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和媒介

信息技术和媒介

媒介和传播研究的盲点?

 

罗伯特·伯内特1,陈丽娟2

(1.瑞典卡尔斯塔得大学;2.北京广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本文以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所提出的“传播的偏向”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为出发点,论证了媒介在建构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指出目前传播学研究者大都集中在对传统媒介产业的研究上,而忽视了对网络媒介新技术的研究。作者指出新旧媒介技术之间存在着交迭转换的因果关系,媒介网络新技术对社会及媒介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对公共和私人传播的区分。因此,作者主张传播学研究必须开始重视对信息网络技术的研究,而这种研究不应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而应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进行研究,同时,作者提出了探讨因特网中介性的五个纬度。

关键词:传播的偏向、文化、信息技术、媒介、因特网、中介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或许我们可以假定,长期以来对媒介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传播的知识的特性。而且,这种广泛的影响最终会建构起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之中,难以保持生活的原样及其灵活性因此,一种新媒介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化的产生。

——哈罗德·英尼斯《传播的偏向》[1]

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在他最著名的一篇论文的开头引用了黑格尔(Hegel)的一句名言:“密涅瓦(Minerva)[2]的猫头鹰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

认为一种文化在其鼎盛、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便开始瓦解,这几乎算不上是什么新观点;黑格尔、青年马克思(the young Marx)、汤因比(Toynbee)都这么认为。然而,跟随着密涅瓦的猫头鹰,英尼斯进入了新的领域,他提出,文化的发展和扩张的进程,并不是源于天才或帝国,而是源于媒介。密涅瓦的猫头鹰沿着媒介形态演变的路线飞行——无论它是手抄媒介,口头传播媒介还是印刷媒介。在英尼斯看来,密涅瓦(宙斯最信赖的女神)成了最伟大的谬斯女神,而她的猫头鹰就是解开其神秘法力的线索。今天,密涅瓦的猫头鹰也一定会在因特网上冲浪。我担心的是,我们中有太多的人并不会网上冲浪。

您容易就能发觉我们周围的媒介图景正发生变化。媒介正在呈现一种更细分化、个人化的态势。广播电视在逐步发展,现在可以昼夜不停地传送新闻和娱乐。甚至日报也今非昔比了,其重要性濒临萎缩。在英尼斯的引导下,参考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某些观点,我想提出一些研究方法。利用这些方法,媒介和传播学研究者可以研究飞速发展的媒介与信息技术,而这些技术正在勾勒新的媒介图景。

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著作中指出,新媒介带来的这些变化如此彻底而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社会,以致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到这些变化。设想一下,对媒介和信息技术的新定义超出了机器“硬件”和电子设备的界定,它提出技术与其说是一种工作类型或应用科学,不如说是一种行事和思维方式——一种心境和生存状态[3]。这难道不就是电脑空间、信息技术和虚拟社区所做的事情吗?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走得更远,他们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即交叉技术理论。他们把媒介看成是各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技术:与能量和物质的应用相比,信息的流动对文化的改变更大。关于互动和交叉技术的问题,他们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对英尼斯而言,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传播。重要的不是传播内容,而是特定的传播媒介是怎样运作的、他们传递给文化的先兆以及他们所构造的权力模式。文化变迁的关键是该文化中的主流传播媒介。英尼斯给了媒介一个宽泛的定义:它包括媒介包括口头语言、书写材料、印刷媒介和电子传播媒介。英尼斯认为媒介是重塑整个文化的关键因素。一种新媒介倾向于推翻、抵消原有媒介所维持的权利建构和文化偏向。新媒介之于旧媒介就如同钟摆之于其最近的摆动——要么逆转,要么以相反的方向前进。

英尼斯提出了用以分析传媒影响力的两个范畴:空间和时间。他用历史的见证说明了陶土写字板在巴比伦的应用是怎样将信息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但这种传播方式却又保证了其持久性。另一方面,草纸却大量地用于《罗马书》的传播;因为草纸轻便,易于运输,能使信息传至帝国的偏远角落。因此,英尼斯认为,巴比伦文化有着强烈的时间偏向;而罗马文化则有着空间偏向。

