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理论和业务研究的发展
赵水福 罗弘道
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工作处于起步、摸索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工作陷于停顿。1977年至1999年，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工作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研究工作重新起步
l、创办或恢复研究刊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播电视系统研究业务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而当务之急是需要解决学术园地的问题。于是，一些刊物创办起来，一些刊物恢复出版。
197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季刊）正式创刊（内部发行），这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诞生的第一个广播电视学术理论刊物。1983年该刊公开发行，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走出纯业务研究范围，进入学术性、理论性研究阶段。
1979年10月，浙江省广播事业管理局主办的《广播电视业务》（月刊）创刊。
1980年6月，中央电台恢复出版“文革”期间停办的业务刊物《编播业务》。
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广播新闻研究所”成立。次年4月，该所主办的《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创刊（双月刊，内部发行），重点研究广播电视新闻（1984年6月公开发行，1991年合并于《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1982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杂志（月刊）创刊。这是广播电视部主办的第一本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刊物。当时地方办的大众性广播电视刊物也有几家，其中以公开发行的浙江《大众电视》影响较大。
1983年9月，国际台创办了《研究与实践》（内部发行，后改名为《国际广播》），填补了我国对外广播长期没有理论研究刊物的空白。
1984年10月5日，广播电视部主办的、以广大广播电视工作者为对象的《广播电视战线》出版。其任务是进行业务研究、交流业务经验。此刊于1985年合并到《中国广播电视》杂志，从而使《中国广播电视》增加了业务研究的比重。
1985年3月，中央电视台的内部刊物——《电视研究》试刊第1期出版。
创办或恢复研究刊物，为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的重新起步创造了条件。
2、总结历史经验，积累资料
为使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之风重新兴起，这期间广播电视界还着重抓了总结广播电视历史经验，积累资料的工作。
1982年5月广播电视部新成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任务一是把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广播电视的指示收集起来；二是把广播电视大事记搞起来。
从1984年至1988年，先后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梅益谈广播》、《方向与实践——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和典型材料选编》等书。
1987年3月，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第一部大型历史著作《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两卷）正式出版，记载了1923年至1984年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程和经验。之后，又编辑出版了《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丛书，包括《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1923—1985）等8本书，汇集了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珍贵史料，为我国广播电视理论和业务研究打下了基础。
研究工作全面展开
随着广播电视事业进入大发展阶段，新闻和各项业务改革也不断深入，面对新的形势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新理念，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不断向纵深发展。
广播电视部从1986年10月起，除主要负责广播电视工作外，同时还承担在系统内协调、指导各研究单位业务工作的管理职能。此前，中央三台已先后成立了研究室，任务主要是研究本台业务，并在系统内研究工作中发挥龙头作用。与此同时，全国有13个省和直辖市 厅（局）陆续成立了研究机构。这些广播电视研究机构（共27家）的建立和分工合作，为我国广播电视理论和业务研究工作提供了组织保证。
1986年10月15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北京成立。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和中央三台、北京广播学院陆续成立了分会。这些分会后来又按民政部社团管理机关的要求改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单位会员。研究机构加上学术研究团体如虎添翼，对我国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期间，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 组织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
80年代，广播电视界内外有一种疑问：广播电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已经有了新闻学，还有必要另外建立一门广播电视学吗？这种疑问不解决，不利于广播电视按自身规律活动，也不利于广播电视改革。与此同时，西方传播学、舆论学被介绍到中国，这一方面开阔了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的视野和思路，但另一方面新闻界也出现了一种现象：有人照搬西方传播学理论，并进而怀疑、否定我国新闻工作、广播电视工作的优良传统。这种现象不制止，一些理论认识不澄清，广播电视研究就会迷失方向，广播电视业就会受到损害。针对上述情况，广播电视理论界决定组织研讨、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1986年7月，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召开“广播电视学研讨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以后，也参与联合组织研讨、撰写《中国广播电视学》。经过26位专家、学者历时四载的艰辛劳动撰写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于1990年9月出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广播电视学的专著，是广播电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
2、注重开展政策研究、决策研究
在理论建设的同时，研究工作者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在宣传业务、事业建设、管理体制等方面面临的重大问题开展了许多可行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并产生了一批在广电系统颇有影响、对各级领导决策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调研报告和文章。
1987年，中宣部、广电部联合组织的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大型调查（该活动被列入我国“七五”期间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的研究内容），对农村广播电视现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比较详尽、确切的材料和数据，并且对促进农村广播电视的发展从指导思想、战略布局、政策措施上提出了若干建议。
