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成绩显著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广播电视的研究工作异常活跃，出现了广播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决策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史学研究等，各级广播电视部门和有关院校的专业、业余研究人员，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对推动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一、研究工作的复苏和发展
建国初期，广播事业局就建立了专门机构，进行广播宣传业务的研究。接着，中央电台和不少地方电台也开展了业务研究活动，有些人还开始对广播基本理论进行探讨。十年动乱时期，广播电视的研究机构基本上被取消，业务刊物停刊，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处于停顿状态。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播电视的研究工作才得到恢复。
当时，广播电视战线正在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同时，按照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新提出的“自己走路”的业务方针，着手进行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改革。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求全面系统地总结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历史，认真回顾和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深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指导而后的实践。
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之后，中央电台、国际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和省级电台、电视台，也陆续建立、健全了研究机构（北京广播学院于1980年就成立了新闻研究所）。各层次研究机构的任务各有侧重，分工合作，广泛开展宣传业务研究活动。部政策研究室担负研究和协调、管理本系统研究工作的双重职能。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广播电视研究机构，如江苏、四川、广东、黑龙江、上海、天津、湖南等广播电视厅（局）的研究机构，除主持本省、直辖市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外，还参加全国重点课题的研究。
1982年，广播电视部门刚组建研究机构的时候，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各部门、各系统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在这基础上，编写出《当代中国》大型系列丛书。广播电视部按中央的统一部署，组织力量，成立了《当代中国》的分卷——《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委员会和编辑部。广播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各省级广播电视厅（局）也都成立了编写小组，负责提供本地区、本部门广播电视历史情况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稿。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86年完成了80多万字的书稿撰写任务，1987年3月正式出版。
由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左漠野任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两卷），全面地、系统地、翔实地记述了1923年至1984年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总结了发展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经验。它是我国广播电视系统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通过编写 《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有力地推动了广播电视系统研究工作的开展，在广播电视工作者中逐渐形成了一股业务研究和理论探讨的风气。
中央和地方的广播电视研究机构，经常组织广播电视工作者紧密结合宣传工作实践，开展各种研讨活动，对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广播电视新闻改革问题，“自己走路”问题，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问题，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现场报道问题，对外宣传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概括。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当时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改革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起来说，80年代前半期的研究工作，起点和层次都比较低，大多属于历史回顾、经验总结性质，宏观意识、基础理论探索均嫌欠缺。
要使广播电视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知心朋友，就必须切实做好受众调查研究工作。受众研究是新时期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各级领导和研究工作者的重视。1986年上半年，中央电视台与国家统计局合作，对全国28个城市进行观众调查。像这样大范围的、专门的观众调查，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1987年秋至1988年3月，中央电台开展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听众调查。这些调查，都运用了社会统计学的随机抽样方法，用计算机处理数据，对广播电视受众的状况和播出效果作综合考察，为广播电视系统采用这种科学的新方法进行受众调查研究开了一个好头。
二、广播电视学会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研究的开展
1982年，广播电视部总编室根据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改革的需要和广播电视工作者的呼声，向部领导提出成立广播电视学会的建议。经过三四年的酝酿和筹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86年10月15日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滕藤先后到会讲话，对学会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章程和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都明确指出：学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艾知生说：“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开展学术研究，需要进行理论建设，需要把我们广播电视事业建筑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需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科学。”滕藤说：“学会的任务有很多，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等，都离不开这么一个基点：就是如何形成我们自己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广播电视学。”