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明

 

广播电视是20世纪问世的传播工具。中国的广播事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电视事业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广播电视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经过8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众多教学研究者的悉心钻研，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已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

    从广播研究的起步到广播电视学的建立，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缓慢起步（民国时期对广播的研究）

    1923年，上海最早出现了外国人办的广播电台，1926年中国人自办的广播电台在哈尔滨诞生。在此期间，1924年8月，上海《东方杂志》发表曹仲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是目前见到的中国人写的有关广播的第一篇专文。作者自称该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20年代末，国民党中央台编印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年鉴——《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收入了吴道一等有关广播的专文。

    在国民党统治区，30－40年代广播事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对广播的研究进展迟缓。其成果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少数专家学者在其无线电史、交通史、新闻史著作中对广播的论述和记载。而关于广播的著作只有《无线电播音》、《广播常识》等几种常识类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些广播期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另一种是国民党广播机构及其负责人（如吴保丰等）对广播事业调查所编印的专刊、专文，如《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广播事业》等。第三种是少数作家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对广播节目的评述。1946年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较早地涉及到广播电视新闻的发展过程。

    在日伪占领区，40年代初出版了两本伪满《放送年鉴》（1939年版、1940年版）。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在延安诞生。在解放战争期间，1946年温济泽起草的《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工作细则》中即提出语言广播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的三项任务，第一即研究语言广播；其次才是编写稿件、指导播音。解放区对广播的研究是同如何办好人民广播，总结经验教训以及介绍解放区广播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阶段，曲折前进（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对广播电视的研究）

从50年代初期至“文革”前，中央广播事业局先后召开的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所形成的文件和有关负责人的报告、讲话、文章，是对广播事业发展的记述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广播电视理论、历史和业务研究的成果，在此期间，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有助于推动广播研究工作的开展。1955年中央广播局创办《广播业务》，至“文革”前夕先后出版了百期，代表了当时对广播电视研究的成果及水平。1958年，中央广播局成立研究室，开始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广播文件、史料和译介外国广播电视材料，除继续承编《广播业务》外，还编印了《广播工作文献集》（一）《广播业务译丛》3期。

    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广播学院新闻系依照综合大学新闻系的一般构架，设置了新闻理论、广播史、广播业务、播音、文艺和摄影等教研室（组）并开设相关课程，在新闻学的框架内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工作，并结合教学需要开展研究工作。前述中央广播局原研究室也并入新闻系，继续编印《广播业务》和《广播电视参考资料》。大学新闻系设有研究室在当时仅此一家，副院长左荧兼新闻系主任和研究室主任。

    在康荫、温济泽、高而公等“老广播”的带领下，一批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得到了中央广播局、中央电台及部分地方电台的支持，短短五、六年中，初步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编印成书的有《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草稿）、《陕北台范文选》《广播稿选》（第一集）、《新闻工作与语言》、《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大跃进广播稿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等。未印成书的有《广播概论》、《中国广播史稿》等。

    60年代初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曾对一些教材作过错误的批判，影响了广播电视研究的进展。“文革”前夕，《广播业务》停刊。“文革”初期，广播学院停办。“文革”期闻，极“左”思潮泛滥，大批判横行，正常的广播电视研究中断，仅对延安（陕北）台的历史调查取得了新进展。“文革”后期，1973年广播学院恢复，教学研究工作重新启动。

    第三阶段：恢复成长（改革开放以来至80年代末对广播电视的研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播电视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景象。

1980年举行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经验。1983年举行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的工作会议提出了立志改革、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适应总结历史经验和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需要，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以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为标志，可以作为前后两个阶段。1986年以前，广播电视研究除广播学院外，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

