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村中的媒介化家庭

地球村中的媒介化家庭

 

加里·甘普特1,苏珊·德莱克2,李冬梅3,杨娜译4

( 1.霍夫斯特拉大学传播学院;2.纽约市立大学;3.皇后学院)

 

摘要:媒介的每一次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私人空间和公共场所的作用,也改变了它们的本质。20世纪见证了家庭从“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向“公共的传播中心”转变的过程。这也使人们对家庭空间的体验方式随之改变。媒介技术的整合要求把家庭重新建构成为一种社会空间。传播科技的发展不单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空间的使用,也重新定义了居家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分界。人们对家庭环境的体验不再只决定于物质环境的状况,而决定于一个不断演进的非物质世界,那便是非物质世界不断拓展的联系。这篇论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居家的设计进行了分析,并且建议在对家庭环境这一空间进行分析时,应该把媒介技术和改变中的传播情景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

关键词:媒介化家庭;技术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 A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一篇有关居家设计的文章这样写道:“在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生活在变得越来越便捷的同时,也在变得越来越复杂。”[1]这种老生常谈的论断用在这里似乎特别地贴切,因为作者谈论的是便携式个人电脑(也被称为掌上电脑)。掌上电脑的价格虽然并不昂贵(大约是$200),但是它的性能却是令人惊喜的:一个家庭用户不仅可以用它发传真,收取电子邮件,还可以用它拨打电话。在技术富足的社会中,新技术所带来的多渠道的相互联络方式给私人空间里融入了许多的公共需求,于是这些新的技术手段正和其它技术一起改变着家庭生活的日常存在方式。对于传播技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世界相互冲突中所起的基本作用,很多人都曾论述过。[2]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地球村中的媒介化家庭现象,因为一个更加网络化的家庭存在状态正逐渐崭露头角。当全球化打破了地方化时,在这个由相互联结所构成的新兴图景之中,我们对家的感悟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维辛斯基(Rybczynski)曾写过一篇论文,关于人们为了控制技术而作的努力。文章对于人们新近所取得的全球化进程,做出了下面这种发人深省的论断:

“人类可以被称为是假体之神。他不能跑得很快,也不能走得很远,所以他给自己装上了额外的腿,直到他可以比陆地上所有其它的动物都跑得更快、走得更远;不仅是在陆地上,甚至是在水里或天空中他都能做到这一点。他借助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来增强自己的视力。利用轨道卫星,他不用挪动身体便可奔波万里,也可以数清楚非洲大草原上的牛羚、或者新西伯利亚户外的飞弹发射架。虽然没有海豚的远距离交流能力,但通过无线电波,他同样可以扩大自己声音的传输范围……在文字记录、照片图片和录制影像所组成的框架下,他永久性地获得了一种可以不断增长的公共记忆。一旦我们知道了什么,我们就能把这种认知永久地保存下来。”[3]

维辛斯基最后的评论,与其说是准确,不如说是有趣。尽管如此,他的评论确实涉及到了学术界一个经久不衰的议题,那便是人和人的生存空间的关系是在不断改变的,而新技术对这种关系的改变是有着巨大影响作用的。在许多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中,20世纪见证了家庭的理念从“不可侵犯的私人领域”向“公共的传播中心”转变的过程。我们相信这种理念上的转变也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空间的体验方式,而这些改变所暗含的意义是需要仔细解读的。

媒介技术的整合要求把家庭重新建构成为一种社会空间。传播科技的发展,例如电信业务的大量普及,不单改变了人们对家庭空间的使用,也重新定义了居家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分界,这种现象在美国和欧洲尤为明显。[4]当然,在世界上另外那些技术不那么富足的地区,家庭环境和工作区域之间的区别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明显了。此外,虽然很多学者研究了人们在家庭中对时间和空间的使用,但是媒介技术的应用使人们可以大大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5]人们对家庭环境的体验不再只决定于物质环境的状况了,而决定于一个不断演进的非物质世界,那便是发展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世界。电话的使用重置了家庭中的社会情景;而收音机、电视机和卡式录像机的应用也改变了西式家居中客厅或起居室的功能。个人博客从家庭中不断地上传到网际空间的站点上,并由此进入到一个电子社区的环境中;由于其数量的持续增加,我们可以说无论是私有世界还是公共世界的社会相互作用,都已经进入了一个电子空间的领域——主要是互联网这个没有实际确定位置的空间之中。

