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播音语言的质与形
金重建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摘要：本文提出播音语言质与形的问题，认为播音创作是唤醒激活文字生命力的过程。传播主体只有将所理解的一定的语言意义，传播视角，见解态度融于言语形态，才能真正让接受主体有所感悟。
关键词:播音语言；激活转化；感受呈现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在传播成为显学的今日世界，语言的力量日益呈现其无穷的潜质。有声语言作为其在传播领域再现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直接中介，其地位的显赫已为众人皆知。然而，以有声语言表达作为职业的播音员、主持人往往因其“显赫”地位而被蒙上一层“光环”，社会甚或本人有时竟也不免对其有卓然超群、特立独行之感。这是“新闻主播制”、“主持人中心制”这样一些机制和形式最容易造就的某种现象。它是心理的，也是形象的。形象是心理的外在表现，既包括形体形象，更包括语言形象。形体形象一般通过服装、发型、举止、眼神体现；语言形象则以音色、音量、节奏、语气表露。凡体现、表露在外的，必能追寻其内在的依托和智能。我们透过显现在外的“光环”，想要挖掘和能够挖掘的正是播音语言的质与形。质就是灵魂，形是灵魂的附着。在这个意义上，形就是质，形质不可分离。
一
为什么一个时期来，人们评价播音员、主持人总被冠以“花瓶”、“花旦”、“明星主持”、“大腕主持”，把有声语言表达有无文稿依据作为有无思想或播音、主持的分界呢？花瓶、花旦、明星、大腕是人们对播音员、主持人外在形象、社会名声与金钱地位的直觉直感。把有无文稿看成有无思想且以此来区分播音、主持，则不是无知、就是误解。
从创作思维流程看，播音看似有稿，但备稿和播稿的整个过程，实际上都充满着由稿件引起的发散性思维，有形象的，有逻辑的；主持看似无稿，而主持前的准备和主持中的即兴发挥，也少不了节目所需的综合性思维，有抽象的，有具象的。而人们一般从表现形态看，往往认为主持可以自由发挥，有自己的内功；而播音主要转达别人写的稿件，那就一定较少动自己的脑筋。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如出其辙，意志薄弱，得过且过。备稿的淡化或简化就是一个例证。他（她）们以表述的流畅为满足，以为流利就是目的。殊不知，流利而不留心，关键词、重点句不能引起受众的注意，激不起他（她）们心中的波澜，流利便形同虚设。与不流利相比，只能是半斤八两，而与虽不流利却有亮点的语言相比，受众也许真还被那并不流利的所吸引，“内容为王”在这里确实占了上风。
我们虽然不否认流利是播音表达的基本功之一，这就如同我们要求播音系学生每天清晨的练声，那是对嗓音的训练，对气息的把握，对识读能力的提升。流利本身并没有错，因为受众是不能忍受屡次三番那断了线的“风筝”的。他们希望从你嘴里了解更多的有效信息，而不希望老打断他们的思路，使他（她）“想象”的“风景”扫兴，使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落空。
语言可以抒发自我，也为了服务于交流。形成文字的背后，是作者试图把他对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信息和认识传达给读者。但是，作者的所知所想一旦形成文字，便如白纸黑字，铁板钉钉，难以更动，它成了静止的水。想让这潭水激活，作者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必须靠读者自身调动情思，入情入景，才能重新“唤醒”文字的生命力。播音员、主持人与文字作者最大的不同和最佳的优势便是和受众一起感知事件，感知生活，感知社会，感知人生，这种感知交流与仅有“眼球运动”相比要更直接、更全面，声音所负载的会更有涵养和分量。因为作者和读者交流，要重新从作者创作的成果开始，播音主持与受众的交流则始终处于进行时态。
虽然如此，受众真正意义上的所见所听又并非如实际生活中那么直接。播音主持从屏幕、电波呈现的形象声音终究是属于间接的和想象的，那怕他（她）面对镜头和话筒，直接从现场播出，但仍有摄像镜头的选择，各道工序的过滤。这便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一个区别特征。
