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经历了此前长期缓慢发展后，赢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春天。事业建设规模空前，宣传影响日益扩大，党和政府的喉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电视实践的新发展，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支持，也为新的理论产生提供了新的土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命题也是在实践的迫切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是1986年10月15日在北京成立的。成立之初，当时中央主抓意识形态领导和广播电视部的领导就明确要求中广学会，要把理论研究、特别是有中国特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放在突出位置，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艾知声部长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进行理论建设，需要把我们广播电视事业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科学。”当选为学会会长的原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也在讲话中说：“如果说中国的新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新的宣传手段、宣传工具，更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广学会的章程中也明确指出：学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是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以学术理论研究为中心，推动广播电视理论建设是她的基本定位。中广学会的成立和主要研究任务的明确，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也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以分散为主、以个体为主的状况，研究的问题和范围也由过去仅仅是微观业务的讨论或单位部门的经验介绍，转向带有全局性、系统性、规律性等宏观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一总目标开展工作，其中取得的最突出的一个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广播电视学》的诞生。

《中国广播电视学》是学会成立之初确立的重点课题。为了完成这项工作，学会集中了全国广播电视系统26位专家、学者，召开了若干次专题研讨会，用了四年的时间，于1990年9月出版了该部专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阎玉主编）。该课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了我国广播电视的历史经验，注意吸取中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力求从理论上阐述广播电视的传播规律，注重在科学性、学术性、系统性、稳定性和实践性上突出特色。从内容上看，该书既有基础理论研究，又有应用研究；既有传播者研究，又有受众研究；既有“无线”研究，又有“有线”研究；既有对国内的研究，又有对国外的研究；既有技术研究，又有管理研究；既有历史研究，又有未来研究。可以说，《中国广播电视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专著，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她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初步确立。

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速发展变化中，广播电视也日益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人们的思想空气活跃，广播电视改革逐步深化，实践的发展使广播电视的功能、作用、形态、内涵等不断出现新的内容，许多传统的观点已经和现实发生了碰撞。因此，人们的认识应不断跟上实践的发展，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应该不断满足实践提出的新要求。

1992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苏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集中议题专门讨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召开全国的会议专题讨论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这在全国广电系统还是第一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成立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取得的新成果，研究讨论了进一步促进广播电视理论繁荣的新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对优化理论研究的组织方式——从个体、分散研究过度到个体与群体研究并举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还对1992—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规划，确定了115个研究课题，其中重点课题22个。这些课题都是从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实际中提炼出来的，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迫切性和前瞻性。还形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强调了“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并指出，“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为目标”，“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这次会议集中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开拓了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也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会议之后，全国广播电视系统掀起了学术理论研究的热潮，出现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成果。基础理论方面主要围绕广播电视的性质、特征、运行规律等问题展开讨论；应用理论方面主要围绕广播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的丰富和提高质量等问题展开讨论；决策管理方面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等问题展开讨论等。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人们对广播电视属性、功能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以来，人们仅仅认为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对它的产业属性和经济功能认识不够。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把广播电视列入社会第三产业，并要求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之后，广播电视领域掀起了对产业属性、经济功能研究的热潮，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理论刊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此前后陆续发表了《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1993年第1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1994年第1期），从产业角度、市场角度提出了广播电视改革的一些设想，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业界人士的关注和质疑，并就广播电视能否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推向市场等发表了见解（主要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1期和第2期）。1994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山东召开第三届学术年会，对广播电视的产业经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1996年10月，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电台联合举办的“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许多人士发表了独到的看法。有的同志鲜明指出：实践表明，广播电台在体制上已不仅是宣传工具，同时也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在运作方式是，它不仅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方式运转，而且以产业部门的方式操作；在行为目标上，它不仅服务于市场，而且自身直接介入市场竞争，获得产业应得的市场利益回报。广播电视不仅是宣传工具，而且是传播产业。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广播电视产业属性的认识日益深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增加了新的内容。

