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

从独善其身到兼济天下

——传播主体生命活力从自我传播到大众传播的推演变化

 

翁佳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摘要:大众传播主体生命活力的旺盛与否,直接关系到传播品质、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关注传播主体的生命成长,分析其生命活力在两极传播中的推演变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所在。

关键词:生命活力;自我传播;大众传播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生命在于运动。从本质上来说,生命活力乃是生命体所具有的活动能力,它的最基本特征是能通过新陈代谢作用不断地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停止。

人类思想感情的生命活力在于不断地吐故纳新,并不断地给周围环境施以有效的影响,这种彼此互动的关系,可成为交流和传播。而语言是实现这种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传播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传播学中的“四分法”将人类传播分成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其中,人的自我传播是个体对信息的加工过程,思考、内心冲突、自言自语以及发泄、陶醉等都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是两个以上的个体之间进行的传播。组织传播是指组织内部及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大众传播是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从自我传播到大众传播,传播活动介入的人越来越多,信息的个性则越来越淡化,更强调信息的普遍适用性,而传受双方的空间及心里距离越来越遥远。自我传播和大众传播堪称“两极传播”。

广播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是以有声语言传播为主要工作方式的大众传播主体,其生命活力的旺盛与否直接关系到节目品质、内涵、文化底蕴和社会影响力。关注传播主体的生命成长,分析其生命活力在两极传播中的推演变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

一、传播主体在自我传播中的生命成长

自我传播中,生命成长的活力源泉来至少来自于三个方面,分别是:第一,经历和经验;第二,在经历和经验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体验和感悟;第三,以个人体验和感悟为基础的移情能力。

1、经历和经验

个人的思想感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活力源泉从客观世界而来。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接触越多,生活经历和经验越多,个体生命活力的底蕴就越丰沛,否则很难焕发出真正的传播活力。这个规律在新闻感和文化感强的节目领域早已为人熟知,人们常常津津乐道于:有新闻记者经历的人能更好地做新闻节目主持人,如白岩松、水均益和王志;有学术研究经历的人能更好地做时事评论员,如曹景行、阮次山;有丰富生活阅历的人才能有资格做婚恋类节目的主持人,如《夫妻剧场》的主持人英达。其实,在另一个蓬勃发展的节目领域——娱乐节目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随着娱乐资讯类节目的兴起,越来越多年轻靓丽的主持人走上屏幕,而且无论男女,一致走“小可爱”路线——着装光鲜,语速快,语调夸张而快乐,甚至口头禅和手势都是那么雷同。这些70年代末 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主持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模仿他们的前辈——以吴大维和柯蓝等人为代表的老一代娱乐节目主持明星。但是,这些地年轻男女主持人,即使象吴大维那样歪带棒球帽,即使象柯蓝那样手握羽毛飘飘的彩色笔,人们还是一眼就能分清谁有真正的娱乐精神,谁是娱乐时代草成的娱乐赝品。他们的重大区别不在外在包装上,而在于生活经历和气质养成:吴大维1966年生于美国,是在美国街头篮球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柯蓝生在北京、长在上海,14岁去加拿大温哥华上学,大学期间就开始做业余模特。他们在投身娱乐节目之前,已经具有了独立、乐观、娱人娱己的生活态度,且受东西方文化的双向熏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目前内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大都年轻而生活经历单薄,他们往往很快地经由模仿而学会了娱乐节目惯常的形式,并由于缺乏新的理解和认识而迅速将这些形式固化为程式,时间稍长,便新意全无。

个人社会生活经历和经验的时间长短、地域不同、领域变化、境遇起伏等诸多的动态因素可造成传播主体心理能量的积累以及心理能量动能势能的相互转化,这对于提高传播主体生命活力有莫大的好处。

2、体验和感悟

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的经验和经历若只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仍不足够,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和悟性的升华才是个体生命茂盛成长的通途。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体验和感悟过程中直接、间接经验的互相影响。人的经验获得,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类,所谓“行万里路”,是直接经验;所谓“读万卷书”则是间接经验。丰富的直接经验对于个人生命成长的益处自是不言而喻,但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直接经验都十分有限,而经由学习而获得间接经验却是可以无穷尽的。直接经验的不足之处往往在于它的有限和狭窄;间接经验的不足之处往往在于它的遥远和不切实际。二者有效结合之后的体验和感悟才会更具价值。