我们生活中的种种改变都是由事物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所引起的,正是这种相互关系的存在使温纳(Winner)[6]观察到技术并非是导致我们家庭生活改变的唯一原因。在重新定义社会的操作性结构,以及改变人们在他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和社区中的关系结构的过程中,技术常常只是导火线或催化剂。公共娱乐,以及由电话、电脑和传真机的相互联合所组成的网络,使世界上数以万计的人们可以在家里完成工作和休闲消遣。

家用科技至少以两种方式影响了家庭中的社会相互作用:它们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更加容易,也可以替代业已存在的相互作用。这篇论文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居家的设计进行了分析,并且建议在对家庭环境这一空间进行分析时,应该把媒介技术和改变中的传播情景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文化和性别的人对引入家庭中的媒介技术的反应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该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然而,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对家庭进行分析时,我们却强调一种全球化的导向,因为全球性的相互联结正在重新定义地方性导向。我们认为,家庭应该被视为是一个建构于技术文化范畴内的历史性概念,因为社会变革和传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对这一空间造成了影响。

通联起来

在大多数的社会中,人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技术环境。技术环境是一种继承而来的遗产,它定义和限制着我们每一个人。岗普特和凯斯卡特(Gumpert and Cathcart)[7]认为以媒介技术的发展来定义不同的代际,要比以时间顺序的发展来划分代际更为合理。基于这种理论,代际间的代沟指的就是由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价值的改变转换和逐步取代。改变的存在和技术的发展是这种遗产的固有特征。这种观点暗示了,社会在实际上是无法拒绝技术创新的,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就进入了一个传播和技术都业已存在的网络之中了。

这种传播遗产的理论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所有发展阶段。有一种研究倾向认为,技术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是十分显著的;但是,这种倾向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我们以孟加拉国、意大利、泰国和英国四个国家为例,对比了在不同国家中里,电视、收音机和电话的平均占有率。(见表1)

表1:四个国家中电视机、收音机和电话的平均占有量

 

孟加拉国

意大利

泰国

英国

电话

平均每427人有一部

平均每1.7人有一部

平均每36人有一部

平均每1.9人有一部

收音机

平均每26人有一台

平均每3.9人有一台

平均每5.7人有一台

平均每0.8人有一台

电视机

平均每427人有一台

平均每3.4人有一台

平均每17人有一台

平均每2.9人有一台

数据来源:微软书架(Microsoft Bookshelf ,1996-1997)

孟加拉国和意大利在电话的使用比率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电话已经成了所有意大利人心理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更为有趣、却从来没有圆满解释的问题是:当电话这种技术只为少数人所用时,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个人自觉意识的一部分?技术可以被扩散到几乎所有的社会中(美国阿米什镇这样的地方当然是个例外[8]),但在扩散的过程中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知道,扩散指的是一个过程,是创新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某些特定的渠道(包括大众媒介、人际传播途径和小众媒介)传播开来的过程。7[9]最终,对技术进步性的知觉将会慢慢渗入到每个人的心中;这种知觉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并且它会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居家生活。

维辛斯基谈及了很多现代家庭中所存在的势不可挡的技术因素:

“拿一百年前的房屋与今天的住房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今的住房里有了太多的机器……正如法国建筑设计大师勒科比西耶(Le Corbusier)所说,现代的房屋已经成为了‘生活的机器’,这意味着,房屋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由技术来支配的环境了。电力泵,马达,炉子,空调,烤面包机,还有吹风机。有可以提供热水和冷水的设备,也有相应的排水管道。有电话系统和有线电视系统;也有由看不见的电波传送来的电台和电视台发射的信号。房屋里还有各种自助式的手段——例如中继设备和恒温器,它们可以控制机器设备的开关,调节室内冷暖,或者只是打开车库的大门。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房屋一旦没有了这些技术设备,就不适合居住了。如果房屋里的能源供应被切断至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住宅中的居民只能被疏散出来了。”[10]

城市家庭与乡村家庭在物质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同样,这种差异也存在于技术富足或贫困的国家中的家庭之间;而且,在很多国家里,传播以及其它技术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尤为突出。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家庭里的传播和私人空间是怎样被这些技术所改变的。艾林(Ellin)在《后现代都市主义》(Postmodern Urbanism)中曾指出的那样: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个人运输(汽车)的发展推动了个人化的进程;传播技术通路的增加(特别是电视,卡式放映机和个人电脑)更是加速了个人化的发展。当电脑技术在电视上也可以被使用时,电视荧屏的互动性增强了,这种发展又一次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现在空间的概念也包含了网际空间)的认知,同时也促进了私有化的发展。”[11]