1980年，广播学院进行学科调整，原新闻系重新组建为新闻系、播音系、文编和电视系，并成立新闻研究所。结合教学需要，广播电视的研究开始突破新闻的框架，向建立广播电视学迈出了第一步。此前，1979年广播学院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同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创刊，l981年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l—1989）。由新闻系主持的解放区广播调研工作开始，根据调研结果，经中宣部批准，从1980年开始，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由1945年9月5 日更改为1940年12月30日。1983年7月，广电部政策研究室和北京广播学院等在长春联合召开了第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写工作启动。1985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首届年会在北京召开，《年鉴》编纂工作启动。l986年，广播学院、广电部政研室先后在北京、庐山分别召开解放区广播史讨论会和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

    l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北京成立。温济泽在大会发言中建议把广播电视研究从新闻学的框架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广播电视学，并形象地说，在新闻学母体中孕育的广播电视学已经成熟，欢呼广播电视学婴儿的诞生。

    80年代后期可以说是广播电视研究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标志性事件有：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并组建了第一批专业研究委员会（现已增至30 多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建立了省级学会并组建若干研究委员会（组）；该会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于1987年创刊，并主持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学》；

——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由广电部主持编写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于1987年3月出版； 

——根据国务院决定，由各省级广电厅局主持的本地广播电视志编纂工作启动；   

    ——北京广播学院有关系所主编的第一代原创性广播电视教材（1986年）和第一部广播电视专业辞典（1989年）问世。

    ——北京广播学院、广电部政研室主编的首卷《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1986年版）于1987年出版。

——一些综合大学的新闻院系开始设置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中央三台和部分省级广电局、台成立研究室或（广电）史志办公室。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对广播电视的研究）

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批以中老年为主的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专兼职的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广播电视的研究从分散、个体为主逐步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课题性研究为主；广播电视科研成果已初步构建起广播电视学的框架，学术论著的评奖活动已走向规范化，1992年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2000年国家级高校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在北京广播学院建立，与此同时，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

第一，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的二级学科，下设“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等）、“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电视其他学科”等三级学科：同时在“文艺学”学科范围内将“广播电视文艺”与戏剧、戏曲、电影等并列为三级学科。

第二，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其中《新闻学》章节内论及广播电视研究时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进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见该书第690—69l页）。

第三，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在艺术学一级学科的范围内首次列入“广播电视艺术学”。

第四，1998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将“新闻传播学类”内的与新闻学专业、广告学专业等并列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改称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同时在艺术类内设有“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

     第五，2002年经国务院学位办同意，复旦大学将广播电视学列入“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范围内自主设置的学科、专业”之一，该校徐培汀教授主编的《20世纪的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已将广电学列为独立学科加以评述。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至此，广播电视有学、无学之争，已告一段落，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业已确立。

    广播电视学是研究广播电视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

    就广播电视传播活动来讲，大致包括传者（广播电视台）、传什么（宣传、节目、编采播等）、用什么传（技术设备）、怎么传（管理）以及受者（听众、观众）等方面的内容。据此，广义的广播电视学应包括广播电视宣传学（广电新闻学、广电文艺学等）、广播电视技术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和广播电视受众学等。

    狭义的广播电视学指建立在新闻传播学基础上的广播电视学，主要包括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广播电视实务研究、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以及某些交叉性的学科（如广电心理学、广电法学、广电经济学、广电广告学等）。

    也有学者将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分为五大分支学科，即广电节目学、广电受众学、广电传播工程学、广电管理学和广电史学等。

    还有学者认为，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应以广电节目为中心，分为5个层次，即：

    第一层次 广播电视节目研究——广电节目学（采、编、播、导或广电新闻学、广电评论学、广电文艺学、广电播音学、广电广告学）；

    第二层次 节目的制作和接受研究（广电人才学、广电受众学）；

    第三层次 广播电视台研究（广电管理学）；

    第四层次 广播电视系统研究（内部纵横关系、体制、运行机制等也属广电管理学）；

    第五层次 广播电视与外部（国内、国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广电社会学、广电文化学、广电法学等）。

    以上五个层次的研究均含有基础理论研究、基础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

    我从事广电史教学研究工作40多年的经历和体会认为，广电史的研究既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广电学研究的基础。在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建立过程中，其史学研究往往走在其他分支学科的前列。

