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锋

 

 

 

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变革。这一次变革契合了两个大的世界趋势：其一，冷战结束，世界两大阵营对立结束，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内核的全球化深入发展；其二，新一轮信息革命的热潮席卷全球，“传媒和通讯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现象世界”[1]。全球化与新一轮改革开放在中国传媒上的直接映射是现代电视传媒成为中国的“第一媒体”。大众媒体中，电视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之一。文化本土化与现代传媒之间的关系，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它与当今世界第一传媒——电视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早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向的角度，预见到“全球化”的可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这段经典文字中所说的“世界市场”更多指经济的发展状况，而精神生产则包括了科学、艺术、哲学诸多方面，大体指的是“世界文化”之意，实际上这段文字已昭示了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的可能性趋向。

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化的内涵、外延的理解，学者们众说纷纭。法国学者阿芒•马特拉（Mattelart，A.）从词源学意义上对此作出了分析：他认为“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这个词出现在19世纪末期，是英语文化概念的表达，后来演变成“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在拉丁语系的语言表达中是“世界化”（mondialisation），这个概念仅仅是反映了地理扩展的现实；而“全球化”则要复杂得多，它标明一个重新组织世界的设想，实质是提出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即“商业表达的自由”，这是与公民表达的自由相对抗的，前者是为了让全球经济的施动者更多地渗透到可能存在的社会空隙。[3]马特拉的这个理解从词源学意义上区分了“全球化”与“国际化”、“世界化”的关系，并赋予“全球化”以“复杂得多”的内涵，即除去“地理扩展的现实”（跨国、跨地区的扩展——作者注），还通过经济扩展（“全球经济的施动者”的经济活动——作者注），实现社会、政治领域的扩展（“意识形态的全球化”）。

在历史发展的描述中，马特拉还进一步将“全球化”与“美国化”的概念相联系。他认为“美国化”概念的出现，发生在“美国占领古巴、菲律宾和夏威夷的军事行动中”[4]，正是伴着“军事入侵”的步伐，“美国化”同时体现为“文化工业的入侵”。而事实上，“历史上第一个‘全球化社会’是美国，它是技术革命的主要普及者。它是一个比别的社会‘传播’得更多的社会，因为世界传播总量的65%源于美国，美国在世界上的信息网点布局更先进。但特别是它是惟一成功提出现代性全球模式、行为图式和普遍价值的国家。”[5]

马特拉的上述理解清楚地说明，“全球化”是与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不可分割开来的。由于美国靠着强大的军事、科技、信息传播及经济实力，大举向世界、向全球进行扩展、扩张，而使“全球化”愈演愈烈。从这个意义上看，“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美国化”。

从信息传播带来的全球性社会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看，英国学者吉登斯（Giddens，A.）将全球化过程称之为“时空的拉大”。他对全球化的定义是“加强将相距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使当地发生的事情与数英里以外的事情相互影响的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6]而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若干年前即描述了由信息传播技术的改变而带来的“地球村”的形成，事实上也是“全球化”的形成。他指出：“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7]麦克卢汉进一步指出：“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8]，“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9]

还有的学者从“全球问题”及其思考方式入手对“全球化”进行研究。意大利学者M•I•康帕涅拉就认为：“全球化不是一种具体、明确的现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条件下思考问题的方式。”[10]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委员会组成了由专家组成的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该小组学者提出：“我们对全球化作出如下解释：全球化涉及的是组成今天世界体系的众多国家和社会之间各种联系的多样性。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世界部分地区所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决策和行动，可以对于遥远世界其它地区的个人和团体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后果。全球化包括两种不同的现象，即作用范围（或者扩大）和强烈程度（或者深化）。”[11]

