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利 艾红红

 

2006年12月16日，由“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和电视与新闻学院合办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与会者有广播电视方面的专家、教授及课题组成员10余人。电视与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雷跃捷代表承办方到会祝贺。

“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主持。他在会上首先简要汇报了课题立项经过和关于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以及课题进展情况等。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一是认真听取与会专家对这一课题的意见和建议，二是由几位子课题承担者汇报各自负责部分的研究进展情况。

广播电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有哪些特点？与会专家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系主任、传媒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信训教授认为，最初，人们将广播电视学纳入新闻学范畴，后来又将它放进艺术学学科。但近年来随着广播电视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发现这两门学科已无法涵纳广播电视学的全部内容。在地方上我们有与广播电视相对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同时它又属于国家信息领域的重要范畴。因此，以广播电视为研究对象的广播电视学既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同时又属于基础性的学科。清华大学教授郭镇之认为，从学科分类的角度，广播电视学是交叉学科，与传播学的关系密切。西方大众传播学经典著作《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1]中所提及的14项重要研究都与广播电视有关。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认为，任何一门学科从提出到被人承认都需要一个过程。作为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内涵和外延，有自己的知识链，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于广播电视学科，面对不同的层面，其指涉的对象就不同；从不同的维度观照它，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安徽大学副教授谢鼎新指出，判断一门学科成立与否主要有两个指标：“内化”方面，是否在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上有本体意义上的凝聚；“外化”方面，是否有专业的研究人员、代表著作、教育和研究学术机构组织、学术刊物等。通过对广播电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考察，可以发现广播电视学是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该学科具有三个特点：时代性、实践性和综合性。

对于“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的研究方法问题，与会者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孟建认为，在一个技术高速发展、媒体革命和媒体融合日益加剧的时代，建设广播电视学科体系，必须充分考虑到技术的最新发展动态，因为技术具有颠覆性，我们必须将最新的思考融入到研究中去。郭镇之建议，从历史上看，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的东西可以划为一类，也就是说，对过去的东西着重进行梳理，可以按照现象来分类；对将来的东西则以逻辑作为分类的依据，着眼于设置。胡智锋建议，以中国传媒大学的专业设置为案例进行研究，然后再扩展到北大、清华以及地方院校，对其广播电视专业设置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在认真调研、查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分别汇报了各自承担的子课题研究进展情况。山东大学副教授艾红红分析了国内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状况。她指出，伴随着广播、电视两种媒体的兴起和发展过程，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经历了从浅入深，由个别、零散的研究到系统、全面的理论建构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广播理论研究带有明显的借鉴西方的色彩，虽然较少有影响的成果出现，但当时的理论研究却涉及到了广播发展的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后，在20多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的理论研究队伍曾长期局限于广电系统内部，研究内容则以业务探讨为主。真正意义上的学理性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开始呈现出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角渐趋多元、研究内容和方法日益丰富等诸多新的特点。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高金萍介绍了国外的广播电视研究情况。她认为，国外广播电视研究的起步几乎与广播电视的诞生同步展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国外广播电视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实践层面（技术层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广播电视传播方式、广播电视传播技巧、广播电视传播技术的研究；二是制度层面的研究，即广播电视传播制度等的研究；三是理论层面（精神层面）的研究，主要针对广播电视传播内容、广播电视传播受众、广播电视传播者。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上述三个层面紧密结合，以广播电视技术的推进为演进线索，研究内容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渐丰富，呈现出跨学科的发展态势。在广播电视传播的不同发展阶段，广播电视研究的重点也有较大的差异。总的来看，制约广播电视研究的力量，不仅包括广播电视技术、传播制度等刚性因素，而且包括研究方法和广播电视理论本身的发展。纵观西方电视研究的理论进路，各种理论研究都指向电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这一点符合电视传播的社会属性，也记录着人类对电视传播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庞亮以“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为题，着重对近七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他认为近七年来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成果集中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通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成果卓著；当代广播电视史研究遍地开花，成绩突出；解放区广播史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地方广播电视史志再谱新篇；广播电视人物研究成为热点；出现了关于广播电视史学问题的几次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