在采访《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的时候,她谈到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段“大部分的体验和感悟还建立在阅读和小圈子里的”的时期。张越说:

“年轻的时候我有很激进的一面。就是当看到人和事的时候,总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自以为是,并且洋洋自得,很容易给人家下判断,还认为那叫有原则。其实,那时候的生活是虚假的,还建立在阅读和小圈子里面: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一起指东打西,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觉得这个俗,觉得那个无聊,自以为理解了生活,其实只是在书中理解生活,也只是了解都市年轻人这个小圈子里面的是与非……”

张越认为,对生活有真正的理解和较为深度认识,是在做电视以后,是在通过采访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很多既普普通通、又生活形态各异的真人真事以后。当过往的阅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联系、结合起来以后,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有了升华。而且又因为这种感悟有“文学青年”的背景底色,使得她的体验显出独特的文化个性,这种个性在她的语言表达里得以进一步彰显而形成主持风格。

3、移情能力。

心理学认为,由己及人,由此及彼、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一种个人的心理能力,谓之“移情”。移情能力以个人体验和生命感悟为基础。它将生发出对周遭世界的关注和同情,从而使自我传播的张力不断加大,并且产生进一步进行人际传播的心理需要。

二、传播主体在大众传播中的活力源泉

在这里,请允许我将话题稍稍绕远一点,来关注近期在媒体中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公共知识分子。

最近《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当代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除了在具体的人选方面有一些争议外,这次评选更多地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并由此引发了有关“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与良心知识分子”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导言中,杂志开宗明义地列举了此次评选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简单地说,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知性和德行,并因为言论和行动而导致一定的公共性的社会效果。此次评选分为几个类别,分别为:经济学家、法学家、律师、历史学家、哲学史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公众人物、传媒人、专栏作家、时评家。50人名单是:

经济学家:茅于轼 吴敬琏 温铁军 张五常 郎咸平 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 江平 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 朱学勤 秦晖 吴思 许纪霖 丁东 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 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 郑也夫 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 北岛 李敖 龙应台 王朔 林达夫妇 廖冰兄 陈丹青 崔健 罗大佑 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 王选 高耀洁 阮仪三 梁从诫 方舟子 袁岳

传媒人:金庸 戴煌 卢跃刚 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 杨锦麟 鄢烈山 薛涌 王怡

致敬名单(已故) :殷海光 顾准 王若水 王小波 杨小凯 黄万里

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事件包括:2000年10月30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谈论“基金黑幕”。2003年3月17日,湖北省青年孙志刚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为孙志刚事件做了有力的呼吁,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3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他们的努力最终导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高耀洁女士长久以来艰苦卓绝的工作,最终推动和导致了中国政府部门正视艾滋病和制定相关政策……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那时,他们是比如今的明星更加明星的人物。今天,令人晕眩的市场经济又使他们中的大多数迅速回到边缘。而现在,正是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转型期的时刻,也是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出席和发出声音的时刻。《南方人物周刊》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呼吁: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有着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有评论说: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拥有各类专家头衔的人多如牛毛;但同时,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连篇累牍地出版泡沫专著以牟取名利,而对逼到眼前的、关涉到最大多数群体利益的问题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能够像马寅初和黄万里那样有着为了真理和良心可以和整个世界对撼的勇气的知识分子纵然没有绝迹,却也已经到了凤毛麟角的地步……

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暂且不谈,回顾这张50人名单,我们发现传媒人、时评家等职业的媒体人和诸如李银和、郑也夫、杨东平、张五常、郎咸平等社会经济学家,他们思行合一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在大众传播媒体上露面,以传播主体的身份发表见解,进而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社会舆论和社会公共事务。

有一个词汇很好,叫做“洞见”。“公共知识分子”即是“有洞见”的人——能够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来;在别人司空见惯之处,发现隐藏的危险,以及那些未被人觉察的希望,并且,能够积极寻求和争取合适的时机,以鲜明有效的方式表达出来。社会责任感、发现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呼吁表达的能力是他们作为大众传播主体生命活力的源泉。