海外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从哲学角度对“全球化”与“本土化”作出深刻的阐释：“21世纪显然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全球化与本土化同时加速发生与强烈激荡的世纪，它代表了现代科技理性的逞强用势与权利的恣情驰骋，这是一种历史趋势，但也是一套构筑。始作俑者是科技与权利，但人文的觉醒与人性的自我保存却因之逐渐兴起，形成一种成长理性与自由的平衡，这就是本土化的时代感受与使命。……全球化代表经济理性与科技理性的实践，同时也具有政治权利普遍化的作用；本土化代表历史理性与文化理性的自保，同时也具有信念差别化的坚持。”[12]这一阐释看到了“全球化”与“本土化”背后不同的价值目标与理性特质。

美国全球化理论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则从综合的视角对“全球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与阐述。他认为“全球化”有多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经济领域，可称为经济全球化，指商品、服务、资金、信息远距离的流动；第二层是环境方面，在空中或海洋里远距离的物质传送，影响全球环境，包括艾滋病、酸雨等对全世界的影响；第三层是军事全球化，使用武力的危险促使了军事上的联系；第四层是社会与文化的交流，包括宗教的传播和科学知识的推广；第五层体现在其他领域，如政治、法律、娱乐、时尚和语言等方面。[13]将这几个方面、层次综合起来，可以认为，“全球化是自近代社会以来，以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为动力，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及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物质的和信息的充分沟通，不断取得共识，在众多领域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采取共同行动的过程”。[14]

综上所述，“全球化”与“本土化”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并相互作用的一对矛盾。从内涵上来看，“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共同遵循的规则、普遍认同的律条；“本土化”则意味着相对独立的规则，富于个性、特殊性的存在。没有全球化的发生，也就无所谓“本土化”的对应。从外延上来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与协调，涉及到经济、法律、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众多方面、领域，形成了当今世界各个层面不可回避的一种现实语境。

“全球化”与“本土化”互为前提，互为条件，互为结果，换言之，“全球化”是造成“本土化”对应的前提、条件，也是造成“本土化”对应的结果；而“本土化”对应既是形成“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形成“全球化”的结果。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峙与协调，既体现在物质层面的交流、交易、交换，也体现在制度层面的碰撞、磨合、妥协，更体现在价值层面的对立、撞击与沟通。

“全球化”到底给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冲击与影响？这也是许多人已经和正在思考的问题。

不论是马克思对于“世界市场”与“世界文学”的描述，还是麦克卢汉对于“全球村”的描述，都表达了一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共有财富、共有世界的美好的期待与向往。的确，“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信息、财富的交流，所带来的政治、法律、社会风尚的交流，所带来的价值观念、文化、人类思维与心灵的交流，改变了我们世界的形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影响着我们深层价值观念的变动。其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效应既是一种事实，也是应当给予高度肯定和高度评价的。

但“全球化”毕竟并不仅仅是生活层面、物质层面的一般性交流，不少学者认为，“现今‘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之间的辩论只涉及我们想要探讨的‘问题’的表面。资本主义得胜了，许多人以为自由民主制将被全球普遍接受，因此曾产生过欢欣鼓舞，可是这种欢乐好景不长，是短命的。‘全球村’充其量也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景象，它的出现实际上象征着区别、差异和公然的歧视。人们希望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结果或者所带来的机会将会造成平等，这是想得太简单了。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以及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条件来看，世界的分裂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从家庭到民族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分解，成为世界各地的严重问题。自由民主制即使说作为一种理想已被世界其余各地许多人接受，但是硬说它将自然而然成为国际政治中唯一主导潮流，那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15]

张西明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趋同化”而担忧，他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自身文化的精华与精神，不使我们的后代一天天在‘大众’、‘流行’之类的旗号下餐饮着‘垃圾餐文化’长大，最后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实在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大问题。这样的问题，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经济发达的欧洲遇到了，现在也警醒了，但并没有解决好。我们一个刚刚‘入世’，涉‘世’不深，且经济社会发展还在‘初级阶段’的大国，从今以后更要时时面对这样一个长期的历史性课题，并且需要有更深切的关注和更见微知著的智慧。”[16]