    衡量一门独立的学科一般来讲应有三个条件，即：

    第一，是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

    第二，是否构建起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三，是否能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广播电视学的特点有三：

    第一，时代性。我国的广播电视学形成于20世纪和2l世纪之交，适逢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第二，实践性。广播电视学应是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而又能指导实践，办好节目，吸引受众，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三，综合性。广播电视学的研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如：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法学、文艺学、经济学、心理学等以及某些自然科学如传播科技等的诸多方面。它的研究过程是多学科的交叉、综合的结果。

    20多年来，广播电视研究蓬勃发展，已逐步培养和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兼职的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广播电视研究队伍。这支研究队伍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力量组成：   

    第一，以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综合大学新闻院系中从事广播电视教学研究的人员（含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

    第二，以国家广电总局、中央三台的研究机构、史志办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省级广电厅局、台的研究室和史志办的专兼职的研究人员；

    第三，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部及30多个专业研究委员会为代表的有关广电学术团体的专兼职研究人员。   

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省级社科院新闻研究机构中的专兼职从事广播电视研究的人员等。

正在广播电视第一线从事编、采、播、录、导等工作，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的高中级职称人员中具有的潜在研究能力正逐步显现出来。

2001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全国广电系统中首次评选出“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100名，2004年第二届评选中从广电系统及部分高校中评选出十佳百优110名。

综合20多年来广电学的研究成果，除广电刊物发表的学术性、业务性文章及研究生论文外，以专著、教材、工具书形式出版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第一，广播电视学基础及应用理论类，主要有：

80年代出版的有：康荫著《新闻广播学研究》（1982年）、裴玉章著《荧屏前后》（1983年）、苑子熙著《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1985年）、李宜著《怎样做好广播编辑工作》（1985年）、康荫编著《广播学基础》、刘志筠编著《电子新闻——广播与电视》、13所大学新闻系教师编著《应用广播学》、鲍祖安著《广播受众学简说》（以上1988年）、王珏编著《新闻广播电视概论》、广播学院新闻系主编《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陆锡初著《广播编辑》、张舒著《录音报道》、林兴仁著《实用广播语体学》等（以上1989年）。

90年代出版的有：闫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周鸿铎著《广播电视经济学》、刘树林等主编《电视文艺学》、吴信训著《实用电视传播学》（以上1990年）；刘炘著《电视意识论》、方亢等著《中国电视新闻学》、陈志昂主编《电视艺术通论》（以上1991年）；武子芳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1992年）、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中国应用电视学》、刘志明著《电视学原理》、杨伟光主编《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以上1993年）、张君昌编著《应用电视新闻学》（1995年）、张骏德著《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 （1996年）、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苗棣等著《电视文化学》、苗棣《电视艺术哲学》、曹璐等著《卫星电视传播》（以上1997年）、杨伟光主编《中国电视论纲》、宋友权著《中国广播受众学》、涂光晋著《广播电视评论学》等（以上1998年），朱月昌《广播电视广告学》（2000年）等。

播音学基础及应用理论方面著作有：张颂著《播音基础》、徐恒著《播音发声学》（以上1985年）；吴郁主编《播音学简明教程》（1988年）、陆锡初等著《节目主持艺术通论》（1998年）、祁芃主编《播音心理学》（1992年）；张颂主编《中国播音学》（1994年）等。

21世纪之初出版的有：朱羽君等《电视采访学》、饶立华等《电子新闻教程——广播与电视》、周小普《广播新闻与音响报道》、吴郁等《广播电视新闻语言与形体传播教程》、周鸿铎《广播电视经营概论》、《广播电视产业集团》、陆地《中国电视剧市场》、《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模式》、罗霆《中国电视产业经营与体制创新》、胡正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杨伟芬主编《渗透与互动——广播电视与国际关系》、张振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新论》等。