1988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沿海各有关地方广播电视部门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沿海开放地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战略”研究。历时三年，形成了《迎接挑战——沿海开放地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文集》。
1987年春，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将“‘一国两制’下的广播电视研究”列入重点研究课题，于1995年底完成，“‘一国两制’格局下广播电视的政策研究报告（香港部分）”。专家鉴定认为：“在我国《报告》首次系统研究了‘一国两制’格局下的广播电视政策，”“《报告》对‘一国两制’伟大战略构想在广播电视领域的实施作出了贡献”。
这期间广电系统对现实问题、战略问题的许多研究成果，被收入专门编选的《广播电视决策研究文集》。
3、 深入研究“珠江台”典型，推动全国广播电视改革
于1986年12月15日正式开播的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一改传统的办台思路，摸索走一条结合中国实际、吸收“大众传播”新理论的“大众型”广播的路子，为广播电视战线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1987年12月，在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一周年之际，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召开了“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广播理论研讨会”，专家、学者共同总结珠江台改革经验。推出广播的“珠江模式”，为了进一步推广珠江台的改革经验，并通过1988年6月“广播电台台长、主持人讲习班”进行推广，使“珠江模式”在全国开花结果，为我国广播电视战线的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4、 经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
广播电视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经常举办学术研讨活动。其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学术研讨活动尤为活跃。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大量研究工作是通过所属各专业研究委员会组织的。各省级（含计划单列市）学会及其专业研究委员会也经常举办学术研究活动。1986年至1992年，广播电视系统各学术团体、研究机构组织的经验交流会、学术研讨会有近千次，有不少著作和论文填补了我国电视专业的理论空白。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88年、1990年先后举行两次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奖。1990年举行了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各专业研究委员会和各省级广播电视学会也举办了一些学术论文、论著评选活动。这些评选活动不仅检验了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水平，而且推动了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5、 创办刊物形成新的热潮
1987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政策研究室合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创刊（1988年2月正式向全国公开发行）。1987年11月，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声屏学报》创刊（季刊、内部发行）。这两个刊物都定位为学术性刊物。1988年1月江西广播电视厅和江西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声屏世界》创刊，这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个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刊物。1988年先后创刊的研究性刊物还有：广东省广播电视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岭南视听研究》，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北京广播电视研究》等。
截止到1992年，全国广播电视业务研究、学术理论刊物，总数达60多种，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有近20种。其中《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广播电视决策参考》由于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对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起了独特的作用。
6、 召开全国广播研究工作会议
经广播电视电影部批准，广播电视电影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92年3月联合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这是我国广播电视史上首次召开的讨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全国性会议。形成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纪要》，确定了1992—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研究课题（共115个），其中重点研究课题22个。之后不久，全国各地相继产生了一批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如《“一国两制”格局下广播电视的政策研究报告》、《跨世纪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乡镇广播电视指南》等。
总体看来，我国从1985年到1992年的广播电视研究着重探讨了广播电视学建设和新闻改革方面的问题。广播电视事业的自身发展（如体制问题、经营问题等）虽已涉及，但远不深入，需进一步认真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发展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和改革热潮，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也在新形势下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 理论研究思路的新拓展
如何使广播电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如何更好的贴近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开展理论研究工作，成为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
1992年11月，在有12个省市广播电视台负责人及专家学者参加的广东新闻台理论研讨会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电视改革”成为会议的热门话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决策参考》相继发表了一组以“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改革”为主题的讨论性文章。各省市的部分广播电视研究刊物也随之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这一阶段，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对理论业务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多次加以强调。1994年11月孙家正部长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二届四次常务理事会上说：“广播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与理论建设、队伍建设、法规建设的滞后形成明显的矛盾。事业要长远发展，有序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亟需理论的支持。”“对我们系统来说，就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