 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精英阶层比其他人更容易控制一些媒介。尤其那些供应不足的或需要特殊技能的媒介具有满足精英阶层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潜质,因为精英阶层有更多时间和资源来使用这些媒介。因此,常人更易接触到的媒介才更有可能推进文明的民主化。

英尼斯认为大多数的传播媒介都有“偏向”,或者趋于时间上的持久性,或者趋于易于远距离的传输。他指出,一种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媒介偏向影响到这种文化的稳定程度及该文化接管和统治大片疆土的能力[4]

因此,“传播的偏向”就是决定某种文化定位的时间或空间趋向。英尼斯把这一过程描述为“知识垄断”。如果一种新媒介偏向信息的即时流动性,那么不可避免地,一小群人(这种偏向的得益者)便会在这些信息的流动中活动、掌权(用这一观点来对照我们今天的信息富有者、数字精英或数字文人)。当然,这些成熟观点仍有待于在当代情境中进行进一步探讨研究。

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把原有媒介当作其传播内容,因此电影成为电视的内容,犹如电影的内容是小说或戏剧。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对所有媒介的习惯性反应,即考虑到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是技术白痴的哑巴式姿态。而这种反应则是因为媒介的“内容”就象小偷用以分散看门狗注意力的一块多汁的肉。作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媒介的影响力得到强化和延伸。电影的内容是小说、戏剧或歌剧。电影的影响力与它的节目内容无关[5]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都赞同技术转换理论。该理论主张旧媒介和新媒介之间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的因果关系。然而,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最大的贡献或许在于他们指出了旧媒介和特定新媒介间信息流动和控制的核心因素。直到目前,从印刷媒介到电话,我们仍将其视为传播技术。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则提出了另一种理解。计算机怎样?认为信息流动和控制是最发达技术的根本基础之所在,这种观点是重要的。尽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人们把技术看作工作、能量转换的机器,而我们则正学着把技术视为媒介和信息控制的其他形态。

机器控制论、技术机械论和信息控制论之间的差异带来了一些新的重要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怎样来思考技术与人类的关系。

针对媒介,就人类和技术的关系这一问题,英尼斯和麦克卢汉都提出了独特的论断。技术机械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与机械的分化,而媒介或信息控制论导致了人与技术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观点在英尼斯的历史观中隐约可见,但却是由麦克卢汉公开提出的。麦克卢汉认为所有媒介都是“人体的延伸”,而大多数的现代技术,从汽车到电灯,都是媒介的延伸。最近,德克霍夫(DeKerckhove)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电子媒介已延伸了我们的心理、神经系统及我们的身体。他还认为,由于电子媒介的不断应用,我们将会创造一种超越任何个人能力的集体智慧。

值得注意的是,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把技术的变化过程几乎看作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对得失的探讨毫无意义。这种理念更多的是源于一种将价值判断不予考虑的调查方法,而不是源于对技术的乐观信念。价值判断问题更易于在一个研究之前而不是之后出现,并且它总是创造一种面向理想结论的取向。

唯恐我们忘记,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提醒我们,20世纪的新兴通讯技术浪潮至少揭示了两个几十年前就呈现的特征:“一个是对它的出现抱有过多的幻想;另一个则是公司管理人对新的商业手段和过程武断的假定,例如利润创造”[6]。席勒表示对新的信息和图像传输方式的高期待总是受到急于拥抱新技术的制度安排的阻碍。接下来,有人可能认为这就是电报、电话、电影、无线电、电视、电缆和卫星通信的命运。问题是因特网是否也会遭此命运?