第二，广播电视史志类著作有：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左漠野主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梅益谈广播电视》（以上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1987年、2000年）、郭镇之《中国电视史》（1991年、1997年）、艾知生等主编《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艾知生著《广播影视工作谈》、于广华主编《中央电视台简史》（以上1993年）、陈飞宝等《台湾电视发展史》、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两集），钟艺兵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以上1994年）、康荫《往事五十年断忆》（1966年）、吴素玲著《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张振东等主编《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杨正泉著《我与广播》、《中国电视报发展简史》（以上1997年）、杨伟光主编《中央电视台发展史》（1998年）、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以上2000年）、《改革开放中的广播电视（1984—1999）》（2001年）、艾红红著《中国广播电视史初论》（2002年）、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2003年），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卷，2004年）等。

吉林、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河北、新疆、云南、青海、黑龙江、四川、湖南、安徽、辽宁、山西、广东、江西、贵州、上海、广西、江苏、福建、内蒙古和天津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相继出版了本地的广播电视志（1991—2004年）。

近年来先后出版的纪念性文集有：《周新武纪念文集》、《永恒的纪念——温济泽纪念文集》、《艾知生纪念文集》、《怀念吴冷西》和《八十年来家园——梅益同志纪念文集》等。

    第三，广播电视工具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版为首卷，已出1986—2006年共20卷）、《中央电视台年鉴》（1994年版为首卷，已出1994—2006年共13卷）、《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共8册，1987年）、赵玉明主编《广播电视简明辞典》（1989年）、王云缦等《电视艺术辞典》（1991年）、赵玉明等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4年）、赵玉明等主编《广播电视辞典》（1999年）和《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辞典》（2000年）等。

第四，广播电视系列教材、丛书：广播学院电视系《电视节目制作丛书》（共15种，1987年）、中央电视台《电视丛书》（共12种，1993年）、中央电视台《跨世纪电视丛书》（共10种，1998年）、广播学院新闻系《广播电视新闻系列教材》（修订本，共10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0年丛书》（共5种，以上2000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广播丛书》（共10种，2001年）等。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从198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全国广电学术论文评选，目前已举办8届。从1990年起每四年举行一次全国广电学术著作评选，目前已举办4届。

概括以上广电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基本上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的框架和学科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在认识上突破了过去“左”的错误观念，如“广播是阶级斗争工具”等。根据中央已将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的范围，探讨了广播电视的双重或三重属性的问题，即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喉舌功能，同时又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具有文化属性，娱乐功能。并且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第二，在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方面，20多年来广播电视节目的多次重大改革为广电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研究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如：广电舆论导向、广电舆论监督、各类节目改革、节目主持与播音、热线电话、广电经营管理、广电广告、广电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等，都有新的成果不断出现。

第三，在广播电视决策管理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课题，如：广电受众调查，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只靠受众来信被动调查的局面，开始运用传播学的调查系统和方法，多次开展全国性的听众、观众调查；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广电节目的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依据。又如，广电发展战略的研究，探讨了世纪之交我国广电的发展趋势，应对境外卫星广播电视的挑战等问题，均有了初步的成果。

第四，在广播电视史志研究方面，已在中国现代广播史、中国当代广播电视史、地方广播电视史志等几个领域出现一批代表性的成果，为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总结广电工作的历史经验做出了贡献。

广电研究可以说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甚至连新闻传播学的第一个博士后的课题也是电视产业研究。广电行业有一句流行语叫“热运行、冷思考”。广电宣传是以时、分、秒来计算的，以往第一线的人员只管“当天”，不顾“当代”的状况，今天从领导层起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原广电部部长孙家正同志在1994年的一次讲话就很有代表性。他说：“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与理论建设、队伍建设、法规建设的滞后形成明显的矛盾。作为事业要长远发展，有序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亟需理论的支持……对我们系统来说，就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99年、2003年先后制定了《1999——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和《2003——2007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两次《纲要》的制定和实施，对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动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本文为2002年5月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专题讲座的讲课提纲，2004年10月略加补充而成，原载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前沿2005》，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

 

 

Zhao Yu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