当然,“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大众传播主体中的一小部分,也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但其生命活力的充沛却是那样的引人注目的。他们的同情心、社会责任感和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和认识,它们深厚的学养和出色的表达能力、行动能力,均是将个人生命汇入大的社会进程和时代背景,与更广泛的社会人群建立息息相关的联系,从而使个人传播的生命活力焕发出不但独善其身,而且兼济天下的光芒的最典型例证,当给包括播音员、节目主持人在内的职业的大众传播主体带来思之不尽的启示。

三、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传播主体生命活力的推演变化中不可被忽略的中间地带

从自我传播到大众传播,传播主体生命活力的推演变化离不开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特别在主体传播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上,他们成为不能被忽略和逾越的中间地带。

在人际传播中,最具有传播活力的是“舆论领袖”或称“意见领袖”。传播学研究表明:大众媒介渠道和人际传播渠道在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决策这两个阶段扮演不同角色,有不同作用。大众传播在人们的认知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说服和决策阶段,人际传播的影响更显著。人际传播中“舆论领袖”或称“意见领袖”的角色和作用尤为明显。简单地说“意见领袖”是一个人际传播系统(如社区)中对其他成员接受传播信息的态度和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物。意见领袖与组织领导的主要区别是其“领袖”地位并非借助担任公职或所具有的社会地位而得到,而是社区成员的自主选择。传播主体生命活力的初步彰显往往是从在人际传播中成为意见领袖开始的。意见领袖常有以下特点:他们与系统外的交流活动较多,因此,信息灵通,思想也较为现代;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他们通常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因遵守人际系统内的规范而广够认可。有意识地发现意见领袖并加以适当的培养应是促进传播主体生命活力成长的正面途径之一。

在组织传播中,传播主体常常并不是作为纯粹个体的人,但每一次具体的传播活动都离不开具体个人的的语言和行为。这时,做为执行组织传播的具体个人面对的考验是:如何使得信息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符合特定的组织语境,如何运用理想的传播手段而达到既定的传播目的。组织传播介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中间地带,从传播主体生命活力的培养来说,也是一个实践的中间地带,既融入人际传播积极活跃、敏于沟通的某些特点,又能适应不同的组织语境,灵活、得体、善于应变、掌控全局从而有效地对整体的组织传播负责,是主体传播能力重要的凸显点。

 

 

附:

活出丰盛的生命

——张越访谈录

 

张越,北京人,1965年出生,1984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8年大学毕业。毕业后没直接参加工作,而是过了一段游荡的生活,后来到一所中专当语文教师。曾先后主持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北京电视台的《食海纵横》、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家庭与教育》等节目,曾任《戏剧电视报》特约撰稿人。现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在《半边天》节目工作。

张越是一个用心游走于别人的生命体验和自己的电视生活之间的主持人。透过人尽皆知的张越式的幽默,透过有目共睹的张越式的亲和,透过有口皆碑的张越式的敏锐和从点点滴滴到越来越浓郁地散发出来的张越式的品位,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追问生命的缘由、过程和结果,并努力活出自己丰盛生命的努力。她在《半边天》中贴心贴肺的人物访谈,她在《三八节晚会》《教师节晚会》中直指人心的长篇大论或只言片语,一次又一次地给我这样的感受。

2004年9月10日,夏末秋初的校园凉风习习,核桃林里蚊虫嘤嘤,暮色四合的时分,我和张越一边吃冰棍儿,一边谈人生。在此之前,我看了张越为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做的一期采访廖昌永的节目,在节目中,廖昌永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卑微的乡下孩子,到登上国际音乐盛殿的堪称传奇的故事,而在节目最后,张越平静了自己,说:“其实,哪里有什么传奇,这就是生命存在的过程,你和我也都一样。”

张越:其实不光是做廖昌永的节目,我觉得做每期节目,最后都是这个感受。不管做节目之前,对这个人有多么不了解,有多么好奇;还是听说了他多少传奇的故事,觉得他多么了不起;或者认为他么多古怪,不是你所能理解的……不管你事先你怎么去预想,但真的采访到、了解到他以后——结果都一样,就是一个生命的生存过程。人类所有重要的生存主题都在那儿等着你,其实每个人都在履行这些过程,方式不同,内容各异,而已。这些颠扑不破的主题包括:生与死、爱与愁、走与留、罪与罚、宽恕与不宽恕,梦想还是死灭……我认为这就是人类永恒的生存主题,也是每个人当下生活的题目,剩下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鸡零狗碎。