既然是间接的、想象的，而不是直接的、具象的，所谓面对面交流，传者与受者的感受就很容易产生不一致的地方。那种淡化、简化备稿流程的惰性也就于此滋生。因为在人际交流中你的刻板与无动于衷，谈话立即可以中断，大众传媒中的有声语言表达，虽说受众可以转台或关机，传者自己却一直可按流程继续，因为传者占有传播的主动权。也正因为这种主动权缺少监督和指导，播音主持创作过程有时几乎被泯灭。虽挺流畅却无思想，虽有形声却无情感。有的播音主持就以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状态，给听众造成某种意义上的“传声筒”、“打印机”的印象。如同人们把“固定腔”说成“播音腔”，不知播音腔本身还是一种语言体式一样，这里的“传声筒”概念，和齐越先生说的“传声筒”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人们在收听收视过程中，对节目某种声音形态固定不变、少有新鲜感所产生的比喻说法。我们其实不必耿耿于怀，倒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在播音、主持过程中，究竟揭示了多少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我们自己感受到多少，又表现出来多少？
二
语言是从劳动实践中，在人们之间认为有必要表达自我、互相交流的情况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到如今的网络世界，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联系，一直是语言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中国的播音语言经历了有声无形到有形有声，张颂教授将它概括为有声语言和副语言。因为电视屏幕的出现，使人们把播音员、主持人的服饰、发型、举止神情和其发出的有声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领略和领会，播音主持的难度自然也增加了。
从人际交流的实践来看，外在形体给人以第一印象，它也是内在素质的一种流露和展现。但接下去，他（她）说些什么，怎么说则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就中国人的本性来说，更重视具体怎么做，不喜欢夸夸其谈。但怎么说，往往成为人们交谈中观照其怎么做，能做些什么的信号和标志。这里的难度和分寸全靠传者即播音员、主持人来把握。
所谓难度，其实就是我们所论的播音语言的质。这是锦上添花、出口成章的灵魂，是节目内容所反映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精神之维。张颂教授在谈到广播电视语言传播时，提出传播者的两大责任：一是道德和文化责任，二是志气和志趣。他认为语言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其本质是人文性，这两大责任和语言的人文性正是播音语言的质之要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传播第一线，本应最具敏感性，但往往一头扎进操作层面，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有部分人甚至认为，这是在玩儿虚的，什么都往精神上靠、意义上靠，只会模式化，少生气。因此，在播音语言质的问题上，我们始终徘徊不前，而质的问题不解决，形的问题便无从谈起。我们这些年的一些努力，特别在表现形态上花样翻新，在说播形式、采编形式上可谓用功，可是始终没有抓住播音语言的内核，这当然与采编内容、指导思想有关，也与我们自身对传播责任的要求有关。
播音语言的质，首先是对传播要义的挖掘。播音基础理论提出的“备稿六步”，其中的播出背景和播讲目的，正是对传播要义挖掘的有效途径。背景包括文字成稿背景和播出当下背景。文字成稿是单篇、个体的，播出当下却是几篇、成组的。在这里，播音员、主持人有一个比较、分析、融合、再现的思维表达过程。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对播出对象的梳理和集中。它使得播讲者对所传内容和形式更具针对性，从而促使播讲的欲望更真切、更具内在动力。但在实际工作中，就稿论稿倾向一直束缚着我们的努力。所谓就稿论稿，即：稿件提供什么，我就表达什么。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正确和合理的。“不要播错一个字”，说明对原文作者和事实的理解和尊重。但问题是，文字一经转化为有声语言就不再是文字，有声语言传播的进行时态要求它必须是活性的，必须把文字转化成有思想感情、有节奏韵律的东西才可能与受众交流得起来，才可能感动和感染受众。否则，所谓“传声筒”那种播稿的“机械运动状态”就始终改变不了面貌。要改变面貌，就不能局限于稿件本身，而应从稿件出发去联想、想象。有画面的配音，由于事实的具象化，更要求有声语言的贴近性、得体性。从稿件出发又不囿于稿件，这是我们创作的特色要求。不囿于稿件，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联系跟稿件内容相关的经验阅历，更深刻地认识稿件内容的真实性，促进表达的生动性。
