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前言
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从宏观上来说，一方面它属于历史科学的范围，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特别是新闻史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实务等一起构成广播电视学的整体。广播电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和探讨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求其发展规律和总结历史经验，为办好广播电视服务。
广播电视史乃至广播电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多年来颇有争论。直至1992年11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后，争论始告一段落。上述国家标准中明确将“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所属二级学科之一，同时又将“广播电视史”与“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播音”等一起列为“广播与电视”所属的三级学科。至此，广播电视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在，摆在广播电视史教学研究人员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具体过程入手去研究、探讨，把广播电视史这门新兴的学科建设好，使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首先回顾一下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进展历程，也许从中可以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
自1923年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以来，迄今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已有近80年的历史。追本溯源，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广播史研究的萌芽算起，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也已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其间，约略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缓慢起步的第一阶段。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始于对一个地区广播事业发展的描述。上海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发源地。目前找到的最早的一篇广播史的专文是曹仲渊写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文中的“无线电话”、“播送站”，即今天的“无线电广播”、“广播电台”。作者称该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至20年代后期，广播事业尚未形成一种独立的事业，因此，早期广播史的研究成果无专著，只是分别写入新闻史或交通史著作中。我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最先把广播事业视为新闻事业之一种，并写入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一书。20年代中期成书的《交通史·电政编》及其他一些交通史著作，对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广播事业的兴办情况作了记载。1929年底，国民党中央台编印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年鉴——《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收入了该台及中国广播发轫时期的重要史料。
从20年代末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间，随着中国广播事业的较大发展，对中国广播史的研究也有了初步进展，除散见于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国民党年鉴》、《申报年鉴》等）和广播专业期刊（如《广播周报》等）外，具有代表性的专文有胡道静于1936年先后发表的《上海与广播事业》和《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两文内容基本相同，对上海抗战前广播事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另一篇是吴保丰1937年6月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吴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他的文章对1928—1937年间中国广播事业（东北地区未包括在内）的论述，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史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除一本《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概况》外，在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等书中尚有一些有关广播事业发展的记载。1947年11月间，国民党政府新闻局编印了一本题为《广播事业》的小册子，介绍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两年间国统区的广播事业概况。
综上所述，全国解放以前，关于旧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少数新闻史、交通史方面的专家学者所作的研究工作，但由于主要精力未用于对广播事业的研究，因此成绩并不显著，也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另一种是国民党广播事业机构根据对当时广播事业状况调查编撰的专文、专刊，其中许多基本事实材料虽然可供我们今天了解当年广播事业情况参考，但由于编写者的政治立场的局限，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分析、批判。
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创办之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年代，不可能有专人从事广播史的研究工作。抗战胜利之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为了向国统区听众介绍解放区的广播事业，延安（陕北）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陕北台二周年告听众》等以及《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章，这些可以看作是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的萌芽，其特点是把对广播历史的研究同介绍解放区广播事业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单位还编印过《解放区广播电台介绍》、《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介绍》等小册子，为我们今天研究解放区广播史保存了一批重要史料。