“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文化“趋同化”、“同质化”的效应，尽管在学界也有争议，但不管会不会“同质化”，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却是几近一致的结论。印度人类学家阿尔琼•阿帕多拉伊（Arjun Appadurai）就曾指出：“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同质化不是一回事。但是全球化包含着一种同质化工具的多样性运用（军备、广告技术、语言和衣着方式的霸权），它们被吸收在经济政策和地方文化中，仅仅是为了流回本国，好比不同国家主权之间、自由企业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多边对话，其中国家扮演一个越来越微妙的角色：对全球信息流量开放太多，民族国家受到反叛的威胁；开放得越少，国家偏离国际舞台……”[17]

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问题总是最敏感、也最易引发争议的领域。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有可能形成“全球化文化”。所谓“全球化文化”，“意味着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有的一种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是来自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合并形成的。”[18]尽管“文化的全球化与文化的类同化（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不是一回事”[19]，但“事实上，作为全球化文化的把关者，民族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方面，它们必须加快适应国外的文化变迁，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需要保留本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些因素。”[20]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各个国家、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非常警觉的。而所谓“第二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已有了许多对抗式的反应。如人们已看到“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面临来自美国的媒体文化的大举‘入侵’，有失去其身份属性的危险”[21]，更为显明的例子是，“当法国政府与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签定合同在法国修建一家欧洲迪斯尼乐园的时候，法国知识分子抱怨说，迪斯尼人物将会污染法国的文化资源，称其为‘文化的切尔诺贝利’。当迪斯尼的董事长来到巴黎证券交易所启动股票上市的时候，左翼游行示威者向他投掷了鸡蛋和调味番茄酱。”[22]

中国的学者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危险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有学者指出：“在看到目前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全球化配置与财富总量增加及相应的发展机会潜在增多的同时，更应看到，全球化为‘赢家通吃’扩大了舞台，它本质上由强者主导并为强者服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既然不能置身于全球化之外，并勇于迎接其挑战，则理应多警惕国际处境被边缘化和国家主权被瓦解的危险，应多研究趋利避害的对策。一句话，恰如李斯特批判了大同式世界主义体系，我们也决不应该将全球化浪漫化。”[23]

对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不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政治、文化层面；不论是“同质化”还是“非同质化”；不论是强对弱的幅射，还是弱对强的对应，对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要完成“全球化”冲击与影响下“本土化”体系的建构，“趋利避害”看来是基本的思路与方式。当然，如能使本国家、本地区、本民族传统的、现代的各种优势资源得以充足的开掘、发挥，能对经济发达国家、地区为主导的“全球化”产生反幅射、反作用、反冲击与反影响，那将形成真正相对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传播的秩序，形成“多样化”、“多极化”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传播的格局。

“全球化”又往往被理解为“现代化”，因为其始作俑者和主导者是少数发达国家，少数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技、经济、军事等被人们认定为“现代化”的标志，面对这种“现代化”的冲击和影响，“在人们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危机的过程中，他们的行为肯定带有明显的文化烙印，它可能带来五种不同的反应方式”[24]，这是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描述的：“其一，完全适应变革，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其二，寻找妥协的中间发展道路，使‘新旧’文化之间达成某种动态平衡”；“其三，身处危机之中，虽欲摆脱困境，但由于知识技能方面的限制，不可能主观进行克服危机的尝试，在随波逐流中被动适应周边环境的变迁，同样是尽可能地在学会的常规行为和新的事实压力之间寻找平衡点，并因此产生文化价值的转变”；“其四，这种反应方式与前面三种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基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体会。人们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不是将传统文化一股脑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而是依托它作为保护自己的盾牌，用以反击来势汹涌的外来文化的侵害”，“其五，这种反应方式通常和第四种方式相伴出现：对外来文化是有攻击性的排斥行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挑战被拟人化地寄附在一个‘外敌’身上，并通过它明确呈现出来——西方文化、美国、跨国康采恩、犹太复国主义、伊斯兰教、大量的外来移民等等都是‘外敌’的具体形式”。[25]米勒的这番描述对“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几种情形的分析，实际是也是面对“全球化”语境，“本土化”的几种应对方式。