被喻为“世界上最大机器”[7]的全球通信系统的发展已日益成为研究的一个焦点。在过去的三年里,全球通信系统的发展和媒介应用的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主要变化是因特网的扩张和应用[8]。因特网,通过大量相互连接的电脑进行信息的电子传输,意味着媒介形态的汇流,即计算机能充当各种不同的传播媒介。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9]也有类似观点,他把因特网称为第二媒介时代,这一时代要远比电视和电影时代卓越。我们迫切需要探讨的是,在媒介图景发生变化的时候,由于传统产业介入因特网所引起的各种反应。

这一时代将会大大超越。

在这个已变化的媒介环境中,一个紧迫的任务是要调查传统媒介产业在以因特网实体表现自己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反应。

大量对因特网暗喻式的描述或许确有其准确性。比如,把因特网比作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海量的信息传输可以通过网站及其下载潜能得以实现。相似的比喻是,可以把因特网看作一部建构认知的平衡器。有了这个平衡器,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个网站,都可以向他人传送自己的思想和图象。大学作为因特网最初的节点源中的一个,代表着一个相似的公共定位。同当前普遍用途相反的是,因特网早期用于军事目的,认为当所有其他通信手段都被核战争破坏后通信仍能维持是极其重要的。同样违背这一公众取向的是,通过建立用于站点接入和信息获取支付的在线购物系统,目前的因特网正日益被开发成一件商品。

当前的任务是要建立起传统媒介产业在构建因特网的未来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十九世纪印刷产业时代和二十世纪广播产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公共概念是与当时民主主义国家的成长和资本主义扩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相联系的。这一时期已经界定了公民和公共的定义,这种定义把媒介的作用定位在培养有学识的公民。这种被称之为“第四权利”(“the fourth estate”)的理想化概念孤立地建立在认为公民是国家政体的积极参与者及公共领域的价值观念之上。而这一由哈贝马斯(Habermas ) [10]和赛内特[11](Sennett )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已随当代媒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没落。与此同时,作为产业的媒介已将焦点放在了信息的商品化形式上,并通过信息的商品化发展了精细的娱乐产业,而娱乐产业也已成为让人耳熟能详的对当代文化的一种比喻[12]。在不同的媒介形态中,对积极参与的公民重新建构了不同的概念,如消费者或受众,但经常是两个概念同时使用[13]。伴随电影的是,印刷品的复制使得印刷品与电影的同步展出成为现实,这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从而提高票房收入。伴随着广播的则是,即时播出更加真实;然而受众评价组织要么转化成单一民族国家新生代的大众代表,要么转化成某个清晰可辨认的民族市场中的一员。广播所产生的观众成为一种被广告主购买的特殊商品;类似地,公共广播被认为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能够保护一个国家的受众,因此也可强化大众已认知的政治意义上的价值观。

    传统媒介,如印刷、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它们把与受众相关联的历史责任带给了因特网。知识产权、媒介商业组织和媒介受众整合的形成在传统媒介形态中经历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发展期。在广播代表更一致的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这些要素的形成非常成功地为文化生产者创造了利润。

换句话来说,在有关媒介或文化商业的构成、什么是可出售的有价值的信息、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建立公共或私人利益等问题上,这些传统媒介形态已经通过受众开发催生出了一套完整的语境。

我们需要研究这些由传统媒介生产出的概念和语境是否“适合”转换给因特网。因特网挑战了通过广播和文化政策规制结构建立起的公众和私人的划分。当一个电视传播公司试着在网络上再现自己,或甚至仅是以某种网络制作方式复制自身传播行为时,其受众建构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与受众成员相对的交互模式和用户的个性化改变着已生成的意义和不同文化形态的体验。

  然而,媒介产业却是建构当代文化价值传播的强大实体。这些媒介产业普遍扩散的权利推动了印刷和广播媒介新闻分级制的建立。娱乐产业也如此,广播的性质、一般叙事规则、有虚构特征的电影产制和流行音乐的录制模式等都服从于制度规范,从而将文化产品划分为合法和不合法两个层级。