曲折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广播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广播史的研究虽然逐步引起广播事业领导部门的重视，但由于50年代后期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破坏，广播史的研究时兴时衰，成果不大。
从1952年底至1966年春，中央广播事业局曾先后召开过9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历届会议上，有关负责人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发表的关于中国广播事业状况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对一定时期人民广播发展情况的叙述和基本经验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是人民广播史研究的成果。
1958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研究室，编印了《广播工作文献集（一）》（油印本），康荫等人开始对中国广播史的某些方面作了初步调查，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1959年秋天，北京广播学院创办，当时的新闻系设有广播史教研组，为学生开设了中国广播史课程，由康荫、张纪明主持并吸收两三个大学毕业生参加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短短几年中，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工作获得初步成果，当时新闻系先后编印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中国人民广播十年》、《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上册）、《广播稿选》（第一集）等。此外，还约请地方广播电台的几位同志合作编写了一部《中国广播史稿》。同时，康荫也编写了一部中国广播史稿，但遗憾的是这两部书稿都由于觉得不够成熟，未能付印，原稿在十年内乱中散失。此外，50年代中期以来，《广播爱好者》、《广播业务》等刊物曾陆续发表过温济泽、孟启予、韦君宜、齐越等人撰写的有关解放区广播回忆录。1965年9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曾举办过一次广播历史展览。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教学改革中，随着机构的调整，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广播史教研组解体，广播史课停开，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工作基本陷于停顿。“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和“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人民广播史被歪曲成“路线斗争史”，正常的广播史研究和其他史学研究一样都被迫停止，一大批广播历史教材、书稿和资料遗失殆尽。惟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70年代初期，在邓颖超倡议下，为筹备在延安清凉山开办革命新闻事业纪念展览，中央广播事业局曾经组织专门小组由杨兆麟主持对延安广播历史作过一次相当详尽的调查，许多身处逆境的老同志，如王诤、向仲华、梅益、温济泽、李伍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广播历史提供了一批宝贵的资料（包括回忆材料）。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调查研究工作未能深入开展。为征求意见而陈列的人民广播历史展览，在内部开放不久，就因受到干扰而匆匆收场，计划中撰写的解放区广播史也随之夭折。
初结硕果的第三阶段。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广播电视系统经过拨乱反正，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1980年举行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经验。1983年举行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立志改革、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为了适应总结历史经验和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1980年秋天，北京广播学院组织的以齐越教授为首的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历史调查组进行了为期一个月、行程三千公里的颇具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揭开了8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工作蓬勃开展的序幕。据不完全统计，20年来编印出版的各类中国广播电视史志书刊大约在400种以上，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大大超过此前的半个世纪。
检阅20多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工作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作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绩较大。
对中国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起步于60年代初。70年代初曾对延安台的早期历史作过一次比较集中的调查研究，但都因受“文革”的影响而中断。1980年底，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主持召开的纪念人民广播创建40周年座谈会上，李强、温济泽等老同志大声疾呼抢救广播史料，并建议征集人民广播回忆录，编写解放区广播史。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受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委托，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已编选、出版《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四集，收入200多篇反映以延安（陕北）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艰苦创业、战斗成长历程的回忆文章。同时，还编选、出版了《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使久藏于档案中的珍贵史料得与广大读者和听众见面。这两本资料书与前几本回忆录，互相印证，相得益彰。苏力编的《延安之声——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纪闻》一书以大事记的形式按年逐月记录了延安（陕北）台1940—1949年创建和成长的历程。周新武主编的《华东人民之声》收入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和华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回忆录、历史文件及大事记，所反映的时代从1948年5月至1954年12月，是一部跨建国前后历史时期的广播史书。此外，辽宁、河北等省还编印了一批反映本地解放区广播事业的回忆录和资料汇编的书刊。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后来深入研究解放区广播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杨兆麟、赵玉明著的《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吴少琦主编的《东北人民广播史（1945—1949）》、赵玉明主编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相继问世，标志着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已由收集、分析史料逐步走向著书立说的阶段。这三本书，一为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史话，一为解放区广播电台最多的地区台史，一为解放区广播事业的综合史，从所写的范围来讲各具特色，但却都贯穿着解放区广播事业在革命战争的洗礼中艰苦创业、战斗成长的红线，寓革命传统于历史事实的叙述之中。这三本书的相继出版，可以看作是十余年来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为了普及解放区广播历史知识，还采用录像、展览等形象化手段，先后摄制了反映延安（陕北）台战斗历程的录像片《人民广播风云录》，布置了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中解放区广播的陈列展览，以使更多的群众特别是广播专业人员了解解放区广播的创业史和成长史。