2、学会工作的进一步开拓
从1994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工作局面在新形势下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下属的专业研究委员会发展到48个，理论研究、学术交流、节目评优、人才培训等各种专业活动更加经常，研究成果比较显著、社会影响日益增大。
3、 理论、业务研究活动走上有序轨道
随着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机构日益健全，全国性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活动也走上了有序化轨道。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每四年举行一次的全国广播电视学术专著评选，推出了一大批优秀学术成果。在1993年到1998年举办的三届学术论文评选中有270篇论文获奖，1995年举行的第二届评选有27部专著获奖，1998年举行的第三届评选有35部专著获奖。
4、 研究刊物和图书出版工作的新发展
1992年8月，全国30多家广播电视研究刊物的代表聚会，鲜明地提出理论研究刊物应力争做广播电视改革的智囊，应对广播电视改革起理论上的先导和指导作用。此后，各家刊物都开辟了《改革论坛》一类栏目，举办了各种不同主题的“改革征文”活动和专业研讨会。《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都因在学术界的影响不断扩大，1996年至1999年先后三次被评为全国新闻专业“核心期刊”。
广播电视专业著作的出版，在这个阶段也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中国应用电视学》、《跨世纪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中国电视论纲》等论著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学术价值。其中《中国应用电视学》是90年代电视研究方面学术性和实用性较强、理论与实践结合较好的一部著作；《中国电视论纲》一书对全面构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学做出了贡献。
5、几个主要方面的研究成果
纵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成果，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可以概述为以下几点：
①在基础理论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认识上有所突破。
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订的《关于加强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明确的把广播电视列为第三产业；同年10月和1993年春，在上海，拥有独立建制、自主经营权、独立法人资格和全额经费自收自支的东方电台和东方电视台先后创建，引起广播电视研究人员对广播电视双重属性或三重属性的探讨：认为它们既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喉舌功能；又有经济属性，产业功能；还是一个大众文化工具，具有文化属性。经过多年讨论，特别是经过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检验，研究者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1998年出版的《中国电视论纲》中说：中国电视“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作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众传媒，中国电视还具有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这些见解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
②在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果。
在信息产业化和电子传媒新技术高速发展的形势下，广播电视应用理论方面的研究出现了许多新课题，研究热点层出不穷。
其中宣传方面对新兴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类、访谈类节目的研究，是取得显著成效的研究课题之一。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上海电台《市民与社会》为代表的全国几十个评论性、访谈性节目的探讨和研究文章，在各学术刊物中占有显著位置，对办好这类节目的方针、思路，找到了一些规律性的或者有价值的思路。
90年代后，广播电视业务领域出现的许多新事物，如电视纪录片的研究，广告文化的研究，音乐电视研究、电视散文的研究，无一不在开拓、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新观点。到90年代末，我国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的研究，也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③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变革，开辟了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研究的新天地。如对组建相对独立、财务自收自支或实行预算包干的系列台的研究、对厅局台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人事制度改革等政策性、工作性研究，都取得了成果。到90年代后期，又提出了“以资产为纽带，组建电子传媒大集团，使广播电视从现在的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过渡到企业化形式的条条管理体制”这样的新思路。
④受众调查研究逐步深化。
有关受众调查研究工作的内容，将在下一期具体阐述。
6、研究队伍迅速扩大
在考察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的时候，人们同时看到了广播电视理论业务研究队伍在迅速扩大,中青年研究者已成为这支队伍的主体。由于广播电视的影响力日益深入社会，专业研究者已远不限于广播电视系统，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及一些高等院校，都有一大批专业人员致力于相关研究工作。系统内与系统外的研究由于所处位置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侧重点,前者长于应用理论的研究,后者多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系统内外的结合有益于广播电视研究队伍素质与实力的提高。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大门才刚刚打开。
7、《1999-2002年理论研究规划纲要》的制订
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拟定了一个《1999-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纲要》提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作为重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应用理论研究，重视决策研究，抓好史学研究，开展学术交流，办好理论园地，注重人才培养，从而全面推动和加强理论建设。
《纲要》的制定，为世纪之交开展广播电视理论和业务研究提供了一个努力方向和具体目标，有力地促进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建设。
（原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