级），帮助社会演员阐释他们的意义。社会演员的诠释是第一性，学者的诠释是对社会演员诠释的再诠释，这是第二性。而且这些诠释是多重多样的。不像实证主义认为学者可以发现“一个”外在客观的世界规律，只有第一性，无所谓第二性的问题。这里有学术纪律与学术社群的约束，你的解释必须经过别人的认可，否则无异于荒野的呼声。
研究生丙：西方文化理路反抗自身的传统，值得华人学习。特别是从事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支，扎伊尔德及其弟子，其后那些女性主义学者，以及现在做文化批评的。我们为什么不具备这样的素质？西方很多理论我们不一定要成套拿来用，但有些精神是我们不可能摆脱的。
研究生甲：我觉得后殖民主义、女性研究等等，在美国的实证研究传统里面是不是受到尊重是值得怀疑的。他们的学术姿态助他们成为学术名人，他们对实证研究的影响有限。一个社会理论家，虽然大家叫好，但没有人把它运用到实践中来，他的实际影响是甚么？
李金铨：实证主义在美国还会是主流，但以实证主义衡量“非实证主义”或“反实证主义”的工作，未必太公平。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后现代”不太可能取代“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但有很多东西会被有选择地吸收。
研究生甲：社会科学的成熟程度不一样。经济学很高，门坎明确。传播学的形式化程度低一点，就可能受到“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
李金铨：纯是“门坎”的问题吗？现在经济学以计量经济学挂帅，是不谈政治经济学，不谈价值问题的。如果关注“人”的价值问题，本质上能不能像经济学那样形式化？至少我觉得知识论和方法论不必定于一尊。
研究生丙：所谓西方的“现代性”，有人定义为“反对自身”，这个精神值得学习。第二点，很多西方学者研究汉学和中国问题，其实不是在研究中国，只是自身理论传统的需要，用中国材料来反抗他认为西方存在的弊端。
李金铨：这个陷阱是存在的。有些人以己意套中国，套世界上任何地方。正如扎伊尔德所描述的英国法国中东专家，多是饱学之士，尽管潜意识里有英法的思维立场。这是无可避免的。我们有我们盲点和包袱，在庐山里不识庐山真面目。所以要提倡discourse或dialogue：他们有他们的发言权，我们有我们的发言权，在半路相会，相互得到某种程度的理解。有一次在明大听著名的汉学家讲儒家，他讲完，有希腊教授起身问：“你讲的我全听懂，你是不是用我们懂的话来解释孔子？这里面有没有危险呢？”汉学家回答说，不用现代语言，你听不懂孔子，但你听得懂的西方语言和孔子必有落差。怎么办？精微处只能心领神会，不能靠语言表达，但如果反复切磋，这种理解（understanding）不是全无可能。
学术纪律与社会脉络
研究生甲：本土化是一个虚假的口号。应该进入到每一个领域里面，社会科学是普世性的。不能说张光直是中国人，就给中国人挣得面子。不是的，应该把这个东西定位在学科的发展上面。任何一个范式的突破，不管谁来完成，都是学术共同体的进步，而不是说因为地域有了代言人，就有了看齐的模范。学术共同体的进步是没有地域的。你作为社会学者所接触的就是这套规范。
研究生丁：不对，这不是地域的问题，是意义的问题。数学没有中国数学和西方数学之分，但是政治学、社会学有文化意义的差异。数学和物理学一定有明晰的规律，paradigm是成熟的。社会科学如果只重在揭示规律，可以称之为“工匠”，不是严格意义的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是很机械的，没有品格，没有特殊性。我们在知识生产时，有三个基本问题要解决，一是揭示规律，一是揭示意义，再有一个是变成行动。（我学政治学，去台湾访问，接触一些政治学者；他们从美国回来，有很大的激情，化为行动，对推动台湾民主化功不可没。没必要要求所有人都这么做，但某些学科需要一些人这么做。）不同学科也应该在一个多元的光谱中合力做某些事情。
研究生甲：游戏规则是在学科内部制定的，与地域没有关系。可能首先发明这套游戏规则的是西方人，就像基督教是首先在西方发源的，但作为普世性的东西，它可能有地域的痕迹，却不能以地区区分。第二点，你讲到理论应该转化成行动，我觉得这是学术和政治的区别。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知识分子，还是要做一个政治的传道士？
李金铨：尊重学科纪律，毋庸置疑。社会科学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华人的终极关怀总有跟西方人不同的地方。有些人不认同特殊的文化经验，但另一些人或许觉得它很重要，事情只要不绝对化就无害。不是中国人就排斥西方。谈主体性和本土化，不是排斥西方的学术。社会科学是西方传来的，我们不可能排斥西方学术。学术一个public discourse，是一个conversation，在整个公共领域里不断讨论，而不是闭门造车。只有受过很好的训练，要了解西方学术，才谈建立自身的主体性。我们在选题方面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虽然解决问题方式和理论资源需要取只自西方。西方理论来到本土一定要再造，不能全部照搬。普遍性与特殊性必须求取平衡。