第二，现代广播史的研究初获成果。
中国现代广播史是指从1923年中国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前夕的20余年间，包括官办、民营、外国人办的以及解放区办的各类广播电台建立、发展、盛衰、变迁的历史。
1987年出版的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概述1923—1949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历程的专著。尽管此书在探讨广播事业发展规律、总结广播历史经验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但它的问世毕竟填补了中国广播史研究的空白，也有助于丰富中国新闻史的内容。1988年出版的汪学起、是翰生编著的《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一书，则是以史话的形式勾画出国民党中央台20年兴衰变迁的过程，是一部既有历史价值，读来又饶有兴味的广播文史著作。它的出版对于海峡两岸广播史书的交流颇有意义。此外，1985年，内部编印的尔泰、丛林的《哈尔滨（广播）电台史话》，从中国人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写起，记录了20多年间哈尔滨广播事业的曲折发展的进程。
中国现代广播史料的搜集、汇编工作，由于时间跨度较大，且资料又散见于各类档案报章杂志中，20年来进展缓慢，不尽如人意。除解放区广播史料有专书问世外，目前仅出版了《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一种。上海是我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源地，也是旧中国广播电台的最大集中地。该书选辑1923—1949年间中外文档案、报刊史料500余件，计50余万字，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此外，北京、湖北、湖南、福建等省市编印的当地广播史料汇编中也都收入了全国解放前当地的部分广播史料。
第三，当代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绩显著。
中国当代广播电视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在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领导部门的重视和统筹安排下，分别集中了一批研究与编写人员，有声有色地陆续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1983年3月出版，全书上下两卷，84万余字，系统、完整、全面地介绍了1949—1984年中国大陆广播电视事业成长历程的概貌，总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此后，该书编辑部还从各地提供的几百万字的资料性文稿中筛选汇编出版了一套《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8种（《中国广播电视大事记》、《中国的广播电台》、《中国的广播节目》、《中国的有线广播》、《中国的电视台》、《中国的广播电视技术》、《中国唱片出版事业》和《中国广播电视在改革中前进》）。《当代》一书的编写和出版推动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史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编印了一批本地广播电视事业资料性文稿，呈现了一派盛世修史的景象。此外，1994年还出版了《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回忆录》第1—3集，1997年出版了《当代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大事记（1984—1995）》。
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文件法规的辑印也逐渐形成有序出版的格局，1988年起也陆续出版了1978—1983年、1984—1992年两本《文件汇编》和1949—1987年、1988—1993年两本《法规规章汇编》。
2．从1985年开始编纂《中国广播电视年鉴》，迄今已出版1986—1999年版共13卷，累计千万字以上，主要记录1986—1998年间中国广播电视改革历程和新经验。该《年鉴》具有综合性、学术性、文献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的特点，是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必备的工具书。
除全国性年鉴外，中央电视台于1994年开始编印本台年鉴。江西、湖南两省以1986年版为首卷，最早开始编印本省的广播电视年鉴。90年代以来，山东、河北、重庆、陕西等省市也开始编印本地区的广播电视年鉴。
3．艾知生、刘习良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1993年3月出版，110万字，该书系统、全面地总结了1979—1992年间广播电视事业改革的成就和经验，第一编为概述，第二编为中央广播电视事业，第三编为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以及音像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出版、艺术团体等，第四编为地方广播电视事业，第五编为电影事业。是一部反映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改革开放进程的“精炼缩影”之作。
4．关于当代广播电视史的专著， 已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写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郭镇之著《中国电视史》、中央电视台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和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四本。第一本概述了1949—1984年中央台的发展历程，并以纵横结合的手法分别介绍了该台各类节目的开办和沿革，最后以总结基本经验和提出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而结尾。第二本记录了中国电视1958—1988年的历史进程，作者在叙述历史情况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30年来中国电视工作的得失成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失为一家之言，作为中国的第一本电视史专著，自有它的价值和地位。第三、第四本书是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员集体编著先后出版的比较系统、全面、翔实记录该台35年、40年来走过的历程的史书。与它相配合的还有《中央电视台大事记》、《荧屏岁月记》、《往事如歌》（以上两本均为中央电视台回忆录）和《荧屏金杯录——历届电视节目获奖目录）（1）（2）等五本书。此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史志系列丛书》已先后出版了《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两集）和《中国对外广播史上的新篇章——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4本。
