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国际传播中华语传播的生命活力
张龙
(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摘要:本文对西方传播学者和社会学者关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并且分析了当代国际传播中文化流动的态势和语言传播的主要元素。得益于信息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语言传播主要通过广播电视媒介来进行,在全球文化传播日趋频繁的当今世界,华语媒介正在异军突起,并且正在国际传播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话语区特别是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的加快,华语语言传播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不断调整中焕发了新的生命活力。
关键词:国际传播;语言传播;华语媒介;生命活力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导言
由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益迅猛的发展,国际间交流的日益频繁,“全球化”这一名词已经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占有挥之不去的地位。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所描述的“地球村”已经毫无疑问地来到了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随着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世界上的各种文化也在借助于大众传媒这种独特的形式在全球的范围内迅速的传播着,我们有了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去享受其他文化带给我们的愉悦与享受,同时,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呈现给全世界。
文化同语言是紧密相连的,语言影响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思想,在《辞海》中,语言被解释成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同思维有密切的联系,是思维的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传播过程中,语言可以被广义地理解为包括有声语言、副语言、环境语言以及电视传播中的画面语言,有着非常广博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讲,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的本质就是语言传播,正如张颂教授的论述,“在民族文化中,语言巨大的认识价值、应用价值、保有价值、哲学价值、艺术价值、美学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广播电视节目,可以说都是人的语言的产物,只是有直接和间接的不同而已。”[1]
在当代世界的国际媒介传播中,华语媒介正在迅速兴起,并且成为国际传播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华语媒介指得是使用华语作为传播语言的媒介,而“华语”,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民族使用的语言,它包括汉民族普遍使用的普通话和其他一些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这里我们主要研究华语的普通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华语媒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契机走向国际,把华语的语言传播带到了全球化的高度。在国际传播汹涌澎湃的大潮之中,我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语言文化沉淀同现代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不仅保持了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本文旨在运用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华语传播在国际传播中的现状、特点以及态势,同时从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的方面去探寻在语言传播中如何找到全球化与民族化的有机结合点,并且试图探讨在国际传播这个大的环境下华语语言传播的生命活力。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传播
(一)全球化理论解析
全球化的历史并不算十分长久,按照学者沃特斯(Waters)的说法,“尽管‘全球’这个词语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全球化’之类的词语才只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普遍应用。”[2]事实上,是二战之后的社会形势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本国经济已经成为了各国的首要任务。沃勒斯泰恩(Wallerstein)认为,“在生产活动的具体的、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完整场所中,资本的无止境的积累已经成为了经济目标,或者说,成为了一种流行而又有支配性的‘法律’。”[3]他也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将会给世界带入一个大一统的经济空间,另一方面,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也会使世界经济趋向联合甚至统一。“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意味着世界经济正在遭受不连续的经济重建阶段,这种经济重建将会使权力与财富的不平等更加地增强。”[4].