如果今天讨论这条街上该不该盖大楼,或者北京广播学院应不应该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当然有它的社会意义,大家也愿意讨论,但我个人认为,这些不是本质,我对这些事的兴趣不是很大。我只对人的本质感兴趣。

回头再说廖昌永,不管知道了他的多少传奇故事,当你真正接触他本人的时候,其实一样——满怀梦想的穷孩子,从小想要冲破现实的困境、飞向更远的地方,但又不断被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所羁绊着、阻挠着,心灵永远在自卑和自傲之间挣扎着,对爱渴望着,对被鼓励和被温暖渴望着,内心深处对自己特别缺少的这些东西极其渴望。终于有一天,一旦得到这样的鼓励,生命顿时焕发出很大的激情,他从一个哆哩哆嗦的孩子,一步一步活成了一个敢于打开自己的,敢于把自己的热情释放出来、在舞台上大声歌唱的男人,你沉下心去体会他所有的过程吧:梦想、渴望、努力、幻灭、坚持、美梦成真,其实每个人都一样……

——张越说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生命的本质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想知道每一个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多年以前,在自己还是文艺青年的时候,在还不懂得真正的生活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是用一种现在看来既幼稚又必然的方式来感受世界并应对自己的生活的。

张越:年轻的时候我有很激进的一面。就是当看到人和事的时候,总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他,自以为是,并且洋洋自得,很容易给人家下判断,还认为那叫有原则。其实,那时候的生活是虚假的,还建立在阅读和小圈子里面: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一起指东打西,看不上这个,瞧不起那个,觉得这个俗,觉得那个无聊,自以为理解了生活,其实只是在书中理解生活,也只是了解都市年轻人这个小圈子里面的是与非。

但与此同时,自己见识的浅薄并不妨碍自己对生活的渴望。在渴望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件事上,我可以确定:从小在因为自己有了理想而畅想未来的时候,(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价值标准也不一样)至少我没有幻想过——我很有钱,我特别狂,过日子过得特别好什么的,我没有这一类的功利梦想。但是,有一些别的,比方说,想经历特别丰富和不平凡的生活,想体验很多具有戏剧性情境的事情,在看文学书的时候,恨不得自己就是书里的女主角,和她一块儿活一遍,或者和她一块儿死一道……总的来说是有文学梦的一个人。看到文学作品里的情节(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的时候,就会激动万分,倒不一定会坐在电影院里哭,而是觉得我必须得像那样地活着,至于那样活着的结果是什么,是苦还是不苦,是现实还是不现实,没关系,但是必须这么活着。然后,我还希望能把这么活着的故事写出来,当一个作家。

一方面,我对生活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我自己的经历倒是相对简单: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小学、初中、高中都上重点学校,中学毕业再考大学。我是1984年上大学,1988年毕业的,报志愿的时候有些阴差阳错,最后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觉得不理想,因为我不想当老师。

我可能是属于那种生来敏感,性格又强烈一些的人,心里有股拧劲特别大。那个时候我觉得,让我去学校当老师、去讲师团在密云山区的一个学校里教书,这是我不能忍受的。当时觉得当老师就是一种最没有生活体验的、无聊的生活,而我所渴望的是风起云涌、波澜起伏啊。所以当我知道我得去讲师团的时候,特别愤怒,因为这个离我的理想太远了,我坚决不要这样的生活。在那个年纪上,我非常反叛,非常讨厌别人强加的东西。

其实在密云,我没上过几节课。有一天在课堂上讲课,我教了学生几个单词,跟学生交待说你们背这几个单词,到临下课的时候,我要测验。学生们在那儿背单词的时候,我站在那儿,觉得特别苦闷,特别压抑。没有任何预谋的,我把书放在讲台上,默默地溜达出去了。农村的学校,一出教室门,就是场院了,出了场院,就是山边的路了。当时我只有一门心思:必须得走,再呆着我就得死。我没跟人吵,但内心有特别不可克制的愿望:坚决不干了,不顾后果的,我就走了。沿着山路一直走,我没有行李,没有带包,没有带钱,什么都没有,就一直走。走了不知道多久,拦住了一辆大卡车,我说你是去北京的吗?他说是;我说有急事你能不能带我?他说行。我就上车。心里其实特别害怕,我记得自己一直捏着门把手,随时准备跳车。东直门长途汽车站一到,卡车司机把我扔在那儿,我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但是非常疯狂,很不懂事,完全不负责任。回北京我就去跟教育局说:“我不干了。”教育局动员我回去,我就不去。