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04年底由学会更名为协会）是中国广播电视系统最为庞大的社会团体，除了本部机关外，它主要由涵盖全国广电各主要领域、部门的40多个专业委员会、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协（学）会、中央三台学会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学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电学会、海峡之声电台学会组成。作为全国广播电视行业最大的社会团体，集中行业优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参与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中来，是它的基本定位和目的之一。成立20年来，它始终坚持这一条不放松，通过扎实有效、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不断推向深入。

1998年9月21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召开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年会，是中广学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为主线，进一步明确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方向。会议主要内容分三部分，一是中广学会常务副会长刘习良同志作了《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水平》的报告，报告从四个方面对学术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阐述，1、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现状；2、客观形势向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3、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4、今后三年加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基本设想。二是与会代表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主题作了发言，许多同志提交了学术论文。这些发言和论文内容涉及面广泛，理论阐述较为系统，并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很好结合。中广学会赵德全同志的发言《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思考》，较为系统的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的理论框架，他从四个方面做了论述。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来源；2、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基本特征；3、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主要内容；4、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方法。三是对中广学会起草的《1999年至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纲要》对未来四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设计，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作为研究重点，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提高研究水平，增强研究深度；2、认真总结广播电视节目的创作、创优经验，把应用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3、密切关注广播电视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加强体制和决策管理方面的研究，为领导机构制定政策提供智力支持；4、加强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历史的研究，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广播电视健康、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借鉴；5、进一步促进广播电视的学术交流，加强学术理论园地建设；6、壮大广播电视理论人才队伍，特别是培养一批学术造诣较高的拔尖人才。《纲要》于1999年3月11日由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发至全国广播电视厅局等单位。

《纲要》的发布，极大地促进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为中心的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广学会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召开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会议。从1998年以后，中广学会根据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需要，把全国性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会议转入定期化、正常化，每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每次年会根据当年广播电视的中心工作确定一个主题，如近几年的主题有，邓小平理论与广播电视业改革、“三个代表”与广播电视发展、广播电视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等。

2、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每年都要召开若干次，内容涉及广播电视方方面面的，每次会议深入研讨一个议题。

3、继续举办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论著的评奖。学术论文评奖从1988年就已举办，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九届；学术论著评奖从1990年开始举办，每四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四届。学术论文与论著的评奖，调动了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的发展。

4、为了对全国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人才的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广播电视理论人才的分布状况，为通过计算机建立理论人才库奠定了基础。

5、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举办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为了调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2001年组织了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对有突出学术成就、学术贡献的人员进行了表彰。该评选每四年一次，至今已举办二届。

6、为发挥业界专家的学术带头作用和参谋咨询作用，1999年成立了由48位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士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在课题规划、理论研讨、选题确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7、开展主题征文活动。从2003年开始，根据当年总局的中心工作和广播电视发展的形势，确定一个主题，在全国广电系统开展征文活动。征文主题相继是，“三个代表”与广播电视业；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广电业改革；广播电视为“三农”服务。

8、设立学术课题年度招标立项制度。为了更广泛的调动业界研究者的积极性，提高学术理论研究水平，从2003年开始，学会设立了年度课题招标立项制度。学会根据当年广播电视改革发展的实际，确定若干个研究课题，通过竞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个人。课题完成并经审核通过后，给予一定的资金资助，并结集出版。目前，已完成了三个年度的招投标工作，中标课题近40个。

9、编印内部月刊《广播电视理论动态》。为了及时沟通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信息，开阔视野和思路，从2001年起，学会正式编印内部月刊《广播电视理论动态》。它主要收集、反映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新观点及理论探索方面的问题。

10、《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继续发挥重要的学术理论研究阵地作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广播电视理论与实践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广播电视的理论创新，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同时，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积累，也为这种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为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决定把编写《中国电视史》和《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作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