媒介产业建构价值观的能力表现出了对因特网组织的强大推动力。通过因特网获取信息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网上信息量超载。仅就通过万维网可获得的词汇的数量而言,其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的容量。从组织层面来讲,媒介产业能提供给因特网的专业技术是与当前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印刷媒介相类似的价值层级分类。报纸、杂志、影院和电视网及流行音乐标识的品牌名称都有助于引导因特网冲浪者访问更合法的网站以获取信息、享受娱乐。而那些相对未划分层级的信息可以通过传统媒介产业在万维网上的再现得以重构。

    虽然就站点数量而言,媒介产业(主要指不包括因特网在内的传统媒介产业)的网络生存方式还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作用绝对不能低估,因为不太懂电脑的因特网新手在搜索正规而有趣的站点时都被吸引到了媒介产业的著名品牌之下。总之,媒介产业在塑造因特网特性方面是强大而具有影响力的,因此认真研究媒介产业行为对判断因特网的应用在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向也是至关重要的。

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开端,我们可以用五种评判方法来研究因特网的中介性:

1、  公共媒介和私营媒介对因特网投资的划分。

2、  媒介为适应因特网板式而进行的内容转换。

3、  通过媒介产业建立价值和商品交换机构。

4、政府行为和私营媒介规制者把因特网当作信息、娱乐之源而加以扩张。

5、通过因特网重构跨国媒介产业的潜能。

这样的研究成果最终可导向对原有媒介制度在改变和塑造继有媒介制度内容方面所发挥力量的一种评估。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媒介产业在转向因特网形态时的重要变化。在这种评估范围内,我们才可能进一步讨论因特网所提供重估方法,这种方法用以评估公共利益的构成和通过私人利益维护公共利益的构成。因特网和公共接入(公众接入因特网)相缠绕的历史构建了一幅令人迷惑的图景,如同二十世纪一些媒介产业的兴起。伴随严肃的公共讨论和批判性争论,媒介产业在单一民族国家形成时的交迭、文化产品的国际间流动和公共利益的概念等都通过因特网得以复兴。这种研究模式最终会推动新媒介发挥其在塑造公共语境方面的作用。同样地,沿袭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传统,我们需要认识技术变化这一优先领域的内涵,这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产业,而是为认知技术对文化整体带来的广泛影响。

直到近期,媒介和传播的研究者们仍然不仅没有注意到因特网,而且也忽视了整个计算机媒介化的传播领域[14]。他们依旧在研究广播和印刷媒介的传统形态,因为研究这些媒介形态更便于应用那些大众传播理论和适当的课题研究范式。然而,我们可以象莫里斯(Morris)[15]那样争辩说:“如果大众传播的研究者们继续极大地忽视对因特网潜能的研究,那么他们的传播理论就将变的用处不大了。不仅这门学科会落伍,而且会错失一个探索和反思能解决一些传播研究领域内核心问题答案的机会,其中包括传播学一直努力研究的信源——信息——信宿这一模式的核心问题。” 莫里斯催促我们反思这些观点,即什么构成了大众媒介受众和中介性技术,希望通过对“计算机这一新兴传播技术的研究为学者重新审视其假设、范畴打开一个空间,或许甚至可以发现一些观察传统传播技术的新视角”。

在接受计算机和因特网研究的挑战时,我们必须谨记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教训。但是,我们应该明智地去听取麻省理工学院(MIT)学者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的意见。在《对技术中心论思想的批判》中,派普特[16]指出,如果研究者想要理解计算机的出现给文化和人们的思考方式所带来的变化,他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文化上,而不是计算机上。计算机中介性传播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传播[17]。琼斯(Jones)提出计算机中介性传播“不仅是一种工具;它曾经是一种技术、一种媒介、一部社会关系的发动机[18]”。因此,如果要理解计算机技术的基本内涵,我们就必须理解媒介中介性传播在其应用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19]。计算机中介性传播是一种技术、一种传播媒介和人们形成的一度社区空间[20]。人们以新的方式应用这些技术时便创造了它们新的文化意义[21]。而这些新社区及其随之而来的一些惯例则赋予了传播和社区新的意义。这些社区的新形态又依赖于计算机的中介性传播[22]。因此,传播不仅是建立联系的媒介;它是一种团体凝聚力,维系着那些因时间、地域而分离的人们。或者用英尼斯的话来讲,就是文化是由时间和空间的偏向构建的。