原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当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他在会上讲话说：“如果说我们中国的新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新兴的部门，新的宣传手段、宣传工具，更需要有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我认为我们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广播电视战线有名望的老领导梅益、温济泽、董林、周新武，被聘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和中央三台、北京广播学院陆续成立了分会，部直属技术部门和其他部门分别联合成立了分会。到1991年，全国己有广播电视学会分会36个，文会84个（即地市一级学会），按学会章程规定的条件吸收的会员达1.3万多人。各级学会都有自己各种类型的专业研究委员会或研究小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直属的研究委员会就有38个。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成立，大大充实了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力量，并且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说，广播电视研究不再仅仅着眼于工作的改进，停留在微观业务研究的层面上，而是围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这一总目标，加强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宏观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即与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联合，组织研讨、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并把它列为学会的重点科研课题。广播电视系统的26位专家、学者，经过四年的辛勤劳动，《中国广播电视学》（主编为阎玉）一书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学》是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半个世纪实践的理论结晶，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专著，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它的问世，意味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初步确立。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部门的学术研讨活动相当活跃。1988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年会。年会共收到学术论文95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吴冷西、常务副会长谢文清和近30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就广播电视的基础理论、编播业务、事业建设、队伍建设、宣传和管理改革，以及理论研究本身等方面的学术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1990年12月，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50周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为此召开学术年会，学会顾问温济泽、常务副会长何光等作了专题发言；中央电台也举办了90年代广播战略理论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86年至1992年，广播电视系统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组织的经验交流会、学术研讨会近千次。有不少论文填补了我国广播电视专业的理论空白。
至80年代中期，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部门已经办起了一批业务刊物。如《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广播电视业务》（浙江省广播事业管理局主办）、《编播业务》（中央电台主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主办）、《中国广播电视》（广播电视部主办）、《研究与实践》（国际电台主办）、《广播电视战线》（广播电视部主办）、《电视业务》（中央电视台主办），等等。为了给广播电视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更多发表研究成果的阵地，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于1987年7月创办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这本全国性的层次较高的广播电视学术刊物，采取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并重的方针，既面向有一定理论素养、有志于理论研究的读者，也面向在广播电视第一线、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理论兴趣的读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后，不少省级广播电视厅（局）原有的业务刊物，改为省级厅（局）和学会合办，增强了理论研究色彩，如江西的《声屏世界》、广东的《岭南视听研究》、北京的《北京广播电视研究》；也有些刊物是学会单独办的，如湖南的《声屏学报》。到1992年，全国广播电视行政系统、科技部门、学术团体、高等院校陆续办起的广播电视业务研究、学术理论刊物，总共有60多种，其中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有近20种。这些刊物对活跃研究气氛、拓宽人们的视野和思路、培养理论队伍，起了有益的作用。
随着研究工作的普遍开展，广播电视系统著书立说的人日益增多，出版了一批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1990年3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举办了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活动。《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获特别奖，《播音发声学》、《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电视概述》等著作分别获二、三等奖。1988年6月、1990年8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还先后两次举行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奖活动。这些评选活动不仅检验了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水平，而且推动了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成就突出，然而其间也曾出现过一些违反马列主义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一些“左”的东西。广播电视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学会认为，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贯彻“双百”方针，倡导学术自由，造成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才不会走偏方向，获得更多的成果。
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编委会，以及一些省市广播电视厅（局）及其学会，举行了各种理论研讨会，对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新闻自由问题、继承·借鉴·改革问题、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问题、商品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广播电视界的影响。
