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Television）的名称来自希腊语，是由“远处”（tele）和视图（vision）两层意思组合而成。1900年，法国科技工作者康斯坦丁·伯斯基（Constantin Perskyi）在巴黎国际电子大会上首先使用这个英文名称。经历百年来的发展，电视伴随技术的进步及数字化、网络化的日新月异，及时而又形象地把气象万千又风云多变的世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电视已成为当今世界维系人们生活的重要媒介。

电视的历史从技术开始。1884年德国工程师保尔·尼普科夫（Paul Nipkow）发明了对电视成像至关重要的图像技术。1925年，苏格兰发明家贝尔德（John L. Baird）用自行装置的电视设备，通过导线在实验室，将移动的图像传向远处的接收机。1928年贝尔德使用无线电短波传送图像。1929 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与贝尔德合作，在伦敦开设实验性电视台，每周五天，每次半小时，其电视扫描线为每帧30行，每秒12.5帧，只能分别播送声音或图像。次年，把广播的声音和电视图像配合起来，播出第一个声画同步的电视节目。1936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正规的电视台由英国广播公司在伦敦市郊的亚历山大宫建成，每天播放两小时，电视扫描线为240行。开始时使用的是贝尔德发明的机械电视系统。四个月后改用舒恩伯格的405行扫描线，正式播出电子扫描电视。¹

英国广播公司正式播出电视节目，在广播电视史上一般认为这一年为电视的诞辰日，表明一种新的媒介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其特有的传播功能将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发生影响。从人本化角度考察，电视已超出实验室阶段，开始为人们提供服务，实现其造福人类的价值，这也是研究探索电视的终极目的。

当今中国是个电视人口大国，电视的覆盖率已超过百分之九十，电视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电视在中国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它留下了什么？又该将如何演变？是电视研究者尤其是电视史学方面研究者的关注问题。

在现已出版的多种广播电视史著作中，如《中国电视史》（郭镇之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以及目前国内影响较大、较系统、权威的两部关于广播电视发展史的专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赵玉明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徐光春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对于电视在中国起点都是以1958年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成立为源头，展开电视史研究。²这里隐含的史学观是把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新闻事业加以整体化考察：即从技术的角度讲有一套发射、传输、接收的仪器设备装置，从传播过程上讲，有自己内部系统有人员组织，工作流程和制度规范，有自己的传播内容与节目形式相结合的符号系统，有传播对象的受众群体，还有持续稳定的播出方式等，以此为主线来梳理电视史。

电视在中国也不是无源之水，但是，在1958年前的人们对电视的认知如何还是个盲点，对于广播电视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史（尤其是早期）也鲜有论述。或许长期以来由于时代的变迁、地域的限制对于根据地、解放区的报刊媒体我们更熟悉，研究更充分，而对于需要以城市为依托发展起来的电视这样现代媒体知之甚少（客观上也缺乏这样的机会），导致媒介研究中存在某种偏重和惯性的问题；或许是新闻的观念关注更多的是宣传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而对于传播起支撑和决定作用的媒介技术关注的不够等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从事电视史研究中有意无意间形成了这样一道时间之沟。然而，电视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凝聚着科技工作者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同时，前辈的新闻学研究者也在以超前的、开放的眼光，关注着世界领域电视传播技术的运用及对新闻事业的影响。而民国时期有关电视的介绍、接触，在中国电视发展史链条上构成了重要的一环，于后来的电视事业的发展进行了铺垫，于后来人们对电视的认识都存在着因果联系，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电视源头的活水。基于此，本文试图跨过原有的时间界限，从一个更长一些的历史时段、更宽泛一点的历史视界来，溯源探寻，考察一下民国时期国人关于电视的认知，以期对电视的认识和电视的研究推进一步，广播电视学科建设更加完整。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视完成了实验阶段的工作，三 、四十年代整个世界电视业初露曙光。对于外面世界的这一变化，民国时期的人们也投去了关注的目光，对电视有了初步的认知。据文献资料记载，《科学》杂志³在1927年6月出版的第六期“杂俎”栏目中（类似杂集、总汇、动态信息集纳的意思）发表了无署名、题为《电视之进步》一文，提到“各种传递方法史上成功之最伟大者，电视居其一；乃在纽约之赔儿实验室（Bell Laboratory）中，费几多人人之心血，受埃爱武斯（Hert E.Ives）博士之指导而抵于成。今岁（即1927年，作者注）四月七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试之于纽约与华盛顿间，成功颇著，此其第一次也。”“吾人在接受幕上所见者，犹如二吋半影之见于美国日报紫色副刊然。……吾人在纽约得观华盛顿一演说家之面貌，业经实验告成者也。”⁴，文章约一千二百字，其中主要涉及电视基本技术与原理，提到了仪器装置为钾薄片的真空泡，能感受光线而生电流，以及电视影像是由五十个蒙眼小点排列而成等。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在中国最早介绍电视的文章。