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去探讨不断扩张的电子空间里变化着的传播属性、连贯性及其文化特性等问题。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前进着的媒介和传播研究,把它看作是一门学科,那么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如果放弃,我们就会在自己年轻的岁月里错过研究这一领域的黄金期。如果我们已经从英尼斯那里学到了我们该学的,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到看到这一点,即媒介和信息技术能解放人类也能限制人类;我们只是知道或许有一天一切都会不同。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Blindspo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obert Burnett,Translated by Chen Lijuan

(1. Karlstad University, Sweden;2. Journalism&Communication College,Beijing Broadcasting Institute)

 

Abstract: Taking the theories of Harold Adams Innis and Mcluhan as starting poi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use of a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will to some extent determine the character of knowledge to be communicated and suggest that its pervasive influence will eventually create a civilization. Meanwhile, the author asserts tha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ers have overlooked not only the Internet but the entire field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aying instead with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broadcast and print media. He points out that we need to identify th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 priority area, not only for an industry but its wider implications for the culture as a whole. Besides, the author put forwad five critical avenues for investigating the mediatization of the Internet.

 

Key words: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cultur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a, Internet, mediatization

 


[1] Innis, H. A. (1951)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2] 密涅瓦(Minerva):罗马神话中掌管智慧、发明、艺术和武艺的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Athena)。

[3] Penley,C. and A. Ross (1991) Technocul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Minneapolis.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Addison-Wesley, Reading, MA.

Jones, S. G. (1995) Introduction: From Where to Who Knows? In CyberSociety: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Steven G. Jones, Ed., Sage, Thousand Oaks, CA.

[4]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5] McLuhan, M. (1965)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cGraw Hill, New York.

[6] Schiller, H. (1996) Information Inequality. Routledge, New York.

[7] Karlsson and Sturesson (1995) The World’s Largest Machine.Almqvist and Wiksell International, Stockholm.

[8] Negroponte, N. (1995) Being Digital.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9] Poster, M. (1995)The Second Media Ag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10] Habermas, J.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1] Sennett, R. (1974)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orton, New York.

[12] Burnett, R. (1996) The Global Jukebox: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Industry. Routledge, New York.

[13] Burnett, R. (1996) The Global Jukebox: The International Music Industry. Routledge, New York.

[14] Reeves, B. and C. Nass. (1996) The Media Equ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5] Morris, M. (1996) The Internet as Mass Medium. Journal of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vol.1,4.

[16] Papert, S. (1990) Computer Criticism vs. Technocentric Thinking. Epistemology & Learning Group, MIT Media Laboratory, E&L Memo No. 1.

Papert, S. (1993) The Children’s Machine: Rethinking School in the Age of the Computer. Basic Books, New York.

[17] Harasim, L. (1993) Global Networks: An Introduction. In Global Networks: Computer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Linda Harasim, Ed.,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8] Jones, S. G. (1995) Introduction: From Where to Who Knows? In CyberSociety: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Steven G. Jones, Ed., Sage, Thousand Oaks, CA.

[19] Burnett, R. (1997)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in Virtual Groups. MKV W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of Karlstad, Karlstad.

[20] DeKerckhove, D. (1995) The Skin of Culture. Somerville, Toronto.

[21] Carlson, W. B. (1992) Artifacts and Frames of Meaning: Thomas A. Edison, his Managers, and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Motion Pictures. In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Wiebe E. Bijker and John Law, Eds. MIT Press, Cambridge, MA.

[22] Agre, P. E. (1996) Compu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Introduction to Compu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Doug Schuler and Philip Agre, Eds., Ablex, Norwood, 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