对于这些改变,布鲁斯丁(Boorstin)[12],麦克卢汉(McLuhan)[13],和梅罗委兹(Meyrowitz)[14]等作家所表达的观点确实引人入胜:当媒介环境的发展把全球化的视角引入到了家庭中,并且以非关空间的社会网络标记了家庭生活时,我们在这一领域发现了崭新的课题。所以,媒介化家庭成了探索这一新课题的研究对象。

自内而外综合症

昆斯特勒(Kunstler)认为“现代主义为(人们)抛弃古老习俗提供了理智上的逻辑支持……人们开始自内而外地设计他们的住宅。而在过去他们总是从外而内地进行设计的。”[15]以窗户为例,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建筑里,窗户的重要性开始降低,因为窗户不再是光线的唯一提供者了。随着电子照明设备价格的下降,人们就不用只依靠自然光线的照射了。同样,空调不仅为窗户开发出了新的功能(用来摆放空调的位置),也改变了室内和室外在听觉上的联系。从某方面上来说,室外的声音简直就是百分之百的噪音,应该被完全隔离在外。很明显地,房屋和住宅的设计建筑都随着建筑材料、电子科技和运输技术的发展而有所改变。无论是从马厩到车库的转变,从外部设计为主到内部规划为主的过渡,还是从内外相互影响到内部的相对孤立控制,都离不开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

这种设计重心的向内转变也被看作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贫困、毒品、无家可归、疾病、犯罪、暴力行为、公共设施的破坏等社会问题的恶化,已经成为了全球各个城市的通病。一般说来,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从城市退避到自己的属地或是市郊之中,并把自己的领地封闭起来进行保护的行为,与这些社会现象的不断恶化有着关联。[16]当然,城市公共生活的发展和衰退也是与技术的发展状况有密切联系的。纳索(Nasaw)的文章论证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公共生活的新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新时代中,休闲时光的概念得以引入,假期的概念从此兴起。纳索追溯了公共娱乐的兴衰,他把这称之为是老时光逝去的故事,在那些老时光里,有“摆放着留声机和真空管电视的客厅;轻歌舞剧场和廉价情节剧院;世界博览会游乐场,娱乐场,棒球场,公共舞厅以及图片展览。”[17]郊区的繁荣和电视的兴起都是导致这些老时光消逝的罪魁祸首。

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公共场所在推广新技术和人们接受新技术的过程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纳索[18]描述了当人们第一次听到机器会唱歌,或是留声机里能放出音乐,或是透过窥视孔看到了机器里的移动影像时,他们总是惊讶于眼前的新奇,激动不已。虽然人们对这些公共娱乐方式的新鲜感已经消失了,但是纳索观察到的这种现象却在其它的地方重新出现了:如今,无论是在哈佛广场还是在巴黎,一些在公共场所的展示活动为人们提供专业而周到的咨询,帮助他们找到畅游网络的路径。

传播的悖论

传播技术在过去的150年里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改变:照片;移动影像(从黑白到彩色);电报;打字机(从1874年雷明顿(Reminton)推广了机械打字机的使用,到后来的电子打字机,再到现今的文字处理器);电话(从共线电话到移动电话);录音设备(从声学设备到数字设备,从黑胶碟到磁带再到激光唱片);收音机(从有线到无线,从中波到调频和短波);印刷术和高速打印技术;电视(从同步直播、胶片、录影带、光碟到数字化技术);电子照相法(可以大量复制)和传真;高频和宽带卫星传输;还有电脑及其大量不同形式的数字化信息,把我们带入了互联网和虚拟现实之中。[1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种技术革新都改变了、或者将要改变我们与我们居住的家庭、我们工作的空间、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地方——那些我们玩耍的公共场所之间的物质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联系。

电话、收音机和电视对家庭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其它创新的影响都无法够超越它们。虽然这三者的作用是如此地重要,但我们还是认为在居家的技术构建过程中,电脑总有一天能够达到与这三种创新同样的地位,因为对电脑的操作正在变得越来越简单,而它的售价也在逐渐降低。不久前布卢姆勒和卡茨(Blumler & Katz)[20]论述到,人们是积极主动的决策制定者,他们依据他们对媒介的过往经验来做出选择。由于为时过早,现在我们还无法得出全球性的数字统计,但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如果儿童成长的学校里有电脑,那么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也会在自己的家中置备电脑。