三、重视广播电视的政策研究、决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在宣传工作、事业建设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遇到许多新的复杂的问题。因此，加强对广播电视有关的方针、政策的调查研究，对那些可能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现实问题作理论上的探讨和论证，为领导机构的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成立于1982年的广播电视部政策研究室，主要任务是从事政策研究和决策研究，此外还关注发展史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理论研究等等。开头几年，因为基础比较薄弱，又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研究工作侧重于总结历史经验和积累资料方面，绝大部分力量投入到组织编写《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这本书上了。到了1986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功告成，而且以学术研究为其主要任务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业已成立，广播电影电视部党组要求部政策研究室把工作重点从总结历史经验，转到以研究现实问题为主的轨道上来，认真研究广播电视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对策，推进领导机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按照这个要求，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组织研究人员，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对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从1988年起，部政策研究室在每年年初召开一次调研课题规划会议，商讨、拟定当年的课题计划，发动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研究力量，共同承担政策调研任务。
前面已有叙述，于1986年12月开播的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一改过去传统的办台思路和模式，把人民大众的需求和心理变化作为广播内容和节目设置的重要依据，广泛吸收人民群众直接参与传播活动，积极改革编播体制，在广播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密切注视这一动向，并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有关研究人员认为，珠江电台的改革，虽然是广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的产物，但他们的改革意识、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无疑是值得广播电视界同行们学习的，他们探索和总结出的办广播的路子和规律，也具有普遍意义。为了推广珠江电台的经验，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1988年6月在广州举办了广播电台台长、主持人讲习班，全国44家省级和地市级广播电台的台长和主持人共60多人参加了学习。
1988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沿海各有关地方广播电视部门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沿海开放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战略研究。经过大约三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成果，调研报告和论文汇集成册，即《迎接挑战——沿海开放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战略研究文集》。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期间，以“美国之音”为首的西方各国新闻媒介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反华反共宣传浪潮。国际电台研究室在充分掌握情况、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写出《来自西方的广播战》、《国际广播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等评析文章，供领导部门参考。1990年国际电台研究室参加中宣部主持的对“美国之音”的调查研究工作，最后完成了《美国之音透析》一书。此书受到江泽民的关注，指示对“美国之音”的造谣欺骗宣传要注意及时揭露，消除其影响。
80年代后期，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政策调研课题，如部政策研究室承担的《广播电视重点新闻节目与〈人民日报〉要闻的同期比较》、《组建全国广播信息网可行性研究报告》、《关于在我国试行电视收费的初步设想》、《亚运宣传效果调查》；另外如中央电视台研究室关于电视新闻的分类研究、上海市广播电视局研究室关于在上海开办电视早新闻的可行性研究、山西省广播电视厅政策法规处关于铁路建设损害广播网的索赔问题的可行性研究等，都对提供决策参考和指导实际工作起到了好的作用。
……
1992年以后，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气候骤然升温，理论研究环境大为改善，广播电视研究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得到不断地开拓，研究层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到20世纪末、跨进新世纪的时候，我国广播电视研究已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较好地发挥了广播电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服务作用。
一、召开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
经广播电影电视部批准，1992年3月，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联合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召开全国性会议，专门讨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这在我国广播电视史上尚属首次。广播电视系统各研究机构、各有关学术团体的70多位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会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广学会成立以来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经验，讨论了改进研究方式——从个体、分散研究过渡到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并举的问题，会议还规划并确定了1992—1995年广播电视研究课题（共115个），其中重点课题22个。这些课题都是从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提出来的。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各抒己见、认真探索的精神，大大开阔了与会研究工作者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思路。会议结束前，发表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中央文件到达，会议向与会代表进行了传达，使与会研究人员极为鼓舞，情绪更加高涨。