关于《中国电视史》

《中国电视史》记录了中国电视从1958年至2000年这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为什么要编纂一部记录中国电视40多年发展的史学专著，当时的主要考虑是，中国社会主义电视事业已发展40多年了，但对中国电视史的研究还基本停留对某个事件或某个侧面的研究上，缺乏整体和系统的把握。从当时掌握的情况看，关于中国电视史的研究专著有2—3本，基本属于个人著作，且大都是90年代初期完成的，对近几年电视业的新发展和新成果没有涉猎。为了完整、准确地记录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总结电视工作的历史经验，有必要组织专门力量，对40多年的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进行系统性研究。

该项工作由学术部牵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资料收集，学术部提出了“关于撰写《中国电视史》的几点想法”和“《中国电视史》大纲讨论稿”。在“几点想法”中写到，“《中国电视史》研究争取在以下几方面有所侧重并形成特色：1、该书所论述的对象是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国电视业发展的内容，因此，要总结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电视发展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电视产生、发展与运营的基本规律，并对中国电视的实践进行反思和展望。2、本书的文风应尽可能活泼、轻松，宜采用以点带面，以论带史。本书不宜采用常见的线性写史的方式，而是抓取问题，诉诸于理性逻辑，但因问题的设定带有全局性，论述的发展带有史实性，因而，点中有面，信中有史。3、努力解求新问题和提出新见解。40多年中国电视业发展中的有许多问题应该总结，如观念问题、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形式问题、功能问题等”。本书主编刘习良先生对本书写作也提出了四点要求：“准确：有史有论，立论准确；翔实：史料翔实，实事求是；丰富：内容丰富，顾及全面；生动：叙事生动，语言流畅。”他特别强调指出，“我国编史历来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坚持这一条。”他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如该书反映的内容、电视史的分期、史料的收集、编写体例等提出了具体建议。为了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学术部先后召开了若干次学术讨论会，就中国电视史的分期、本书的内容、史和论的关系、编写工作存在的困难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前后修改了四次大纲，分篇章召开了十几次座谈会，有些章节几易其稿，先后近70人参与了初稿的写作，形成初稿的文字量达180万字之多。 由于该书工程浩繁，内容繁杂，史料多头，线索交叉，加之众多人参与写作，内容多有重复，文风因人而异，本书主编刘习良先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和审定。不仅对该书的文字表述、思想观点、史料运用、摘引出处等进行了详尽的修改和核实，还对本书的有关章节和框架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补充，使本书的系统性、完整性、客观性更加突出和完善。本书已于2007年2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关于《中国广播电视新论》

如前述，学会曾在1990年9月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奠定了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基础。但十几年过去了，广播电视业经历了令人目不暇接的变化。实践的发展呼唤着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也是新时期对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艰巨而繁重的任务，过去的观点、看法、认识、概括、阐释等，都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去重新梳理和重新审视。因此，编写一部《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便提上了议程。

这项工作由学术部牵头。通过研究大家达成几点共识，一是紧密结合广播电视实践的新发展，充分汲取近几年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尽可能在理论上出新；二是该书是一部广播电视的基础理论著作，要体现系统性和科学性；三是作者要选择该领域学有所成的专家或学科带头人。编写大纲定稿后，学术部聘请了十几位同志分头负责不同章节的写作。经过努力，于2004年拿出百万字左右的初稿。中广学会副会长张振华先生为本书的主编。张先生长期在广播新闻宣传第一线工作，曾担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并对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充满热情切造诣颇深。为了保证本书质量，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先后通读了两遍原稿，对本书的结构、内容、观点、句法等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和调整，并根据中央和总局陆续公布的新政策、新精神、新提法，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该书分为绪论和广播电视历史论、广播电视属性论、广播电视功能论、广播电视宣传论、广播电视节目论、广播电视受众论、广播电视产业论、广播电视体制论、广播电视法制论、广播电视技术论、广播电视队伍论、广播电视发展论，已于2004年8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2004年底，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更名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虽然名称发生了变化，职能也相应增加，但学术理论研究仍是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这项工作是长期的，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随着广播电视业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也一定会更加成熟与丰富。

 

Zhao Dequ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