除了经济的推动力,技术也在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科学与技术得以迅猛的发展。特别是当代信息和传播技术(ICT)的出现和应用更是最终使得“地球村”的设想变成了现实。由于科技的发展,电子媒介和网络传播应运而生并且迅速普及,而电信业的繁荣更使得人类可以在瞬间联系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全球化”到底是什么?这个术语非常复杂,很多学者已经给出了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举例来说,吉登斯(Giddens)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空前加强,这些社会关系将相距遥远的地方连在了一起,以至于一个地区的事件会受到远在几英里以外的某些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5]而哈维(Harvey)则认为全球化是与“后现代主义”紧密相连,可以把全球化归结成为“时空浓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为了解释这一观点,他阐述说“二十年来我们正在经历这一次剧烈的时空浓缩的阶段,这种时空浓缩给政治经济行为、社会阶级的平衡和文化社会生活都带来了带有迷失方向和分裂性的影响。”[6]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哈维认为正是这种“迷失方向和分裂性的影响”造成了全球化的产生。
全球化实在是种复杂的具有多维性的社会现象,每一个社会层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反过来,全球化的发展也当然使得社会各个层面带有全球性的色彩。按照麦克格鲁(McGrew)的观点,“一个可接受的方法就是把全球化看成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广度’(或‘拓展’)和‘强度’(或‘深度’)… 全球化的概念定义了一个或一系列进程,在这种进程中各个国家(社会)之间产生了各种多样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因此可以说,这个概念有着极为广博的内涵。”[7]
(二) 国际文化传播态势
二战以来,借于其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美国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发行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借此在其他国家广泛传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国家的地方文化造成了冲击。但是,在当今社会,已经出现了其他的一些能够与美国竞争的力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为全球化如何影响国际传播提出了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诠释:一种将文化传播的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而另外一种看法却认为文化传播的全球化正向多极化趋势发展。我们分别分析一下这两种观点。
1、美国化和媒介帝国主义(Americanization and Media Imperialism)
前文提到,美国以连续剧、电视节目、和其他文化产品占领了国际贸易,所以产生了广为流传的观念——“传媒属于美国”。杰利米·坦斯特说过:“的确,传媒属于美国——因为进口商最初进口的是美国技术” [8]。美国不仅在信息和通信技术上占有绝对优势,它还是最大的文化产品出口国,这项出口对美国的经济繁荣大有贡献。美国贸易部数据显示:“美国音乐产业年收入80亿美元,占全球销售量的一半”[9]。另外,“以19种语言、48个国际版本发行的《读者文摘》,全球总发行量2800万册,美国的发行量就是1500万册”[10]。
随着大量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到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地区的进口商面临着文化渗透的威胁,这种威胁也影响了它们的地区和国家文化。比如,在欧洲,“官方反对播放美国电视剧,将它们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威胁和对通常意义上的高尚文化价值观的一种理解”[11]。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危害更为严重。这些发展中国家无力支付娱乐生产,所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购买美国产品,接受它们对自己文化的侵蚀。
总的来说,美国文化产品已经成为了其他国家文化产品的模版。“回顾那些模仿美国传媒模式的国家,它们所显示出的急切之情似乎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一些国家一次又一次的试图‘躲开’美国的影响,不再重蹈覆辙,但非常偶然的机会又使它们步美国的后尘。”[12]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化其实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同一化,同时也会破坏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2、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
尽管美国仍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其他很多国家已经开始不失时机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他们的文化产品。全球化的加速进行促使文化传播向着多极化发展。换言之,全球文化传播不仅仅属于美国,相反,很多内涵丰富文化的加入为国际文化传播的多元发展贡献良多。
目前,在文化产品市场方面,美国正面临着来自欧洲、澳大利亚,甚至来自亚洲的竞争。也许我们应该在此提一下“televola”。“televola”是一种源自拉美的电视连续故事片。在八十年代,“televola”风靡拉美,几乎每个国家都进口和播放了该片。“实际上,六、七十年代大多数的经验主义研究和争论都集中在由北到南的信息蔓延和进口节目的有害性问题上,它们虽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却没有关注telenovelas中爱打瞌睡的巨人和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对抗传媒帝国主义的乐观精神。”[13] 另外,欧洲和亚洲的娱乐行业也正在复苏,以巴西和印度为首的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以其文化产品传播生产而驰名。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把印度的“宝莱坞”看作“东方好莱坞”,它的文化产品被出口到全世界的印度人地区。不止如此,一些由第三世界生产的质量优良的文化产品也被出口到美国,从而产生了一股“逆流”。研究全球化与本土化关系的学者斯莱伯尼(Sreberny)说:“这些第三世界生产商不只是国内生产商,还是文化产品的出口商。这一修正主义者所要求的贸易过程已经改变了西方素材和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模式在以往的单向流动。关于传媒生产商和生产地以及已经出现的众多文化产品逆流,对于这些,‘多元主义者’都持以乐观的态度。”[14]