根据会议情况和与会代表的意见，形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强调了“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并强调，“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为目标”，“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要统筹安 排，协调发展。在研究任务的落实上，要适当分工”。1992年5月27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和部属各单位发出“关于印发《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广发政字[1992]353号）。各地、各部门努力贯彻了广电部通知和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的精神，并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如《“一国两制”格局下广播电视的政策研究报告》、《跨世纪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乡镇广播电视指导》等是依靠群体力量完成的。
二、理论研究思路的新拓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谈话，随后形成中央文件。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以后，全国掀起了新的改革大潮，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从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讲，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理论研究如何使广播电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如何更好地贴近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成为大家努力探索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
1992年11月，在有12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负责人及北京的一些专家学者参加的广东新闻台理论研讨会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改革”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也表示对这个问题有进行讨论的必要，并从1993年第一期开始陆续发表了以“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为主题的讨论性文章。与此同时，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主办的《广播电视决策参考》从1993年起设置了《广播电视与市场经济》新栏目。各省市的部分广播电视研究刊物也随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1993年9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学会如何开展工作，以更好地为广播电视改革发展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服务。
随着形势的发展，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也进一步强调理论业务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论研究的方向进一步明确具体。1994年11月3日，孙家正部长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上说，当前，“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与理论建设、队伍建设、法规建设的滞后形成明显的矛盾。作为事业要长远发展，有序地发展，科学地发展，亟须理论的支持。”他说：“对我们系统来说，就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1997年4月，他在学会的第三届理事会上指出：“我们要加强几大方面的建设迎接新世纪的挑战，第一项就是要加强理论建设。”同时，他还明确地说：“部党组是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学会来做的。”
三、一次持久的研究热潮
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把广播电视列入第三产业，并指出，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第三产业自我发展机制，现有大部分福利型、公益型和事业性第三产业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之后，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者中间，兴起了一股研究广播电视是不是具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的热潮。
在实践中，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广播电视在完成宣传任务、发挥好喉舌功能的同时，实际上已在利用自身的频道资源、设备资源、节目资源、人才资源等，从事广告经营、信息经营、节目交易及服务性经营（如工程项目设计等），既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也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也就是说，广播电视具有的经济属性、产业功能，在80年代的实践中已初见端倪。而且，这些实践活动，已引发出理论上的初步思考。其中，北京广播学院周鸿铎副教授写的《探讨广播电视事业的经济属性》一文（《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89年第5期）最具代表性，它在中国广播电视史上最早提出了广播电视具有经济属性的问题。不过这一见解，当时尚未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例如，1990年9月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一书，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广播电视的社会属性，但却未提及经济属性、产业功能的问题。
1992年6月，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为广播电视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向社会集资的资本运作路子。同年10月和1993年春，拥有独立建制、自主经营权、独立法人资格和全额经费自收自支的上海东方电台和东方电视台先后创建，它们加强了产业经营。广播电视第一线这些开拓性的成功举措，促使业内人士尤其是理论、业务研究者们的进一步思考，进而兴起了更加广泛的研究热潮。
走在这次热潮前面、观点鲜明、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章有：《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3年第1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4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从产业角度、市场角度来认识广播电视的属性和功能，并提出了改革的一些设想。此后，一些关心广播电视发展的人士对上述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提出质疑，并就广播电视能否面向市场、走向市场、推向市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主要见《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1期和第2期）。当时在广播电视界，开始从产业角度、市场角度认识广播电视属性、功能的人虽然逐渐增多，但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缺乏研究，有相当多的人表示困惑。1994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山东泰安召开的第三届学术年会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的两种意见的交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1996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在集中精力办好报纸的同时，要努力搞好经营和管理。”总书记在强调宣传的同时要求搞好经营和管理的意见发表以后，广电系统也受到很大的鼓舞，不少广电工作者大胆思考如何全面认识广播电视属性和进一步办好广播电视的问题。