在民国时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国人对电视的认知，显然与当今社会电视业高度发达，电视普及到家庭的时代有许多不同。从广播电视发展史的视角考察，当时的先行者在这一新兴而又陌生的领域，做了艰难而赋有价值的开拓性工作。这些都构成了一种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关系，不应被忽略。另一方面，电视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有赖于诸多的发明以及这些发明社会化后所构成的组织系统的共同孵化培育。本文试图从科学技术方面、电影方面和新闻传播方面梳理、还原早期电视在中国经历，分析国人对电视认知的路径和特点。

首先，电视的产生首先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因此，国人对电视的认识最早是从技术方面切入的。当时由学界从国外引进，在有限的范围传播、研究，在书本中、在大学讲堂上和实验室里国人有一定的了解，然而，电视究竟是何物并没有几个国人见识过。我国著名机电工程学家南京中央大学理学院杨简初教授（1901—1996），曾于1932年得到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主持进行过电视原理样机的实验工作，1934年样机完成了摄取、传输、接受、还原图像等环节，研制获得成功。⁵

《中国无线电》⁶1933年第一卷第一至第六期，在“长篇”栏目中连载六篇赵真觉的《电视学》文章，主要从技术角度论述，其中谈到“无线电活动影戏之发明，乃电视学之一大进步也……无线电影戏（Television film），实优胜于无线电传真（Living Image）”⁷，明确把Television与电视联系在一起，在题为“其他各国之电视首创者”的第十一章中提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虽曾与1927年4月实成华盛顿与纽约间之有线与无线电视，……电视术虽盛成于美国，但同期法（指标准技术制式，作者注）之未成功，故尚未见诸商业化”。⁸《科学》杂志于1934年的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共四期的“其他栏目”中长篇连载叶鹿祥的“电视学浅说”一文，详细介绍了电视信号的发射与接收的技术原理，其中有大量的图示，还配有电视实验时期“美国总统柯立芝氏肖影”（卡尔文·柯立芝为美国历史上第三十位总统，在位时间1923年至1929年，作者注）的“无线电照相”。⁹

就管理体制而言，民国时期有关国家电讯、通信、无线电广播等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政策法规之类的事项，由“交通部”负责。在“交通部电政司同人公益会”出版的《电信杂志》（1933——1937）的专业期刊上，有这类文章发表，如陈德生的《电视的原理》¹⁰，文中还配有（A）广播、（B）电视两幅示意图，比较说明被传物的声音、形象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转换成电信号、无线电浪（即电波）传播、再通过仪器设备还原、接收。

其次，通过电影方面关照电视。电影的发展历史无论在国外还是在中国都早于电视，并且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科研究。因两者在影视方面传播合流关系，所以，世界各国后来发展起来的电视业，与电影业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并从电影的理论、观念、技术、人才等方面获得巨大而又直接的支持。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电影业发展迅速，有完整的电影制作力量、运行机制和初步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并对国外如美国好莱坞电影保持密切关注和联系。电影的功能某种程度上讲是面对现实的窘境，提供给人们精神上的一种抚慰剂，同时又是一种产业。所以，国人对电影情有独钟，在当时中等以上的城市电影院陆续建立，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目睹到电影，对电影的研究也在同步展开，相对而言国人对电影的认知度较高。电影和电视传播方式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核心的品质是借助光电技术手段传播活动的影像，一些研究电影的人士，在研究电影的同时也关注国外新兴的电视的发展，并介绍到国内来。