记得那段时间我天天哭,什么都不干,我就天天哭。家里人说,你怎么着了,你要怎么着,不知道;谁怎么你了,不知道,就是哭。早晨起来特早,冬天三点多钟就起来开始哭,先把我姐姐哭起来,再把我妈妈哭起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整天都这样,怎么劝,都劝不好。我自己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极其苦闷,只会哭了。后来回想,可能当时我就是强烈地不想这么活着,但是也不知道该要怎么活着,希望和梦想瞬间破灭得干干净净,人就垮了。上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憧憬说:“等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美好的生活了!”但是现在毕业了,你认为应该有的生活没有,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觉得苦不堪言吧。

那段时间把我家里人烦得要死,他们特别困惑,怎么也研究不出来我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最后就只好说:“这孩子该不会是碰见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因而被鬼附体了吧。”

张越说,这还不是自己生活过程中受到的第一个特别大的挫折。在这以前也有过一段时期,她心理上曾有过很大的麻烦,就是关于自己的胖。整个中学阶段,张越因胖而自卑,因自卑而自闭,因自闭觉得无法跟别人沟通。

张越:初中、高中包括刚刚上大学,我都非常自闭,跟别人无法沟通。那时候老师老找我谈话,说:“你不要太傲气,应该团结同学。”其实我不是傲气和不团结同学,而是自卑和胆怯。自卑和胆怯导致自闭,自闭的表现方式就是谁也不搭理。我不知道是因为文学书读多了,让我的性格是这样,还是我的性格天生就这样,让我喜欢读文学书,反正两样加起来的结果是:敏感和强烈,对很多事情的感受很敏锐,反应很强烈。

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姐姐吵起来了,我姐姐说:“哪有你这样的?!谁都碰到过困难,还有碰到倒霉的事比你严重得多的人,你哪能为这么点事就这么疯狂,就不活了似的。”

张越说,自己的生活过程其实是挺顺利的,一直在北京上学、工作,家庭和睦,一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对劲,但由于从小文学梦做多了,又曾经有长时间的自我封闭状态,所以当她真正接触生活的时候,心理落差特别大,尽管已经成年,仍表现出强烈的固执和叛逆。如今回首往事,张越说,她理解当时的自己了,但,仍是后悔。

张越:那时心理落差特别大,也不懂得怎么解释,家里人就骂我没出息。可能不同的人对每件事的感觉不一样,我碰到的无非也就是这样的事,但有的人碰到这件事觉得还可以,我碰到这件事就特别过不去。

后来长大了,懂事了,我特别后悔。因为那时干出了一些特别坏的事。比如我就那么扔下了一个学校的学生,完全不负责任。长大了我知道,当你承担一件事的时候,你得对这个事负责,而我对任何人都不负责,跑了。一方面,我完全不管给别人带来多大的麻烦,另一方面,也不管这件事我给自己带来多大的麻烦,而实际上,我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我自己又承担不了,都推到我爸爸妈妈身上了。

我跟教育局闹翻后不工作了,在家就只能我爸妈养着我,等我再想出去工作的时候,教育局不让走,不让调,不让辞,也不开除,实际就是:谁让你捣乱来着,就惩罚你。所有的这些事,给父母带来特别大的麻烦,他们不断地托人、送礼,才帮我把这事平了。这是我后来觉得非常后悔的事。

这个事平了之后,其实我还是做老师。有一个学校缺语文老师,熟人介绍之后,学校说你来试讲吧。说实话,我讲课能够讲得非常好,试讲之后,学校校长就找教育局去了,说我们要这个孩子。教育局坚决不让,说这人表现极其不好,作风非常坏什么的,我当时是彻底把他们得罪狠了,而那个学校的校长死活不走,耗了一个上午,说:“我们愿意,就要这个孩子。”