在冯天瑜等先生所著《中华文化史》一书中，对中华文化面临现代化的选择进行过深入分析。书中将费正清等西方汉学家的“冲击——反应”论和中国学者“中国文化本位”论作了比较，“‘冲击——反应’模式描述的情形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是个陷入惰性、停滞不前的体系，缺乏内部动力以突破传统框架，只有当西方文化的巨大外力对这个体系发起冲击，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才被迫作出反应，一步一步向近代演进”，[26]而“‘中国文化本位’模式则强调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走着迥然不同的路径，中华文化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向西方文化学习，中华文化的传统无须改造，她的固有价值体系的全面弘扬便能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美好前景”。[27]

在影视等传播文化领域，“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高度的重视和警觉。

黄会林先生在她主编的《中国影视美学》丛书总序《中国影视美学建设刍议》中这样指出：“目前，由于卫星电视、互联网络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正在加速。但也应看到来自西方影视文化的包围与侵蚀，一场以文化为武器、以影视为媒介的新的殖民运动正在悄悄展开。亚洲，尤其是中国，被西方称为影视文化竞争‘最后的疆场’。他们极力向中国倾销其影视产品，以及包含其中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成长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影视艺术文化领域制订出民族文化的应对策略，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28]

在《世界电视前沿》一书中，有学者指出：“如果电视传播的全球大众文化最终造成的是文化产品的趋于同一，多样化本土化的发展受到遏制，享乐合理性和消费主义的观念甚嚣尘上，后果将会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和类型化，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减弱，思考能力的退化；而西方的物质生活产品会借机侵占中国市场，造成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西方的双重附属，那将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对于全球电视传播，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对策。”[29]

不论是整体文化建设，还是从影视传播文化来看，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都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危机和恶果，都认识到制订相应的“本土化对策”的迫切性、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究竟怎样来制订“本土化对策”呢？从哪些视角，用何种方式，才能制订有效的“本土化对策”？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又一重大课题。

冯天瑜先生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整体建设提出这样的构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沿袭，而是传统文化的再造和新生，是西学和中学在体与用、内与外诸层面相互渗透，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再生历程。这一历程伴随着自然经济解体，大生产兴起，封闭状态逐渐打破，社会革命和变革此起彼伏这样一种时代的际会风云而渐次展开”[30]，又进一步具体描述道：未来的中华文化将是“‘世界的’与‘民族的’二者的统一”、“‘现代的’与‘传统的’二者的统一”、“在迎接生态环境尖锐挑战中前进”并成为“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环境中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31]

而杜维明先生则指出：“我们是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超越三种流行的但却又过时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传统与现代之分，西方与非西方之分，以及地方和全球之分。我们超越这些二分法的深远意义在于要成熟地理解全球化和地方化二者之间的有活力的相互作用”，[32]而杜先生认为建立“作为东西政治经济基本价值观体系的儒学人文主义”[33]是关键所在。

成中英先生则从哲学层面，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本土化对策”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如果说认知一个开放的创造的本体宇宙观是全球化的根本条件，认知一个开放创造的自我心性就是本土化的根本条件”[34]，由于“中国式思考是本体境界体验性的”，而“西方式思考是方法所指求证性的”[35]，因此，要实现突破、沟通中西思维方式、哲学思考之间的界限，才能达到某种超越。成先生进一步指出：“面对当代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激荡中创造新宇宙与人类生活世界的体认，现代人不能不尽快建立一个新的思维认知方式，一个新的宇宙观，一个新的自我心性哲学和一个新的行为判断标准。新的思维认知方式意涵着天人互通、互动与互融；新的宇宙观意涵着本体宇宙论的体验与观察；新的自我心性哲学意涵着主体自我提升、转化与主客的相互超越与创造；新的行为判断标准则意涵着知行的整体与动态的合一。这三者又是相互激荡、相互制衡的。三者都必须在差异中以求整合，在整合中以求创新。诠释是个别中求全体，也是在全体中求差异。整合是为了提供平衡和开放的创造空间，而创新则是求存在价值的提升与生活世界的丰富。其最终目的在实现生命的整体和谐与持续创化。”[36]