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主办、孙明经主编的《电影与播音》¹¹，曾提出其办刊定位有四个方面“电影与播音之技术及施教方法、各种传播文化最有效之新工具、各省及国外电化教育实施近况、中央及地方推行电教之政策法令”（见刊物封底的“本刊专门介绍”）。该刊曾发表了署名罗无念的译文《电视向电影的挑战》，文中提到：“灿烂辉煌之巨幅剧院投映电视，五色缤纷之家庭电视影像，二百英里之长距离电视播送，予电影业以刺激与竞争。……由目下电视技术之进展观之，其在最近及将来对于电影界之影响实不容漠视。现在所成就之电视足与十六毫米商业电影比拟。”¹²文章认为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电视业的发展下一步主要是经济上和体制上的突破，而“电视商业化后，至少大城都市之居民可任意选择及享受有声有像有色之广播节目。电影业无疑的将受严重影响。但电视业未始不能利用电视为其本身谋利益。如剧院巨幅电视可同时在一都市内多处剧院放映，而以电缆传影，且不受无线电法规之限制，电视节目需随时翻新，电视广播台需播送大量之电影，于影片之量与质之要求均将大为增加，电视之发展为对电影之挑战，挑战之结果，将使两者皆获惊人之进步，而供人类之享用。”¹³文中对电视与电影关系的认识，现在看来是一种常态和事实，需要提醒的是其原文发表于1941年，译文发表与1942年，这种分析无疑准确地把握到了当时新兴的电视业的传播特点和发展规律。

另外，孙明经先生于在《金陵大学五十五周年纪念展》（1943年）一文中也提出了“电视为电影的将来”，“电视为明日之电影”的见解¹⁴。 现今在中国诸多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影视剧的播出，都反映出两者的密切关系，验证了当时的预言。

据孙建三先生的统计在全部《电影与播音》刊物中，前后共发表电视的各类文章及封面28篇¹⁵。《电影与播音》能保持如此专业水准及前沿性、学理性实属难能可贵，给中国电影史及电视史留下一笔丰富而又珍贵的史料值得研究整理，应对其进行认真系统的文献整理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准确、科学的分析评价，以期提供珍贵的资料，丰富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内容和提高其研究水平。

再有，从新闻传播的方面。在媒介的发展史上，无线电广播技术即通过电波向更远、更广的地区传送声音的技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过科学家的努力日趋成熟，并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具有指标意义的就是广播电台开办。世界上第一座经过正式批准的电台美国KDKA电台在1920年11月诞生，中国最早的电台也于1923年由美国人奥斯邦引进的上海。广播快速、便捷、跨越时空的传播，与新闻报道迅速、准确等要求有内在的一致性，广播的发展在新闻传播领域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场所，成为新闻传播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也因此进入了电子传播时代。传送影像和声音的电视出现某种意义上讲是声音的广播的延伸和拓展，是广播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所以，有广播社会归属模式在前，电视一出现，人们便将其纳入新闻传播领域，关注和期待这个媒介家族的“新生儿”。

早期有影响的新闻学研究者任白涛在1941年出版《综合新闻学》著作的第三卷 “采访技术和通信方法” 、第七章 “现代的高速度通信机关及其作用”中，将“电视”与“电报”、“广播”等并列专题进行了讨论。书中详细介绍了“电视之父——白阿德”（John L. Baird）的生平和发明的经历，介绍了电视的原理。提到当时电视发展现状：近两三年西方各国都在积极从事电视的广播实验，但直接的射程都不出乎数十公里的范围。“¹⁶又电视广播事业，目下同新闻事业的关系，似乎尚浅，但是今日的新闻业者和从事新闻学的研究者，都应用积极的目光，注视它的发展。因为电视的远程播送，一旦成功，在新闻事业上——特别是在采访上——定要发生很大的变化。”¹⁷

到了1946年电视自身的发展，新闻传播的专业化程度更强，国人对电视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胡道静在《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书中介绍到：“由于无线电传影技术的发明到了成熟的阶段，贡献给新闻事业以更新颖及形象化的传递方法，战后的新闻事业必然要以全新的姿态在‘电波世界’中出现。”¹⁸书中从媒介演变的角度宏观地勾勒了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一般谈新闻事业史的，都习惯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印刷新闻’的三个进化阶段的说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事业已跃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即入于‘广播新闻’时代；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探向再一个新世纪，要成为‘电视新闻的时代了’”。¹⁹作者具体分析了视觉内容与电视产生的关系：“从口头新闻到广播新闻，记者所报告给听众和读者的，一律是‘叙述’的而非‘形象’的；但是新闻的产生，当然是形象的。”²⁰ 因为，有了摄影术和照相铜板制法出现了“新闻照片”把“形象的新闻”提供给读者，但照片是静止的，至“新闻电影”有了活动形象提供，但与报纸可以在家阅读不同须到影戏院子里看，而且“时效”上有缺憾，电视的出现解决了这些问题，“人类史上的‘通天眼’，至此乃告实现”。²¹作上述分析之后，作者将“形象新闻”的发展过程以列表的形式概括：