虽然家被视为是一种私人的庇护所,但媒介(特别是电视)已经使室内和户外之间、以及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的明显界限不复存在了。“郊区文化最吸引人之处是其所构建的尤为宽松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家庭成员一方面可以享受私有空间的自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参与社区活动,并且他们能将这两者很好地协调起来。”[21]按照传统的说法,家庭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舞台,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成为这个舞台上的演员,也可以成为这场家庭戏剧的观众。[22]媒介技术促进了观众消遣的个人化。然而,不考虑这些论断,也不考虑随之而来的控诉:“这种个人化的发展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消解”,长期以来,哈钦森(Hutchinson)在把媒介比喻为“世界之窗”的时候,也概括了媒介那种把公共领域带入到家庭这一私人空间之中的能力。[23]从表面上来看,这个隐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在人们不离开舒适的壁炉和住宅的情况下,帮助他们进行远距离旅行的;而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这个隐喻象征着新技术取代了真正的窗户,也许实际状况是真实的人坐在媒介家庭中的电子视窗之前。同时,通过把公共情景和信息包含进私有空间之中(或者说是它们侵入到了私人空间之中),家庭心理学的远景不断扩张;由此,家庭成为一个十分诱人的空间,因为通过这一过程,家庭中就融入了很多社会空间中的娱乐价值和信息价值。

“社区”的重新界定

我们对社区的定义和对家的理解共同存在于一种环境中。在这种环境里,科技超越时空的能力主宰并导致了一系列看似自相矛盾的环境条件和价值观念。我们越是与人交流,我们就变得愈加狭隘。我们越是能够控制交流环境,就越懒得去寻求冒险或惊奇。我们的交流活动越多,我们就越想控制交流。我们与周围环境分开的越久,我们就越依赖于对环境的监控。信息传播渠道越多,我们就越不相信接受的信息。手头信息资料越多,我们的需求也越多。人越独立自主就越向往集体归属。

科技变换空间的能力导致了米洛维奇(Meyrowitz)[24]所说的空间意义的丧失。过去与一个具体地点和人力相联系的社区曾经几乎被认为是生产和管理的工具。过去,接近感基于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现在它却让位于非接近性的社区,而这种社区不需要接近性作为定义元素。电子关系允许社区存在多个活动场所。电信服务于(或者至少是削弱了)工作和工作地点的联系。因此当关系转成交易的时候,效率和时间被用来衡量关系程度。有的人对自己的邻居都不了解(或根本不在乎是不是了解他们)或者连邻居的家门都没进过。在很多地方,街坊邻里(关系)淡化,彼此很少往来,社区都有大门,而且配有门卫看守。其实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关系,因为传播科技允许我们在媒介化的家里社会地、商业地存在。但是在媒介化交易和产品的等式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呢?

   正是城市生活的特质、有着不同构造的家庭之间的联系、媒介技术和迅速变换的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人们认为电视要为观众娱乐的私人化和“与公共领域脱离”负责。18世界上许多城市的社区可以保护居民却不能使居民融入社区。以前,这些城市给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散步场所、广场和自由市场,现在这些设施则面临着与媒介技术竞争的局面。媒介技术使得互动不再是不易控制的公共生活中的主角。如果恐惧街头犯罪,那么从洛杉矶到莫斯科,人们都可以远离事件发生现场,坐在家里通过网络看到外面的情况。在这些地方,一个自由的、与外界没有联系的世界取代了原来的那个世界。

    在媒介化的家庭里,我们超越地点的限制扩大了交流,但同时也与周围的环境脱节了。当距离已经不再是交流的障碍时,心理障碍又出现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见证了隐私权的兴起,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不强调公共空间也被写入了文件。塞内特(Sennett)说过:“我们曾试图独处或与家人和密友在一起,最后却更加孤独。”[25]埃里斯和达比(Aries & Duby)[26]极力支持这种立场,隐私权已经跨越文化成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工作地点从个人生活中分离出来、民主的上升、家庭社会结构的变化、房屋外观的变化,以及由于通信的发展而带来的城市生活的变化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我们的私人空间越来越多的时候,超越时空的设想------它一直以来另我们激动不已-----返朴归真了。就像技术通过电话将家与外界联系起来一样,收音机、电视使人们在家就能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家本身也成了消费终端。