1996年10月，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省广播电视学会、广东电台联合主办的“中国广播改革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广州人民广播电台领导提供了一篇论文，颇有见地地发表了一些看法：“实践表明：广播电台在体制上已不仅是宣传工具，同时也是独立的经营主体；在运作方式上，它不仅以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方式运转，而且以产业部门的方式操作；在行为目标上，它不仅服务于市场，而且自身直接介人市场竞争，获得产业应得的市场利润回报。”作者认为，广播电视不仅是宣传工具，而且是传播产业。
经过多年的探讨，特别是经过全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检验，研究者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在1998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指出：“今天，我们身处信息时代，广播电视是重要的信息产业部门。”1998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论纲》第二章“中国电视的社会主义性质”中说，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众传媒，中国电视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些见解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四、受众调查研究和受众理论研究逐步深化
广播电视受众研究是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80年代我国广播电视受众调研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先后进行了几次全国性的听众、观众调查，并开始用电子计算机抽选样本，对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作综合考察。进入90年代，广播电视受众调研从对受众接触广播电视的外显行为调查转为广播电视传播与受众内在思想观念关联性的研究。1997年5月和9月，中央电视台和中央电台先后开展的第三次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和第三次全国广播听众抽样调查，都取得较有深度的成果。如中央电台的这次调查，根据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的研究表明：听众可以分为进取型、活动型和安静型，不同生活习性的听众对广播节目有各自的偏好。
1995年6月，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成立，接管全国电视观众调查的日常管理和收视率数据的经营活动，电视观众调研开始面向市场。独立于传播媒体的调查公司，在力求调查数据的客观、公正方面处于较有利的位置。电视台受众调研机构，则专注于对调查数据及观众反馈信息的深入研究，为领导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有利于提高电视台科学管理的水平。这样，我国广播电视受众调查工作开始进入专业化、规范化管理阶段。中央电视台和广东、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电视台在这方面己取得显著成效。例如广东电视台于1997年开始实行“栏目竞争制”，运用收视率、专家评价、节目质量、广告效益及难度系数等多因素对栏目质量作出综合评估，把收视率低、质量不高的栏目逐出黄金时段，产生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在受众调查研究工作逐步深化的同时，受众理论研究特别是在传者与受传者关系的认识上，有了重要发展。这也是事关广播电视全局的重大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人们长期把受众只当作广播电视节目的接受者，因而很自然地一直只认为传者是广播电视的主体。进入80年代，当人们把宣传作为一种传播体系、传播过程来研究时，有人逐渐改变了看法，认为只有受众才是广播电视传播的主体。
90年代中后期，广播电视界研究受众地位和作用的人多了起来，且认识渐趋全面，在充分肯定传者作用的同时，多能指出“仅从接受者的角度研究‘受众’带有一定的局限性”。1999年11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委员会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在天津联合举办“新时期广播电视受众工作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位理论研究工作者发表了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见解，认为受众既是传播内容的接受者，又是传播内容的选择者、反馈者和参与者，同传播者共同完成节目传播环流。认为在我们国家，应当说受众在传播体系中处于（现在至少可以说应当处于）支配地位。传者对传播内容虽有控制权，但归根结底要按照受众的愿望和需求办事，否则媒体的地位会发生动摇。承认人民群众在传播体系中的支配地位是“人民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的体现。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
多年来的客观实践表明：受众的重要作用和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支配地位，是不可以忽视的。人们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必须善待受众，必须认真考虑受众需求，并据此制定媒体的策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看来会变得越发清晰。
五、宣传领域研究的新天地
1992年以来，随着广播电视宣传改革热潮的兴起，对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课题，研究热点层出不穷。如关于舆论导向、舆论监督与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研究，各类节目改革的研究，节目主持的研究，热线电话的研究，纪实性报道的研究，对话节目的研究等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
其中对新兴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类、访谈类节目的研究，是取得显著成效的研究课题之一。90年代的后半期里，打开全国几十家广播电视研究刊物，人们看到，对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上海电台《市民与社会》为代表的全国几十个评论性、访谈性节目的探讨和研究文章，在各刊物中占有显著位置。这些研究为我国新兴的广播电视评论类、访谈类节目的性质、定位，及办好这类节目的方针、思路，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或者有价值的东西，为我国广播电视加强舆论引导、舆论监督，实现上下沟通做出了贡献。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送给《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四句话，不仅是对从事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类、访谈类节目的人们的鼓励，也是对所有研究工作者们的鼓励。
进入90年代后，广播电视宣传业务领域出现的许多新事物，如电视纪录片的研究、广告文化的研究、音乐电视的研究、电视散文的研究，等等，它们无一不在开拓、发展中形成了许多新观点。