拿到稿件，展开想象，深化理解，这只是播音创作的前提。我们所谓的播音创作，必须把理解和表达统一起来，融会贯通。否则，仅仅是两张皮。两张皮现象，既是挖掘传播要义的障碍也是落实传播要义的天敌。因此，我们避免就稿论稿，就不能满足于对稿件内容并不陌生、对稿件理解也并不浅薄，而必须落实体现在具体语气、具体语句中。
其次，播音语言的质是对传播角度的追寻。如果说，播出背景和播讲目地构成传播要义的灵魂，那么，传播角度则是体现灵魂的不同方位和方法。同一要义可以通过不同题材和体裁反映和表达，同一题材可以因为体裁和接受对象的不同，使要义的阐发呈现不同的色彩，更可以因为传达视角的不同，使要义的阐释产生深浅不一的感受。在这里，文稿作者源于其知识经验、社会阅历、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对同一事件能够展示其独特的视角。主持人、播音员现场无文稿表达类似与此。但一般来说，这类表达，斟酌、过滤过程远不如文稿形成时间那么宽裕，日常积累和临场发挥若与所涉范围相吻合时效果就佳，反之则差。而有文稿表达，无论是播音员、主持人还是文稿作者本人，都有与无文稿表达有了另一种难度。它是传播者依据稿件提供的题材、体裁，对传播意义和接受对象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的。
难度之一是，形成文字的东西，由于脱离表达本体，成为又一种客观存在。它自身想要反映的世界和作者的倾向性，作为读者可以自己去体会，而通过有声语言表达这样的文稿，则必须透过文字激活概念和想象。实际表达中，则有两种情况：一是如同我们说的善于见文生情，善于将死的文字变成活的语言；二是“照本宣科”，仅仅停留在见字出声的表层。两种表达效果截然不同，这有前车之鉴、不言而喻。
难度之二是，有文稿表达必须针对传达者和受传者的不同目的和需要，超越见文生情的层面，转化成传者自己的语言才能真正达到交流。这里所谓传者自己的语言，并非一定体现传者自身的意志，而主要指表达所需的语言旨意。传者对于文稿不论激情洋溢还是客观冷静，都一定是传者对于文稿分析、过滤后的反应，尤其是在对文稿所反映事件的意义和视角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同样是日常积累和现场抒发的化合。舍弃这一化合过程，传播视角和播音语言质的挖掘就难免落空。
第三，播音语言的质，必须通过一定的形才能得以体现。播音语言的形，随不同节目、不同题材与体裁而呈现不同的态，然其形态之核心是语气、节奏。语气是传者对所表达内容情思、趣味在内心引起波澜后的自然流露，节奏则是其内心活动的外在反映。停连、重音是语气节奏变化进程中的休止、继续和强调。有声语言的训练基础，是对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的学习运用和掌握。这个训练过程十分艰苦，从句、段、篇到节目整体，或许是分段操作、循序渐进的。初学者往往以为这些技巧把握纯熟就学会了播音。其实，这只是有声语言训练的其中一项基本功。在整个语言表达中，这只是一个元素，它必须负载一定的内容，贯穿一定的语言目的，才能让表面呈现的形焕发生机。
可是，在播音语言的形态学习和形态表现中，很容易产生一个误区：这便是浅尝辄止或仅仅在形态表达上“钻牛角尖”。语言表达本是一种精神创造，形态只是精神的自然流露，一旦为形而形，形就枯萎死去，只有注入精气，才能起死回生。这是有声语言生命力的辨证统一。同样之理，播音语言的质，所谓要义，所谓角度，都还只是头脑中、视线上对内容形式的认识和把握，如果没有表达者自身在咀嚼、消化后将其附着于一定的形态，受传者就永远不可能感受到，也不可能真正体会到传者想要表达的一切心理活动。因为受传者只有通过一定的语言形态，当然是负载着一定的思想感情运动的语音形态，才有可能促使他（她）内心对此产生一定的共鸣而激起感情的波澜，从而在他（她）心灵中爆发出另一种力量。这里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点是，质必须附着于形，形必须体现着质，两者只有浑然一体，才能使语言富有活力。而日常播音、主持中，所谓“固定腔”往往就是在语言形态上故弄玄虚、故作多情或僵化不变而讨人嫌。