总之,目前美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传播的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稳固和唯一。当今世界欢迎和鼓励多极化以及由多极化带来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随着更多的国家参加到文化产品的全球生产中来,文化传播正在切实有效的变得多元化和全球化。
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国际文化舞台上,中华民族历经了五千年风雨洗礼的灿烂文化并没有甘于寂寞,而是以崭新的姿态积极地投入到国际传播的大潮中来。
二、文化、语言和语言传播
(一)文化传播与语言传播
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是由很多具体的和抽象的元素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多层面的名词。“文化”(cultur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ultura或cultus,意思是对土壤的耕作[15]。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曾把“文化”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16] 在当代的国际传播中,文化与全球化是紧密相连的,二者不能分割,研究全球化与文化的学者汤姆林森(Tomlinson)认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核心,而文化活动又处于全球化的核心。… … 很明显,文化是全球化这个复杂的连通过程中的一个固有的内在环节。”[17]
文化和语言又是息息相关的,语言是人类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在整个文化中发挥着重大的深远的作用,它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而且语言还影响着人的思维,体现着人的文化属性。通过一些语言现象人们可以看出文化的痕迹,而语言传播更是当代文化传播中的一个重要层面。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语言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它包括广播电视传播创作主体所使用的有声语言、副语言、环境语言、以及电视媒介中的画面语言。一方面,有声语言是语言传播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语言传播的效果起着非常直接的作用。有声语言要比文字语言蕴藏着更为丰富的内涵,“英国作家萧伯纳说过,有50种说‘是’的方法,有500种说‘不是’的方法,而只有一种写这两个词的方法,之所以如此,因为有声语言有它更为丰富的表情性。同样一个词、一句话,响度、语调、音色的不同组合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不同的效果。”[18] 而另一方面,副语言、环境语言、以及电视画面语言在语言传播中的作用也决不容忽视,他们对有声语言起到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可以加强或者削弱有声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语言传播主要借助广播电视媒介来进行,而在当代国际传播中,媒介竞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借助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ICT),各国的媒体将自己的文化产品源源不断的向其他国家进行传输和渗透。在这种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国际间的竞争焦点是什么呢?说到底是民族文化的竞争。广播电视的节目内容与形式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精华的体现与张扬,越是有本民族、本国特色的东西,越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势,就越具有吸引力。”[19]
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大环境下,我们的华语传播也早已跻身于国际传播的行列,眼下在世界各地,原则上讲只要有相应的接收设备,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可以收听和收看到中文的广播电视节目。因此,我们的语言传播的对象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观众,还包括港澳台的观众,更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以及懂华语的外国人,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文化传播给这些目标受众群体。
(二) 当代国际传播中的华语广播电视媒介
华语是联合国所使用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近几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华语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国际地位也在迅速的提高着。在现代的国际传播中,华语广播电视媒介无论在数量和在影响力上都出现了极为强劲的上升势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90年代中期,海外华语广播电台(或办有华语节目的广播电台)先后开办60多家,华语电视台(或办有华语节目的电视台)约有50多家。总之,世界五大洲的近20个国家都办有面向华侨华人的华语广播电视台或华语广播电视节目。”[20]