研究生乙：我赞同。理论由概念和命题构成，概念来自于社会事实。各处的社会事实不同，甚至有巨大的差异……
李金铨：我在台湾生长，当年我们都投入社会参与，争取民主。现在台湾的民主素质粗糙残缺，但一个残缺的民主比独裁好！选举对台湾人非常非常珍贵。美国人投票率低，原因分歧，有人认为选谁都是一丘之貉。后现代的人说，看，西方人对“大政治”——效忠国家、民族、政府、议会——那么淡漠，只转而关心“小政治”，即个人生活中抽税、性别、族群等切身事。西方人有选举权不用，这是一回事，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则是另一回事。这是脉络的问题，也是意义的问题。
研究生丁：的确。季登斯说，我们有两种政治，一种是解放政治，一种是生活政治。在中国，人们冲出街头改变权力架构，争取选举权，这种意念已经给邓小平南巡和市场经济吹灭了，大家都关注小圈子的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可能有政治内容，你可能讨论某个领导人的笑话等等，里面有话语和权力，但毕竟不同于解放政治。你刚刚讲的非常对。有一个次序的问题：西方人完成了架构的问题；像普特南研究“公民文化”，在中国是隔靴搔痒的。中国没有公民文化，怎么研究它的衰落呢？这是把马车放到马的前面去了。政治学研究经常说要“颠倒他们的逻辑”，我们自觉看到他们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他们的问题。强套一个理论，比工匠还不如。
李金铨：万一解放的政治不可能，只好国家事不关己。人类永远需要解放，只是不同的时间出现不同的问题。这里面也许有阶段性，西方经历的也许若干年以后我们也会经历，但这不是简单复制的过程，有些地方一样，有些地方不一样，有些地方借镜前人或其它社会的经验。
主体性：结合规律与意义
黄煜：谈一谈规律与意义的结合吧。
李金铨：实证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主要方法。实证主义，用怀海德(A. N. Whitehead)的说法，就是“Seek simplicity and distrust it”，有点类似胡适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宗旨企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浓缩、化约到最重要的几个变项或元素，并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然后用最简单最经济的语言（例如数学公式）精致地表达出来。自然科学追求准确和普世性，成就辉煌，社会科学也亦步亦趋，针对社会现象建立假设，寻找最重要的变项，建立关系和寻找结构，然后大胆怀疑之，试图用逻辑和证据推翻假设。可是社会科学除了因果关系，还必须牵涉“意义”的问题，而意义是要主观解释的，而不是客观的再现。意义多重多元多样，要一层一层剥解，用现象学的话说就是“互为主观”，主观和客观互相交融互相渗透。尤其受人类学、史学、文学批评训练的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觉很多东西不止是规律的问题，还涵盖人文的意义。James Carey把怀海德的话变一下：“Seek complicity and order it.”换言之，要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层次分明地梳理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两个取向可以合在一起，既精简道出规律，同时一层一层剥离外相，将内核显现出来，意义之中有意义，大气候下有小气候，关照“部分”跟“全部”的关系何在。我喜欢韦伯（Max Weber）的立场，在规律和意义之间兼容并收，本身是妥协共处（compromise）。
黄煜：在一个世界性的架构中对中国问题开展特殊性的研究，而不能强调特殊性本身的绝对性。不排除其它学科领域的介入。
李金铨：对，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态度。我在第一章提到，有一个教哲学的朋友说我是“脉络学派”（contextualist），我喜欢这种讲法。任何事情把它放在一个语境中看，没有绝对的是非。社会科学尤其“是非无实相”，昔日之“是”可能是今日之“非”，或者一地之“是”可能是另地之“非”。这些都要放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看。我这么讲，无意将其绝对化。正如类似“民主”这样的终极价值，我是不会把它相对化的；其它议题可以置诸脉络，把各种说法当成假设，然后检查在哪一种条件下哪一种讲法更有道理。