分离但平等的居住区

媒介技术的碎片化

    电话、电视、收音机成了联系外界的工具。这些发明刚进入家庭时,人们都很好奇,因此也备受人们的关注。例如:到1996年为止,71%的美国家庭拥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电视机,[27]28%的美国家庭拥有三台或三台以上的电视机。[28]由于收音机的便携性和小型化,收音机的家庭拥有量很难计算,但估计每个家庭也有多台收音机。有些数据是很令人吃惊的:95%的美国家庭拥有录像机(VCR),92%的美国家庭拥有有线电视。[29]家里是否有儿童也影响电视和录像机的拥有量。一半多(52%)的有十几岁小孩的家庭至少有三台电视机,而42%的有12岁以下小孩的家庭有三台或三台以上电视机。没有孩子的家庭拥有三台电视机的只有31%。[30]研究表明,至少在大多数美国家庭中,家庭成员不是一块看电视,而是各看各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现代生活使家长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这种媒介消费形式加重了问题的存在。其次,媒介使用的全球传播模式说明,这种情况不久也许会在其它社会出现,(虽然在孟加拉国等国,连落地都是个问题)特别是由于电视能够使年轻人远离罪恶的公共场所而受到欢迎。[31]然而,谁知道孩子们在家会看什么样的节目呢?许多家庭没有对孩子收看的节目类型做出硬性的规定。里文斯通(Livingstone)指出,“举例来说,电视和电话被这样一种观念所浸染,它关乎于谁让谁用什么,关乎于对他人行为的道德评判,关乎于表达需求和欲望,关乎于正义和冲突,关乎于分治独立和彼此对话。”[32]因此,家庭空间检测媒介消费类型也揭示家庭的等级、角色[33]以及媒介应用私人化的趋势。

家的内部设计

什么是家的设计和发展?技术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家?怎样来设计家?人们需要什么?在设施齐全的社区里我们假设需要多卧室的房子、卫生间以及盥洗设施、就餐的地方和厨房设施。当然,交通革命和机动车辆的主宰地位迅速形成了一大批这样的家庭,在这些家里车库面积与家里剩余面积比例失调。(对于美国家庭来说,拥有两个车库并不稀罕,现在三个车库越来越平常了,它们在街道上占主要地位)这种房屋设计明显的受全球化的影响:新式日本房屋外观基本一样。从英格兰到马来西亚,房屋是按照中国风水来设计的,据说能够带来和平和幸运。[34]由于获取资源的方式有很大差异、土地和空间非常有限、时尚变幻莫测,这就意味着家庭设计的全球发展前景是很难表述的。然而,更为集中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技术怎样或将要怎样来改变房屋设计?建筑风格对生活方式的制约力量不可小觑,当考虑到设计的发展时,也应正确估量媒介的影响力。

首先,媒介技术的个人化与设计重心相吻合。这一设计重心使得不同的地区服务于不同的居民,这些居民分为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过去人们认为,家里应该有专供家庭聚会用的地方。一开始,这个地方是厨房或餐厅。后来,又变成了起居室,然后变成了卧室。当然,收音机和电视使得家庭有了互动。但是家庭怎样设计才能反映出看和听的单独性的趋势?电脑融入新技术以后改变了人们的活动,并像电视一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米彻尔(Mitchell)指出:

“一旦配上一个显示器,(像电视机、电脑显示器)这种装置就以信息发散的中心这一身份出现而不是热量的发散中心。正如壁炉和烟囱是传统起居室的中心一样,它后来变成了            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打破空间间隔限制的有机建筑理念。因此,显示器-----资讯、新闻、娱乐——现在成为家庭生活和活动最有力的组织者。在大多数家庭里,显示器最惹人注目。”[35]

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工作场所的特征开始受媒介技术和自动化运输系统的费用的影响(环境方面和心理方面)。电信也成为影响的因素之一。坎特(Kanter)指出,私人化家庭的秘密与认为家是避难所的观念有关。[36]阿伦茨(Ahrentzen)的作品也有类似的表述。

“法律规定、政府指令以地区试点、建筑和税收政策、媒介特征的形式来驳斥私人家庭的秘密。它允许居民呆在家里,受教育、进行娱乐活动,坐在厨房里参加公共辩论,(像“电台脱口秀”现象)……更为重要的是,私人化家庭的秘密被这样的事实所掩盖,事实是家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繁殖、生产、养育、休闲、工作的场所。”[37]