5．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中央三台台庆以及地方台的台庆而编印出版的以大型画册《半世纪的历程》为代表的一批纪念性书刊画册。以台庆为契机编印带有经验总结性的丛书，是90年代以来广电系统的新兴之事，如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丛书》、《跨世纪电视丛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广播丛书》等。这类书刊从不同角度记录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绩，具有较大的历史价值。
第四，地方广播电视志各具特色。
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广播电视志，是80年代新兴的专业史学活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根据上级政府的部署，已将编写广播电视志列入规划，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已内部编印200多种。公开出版的省级广播电视志已达19种，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为广播电视单独成志，作为省、市志丛书之一，如《陕西省志·广播电视志》、《云南省志·广播电视志》、《四川省志·广播电视志》、《上海广播电视志》等；第二种模式为广播电视与报纸合为新闻（事业）志，作为省、市志丛书之一，如《吉林省志·新闻事业志·广播电视》、《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已出版省级广播电视志的框架体例基本相同，但写作水平互有参差，篇幅字数上多寡不一，多者达150万字，少者只有五六万字。此外，还公开出版了一批地市级广播电视志。上述各级广播电视志多数上限为50年代，下限为80年代中期，也有少数志书的上限追溯至30年代甚至20年代本地无线电广播初创阶段。大批广播电视志的编印出版，既充实了综合性地方志的内容，又为深入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除广播电视志外，部分地方厅、局、台还编印了一批本地的广播电视史书，其中公开出版的有《只不过是起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建台40周年）、《内蒙古广播四十年》、《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大事纪年》、《当代河南的广播电视》、《广东省广播影视辉煌成就20年》等；内部编印的有《天津人民广播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高原之声》（西藏人民广播电台40周年）、《上海广播电视70年》、《五十年风采》（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岁月留声激情永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50年老照片）、《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纪念文集》、《福建广播电视史料汇编》等。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1997年张振东、李春武主编的《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问世。此前，还出版过陈飞宝、张敦财的《台湾电视发展史》。
第五，广播电视系统的专门史、部门史的编写工作也开始起步，已经完成的有《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中国广播电视报简史》、《中国广播电视企业史》、《北京广播学院40年》以及国家广电总局外事司编写的《传诵友谊》中收入的《中国广播电视的对外交流》及大事记等。
第六，广播电视界一些著名人物的个人文集、回忆录和传记，其中不乏具有广播电视史学价值的著作，近十几年来已陆续问世。这预示着多年来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即缺乏对广电人物研究的现象将会逐步有所改变。其中有曾任广播电视系统负责人的文集，如《梅益谈广播电视》、艾知生《广播影视工作谈》、刘习良《追求集》以及杨正泉《我与广播》、洪民生《我与电视》和康荫《往事五十年断忆》，还有温济泽自述《第一个平反的“右派”》等。在这类书中涉及著名播音员齐越的较多，其中有本人所著《献给祖国的声音》、刘淮《齐越和他的播音生涯》、杨沙林《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多人回忆文集，如《永不消逝的声音》和画册《把声音献给祖国》等。此外，近几年来还出版了一些著名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撰写的个人经历的著作，如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宋世雄的《宋世雄自述》等。
《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的《史志资料》栏目以及《广播电视简明辞典》、《广播电视辞典》、《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的有关广播电视史实条目也都为普及广播电视史的知识和积累广播电视史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年来还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广播电视史方面的论文、文章和调查报告等。广播电视史学论文专集已先后有多种问世，公开出版的有湖南编印的多人广播电视史论专集《声屏史志文集》，赵玉明著的《中国广播电视史文集》（两集），内部编印的有黑龙江尔泰的《广播史论辑存》。贵州省厅、天津市局曾分别编印的《贵州广播电视史志通讯》和《天津广播电视史料》，是仅有的两种专业内部刊物。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海峡彼岸的台湾省在广播电视史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发表和出版了包括《（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的有关章节）、《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史》（温世光著）、《广播电视发展史话》（蒋丽莲著）以及广播电视年鉴等有关书刊和专文。我们盼望海峡两岸的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能有机会交流各自的成果，共同促进中国广播电视史学术研究的繁荣兴旺。
中国广播电视史是一门发展中的新兴的学科，研究工作刚刚起步，20年来虽然取得了如上所述的显著成绩，但同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规模和需要相比，同其他专业史学研究的丰硕成果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工作任重道远，方兴未艾，还有待于众多广播电视史志工作者的努力探索。