台湾经历近40年的戒严，马克思主义那一套政治经济学不能套用，因为情境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在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边缘战斗，批评资本无穷的累积，扭曲人文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批判具有崇高和激进的人文理想。但台湾在戒严时期，私营报纸即使跟政府走得近，还是比党政军控制的报纸松动，市场的确有解放的力量。解严以后，台湾政治经济关系重组，经济逻辑慢慢取代政治逻辑，互动的形态和内容改变了，这时自由多元和激进马克思两个政治经济学的取径并存（第二章）。我提出一正一反的命题，希望在更高层次发展“合”的命题。这样一方面与政治经济学有对话的可能，一方面确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华人社会的一些历史现象。中港台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一层一层地剥出意义来。
没有绝对的主观，没有绝对的客观。我的世界观受到八卦思想的影响：宇宙从第一个层次来看有阴有阳；第二个层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渗透；第三个层次阴尚可再分阴阳，阳也如此……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辩证性。社会科学的左左右右，看你站在哪里，移步换景，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角度。如果绝对化，世界上没有什么价值值得保存，学术变成一个游戏而已！我笃信民主、自由、解放这些普世价值。“后现代”解构了许多全称命题，甚佳。但普世价值必须不断赋以新意，与时俱进，不要虚无地抹煞它。“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现在已经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主题与变奏，形式与实质，结构与过程
李金铨：20多年前，我刚去明尼苏达大学教书时，常跟学生讲中国人“抽丝剥茧”的道理。我从小对竹有感情，又以“剥笋”为喻，后来发现新大陆不出笋，乃改用洋葱来说明，原来英文叫layering正是此意。“剥”什么？“剥”意义嘛。国人讲“纲举目张”：提出主题，完善细节。刚刚提到社会科学不单追求“规律”，也追求“意义”，两者是可以结合的。
古典音乐有“主题与变奏“（themes and variations）的形式，主题清晰，变奏多端。变奏部分可以用各种手法加快、减慢主题，在主题里面衍生另一个主题，变奏中还有变奏，从不同角度显现这个主题。最有名的巴赫（J. S. Bach）的Goldberg Variations居然动用21种变奏诠释主题。主题简洁（seek simplicity），变奏繁富（seek complexity），在某种程度可以协调得宜的。另一种古典音乐的形式是奏鸣曲（sonata）:先宣布主题（motif），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的合谐与冲突；接着陈述曲子要表达甚么；再用各种方式发展主题；最后重新叙述主题，将听者带回原位。主题不断出现，提醒我们跑了野马、尽情发挥还拉得回来。这个形式颇符合中国人作文的“起承转合”。起是破题（themes）将规律讲交代清楚，“承”和“转”可以从各角度正反铺陈，淋漓尽致发挥论旨（argument），最后“合”时下结论，首尾呼应。这样见树又见林。只见树，无法得出总体印象，则局部压倒全部；见林不见树，那是全部压倒局部。看到局部，又看到全部，才能够曲尽其致。这给我的启示是甚么？是规律和意义在某个地方可以结合。我喜欢的社会科学著作，见其大，又能见其小。主题要言不烦，提纲絜领，层次分明，因果严谨；但每个主题的意义转折多致，柳暗花明，意义丰富。中国人喜欢“小题大做，大题小做”，我觉得这两点是可以合而为一的：题目想得大，每一个环节都做得仔细，结构严谨，大题目分成许多小题目，绝不空疏。
扎伊尔德受“主题与变奏”的影响。他深受早期傅科（分析discourse）和威廉斯（R. Williams）对霸权（hegemony）的解释启发，认为霸权是支配霸权（dominant ideology）、另类霸权（alternative ideology）以及敌对霸权（oppositional ideology）不断斗争的“过程”，而非“成品”。霸权在日常不断的斗争中来显现，有迫害就有反抗。扎伊尔德在《东方主义》谈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如何建构“东方”，服务文化霸权。《文化与帝国主义》谈第三世界国家如何颠覆、抗拒西方文化霸权，里面从小说，从歌剧《阿依达》，从建筑，从现代主义，从卡谬……主题清楚，但不断从各种的角度呈现，让你觉得意义复杂丰富、多元甚至矛盾。如果不是完全引喻失当，我觉得主题的“规律”和变奏的“意义可以适度结合。