电脑、传真、手机以及传呼的应用使得工作已经渗透到了家庭当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成了办公室。媒介技术拓展了我们交流能力,也使人们和工作变得更加密切。对白领人士而言,家和办公室的生活非常相似……还要承担家务这一“第二职业”的女人来说,这些徒增的工作是危险的。

上班族已经回归到家庭当中。大约有四千万美国人通过电信手段办公或者在上班时间在家呆上几个小时。欧洲委员会预测,欧洲在未来的4年内将有1千万人在家办公。[38]据估计,每周在家通过电信办公至少一天的工薪族的数量将会以每年10%到15%的速度增加。[39]这个趋势的是令人吃惊的。

家庭体验方式受工作观念的影响。作为工作场所和居住场所的家改变了“家、工作和街坊邻里的社会意义和功能”。[40]在设计家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工作功能,因此,在家办公的人用卧室、地下室或阁楼充当工作场所。当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冲突时,一些在家办公的人会有一种被侵犯的感觉。[41]交流的手段包括电脑、扫描仪、打印机、传真和电话。新式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包括这些交流手段?同样重要的是,在建房时为双职工家庭考虑用什么样的方法使家庭成员之间用电子技术联系?这与一系列家庭办公问题有关:家庭成员应当把空间(如果可能)看作为私人的工作站,还是当成家庭成员之间共同分享的空间?

当人们接触到了这么多的交流手段之后,还会有隐私权吗?米彻尔指出:

信息工具也会创造这样一种电子场所-----在那里,你可以听、被听到,看(从屏幕上)、被看到(通过摄像机)而不必失去你的隐私和对家的控制…。但是它却不占地方,而是很容易的在内部建造,从而重构家庭空间的传统公共私人等级。[42]

家的设计和建造很明显与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街道的态度有关。现代媒介的出现使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空间的界限不明显了。在很多地方,家变成了私人影院或偷窥的场所。丹尼尔·波斯丁(Daniel Boorstin) [43]认为厚玻璃板的广泛家用和商用使得户内、户外的差别缩小,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生活环境。

但是设计怎样体现厚玻璃窗和我们对公共生活(及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以及丧失隐私权的恐惧?有一个发生在美国长岛社区里的例子。社区里有一个监视系统可以听到看到街道上的活动。只有自己家被安上摄像头的家庭知道这26个摄像头的位置,甚至连这些家庭的保安都不知道摄像头的存在。[44]通过这种方式,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游客来到社区,他们会被保安请出社区。如果他们不离开,将会被逮捕,民政部将会起诉他们。[45]有一个蓝白相间的标识告诉来访者,小区内装有日夜工作的监视系统,并对着个人财产,以此作为社区的一个威慑。这与传统的“谢绝推销”标志有很大的不同。

监控已经成为美国,特别是发达社区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产业。这背后的理念是要控制外部交通,用安全和隐私来回应犯罪。

结论:虚拟住宅

与我们对于家的浪漫幻想和2000年被称为新技术的住宅相去不远,我们又听到了虚拟空间和虚拟社区的提法。

今天,这种观点——牛津词典在对社区做的定义中,作为“人们生活在一个地方,区域或国家”——已经腐蚀了。社区在网际空间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新的住址并不是地球上哪个舒适的地方,而是电脑,通过它人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互相联系到对方。

新的城市设计任务并不是建造大厦、街道和公共空间来满足市民的需要和期望,而是利用电脑程序和软件去创造虚拟空间并建立彼此间的电子联系。在虚拟空间内,交流、交易、文化生活、监视以及权利都会有所体现。[46]

罗宾斯和赫普沃斯(Robins & Hepworth)[47]关注新信息技术对城市和城镇化进程重建的影响。谈到信息城市,未来派的作品将新信息和传播技术看作空间和距离的废止问题。地理和位置限制通过即时的信息和传播网络渠道来克服。虽然争论是不可否认的,但多数作品是积极的。民族或群体的不同将因为同质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被最小化。因特网变成了工作权利的分散和个人满足的地方。全球文化和全球商业增长,个人表达兴盛;全球文化和全球商业增长,技术使城市生活更加让人能忍受。政府权利和政治经济将会改变,“国际网络”[48]将会暴露独裁者和联合活跃分子。然而,罗宾斯和赫普沃斯(Robins and Hepworth)指出,社会上对于经常被讨论的未来社会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的社会幻想的未来“反映出相对于技术进程来说的人类发展的次层面。”[49]