世界各地的华语媒介按照覆盖范围划分,可以分为局域性和世界性两种,局域性的华语媒介指向某一局域内的受众提供服务,而世界性的华语媒介则是通过短波或者卫星传播技术提供面向全世界受众服务。如今,世界性的华语媒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是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本土华语媒介,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这在全球华语媒介中占有最大的比重。以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为例,目前共开办15套电视节目,分别为新闻频道、综合频道、经济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体育频道、电影频道、农业·军事频道、电视剧频道、英语频道、科教频道、戏曲频道、西部频道、少儿频道、音乐频道,内容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全台栏目总数近400个,日播出量达270小时,其中自制节目量约占总播出量的75.36%,使用中、英、法、西班牙四种语言和粤语、闽南话等方言向国内外播出。全国人口覆盖率达90%,观众超过11亿人。第4套节目(中文国际频道)、第9套节目(英语频道)通过卫星传送覆盖全球。[21]中国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本土传媒的播音员、主持人大多受过播音专业训练,普通话水平通过一级甲等测试,因此这一类传媒的广播语言是比较纯正的以北京口音为基础的普通话。
第二类是由国际传媒集团控股的华语频道,比如香港凤凰卫视(新闻集团控有45%的股份),香港Star TV(新闻集团全资控股)。这两家机构和“今日亚洲”有限公司旗下的“亚视”一起通过AsiaSat 3S和Palapa C2卫星覆盖全球。以凤凰卫视为例,这个以经营普通话资讯和娱乐节目为主的媒体在1996年开办了中文台,1998年开办了电影台,1999年在伦敦开办了欧洲台,通过默多克的卫星电视Sky Digital网络覆盖欧洲,成为欧洲覆盖面最广、收视人口最多的海外华人卫星台,节目以普通话为主,也播送一些广东话节目;2001年凤凰同时开办了美洲台和“准新闻频道”资讯台。[22]凤凰卫视的主播主要来自大陆和台湾,部分来自香港、新加坡等地,因此在该媒体的普通话主要可分为“大陆普通话”和“台湾普通话”两大类。
第三类就是国外知名媒体开设的对华广播,比如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的对华播音(BBC Chinese Service),美国之音(VOA)对华广播、德国之声(Deutche Welle)对华广播等。BBC国际台用43种语言在全球广播,听众有1.5亿之多。BBC中文广播以普通话节目为主,兼有部分广东话节目。目前BBC每天用短波播出六小时普通话节目,涵盖新闻时事、专题系列、英语教学等各种内容。固定栏目包括综合性时事节目《今晨世界》和《今晚世界》;时事杂志节目《中国丛谈》;各类专题节目如《走进英国》、《经济观察》、《探索与发现》、《艺术欣赏》、《流行乐坛》、《体坛风云》、《记者来鸿》;听众参与节目《学生园地》、《听众信箱》、《听众园地》、《中国人谈中国》及电话直播讨论节目《伦敦热线》。[23]对于这些境外媒介来讲,他们的人才遴选和使用在范围上会受到一些限制,因此这些媒体的语言传播工作者通常是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不同地区的华人。这些媒体在有声语言上首先追求的是普通话语音正确,从而避免在有声语言传播中造成歧义,而在语调和发声方面却要求不太严格,他们期待以此体现出一种华语的多元性。
“语言的优势,最主要的是民族人文背景的凝聚和历史积淀的显化。”[24] 世界各地的华语广播电视媒介传播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在世界媒介竞争激烈当今社会,这些华语媒介的语言传播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三、华语语言传播的生命活力
(一) 解读语言传播的“生命活力”
“生命活力”有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古往今来的哲学和文学的名篇中,大师们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个词语给予了他们自己的诠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形容的是生命活力,“桐花万里丹心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形容是一种生命活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形容的也是一种生命活力。《现代汉语词典》将“活力”解释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简单的定义显然不能囊括“生命活力”所包含的意蕴和内涵,因此,我们可以用中国哲学“常”与“变”的方法论来理解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生命活力有两层方面的含义,一是“常”,也就是要将原有的精华发扬光大,二是“变”,即顺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推陈出新,不断吸收新鲜的元素。
普通话自身的优势和当今的媒介竞争形势赋予了华语语言传播巨大的生命活力。普通话是中华民族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因此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华语媒介必然要采用普通话作为传播语言以适应受众的需要。另一方面,华语区特别是中国大陆近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都取得骄人的业绩:积极承办国际盛事,不断开拓对外贸易,大力发展传播技术,这些都最终使得普通话在世界上的传播范围日益扩大,受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不仅能够被中华民族广泛使用,甚至外国人也纷纷掀起了学习汉语普通话的热潮。
因此,语言传播的生命活力一方面体现在它始终是扎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沉淀这块肥沃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语言传播的要素也正在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之中,这些变化使得我们的华语语言传播能够快速健康地发展,并且为更加有效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普通话作为汉民族统一使用的语言,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之中,已经向着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前进着,而语言传播的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也必将赋予它更长久的生命力和更新鲜的活力。