我至今感谢那个中专学校的校长。到了单位之后,我知道自己以前做错了,至少工作是负责任和努力的。教起课来,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喜欢当老师,而且特喜欢当老师,这工作给我挺大的满足感和乐趣,而我以前怎么那么恨它呀,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我想做,而是别人逼你做。

张越说,过去自己的问题,一是自闭,二是在自闭中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梦想。从自闭到打开自己的过程,大约大学期间就基本完成了,而如果说自己有对生活的理解,则实在要感谢这几年碰巧做上电视,碰巧当了主持人。

张越:做电视让我真的了解人。在这之前,我比较骄傲,以为自己是了解生活的、洞悉一切的,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年纪太小,只看过一些书和在课堂上学过一些道理,就以为那些都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是真的经历了生活、跟每个人走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之为他,一定是有理由的,一定有他必然的过程,命运之手在过往的每一个细节上都塑造了今天的他。我特别想知道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人?他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长大?碰到过什么人?经历过什么事?在历经这一切的时候,他会怎么选择?为什么这么选择?他的选择又导致了什么?什么是坚决不可摆脱的宿命?什么是人们还可以挣扎着追求或逃脱的东西?无数关乎个人命运的问题让我欲罢不能,我对人一路走来的过程有兴趣,对一个人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有兴趣。

张越说,年近不惑,当年的任性疯狂再也不会有了,她越活胆儿越小,但当年的强烈和敏感仍在骨子里,因此她特别理解和自己有过相似的彷徨、挣扎和叛逆的人,也总在做节目的时候碰到这样的人,或者说,总是有意无意地挑上这样的人做嘉宾。

张越:我现在不会极端任性,不会对事情特别不负责任,这些绝对不会了,但是我特别理解这类人。

有一次,有人给我寄了一本自己印的诗集,就是一个挺粗糙小册子。观众经常寄来自己写的文章,其实通常写得不好,但是我读到这小诗集的时候,那些诗句让我心里真的感伤。我就跟策划人说,跟这个人联系一下吧,然后发现这人有一个特别像我的过程,再后来就做了这么一个期节目。

他出生在农村特穷的一个人家,功课好,考上大学,是学理工的,家里都以他为骄傲。可是,好好的大学毕业有了一份工作,就不肯好好干,总向往着外边的世界和一份特别戏剧化的生活。于是,没跟家里人商量就辞职跑到北京来了,说是要了解人为什么活着。到这儿以后,他当然穷困潦倒什么也干不了,忍饥挨饿漂泊了一段时间实在活不下去了,只能回到农村的爹妈家。他的爹妈是特穷的农民,好不容易供养出来一个孩子又变成这样,自然深受打击。万般无奈之下,他爸一个老农民,跑到城市里,到他们所有的单位领导家里鞠躬道歉赔罪,替他料理这个事,不久,他的父亲就死了,再不久,他的母亲也死了,接着,他浪漫生涯中的女朋友离开了他。然后,这个人就跑到深山里呆了几十天,那相当于是一个杀死自己的过程,他写了一首长诗,等于是埋葬了一段自己,再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成为一个特踏踏实实的人——有一个特普通的工作,娶了一个特普通的老婆,俩人攒钱贷款买了一个房。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喜欢文学,喜欢写诗,但他其实一直不停地在写,而且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也并不觉得能够写诗很优越、很了不起了。他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逐渐地,竟然发现,原来这样的生活也有特别美好、以前从不知珍视的地方。我喜欢他的诗,他的小诗越写越漂亮。

像这样的人物,我特理解他当年所有的过程,我就愿意去访谈他,精心地作出一个节目。其实收视率并不高,别人也说:“你的选题太小众了,跟个诗人较什么劲。”但我有心这样坚持……

我不知道一个人心灵上的生命活力是否与生俱来,张越说,她也不知道。但我们都相信,生命的能量会随时间的推移、个人的成长而有所转化,但,很可能总量不变。

张越说:“其实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而且越老越像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可能越老越像一个老混蛋,也就是:越来越坚持你自己想要坚持的东西,只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有兴趣,其它的就不管了。如果说年轻的时候,还有好多的顾虑和惦记,上了岁数,那些杂念会越来越少。”