顺道说，实证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认为“形”本身可以包含“实”，用数学方式表达最精简最完美。然而社会科学的意义与脉络必须见其“实”，不能以形式一以贯之。从五四时代开始追求现代性，当时提出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在西方的脉络位阶一个是价值理性一个是工具理性，到了中国却都是富国强兵的手段。不能富国强兵，手段可以弃之如敝屣：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归来，从鼓吹民主变成鼓吹开门专制，他对美式民主失望，只见“形”而未见“实”。下一辈的胡适留学美国，深入美国生活方式（way of life），了解日常生活渗透的价值，不像梁启超只是短期游客，走马看花，只看到制度上的弊端。胡适的形式主义成分比梁启超少，对美国的理解更深入，毕生信奉美国民主。丁文江、蒋廷黻、钱端升这些顶尖的留美博士，在抗战时期怪民主不能救国，纷纷回头青睐开明专制：先倒日寇，再谈民主。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了解；民主是基本价值，不只是一种手段。中国不断在辩论“全盘西化”能不能脱胎换骨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又是一种形式主义，根本忽略了脉络的问题。一个文化能不能全盘移植到另一个文化脉络？
在社会研究上面结合规律和意义，其实也是结合形式与实质，结合结构与过程，结合主题与变奏。如果只看结构，忽略过程，容易犯“形式主义的谬误”。我觉得乔姆斯基就重“形”多于重“实”。所有的激进观点都容易抹煞其它观点之间的差异，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差异微不足道。乔姆斯基直斥《纽约时报》为“官报”，说得那么绝对，美国新闻自由变成了虚假的，简直和独裁国家的喉舌媒介无异。因为形式挂帅，许勒（H. I. Schiller）才会提倡苏联、中国（文革时期）和古巴的党国控制模式为第三世界抗御帝国主义的利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眼光只放在过程，忽略结构，可能也提炼不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见解。我的世界观从来不是对立的。我服膺实证精神，但反对实证主义为一切标准。人类学家纪尔兹(Geertz, 1973)在序言中说，他离开“田野”(field)一远，心里就不舒坦。经验研究者不一定要成为实证主义者。人类学推崇经验研究，经验研究可以一层层排比印证很复杂很多元的意义。
中国传媒研究的初步蓝图
黄煜：你讲到政治经济学在中港台的社会历史情境，希望发展出一套正反合的理论框架，可否谈谈？
李金铨：画一个初步的图象，分四个层次：一在最宏观看政治经济学；二在中间看媒介社会学，即媒介本身媒介机构的运作；第三个层次看文本（text），即媒介内容是什么；第四个层次看脉络（context），即解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从媒介获得什么意义。
第一个层次是政治经济学，国际与国内互相交流。冷战结束，全球化议题甚嚣尘上。（I. Wallerstein认为全球化的过程500年前就开始了，不过我们暂时以1990年代前后为分野。）全球化对国内的政治经济重组有甚么影响？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采取阻挡外国媒介进来投资的防卫措施，例如建媒介集团，而集团化势必影响到媒介组织的具体运作。
接着谈到媒介社会学，记者在这个竞争市场怎样调配？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如何抗争、协调、结合，也要“脉络化”（contextualize），必须做很多研究，进入记者的生活脉络和意义系统里面，了解他们是怎么想的作的。这方面的理论文献相当精彩，但如何与中国的具体情境接通？
现在好的文本分析不多。媒介到底讲什么？我们应配合整个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方法上的突破。（我、陈韬文、潘忠党和苏钥机结合媒介社会学和文本分析，探讨八个国家记者如何建构香港回归，也就是Global Media Spectacle这本书。）下一个是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的问题。文本本身不能产生意义，需要由人解释。以中国现在的城乡差异、阶级对立，利益愈趋多元，不同的诠释社群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政治经济学、媒介社会学、媒介文本、解释社群赋予文本的意义，四个环节联系起来，也许卑之无高论，但至少能够提供一个初步架构。研究中国传媒的社群小，松散而不成形，能够建立文化自觉的共识也好。
黄煜：华人社会的传媒研究，下一步那些方面比较重要？
李金铨：在全球化的脉络下中国的政治经济会走甚么路，当然不是我们所能左右，但“共产资本主义”或“后共产资本主义”，以“共产主义”为名行“资本主义”为实的混合体如何跟国际接轨？“国际”是什么？是指美国吗？接轨的目的何在？接轨以后对国内的政经环境和游戏规则有何影响？权威政治会不会变形、变质，或者以新面目出现？在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之后，会不会出现“新新权威主义”？