还应当着重提到的是，对外广播电视宣传领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首先，遵照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的意见，深入研究了“对外宣传工作的特殊性”，“对外宣传工作自己的规律”。不仅重视了“内外有别”，而且对不同对象国家的特殊性和具体国情，对不同民族群体的不同个性，乃至同一个国家里的不同受众收视外国广播电视的不同目的、不同要求，都做了过细的区别性研究，并从指导思想上提出了“外外有别”的方针，这对各种不同对外语言节目加强针对性，做到看对象说话，不吃“大锅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次，在对外广播电视宣传中如何介绍中国，研究者们也总结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对外宣传的主要任务是“介绍中国，争取朋友”，而如何介绍中国，选择什么样的题材，如何使传播者的主观意图与不同国家受众的客观要求达到一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研究者们总结出的一个规律是：受众对你的报道的关心程度与报道同受众自身的相关程度有很大关系，关系愈密切，愈能引起受众的关心。因此，要多讲受众所关心的，与受众有直接关系、能引起共鸣、易为其接受的东西，多讲双方文化认知的“共同点”、“交汇点”。再次，在提高对外宣艺术的研究方面，研究者们概括到一点：要善于用事实说话，善于把道理、观点蕴含于事实的选择和叙述之中，让受众自己下结论。
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大大促进了对外广播电视宣传水平与效果的提高。
六、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的成果令人注目
进入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趋势充分显现，另一方面我国广播电视面临国际卫星大战和高速信息公路的挑战，促使广播电视研究者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视角关注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的研究。如《境外卫星广播电视的挑战与我国广播电视的走向》、《在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环境内考察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前景》、《论当代广播发展趋势和我们的对策》、《面向21世纪的广播——由裂变到聚变》、《面向21世纪的中国广播电视走势》等一批研究论文，都是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1998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召开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为主题的学术年会，反映广播电视理论界对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视。由于研究者们的视野开阔，这些研究成果大都站得较高，看得较准，具有比较令人信服的科学水平。
在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中，对于以资产为纽带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研究，是有突出成果的。特别是在中国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广播电视界领导层及一些理论研究者，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发表了一批论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还牵头完成了以《我国广播电视集团化研究》为课题的研究报告。这些论文和研究报告对指导中国广播影视集团和地方广电集团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到90年代末，我国广播电视科技发展方面的战略研究，也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原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何栋材描述了这一思路，他说，目前，我国正在按照卫星优先、光纤为主、无线为延伸的指导思想，为完成广播电视卫星从模拟向数字、从C波段到Ku波段、从转发到直播和从兼用到专用的目标而努力。
七、跨世纪研究规划和两项跨世纪研究课题
在迎接新世纪行将到来的时候，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拟定了《1999一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纲要》一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作为重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二是把总结业务经验、创优经验、改革发展经验作为重点，深化应用理论研究；三是关注广播电视工作中的现实问题，重视决策研究；四是总结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抓好史学研究；五是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办好理论园地；六是注重学术研究人才的培养，推动和加强理论建设。这个《纲要》已由1999年1月28日召开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三届三次常务理事会审议原则通过，并于1999年3月11日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办公厅以文件形式发至全国广播电视厅局等单位。
《纲要》正在有计划地组织实施。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决定集中力量抓两个重大课题的研究，即在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中国电视史》和《中国广播电视新论》两部专著。《中国电视史》着重研究总结我国电视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事业发展规律，已被列为国家“十五”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广播电视新论》是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1990年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是在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前写的。十年来我国的广播电视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有了新的飞跃，一个比较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新体系正在成熟之中。客观实践的发展，要求有一部《中国广播电视新论》问世。这两部专著都是跨世纪研究课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预定在2002年完成。
八、学术团体和研究队伍的建设
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是在广播电视部（总局）党组的领导下，主要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及各省、区、市学会组织、推动的。学会在为广播电视实际工作服务、为各级领导决策服务、为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调整、健全专业委员会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作为国家一级的学术团体，下设有各类专业研究委员会，具体组织广播电视各专业的研究工作。为了加强对专业委员会的管理，学会制定了《关于专业委员会工作的若干规定》，对专业委员会实行 “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举”的方针。
民政部1997年整顿社会团体的结果表明，当时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所属的48个专业研究委员会都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专业研究委员会由于领导班子较为得力，经费来源较有保障，专业活动经常，因而研究成果也较显著，社会影响较大。例如，主持人节目研究委员会定期评选优秀节目主持人，评选优秀节目主持研究论文，聘请知名专家、教授办培训班培训主持人，还出版了主持人系列丛书，出版了《金话简》月刊（内部发行），主办业余主持人大奖赛为用人单位输送人才，这些活动大大推动了我国节目主持工作向前发展。