三
我们对质的强调，并不意味对形的探索的否定。
播音语言的形，如前所述，首先必须明确其根源于质，是质的流露和反映。而且应当指出，这种流露和反映，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消极的。西方一些哲学家、美学家认为，创造的活力在心灵、在精神，一旦付诸于形，活力便消失了。叔本华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用语言表达，思想就‘死亡’了。”雪莱也说过：“当写作开始时，灵感就已衰退。”然而，创作者思想的死亡、灵感的衰退，却因为有了语言和写作之形，才有可能碰撞出接受者思想和情感的火花。我国舞蹈家杨丽萍谈到舞蹈艺术时认为“舞蹈是跟神沟通才跳舞，是感觉在起舞。”这里，“悟性很重要，它发挥了人的观察力、想象力。”同时她又说过，“《绿春》那个神鼓，可从盘古开天打起，有几十套打法，很奇特，在舞台上把它记载下来还是一个手段。”“《云南映象》不是什么作品，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语言作为传播媒介，也有同样的道理。播音语言质之高尚、纯洁，无一不在形之晶莹、剔透中展露。不反映质，没有文化内涵的形态、声线是苍白的；有文化内涵的质，如若得不到恰当的形态、声线的表达，也是无力的。形对质的反作用、反弹力，总是制约着质与受众交流和感染的程度和力度。
第二，语势和节奏是构成播音语言的形的重要内容。所谓语势，“是指有声语言的发展趋向和态势”。所谓节奏，是指有声语言的抑扬顿挫和回还往复。有声语言传播目的的实现，离不开词语的轻重格式，句子的停与连，篇重点和句重音。静态分析时似乎有些机械，实际使用中，依托思想感情的运动状态，由语气把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定的声音走势。一般说来，声音走势反映并实现着传播目的。
“此刻，我就端坐在台下，凝视你指尖细腕间的灵气与神韵；凝视你轻盈的身影流泄出的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两个“凝视”，从指间细腕到轻盈的身影，那“灵气与神韵”，“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 并列中有递进的上山类语势，无疑是作者对眼前所见所感的声音再现。“生命律动”几个字的音时，之所以不能太短太促，一是情感抒发的需要，二是与灵气神韵对应的需要。同样之理，“我永远记得那翩若惊鸿的惊艳之美，那一番高贵脱俗的风韵。”这里的“风韵”，只有处理成“风——韵——”，才能和“惊艳之美”相协调。
“一别十多年，我又见到了你。你依然保持着天使般的容颜。十年的积淀，使你的气质更为神秘清冷，你的舞蹈依然充满灵气，仿佛天籁，真纯而幽雅。日、月、山、林、羽，五个篇章两个小时，我分明感受着你对人生、对家园、对自然、对理想的那一份真心、真情、真感觉。”为什么“仿佛天籁”后的逗号要以冒号对待，并紧接下句，因为这是补充说明，不紧接就不能让人具体感受如风、如流水般的舞蹈姿态。而“真心、真情、真感觉”之所以要用波峰类代替上山类，正是因为感觉总在心中涌现，声音只有往里收而不是往外扬，才能体现真，避免假且外在感。
有声语言的传播语势是在不断变化中推进的。无论小溪流水还是大海奔腾，不同的流向和势头必然伴随着一定的节奏，形成一定的风格。有声语言的节奏和速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语节的疏与密和速度的快与慢关系更为直接。新上手者所谓“刹不住车”往往跟不会处理语节，只会一个词语紧接一个词语、一个劲儿往前冲有关。它产生的后果，表面上看是无框框束缚，实质上却是对语节的把握心理没底。新闻需要有密集的信息，语节密、速度快，给人一种流畅感。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速度就是节奏，以至于有的编辑老爱用速度快慢来衡量播音员、主持人播报新闻的能力。其实，节奏有一定的速度做基础，语节密、速度快，语节疏、速度慢，这只是形成节奏的一个元素。节奏要求还有更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一定的速度必须要有一定的抑扬顿挫和回环往复做前提。抑扬顿挫是作者意图和文章（节目）脉络的直接体现。意思的主与次、音调的重与轻、声音的虚与实、明与暗等等方面元素，都使最后形成的节奏有了不同于看文章时产生的感觉。因为这些元素饱含着传播者极其细腻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分寸，这也就是外在节奏的内在含金量所在。这些元素的缺乏，使得接收者听到了太多的淡而无味的声音的流动，“哒哒哒”的快和一字一顿的拖，实质都是单一而无变化，或更客观的说，是只有速度而无节奏。