首先,华语语言传播受众面积的扩大,使得普通话所及范围更广。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在中国境内存在着五大官话区,每个区域内又都有多种不同的方言,然而,只有汉语普通话才能作为官方语言登上国际传播的舞台。如前所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华人圈,甚至在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中间,普通话才是唯一被广泛使用的语言。尽管广东方言和闽南方言也有着众多的使用者,然而这两种语言只能在相对小的群体内使用,不能触及最广大的受众群体,这正是语言的规范空间的需要。因此,在国际传播的大环境下,汉语普通话在广播电视媒介上焕发了新的生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去拥抱最广大的受众,而且在其他国家的人中也发挥了影响。
其次,普通话的大面积传播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得普通话语言传播的地位更加无可撼动,这更是语言传播的生命活力之一。如上所述,尽管在某些社会群体(特别是国外某些中国人社区)中广东方言和闽南方言的使用者很多,但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开发受众,扩大传播范围,绝大多数的华语媒体都不约而同地采用普通话作为传播的主要语言,这在客观上将直接有助于汉语普通话在汉语使用这种形成“语同音”的局面,而这必定又会给语言传播带来更大的生命活力。
再次,语言传播使得普通话向着更具有审美性的高度迈进,这是语言传播生命活力的又一体现。在面向世界的语言传播中,新闻节目在几乎所有的华语媒介中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被放在了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之中,时效性是新闻的重要元素,因此新闻节目常常要求语言短而精炼,于是普通话言简意赅、辞约意丰的优势被格外的发挥出来,而这也必将令普通话的发展走向更具有审美性的维度。
(二) 华语语言传播正在面临的挑战
尽管华语媒体在全球范围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是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新型的力量,华语传播在很多方面还是处于一种比较不成熟的状态,这种传播上的不成熟某种程度上讲也在限制着华语传播的质量,制约着华语传播的发展趋势。这种不成熟直接表现为语言的失范现象,而这种失范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一种华语(特别是普通话)语言规范上的危机。具体说来,华语传播的不成熟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华语媒介在世界性的大环境中还是处于一种劣势状态。一方面,华语媒介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属于“少数民族”,无论在资金、技术还是在人才上都面临着种种困境,无法构成一种强势的语言传播。另一方面,中国境内的强势媒介(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在境外必须通过卫星订户系统(subscription system)才能进入观众家庭,这直接导致了这些媒介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无法大面积被接收。在这样的形势下,华语媒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仍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无法形成一种集团化的优势与CNN等全球性的英语媒介相抗衡。
第二,就所有华语媒介这一整体而言,华语有声语言传播还常常出现“失范”的现象,这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媒介中表现尤为强烈。如前文所述,很多华语媒介由于各种限制因素在人才上面临困境,在当地很难找到普通话纯正的播音员,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缺少专业训练的播音创作主体(即播音员、主持人)上岗,这样就导致了形形色色的方言和口音出现在语言传播的第一线,造成了有声语言的“示范”。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是对语音的失范,比如前后鼻音部分、声母“n”、“l”不分等,又如在台湾口音中,“星期”的“期”和“下跌”的“跌”统统被念成阳平声调。其二就是词语和语法使用上的失范。这些失范现象影响了华语有声语言传播的质量和传播的效果。
第三,强势媒介和强势文化对当代国际传播的华语语言传播形成潜移默化的压力和影响。由于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之音(VOA)、德国之声等很多国际强势媒介都开设了华语播音,而他们很大一部分的新闻节目都是由英语或本国语言直接翻译而成,比如BBC中文广播节目中《今晨世界》和《今晚世界》这两大强档时事节目中的新闻和综合报道几乎全部由“BBC新闻采编系统”中的英文报道翻译而成,这样就使得在中文报道中出现了很多的长句、歧义句和语意不清句。另外,由于英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很多官方的讲话、文件以及称呼都使用英文表述,而英文的表述法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渗透到了华语语言以及华语传播之中,早年“MTV”在电视上的出现曾经引起过人们对这一用法的争议,然而如今,英文表述和首字母缩写已经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广播电视传播中,“E-mail”、“WTO”、“CEO”、“MBA”已经被广大华语传播的受众所广泛接受。这其实是“文化统治”的一种体现,日趋严峻的文化侵入已经为华语语言传播敲响了警钟。
总上所述,当代的华语传播正面临着无限的机遇和挑战,这也必将促使我们的语言传播不断的再上台阶,西方哲人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中。”[25]而语言传播的发展也给其自身带来了无限的生命活力,必将把普通话语言带入规范和审美的空间,正如张颂教授所言,“语言的危机一定会过去,语言中被蒙上的灰尘会被冲刷掉,语言中被掺入的杂质会被清除掉,被引入误区的语言样式会走上康庄大道,被套进模式的语言功能会变得生机勃勃。普通话将以自己的规范推动全球性的汉语热,并将以自己的魅力吸引国际性的受众群。”[26]
结语