新闻照片        新闻电影

 

                有声新闻电影

                                                                电视²²

无线电传写真

文中在分析电视新闻在形象化方面优势的同时，作者注意到了“‘电视新闻’虽还没有正式出现，但是我人必须要准备迎接这新闻史的新时代来临了！” ^{23可贵的是从信息传播的接收角度，书中还分析到了“‘电视新闻’的唯一缺点，就是和广播新闻一样：不能够保留下来”。24这里反映出对电视媒介传播方式与规律的认识把握有预见性，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据文献资料记载，这一时期国人还提出过办电视台的设想。1947年孙明经先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实验——金陵大学影音事业概述》一文中，把视听技术的进步上升到文化革命的层次，在谈到办好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影与播音部”教学实验电台《大学之声》时提到：“改进《大学之声》节目，征集更多的教授同学参与这项活动。联系全国性及国际性广播网，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除了播音之外，我们还希望播影（Television）” ²⁵。另外，国民党政府广播当局曾提出过建立电视台，何贻谋在《广播与电视》提到“早在民国三十六年，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就准备兴办电视”。²⁶而温世光的《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表述为“至于电视广播电台，亦于民国37年（1948）进行选购，筹装京沪，设再假以一两年的时日，必能呈现于国人眼前”。²⁷后因时局的变化此事不了了之。这里关于建立电视台的论述显得简单，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也没有电视台作为一个机构的人、财、物的落实情况，但毕竟当时证明了当时有人在思考开办电视台的问题。

就有关文献的考察、钩稽出所涉及的电视史内容，从总体上观照民国时期国人对电视的认知有两个特点：

第一，人们认知处在初级阶段，电视知识的传播范围有限，到电视对大众的普及尚有相当的一段路程要走。对电视关注的人群集中在技术研究领域和新闻传播的媒介研究领域，他们为数不多且本身也是刚刚接触，作为电视引进者、探索者许多有艰辛的工作要做。如最核心的“电视”（Television）相关术语的使用还不统一，如有“无线电声影机”、“电传话影机”²⁸，“无线电传电影”、“无线电传影戏”²⁹等。语言符号尚不统一，具体对象又付之阙如，导致人们对电视的认识还是一个不甚清晰的概念，毕竟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实物与传播对应，电视远没有达到广播给国人的具体感受所带来的那种认知的程度。因此，所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即少又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以往电视史的研究没有关注到民国这段历史也不无联系。

第二，对电视认知的有关文献多以介绍性的译文为主体，属于转述的，基本属于隔“洋”观火式的，于本土直接的作用不大。如国外的某项科技突破使电视图像更清晰的信息，陈敦文译文《战后的电视》³⁰提到电视发展存在困难，标准有争议，其中还介绍了电视系统的功能可以利用来监控生产及工作过程，它在美国也还没有真正实施，而对当时的中国无疑更是带有科幻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孔祥鹅在《科学》杂志1928年第三期发表了的“参观电传话影机记实”的长文³¹，以第一人称为叙事主体，详细记录了参观时间、地点，描述了演示的内容、过程等，并多次使用“电视”一词，为早期的亲眼目睹过电视及介绍电视者之一。

从一般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新媒体，作为具有自己生命表现形式的中国电视，出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包括民国时期在内的此前电视在中国的经历是中国电视孕育的历史，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史前史”，它们同样构成中国电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环节，早期研究者作为电视知识的“盗火者”，照亮了后来电视的发展之路。当今电视更加普及，技术更加先进。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对电视关注，对电视进行史料挖掘整理，可谓盛逢其时。也许媒介的世界变化太快，较之当下电视的策划、频道、主持人之类研究的繁富与喧哗，电视历史的研究太显寂寞了，太需要关注了。因为，过去人们的认识与选择影响了现在，现在人们的认识和选择将决定着未来，只有当清楚地了解电视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把握它该向哪里去，从学术的立场考察，这是广播电视发展史学科学研究的生命价值和魅力所在。（本文得到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谢意。）

 

 

（原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Xie Ding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