张越:现在的我,为人和善,从不跟人吵架,可还是有人会说:“那个人其实特厉害。”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大灯泡,年轻的时候只会明晃晃的照人,现在装上了磨砂的灯罩,变柔和了,可灯还是那个灯。

我的这些能量转化了,变得体谅别人,负责任,而且有兴趣去了解、有能力去体会别人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这一点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得了和感受得到的,但至少我有一定的感受能力。还有一部分能量,它即使不在我的任性、疯狂、胆大、妄为上表现出来,但是可以在我的坚持上表现出来,包括做节目选题的坚持上、思路的坚持上、过程的坚持上,也包括我要求自己,不管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上,都要说负责任的话上。

做主持人时间长了,人人都练就了一个好本事,张嘴就能调出好多话来,比如“请大家热烈鼓掌!”再比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来了……”这些话,都是应景的、习惯性的套话,不说也可以,说了也没错,每个主持人都会说。但时间长了之后,说废话成瘾,一张嘴一串串的废话就出来了。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老油条的话就是如此,搁在哪儿都能用,搁在哪儿都没什么太大意思。这样的话说多了,就变成伪交流、假有趣、惊喜状、瞎起哄,让人一看就恶心。当我发现这是一个毛病的时候,就开始认真检点自己的话语,开始逼着自己每说出一句话,必须得知道这个话是干嘛使的,到底有用没用,它要是没用,我就不说了,情愿就愣着,让节目冷场,我也不说话了。

当然了,这是一件特难的事儿,尤其是临场,你几乎没法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干货,但是我觉得得有这个要求,得有这个逼迫自己的过程,坚决要说负责任的话。就是事先做准备把自己累死;就是现场冷场把自己尴尬死我也要这样。时间长了呢,说负责任的话也上瘾,这是一个学习、努力、逼迫和形成好习惯过程,当然这个锻炼过程非常地难。

张越说,有时她觉得在现在的传媒环境中要坚持她想要坚持的一切特别困难;有时她甚至觉得这个环境可能不需要她这样的人,或者更需要别样的人,但是,“我不会允许自己变成那样。”

在对自己所想坚持的东西越来越坚持的同时,我们看到,一方面,张越对自己精神上的要求是纯粹的,另一方面,也怀着宽容心看待和理解那些和她不同、更看重功利的人。

    张越:是,有我们这样的人,自然也有他们那样的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环境和成长的背景,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上受到的这种刺激,让他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细节上受到的那种刺激,让他变成了现在的那个样子,这几乎是不能选择的,因此也不是他的错。

举一个例子,我很不喜欢某一个导演的电影,他电影很火,但是很投机,在他的电影里我看得到每一个设计里暗藏的心机——这部分是讨这些欢喜的,那部分是赚那些掌声的。如果按我以往的原则,对这种事是不可谅解和完全鄙视的,但是有一天,看一个片子采访他,他说他小的时候,家里特穷,没有爸爸,还长得特别丑,所有人都不待见他,别的小孩欺负他,所以他就必须傍着比较有力量的孩子,这样就可以靠着这个人的力量而不被那个人欺负。这使得他从小就非常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长大后也非常不愿意得罪人,很希望能周旋得八面铃珑……看到这样的细节,我至少能明白某些东西的源泉,从而进一步理解。我不是说因此就同意他这样拍电影,我仍然坚决地认为不可以,但是,人都不容易,都有他成长的必然性,这里面有必然也有无数的偶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人生是可以选择的,还是不可以选择的……

能了解和体会别人是一种能力,了解带来体谅,体谅导致宽容,宽容汇成悲悯。

人人都说张越快乐、开朗、幽默、阳光灿烂,张越自己也说,她是个对生活乐观的人,但,自己的乐观主义是建立在悲观主义本质上的乐观主义。

对比几年前风风火火、快意恩仇的张扬自我,现在的张越变得更加体察和关怀别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困境,更加从容地领受各种人生况味的细微滋味。

我问她:“有的人越老越得意,你呢?你是个越活越不得意的人吗?”