总而言之,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华语语言传播在国际传播的大环境下正日益焕发出勃勃的生命活力,《易经》有云:“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华语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必然会令普通话更加普及,更受欢迎,同时也会促使普通话语言变得更加规范,更具有审美性。我们的语言传播不仅要向世界展示中国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更要把当代世界文化前沿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中国,使之有机地纳入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怀抱之中,而这正是语言传播的活力所在。
On the Vigor of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Communication
Daniel Zhang
(News Commenting Department , CCTV)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the different theories of globalization made by western scholars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ology, and tries to analyze the culture flows and the basic element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anks to the moder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language communication is mainly conducted via broadcast media. In this globalizing world, Chinese language media are rapidly booming and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Chinese-speaking area, mainland area in particular, Chinese language media are fac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find new vigor in the adjustment.
Key Words: Global Communicatio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hinese Language Media, Vigor and Reform
[1] 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2] Waters, Malcolm “Globalization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1: 2
3 Wallerstein, I.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 18
4 McGrew, Anthony “A Global Society?” in Hall, S., Held, D., & McGrew, T.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1992
5Giddens, Anthony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0: 64
6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Modern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284.
7McGrew, Anthony “A Global Society?” in Hall, S., Held, D., & McGrew, T.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1992: 68
8Tunstall, J. The Media Are American: Anglo-American Media in the World (2nd ed.), London: Constable. 1994: 266
9Quoted in McPhail, T. “Global Communication” (Chapter 5). Boston: Allyn & Bacon. 2002: 97
10Ibid. 98
11Ang, Ien “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London: Rouledge. 1989: 93
12Tunstall, J. “The Media Are American: Anglo-American Media in the World (2nd ed.)”, London: Constable. 1994: 263
13Ibid. 256
14Sreberny, Annabelle.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Curran, J. and Gurevitch, M.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 London: Arnold. 2000: 96
15Ting-Toomey, Stella.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9
16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50年,第1页。
17Tomlinson, Joh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1999: 14
18姚鹤鸣:《传播美学导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81页。
19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8-249页。
20赵玉明著:《海外华语广播电视的现状与未来》,载于李晓华、胡正荣、冉丽主编《聚焦世界华语播音》,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21资料来源:央视国际网站http://www.cctv.com/
22资料来源:南洲《重识凤凰》,http://www.chinanews.com.cn/
23资料来源:《英国广播公司中文广播介绍》
24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
25转引自海德格尔著,黄正东等译:《文化和价值》,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26张颂:《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