第三，播音语言的形直接影响播音语言质的传达。就听觉形象而言，在播音语言的形中，语势和节奏对受众来说是最直接的。而对播音员、主持人来说，却只是最后的体现而已。因为对于语势和节奏的把握，不仅仅是词语、段落、篇章，而且包括对节目/栏目的类型、语言体裁和风格的把握。过去我们有消息、通讯、评论这三大基础件作为播音体裁的把握对象，如今，光是通讯这一体裁的延伸，就有了追踪报道、纪实报道、大特写、人物专访等不同手法的写作，这必然带来不同的表达形式。传播者通过有声语言与接受者交流，整体和局部的体会，抽象和具象的感觉，只有了然于心，又善于随机调节，才能适应传受双方的目的与需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形的研究也是对质的深化，形的恰到好处才使质更全面、更有效地得到体现，更具感染力地达于受众。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表达模式让受众不得要领、难以接受，这和传播者把握有声语言的体裁和风格的能力差异不无关系。
结 语
播音语言的质与形在播音实践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一对矛盾，又应看成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只讲质不讲形，容易概念化，只讲形不讲质，容易表面化。评价播音的好坏优劣，应当从质与形的不同层面去比较分析。普通老百姓可以从一个点、一个方面评头品足，喜爱的、厌恶的。评论者也可以就一个点、一个方面各抒己见、褒贬抑扬。传播者自身如果一叶障目、以偏概全，那就很容易自我满足或无所适从。无论红得发紫还是无人问津，如果从质与形这两方面去探索分析，我们就能更冷静、且更进一步地求得质与形的统一和完善。这对调整我们的心态，提高播音语言的质量和传播效果是实在必要、非常有益，也是切实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美]爱德华·萨丕尔，商务印书馆，1999。
2、《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吴为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3、《广播电视语言研究前沿》，张颂，2003年10月30日讲课笔录。
4、《您好，丽萍！》，浙江省2003年度广播电视优秀播音作品评比获奖作品。
On the Quality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Broadcasting Language
Jin Zhongjian
（Zhejiang Radio & TV Group）
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the morphology of the broadcasting languag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process of broadcasting is a process of creating that activates the language, a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announcers’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meaning, the angle of broadcasting, and their attitudes about the content into the morphology of the language can they touch the spirit of the audience.
Key Words: Broadcasting Language to Activate and to Transform Experience Pres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