张越:对,曾经洋洋自得,但是越老越不得意。

我从小的梦想是特别希望能了解好多好多的事,能体验好多好多的事,能学会好多好多的事,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一切努力都是惘然,因为你无能为力、纠缠不清——一辈子无能为力,一直纠缠不清。

这一辈子足够你过的,尽管它如此漫长和费力,但其实你什么都完成不了,什么都不能懂得,什么都想不明白。对我来说,认识生活就是你面对这巨大的世界越来越感到自己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觉无能为力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后,你不可能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以指手划脚、可以教训别人。

而那些越老越得意的人呢?我觉得他可能糊涂或者说单纯,也可能他懒得去想。

在我看来,人生的本质是悲观的:身体的衰老是一种必然;生活的无法控制是一种必然;跟别人的交往不可能真正畅通是一种必然;你在工作上很努力,希望可以因此做一些好事,有一些好的效果,但是实际情况往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一种必然;总是觉得你的心意不能被别人知道也是一种必然……而且这种必然和环境好坏无关,活着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就担着吧。我认为到这个岁数了,必然会觉得生活的本质是艰难和孤独的,这是悲观主义者的看法,我就是。

但,这不影响你生活的激情,也不影响你的热情,而且我觉得它会让你生活的激情和热情加倍——建立在悲观主义本质上的乐观主义是牢不可催的,是谁也夺不走的。本来对生活有乐观想象的人,对痛苦本质没认清的人,往往脆弱,非常容易被吓住和打着。如果已经看透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就好办了——既然人生已经是这样了,那就没什么可害怕和可逃避的了,就高高兴兴去做吧。一旦想明白这一点,就不用再抱怨、害怕和唉声叹气了,也就不会猝不及防遭受打击以后每次都吓一跳了。人的想法会在这里有个转弯:如果生命本身很难很痛苦,而我们又必须活着的话,就要好好的活着,也尽量善良些,让周围的人也都好好的的吧。

我想, 如若用喝水来比拟生活,个人喜爱不同。有的人爱喝咖啡的苦,有的人爱喝烈酒的辣,有人爱喝绿茶的清,有人爱白喝水的淡,有人就爱喝糖水的甜。我问张越是否钟爱享受生活苦涩中的回味?她说,要说喝饮料她爱喝甜水,要说过日子,她希望了解不一样的生活。她是一个总对生活充满好奇心和兴趣的人,做电视满足了这样的好奇心和兴趣,让她在一片荒凉中活出丰盛的生命。

张越:要说喝饮料我爱喝甜水,要说过日子,我希望尽量了解不一样的生活,尽量感受不一样的情感,在有限的生命中活无数遍。我看重自己的生命体验,所以这个工作适合我。

但我还是没法解释:为什么我就是认为生活的本质是悲的,就像尝了各种各样的饮料,最终都是一掬淡水。

但是生命的活力和激情什么的我一直都有。我认为特别是人过中年以后,能否保持活力和热情取决于是否对生活还有念想;取决于除了日常生活的兴趣和要求之外,你还有没有更多和更远的兴趣;也取决于除了自我满足之外,对他人、对生活还有没有好奇心,有没有让自己了解得更多,体会得更多,再往前走一走的愿望。这是生命活力的原动力。庆幸的是,我自己总有兴趣了解这一切。

相比而言,我们做节目的方式比较辛苦。我访谈的对象多是平头百姓、小人物,藏在偏远的乡村或城镇里,而我总是到他们的家里采访,常常东跑西颠,风尘仆仆。干工作,当然是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好,但其实我也可以选择其它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做做其它类型的节目,不那么吃力、不那么费劲的,比这个享福、比这个体面的,但选择这个,是因为对它有兴趣。我喜欢总在异地他乡收获不同人生的过程。做了那么多节目,去了那么多地方,见了那么多人,看了好多你永远都想象不到的人的活法,我心满意足。

要是换个活法呢,人到中年觉得一切不过如此,剩下就是:养生、怀旧、慨叹,发牢骚什么的,这就是生命活力的丧失。我希望自己每天都有特别多的好奇心和兴趣,希望自己能不断蜕变,活出丰盛的生命,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life energy of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 from self-communication to mass communication

 

Weng Jia

(Presentation Art Institut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Whether the life energy of the main bod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 flush or not has a direct impact on communication quality, communication effects and society influence.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growing of the lift of the main body of communication an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of the life energy pf communication on both sides.

 

Key words: life energy , self commun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