2000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考虑到专业委员会有的业务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因各种原因很少开展活动的状况，撤销了一些专业委员会，对一些业务相同或相近的专业委员会进行了合并和调整。同时，根据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组建了几个新的专业委员会。到20世纪末，该学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已由原来的48个减为38个。从总体上讲，现有各专业委员会大多数能定期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研究活动，有效地推动了理论研究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
（二）学术理论期刊在创新中发展
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为代表的全国几十家广播电视理论期刊，是组织、推动理论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紧密结合广播电视的改革与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1992年8月，全国30多家广播电视研究刊物的48名代表在包头市开会，鲜明地提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刊物应把研究和推进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当作它的主旋律，应力争做广播电视改革的智囊，应当在我国广播电视改革中起理论先导的作用。这次会议对促使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刊物更加贴近改革与发展实际有较大影响。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为代表的许多广播电视研究刊物，都十分重视和关注广播电视改革热点问题的研究探讨，有的研究刊物还开辟了《改革论坛》一类栏目，举办了各种不同主题的“改革征文”活动，举办或参加了关于各电视台、电台出台的重大改革举措的各种专门研讨会。刊物的整体学术质量和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针对性、实用性和指导性在不断加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都因在学术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先后多次被有关部门评为核心期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还被评为“国家中文/信息与知识传播核心期刊”、“中国新闻传播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信息与知识传播核心期刊”、“全国广播电视优秀学术期刊”和“中国方阵双效期刊”。从全国范围来说，广播电视学术期刊的发展还不平衡。据20世纪末统计，全国有广播电视学术和业务期刊50多种，大多数的生存环境和经营状况尚不能尽如人意。但各刊在反映理论研究新成果、组织专题调研和学术活动、培养理论研究人才、营造学术研究新氛围等方面，都起了较大作用。
（三）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建设
在回顾、考察1992年以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成果的时候，人们同时看到了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队伍在迅速扩大，中青年研究者已成为这支队伍的主体。对这支队伍，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刘习良在1998年广播电视学术年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这支队伍大体包括四部分人，即：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央三台和地方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中学有所长的同志；广播电视系统内从事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的人员；广播电视系统内离退休人员中具有浓厚理论兴趣的同志，以及广播电视实际工作者中善于总结经验、有能力把工作经验升华为理论认识的同志。这四部分人员各有所长，共同组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理论队伍。还应当提到的是，由于广播电视的影响力日益深入社会，关注、研究广播电视（特别是研究电视）的人越来越广泛；广播电视研究者已远不限于广播电视系统，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几十所综合大学的新闻传播院系，都有一些致力于广播电视研究的教授、副教授。他们都有较高水平的广播电视著作与论文发表。系统内与系统外的研究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前者长于应用理论的研究，后者多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系统内外的结合，有益于广播电视研究队伍素质与实力的提高。
为了建设广播电视系统内的研究队伍，20世纪后期，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成立了有48位热心于学术研究并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人士组成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他们在理论研究方面的骨干、带头作用；二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广播电视理论队伍和后备人才情况的摸底调查，初步掌握了广播电视理论人才的分布状况，为通过计算机建立理论人才库奠定了基础；三是在理论人才摸底的基础上，经广电总局批准，组织了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评选活动，对有突出学术成就、学术贡献的人员进行了表彰。为了及时在全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队伍中沟通情况和信息，以开阔研究队伍的视野和思路，从2000年1月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正式编印了内部月刊《广播电视理论动态》。它主要收集、反映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新动态、新成果、新观点，以及理论探索争鸣方面的问题。这份刊物编辑内容新颖，有一定的信息量和参考价值，赢得了研究者们广泛的好评。
随着学术空气日益浓厚，全国广播电视系统著书立说蔚然成风。据估算，仅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几年间，全国公开发表的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达数千篇，出版学术理论书籍数百部，广播电视理论研究领域呈现繁荣景象。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坚持每两年进行一次学术论文评选，每四年进行一次学术论著评选。这既是对理论研究队伍的定期检阅，也是对理论研究队伍的一种激励。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大门已经敞开，但是要达到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的目标，还有待时日。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仍须坚持不断创新，潜心求进。
（原载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之第五章第五节：《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成绩显著》，及第六章第三节：《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不断创新》，见该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