在影视文化领域，人们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地区的产品倾销称为“文化帝国主义”行为，对此，法国的反应十分强烈。法国文化部长雅克•郎于1982年曾在联合国作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演讲，抨击美国的文化产品倾销。[37]同时，“面对着美国影视全球性扩张潮流，世界上一些有着丰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特别是在影视文化上曾经创造过璀璨历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都正在觉醒中寻求着联合。在法国的倡导下，许多国家在纷纷制定本国文化策略的同时，寻求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反击。除去政府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如予以特殊的补贴等措施外，甚至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联手行动。”[38]一些欧洲国家联手应对美国的案例，如不对美国进口影视产品进行语言转译，以欧洲风格的《欧洲警察》对抗美国电视连续剧《摇滚警察》等等。尽管这些措施并未根本奏效，但这种思路与方式令人称道。

除去欧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应的对策出台。正如传播文化学者斯里伯尼•莫哈马迪（Sreberny－Mohammadi，A.）1991年所作的评论：“在竞争声浪日益高涨，媒体、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参与国和媒体产品的频繁交流。南方较多的国家制作和出口传媒内容，包括由印度和埃及制作的电影和墨西哥与巴西制作的电视节目。例如，巴西大型的网络‘环球电视’向128个国家出口电视故事片，包括向古巴、中国、前苏联和德国，为巴西赚取外汇。它的节目制作量超过了世界任何一家电视台。事实上，电视制作品从巴西流入葡萄牙是当代文化交流改变扩张主义历史作用的一个范例。”[39]

这段文字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特别是巴西应对“全球化”的举措，所带来的“多元化”电视文化交流格局表示了赞赏。

不论是欧洲较为发达的“第二世界”各国，还是作为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各国，都已经和正在采取相应的“本土化”对策，来面对“全球化”的传播文化语境。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政治现实，带来了他们各不相同的资源现状，而“本土化”的应对策略，并不只是一个口号，“本土化”应对策略的实现，有赖于“本土”的各种资源是否足够丰富、足够适应当今时代方方面面的竞争需要，是否能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潜力和空间等。

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其“本土”资源不仅来自于近几十年来逐渐确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地位，还来自于其几千年来形成的丰厚的文化或文明。对此，海外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发表过影响甚巨的言论：“所谓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国。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中国文明起源程序与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的古代文明的起源相似，但是与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西方社会科学所定的规律不相符合——清楚地指出中国古史对社会科学一般原理的制订上面可以做重大贡献的方向，……任何一个原理原则，一定要通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能说它可能有世界的通用性……如果世界上的社会科学者认准了他们的理论必须通过中国史的考验，那么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对社会科学的潜力是难以估计的。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中国的世纪”。[40]张光直先生这段文字掷地有声，显示出一个华人学者对于中华文化、文明的自豪与骄傲，尽管谈的是历史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但这种非但不迷信“西方中心论”，而且以学者的公正、严谨的考察，提出了“中国中心”的鲜明学术主张，这对拥有几千年文化、文明资源的中国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无独有偶，潜心致力于中国影视“民族化”、探求建立影视艺术“中国学派”的黄会林先生，同样旗帜鲜明地指出：“一个不善于研究和总结本土艺术与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不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及文化经验，因为它缺少立足的根基。因此，坚持民族文化精华和传统美学的熏陶，保证电影电视成为中华民族发扬光大的最有力媒介，实在是我们的当务之急”[41]，“如何在未来的信息竞争和文化传播领域里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应当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论题”[42]。黄会林先生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中国影视传播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整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关系，作出透彻深刻的分析，并明确指出：“向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寻求滋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影视文化主体，将是中国影视今后的发展轨迹。”[43]

黄会林先生提出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影视传播文化的最重要的资源基础，这显然是“本土化”最基本、最核心的资源构成。对于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生存环境来说，到底实际上拥有怎样的“本土化”资源，这是进入“本土化”道路选择研究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