然而,这并不说明大家都相信我们将会愉快的进入网际空间。虽然网际空间对传统物质世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也有一些忧郁的预言:“在美国北部,公共空间发展停滞,而私人空间将繁荣。艺术和注意力转向家庭,就像个人表达在新媒介中繁荣而在旧公共空间崩溃。”[50]卡斯特罗(Castillo)[51]相信在城市崩溃之后,每个人都会撤退到不毛之地。

不管结果怎样,虚拟社区的内在意义将会影响所有的设计师、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因为它暗示了家与环境的关系,他们是完全分离的,可以说这种关系在媒介技术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家庭必然占据一定的空间-----有地理定位和联系的位置。家的设计的传统理念是由外部环境的本质决定的。与谁做邻居?孩子的嬉戏会被监视吗?如果没有观察并参与外部世界的愿望那在装有空调的屋子里还要窗户干什么?我们在家会干什么?当社会空间从社区和家的物质空间分离出来时,我们有必要对物质空间重新进行估量。

 

The Mediated Home in the Global Village

 

GARY GUMPERT,SUSAN J. DRUCKER,Translated by Li Dongmei,Yang Na

(1.Communication Institute of Hofstra University; 2.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3. Queens 'College)

 

Abstract:Every media development alters the availability and nature of traditional private and public place.The 20th century has witne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me frm sanctuary to communication hub.Such changes have altered the way in which domestic space ahe redefined the division of home and the workplace.The experience of home environment is no longer solely shaped by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but by the constantly expanding nonphysical world of connection.This article superimposes a communication analysis of domestic design and proposes integrating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into any analysis of space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Key words: mediated home;technology



[1] Webber, B. (1997, April 12). Up close and personal. The New York Times, p.48.

[2] 例如:Boorstin, D. J. (1973). The Americans: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obins, K., & Hepworth, M. (1988, April). Electronic spaces: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cities. Futures, pp. 155-176.

[3] Rybczynski, W. (1983). Taming the tiger: The struggle to control technology. New York: Penguin.pp.3-4.

[4] Johnson, M. (1997). Teleworking----In brief. Boston: Butterworth- Heinemann.

  Makimoto, T.,&Manners, D. (1997). Digital nomads.NewYork: JohnWiley.

Moorcraft, S., & Bennett, V. (1995). European guide to teleworking: A framework for action. Dublin, Ireland: UNIPUB.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2). Cities and new technologies. Paris: Author.

[5] 例如:Franck, K.,&Ahrentzen, S. (1989). New households, new hous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Hayden, D. (1984).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The future of hous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New York: W.W. Norton.

  Peterson, R. (1987). Gender issues in the home and urban environment. In E. Zube&I. Altman (Eds.),Advances in 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design (pp. 182-218). New York: Plenum Press.

在家居和环境行为的领域里,人们进行了很多积极的研究,并且成果颇丰。建筑学、设计学和环境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和专业人员,对家庭和公共空间、家居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环境设计和研究协会(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国际人类环境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eople-Environment studies)等组织也通过其网络,在这一领域进行着积极的研究。虽然本文没有涵盖对这些研究成果的透彻的分析,但是某些著作系列确实是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启示,例如《人类行为和环境发展的理论和研究》(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New York:Plenum Press)。

[6] Winner, L. (1986).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Gumpert, G., & Cathcart, R. (1985). Media grammars, generations, and media gap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 23-35.

[8] 阿米什镇的居民认为,《圣经》上没有写的事情都是不能做的。由于《圣经》上没有提及收音机、电视、电话等新技术,那里的居民也从不使用它们。——译者注

[9]罗杰斯(Rogers, 1986)。扩散理论认为,一个创新可否很好地扩散决定于它是何种新观念或技术,这种新技术的相对优势,新观念与现存实践的可比较性,新技术的复杂程度,试用渠道的便易程度,一些人能否观察到另一些人对技术的成功使用(Straubhaar 和 LaRose, 1997)。

Rogers, E. (1986). Communication technolog------The new media in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Straubhaar, J., & LaRose, R. (1997). Communications media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elmont, CA: Wa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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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hrentzen, S. B. (1992). Home as a workplace in the lives of women. In I. Altman & S.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12, pp. 113-138). New York: Plenum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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