20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取得的上述成果， 已逐步引起各级广播电视领导机构和社会上有关研究部门的重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通过对解放区广播史的深入研究，为重新确定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纪念日提供了确切的史料依据，1980—1990年间先后举办过三次纪念活动，特别是1990年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的纪念活动，对于继承和发扬解放区广播的优良传统，努力办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广播电视领导机关和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上述纪念活动和本台台庆活动，及时撰写文章、召开研讨会、编印纪念性书刊画册，从多方面回顾艰苦创业历程，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使广播电视史学研究进一步密切了与当前做好广播电视实际工作的联系，有助于提高广播电视队伍的素质和广播电视节目的质量。又如，一大批广播电视史志书刊的出版，不仅填补了广播电视专业史的空白，同时还为相关的专业史如新闻史、邮电史、电子工业史、通讯社史等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借鉴的历史资料。广播电视史的研究与上述相关专业史的研究，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为繁荣和发展专业史学做出了贡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广播电视史志书刊的出版也为海峡两岸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等书刊已成为海内外同行了解中国大陆广播电视的必备之书。
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工作20年来之所以能取得如上所述的较大进展和社会效益，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值得重视。一是各级广播电视领导部门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指示和决定，积极组织力量编写《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和地方广播电视志。以这两项大工程为契机，一个时期内，全国广播电视系统几乎有上千人参与上述工程，动员人数之多、调查研究之广泛、编印的文稿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二是建立广播电视史志研究机构，做好广播电视史志研究的规划、组织、交流工作。1987年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即承担了此项任务，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制定了“七五”、“八五”、“九五”规划要点。目前已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起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组织，初步形成了广播电视史志研究网络。同时还在北京广播学院设立了中国广播电视史志资料中心，广泛收集、悉心整理广播电视史料，并为研究工作提供咨询和服务。三是通过20多年史志研究工作的开展，已逐步建立起一支老中青相结合、专职和兼职相结合的以具有高中级职称人员为主的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和编写队伍。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已举办的历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著（文）评选中，已有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广播电视史学著作和论文获奖。四是重视中国广播电视史的教学工作，北京广播学院除在新闻学类有关专业中开设中国广播电视史课程外，还从1979年起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的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生，迄今已有10人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其中一人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们撰写的学位论文涉及到中国广播电视史的诸多有价值的课题，如旧上海的民营广播事业、伪满广播事业、民国时期的广播报刊、广播电视法的沿革、广播电视广告史、唱片史、广播电视志论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广播宣传、电视新闻节目的研究以及中国电视史的研究等等。其中有的成果已引起国内外热心广播电视史的学者和同行的注意。1999年北京广播学院又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史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从上述70多年来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有的学者曾把史学研究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描述式，即对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给予客观的描述，使人们得知其来龙去脉；第二个层次是反思式，即从历史发展的回顾中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人们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第三个层次是展望式，即从已知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和获取的历史经验出发，展望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如果按照上述观点来看，本人认为已经问世的绝大多数中国广播电视史志著述（包括本书在内）基本上还处于历史事实的描述阶段，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律只有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但缺乏深度；少数著作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偏重于事业建设和宣传概况，对广播电视发展的综合研究不够，地方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发展不平衡，广播电视系统部门史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即将出版的这部《中国广播电视通史》酝酿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0年春天，由本人作为课题负责人就此课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年底获准立项。这是全国广播电视系统首次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1年春天，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期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编委会成立。编委会成员由北京广播学院教师、中央三台和部分地方厅台的有关同志及当时广电部有关部门的同志等19人组成。与会编委对《通史》的编写提纲进行了讨论，并初步确定了编写组成员名单。此后即分头开始收集资料和撰写初稿，其间曾先后举行了多次小型撰稿研讨会。1994年冬，在福州举行的第三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期间，与会部分编委和有关同志就《通史》下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广播电视史的打印稿交换了意见。次年起，全书进入了补充、修改和审阅阶段。杨兆麟审阅了全书的初稿，中央三台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审阅了涉及本台的部分章节，并分别提出了修改意见。全书由主编、副主编负责最后定稿。
（原载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