沿着政治经济学的脉络，我们看到组建媒介集团，即使现在只是长官意志的产物，却建造出自己的逻辑，对媒介的经营、生态、话语产生什么影响？我在第三章把自由主义、党内改革派和“新左派”放到中国的架构，解释国内媒介的变化。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市场自由化是对权威政治的挑战，还是权跟钱新的结合，还是两者兼备？全球化带来新的传播科技，对整个行政管理产生甚么影响？科技与意识形态不是楚河汉界，不易一刀两割，将来的变化如何？在理论上，我觉得可以用全球化视野和依赖发展理论（dependent development）──中国依赖国际市场，不断点（不是全面）的发展，造成国内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来看造成什么内在变化。
黄煜：可中国大陆是一个转型社会，变化的目的、意义都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又要保持那种刚性的政治制度。您是说这两种变化相互影响？
李金铨：中国一方面要和“国际接轨”，一方面又怕国内权力流失。这个斗争过程对媒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政经战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个点（不是全面）的发展。哪些人先富，在哪些地方先富，其生活、消费形态和世界观可能慢慢转移，影响到阶级关系。中国可能有新兴的中产阶级，数目小但集中，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能在纽约或巴黎，与“同胞”没有共同语言。不但国内条件和国外条件互动，同时也是一个斗争过程——哪边压力大，哪边压力小？国家如何处理国际资本压力和国内工农的压力，斗争的赢者和输者压力如何又怎样平衡，这些都与传媒密切相关。
第二层次：媒介社会学。在这种政治经济架构下，权力和资本如何结合？媒介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对抗权力结构的前提下谋取最大利益？宏观的政治经济影响媒介生态，如何改变主流媒介的记者对“新闻”的看法？现在讲“贴近读者”，合理化的基础在哪里？新闻话语与场域是不是大了些？目前中国书籍和杂志比较多元，报纸电视控制比较紧；电视新闻紧，娱乐节目松。从前台湾的边缘媒介与主流里应外合，有竞争有联合，在中国大陆又如何？《人民日报》互联网“强国论坛”的很多言论，搬上母报就是出位的禁区，中宣部怎么会让它存在？（黄煜：《人民日报》不办“强国论坛”，其它机构也会办，与其让别人办，不如自己来办，这也是一个策略。）
黄煜：您刚才讲媒介社会学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文本分析？
李金铨：中国以前没有消费的概念，但一下子变成“消费至上”，这里面阶级对立出现了。“依赖性发展”培养的世界观、生活形态是远方巴黎、好莱坞的“替代式参与”。以满足这种需求为宗旨的媒介如何推波助澜？我现在只是举例，不可能太详尽，但大方向就是看媒介如何适应日常生态的变化而产生一系列新条件。更进一步，涉及“媒介到底讲了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仔细分析内容。消费、阶级、党……这些词意起了变化，但我们研究不够。北京的报纸各有权力的靠山，相对多元；南方得风气之先，比较开放；上海靠的长官意志，中国金融中心的报纸不好看。“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变化单看这三个城市不够，不过知过半矣。
黄煜：中国现在的主流媒介主要有三套话语：一套是官方话语，官方话语也“与时俱进”，十年前谈建立市场经济，十年后谈与国际接轨；第二套是小资情调中产化的媒介，主要体现在非政治的金融、商业方面，现在势头强劲，是媒介牟利的巨大来源；第三种是平民话语，情调煽情和市场路线，较接近平民。这三个话语体系并存。自由派的立场主导了很多新闻工作者，譬如胡舒立；还有，新左派和民族主义影响力较大，因为他们站在捍卫国家利益的角度，又把西方的一些后学激进“反全球化”的理论混合在一起。中间是一些技术官僚，专业主义型的，基本上不参与论争。在“全球化”的整体格局里面，中国传媒的变化在深度与广度上延伸。
李金铨：政治经济环境带来社会分化的过程。潘忠党与陆晔的《成名的想象》说，有记者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典型儒家知识分子的承担；也有人谈到共产党要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也有人提到受众和读者，意识到了市场逻辑和媒介专业化。我觉得Raymond Williams的概念很有意义：（一）支配性的结构（dominant structure），有党国支持，对内对外有联盟也有竞争，竞争有明有暗；（二）剩余结构（residual structure），例如儒家知识分子的情结还在起作用，再反儒家的人都受儒家的影响，而且儒家与共产党的意理都是政教合一的体系；以及（三）新兴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目前就是市场因素的介入，驱动媒介去迎合有钱有闲阶级，于是贴近平民的报纸（如《华西都市报》、《北京青年报》）和贴近大都市消闲阶级的报纸（如《精品购物指南》、《申江服务导报》）应运而生。Williams说要看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一）支配性意识形态；（二）另类的意识形态，并不反对主流，但提供另一种解释，在今天中国愈来愈多；以及（三）敌对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目前难以存在。我们观察主流的支配意识形态如何吸纳另类的意识形态，如何攻击另类的意识形态，给它贴“修正主义”的标签。边缘媒介对主流有没有抗拒、颠覆，有没有口是心非？Williams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架构。
我们的研究偏向印刷媒介——对海外学者，这比较容易得到——忽略广播电视。广播电视是流行文化最主要的载体。要了解消费文化的兴起，首先还是要了解流行文化，这一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另一方面，我们的眼光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外加几个零星都市，了解不够全面。华人学术社群需要一种学术自觉，如果国内国外能有松懈的分工合作，是很有意义的。
受众因为利益的分化，兴趣与利益结合，形成一种凝聚力，这种趋势愈来愈明显。个人的兴趣与群体的兴趣不断分殊。他们如何吸收、解释媒介的话语，媒介组织如何了解受众需要？上述四个环节不断互动，持续思考会为我们提供新的空间。总而言之，最重要的还是在中国媒介与现代性的关系：媒介在这个政经脉络下发展，对于民主化、自由、平等、民主有什么意义？如果大家这么思考，整个研究社群当可建立旗帜鲜明的主体性。
黄煜：1998年以后，中国受西方影响的“新左派”提出，中国倘若按目前的方向走下去，就是西方全球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他们旗帜鲜明，反对这样一种现代化。的确，怎么样的现代化，在大陆思想界产生了有趣的争论。
李金铨：以前不太可能讨论这个问题。新左派的精神和语境，我是怀有同情的，但将西方最激进的话语放到中国的脉络是否恰当？连哈贝马斯到中国都觉得，新左派急于建立反帝的论述而容忍专制政权。我觉得他们比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提出的反封反帝的“双反政策”还退步。自由派现在希望以“国际”抗衡专制政府，热衷反封多于反帝。我认为这两派是一个悖论，不是谁对谁非——可能两个都对，但对的理由不同。但我不是折中主义者，我倾向于看在哪一个脉络底下哪一个讲法有道理。我对自由派反专制统治，和对新左派反对在全球化以后因政治经济霸权衍生的文化霸权，都有深刻的同情。但在理论上，最激进的后学搬到中国有无道理，我有一点保留。反对“现代化”，和反对“现代化理论”，这是两回事；正如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也可以反对“反对帝国主义”的某一种理论。新左派有贡献，提高人们对于全球结构制宰力量的警觉。但完全嫁祸于国际资本主义，而不将国内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提上合理的讨论层次，这是有问题的。
黄煜：英国和美国的文化应该有一贯脉络，但是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分野很厉害。
李金铨：我看不必“在先验上”像唐吉哥德般反对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架构，不是你要它走掉就会走掉。问题是选择哪一种资本主义，当然各国选择的能力不同。中国将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架构中，却长期与欧美隔绝，现在接轨只怕得到封闭的坏处，没有得到隔离的好处。欧美系统不可能吞噬中国，中国也不可能吞噬欧美系统，问题是如何取精用弘。很多事不是主观的努力可以解决的，但如果知道要什么，在主客观权衡中比较知所选择。全球化不止是华尔街、好莱坞的宰制，也是人权问题国际化、对抗暴力，保护环境，真的一无是处吗？全球化既“分”（如巴尔干半岛）也“合”（如欧洲联盟），很复杂。新左派可以各抒己见，就是蒙中国“开放”的好处，其凭借的理据更是欧美最新潮的激进“反现代化”或“反全球化”思想。全球化不应该只有一个权力中心说了算。自由派提到全球化可以提高中国的透明度，让中国接受国际的规范——在某个程度我同意。这次的SARS危机，倘非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情况会更糟。从前封锁唐山大地震的消息，现在不能封锁SARS的消息。隐瞒SARS，牵涉民族“面子”、经济（怕世卫宣布中国为疫区，影响投资）、官位，但全世界共同的议题不许中国关起门来撒谎，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