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

赵玉明

    1980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经验。1983年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了立志改革、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历史任务。适应总结广播电视基本经验和开创广播电视新局面的需要，广播电视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到90年代末，广播电视研究的进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恢复起步阶段。从70年代末到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之前。

    当时，广播电视系统正全力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流毒和影响；同时，按照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重新提出的“自己走路”的业务方针，着手进行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改革。所有这些工作，都要求全面、系统地总结广播电视发展的历史，认真回顾和反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恢复和发扬人民广播的光荣传统，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深入研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用来指导今后的实践。

    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进行系科调整，原新闻系重新组建为新闻系、播音系、文编系和电视系，并成立了新闻研究所。结合广播电视教学的需要，广播电视的研究开始突破新闻学的框架，向广播电视的纵深领域迈出探索的步伐。此前，1979年广播学院开始招收新闻学专业广播电视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同时创办了《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81年，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创刊。在此前后，由新闻系主持的解放区广播史的调研工作启动，首先对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创办和变迁的沿革进行了实地考察，随后，又受中央广播局的委托，开展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的征集工作。1982年5月，广电部政策研究室成立。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提出“政策研究室应着重总结历史经验”，“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重大方针性、政策性的问题，包括业务思想、宣传思想和理论原则”。[1]此后几年中，该室先后编辑出版了《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上、下册）和《方向与实践——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文件和典型材料选编》等几本书。在此期间，中央三台和部分省级广电厅（局）台陆续成立了研究室（所）。1985年10月起，广电部政策研究室又承担起在广电系统内协调指导各研究单位业务工作的管理职能。

    1983年3月，广电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编辑、出版《当代中国》大型系列丛书通知的精神，成立了《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委会和编辑部。同年7月，广电部政研室和北京广播学院等单位联合在长春召开的第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标志着《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一书的编纂工作开始启动。

    在80年代前期，除广播学院外，广电部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于1982年7月创刊，中央三台分别编印的本台业务刊物先后问世，少数省级广电厅（局）也开始出版业务刊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已有少量广播电视方面的著作问世，其中有康荫《新闻广播学研究》、裴玉章《荧屏前后》、苑子熙《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张颂《播音基础》和杨兆麟、赵玉明《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以及《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等。

    第二，初获成果阶段。从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到80年代末期。

    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北京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多位老一辈广播工作者在发言中建议把广播电视的研究从新闻学的框架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广播电视学（或广播学、电视学）。中广学会的成立使广电系统内长期分散进行的研究工作，开始步入了组织有序的发展阶段。在中广学会的带动和组织下，开始着手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学》等一些有代表性的广播电视著作，对推动广播电视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80年代后半期可以说是广播电视研究的第一个收获季节，综合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一批广播电视史学著作率先问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下册）。该书叙述了1949—1984年中国广播电视事业成长的概貌和取得的成就，总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此后，该书编辑部还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厅（局）提供的几百万字的资料性文稿中筛选汇编了一套8本《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的编纂和出版推动了各地广播电视史调查研究编写工作的开展，同时，又与各地根据上级政府部门部署的编写本地广播电视志的工作交互进行，呈现了一派盛世修史的盛况。《梅益谈广播电视》一书，汇编了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撰写的有关广播电视工作的论述、报告、讲话等。中央电台编写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一书，对该台的成长历程及各类节目创办及其方针、任务和作用等分别作了介绍。赵玉明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概述了1923年—1949年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历程。汪学起等《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以史话形式勾画了国民党中央台的兴衰变迁。

    其次，广播电视基础及应用理论类著作和教材相继出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电视系和播音系组织编写的第一代原创性广播电视教材的问世，既是广播学院历年来主要业务课教学成果的总结，也为广播电视研究深入开展奠定了基础。此外，陆续出版的还有刘志箱筠《电子新闻媒介——广播与电视》、林兴仁《实用广播语体学》、施旗《广播电视语言》等。

    受广电部委托，由北京广播学院主持编纂的《申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版为首卷，此后，每年一卷）和《广播电视简明辞典》（1989年出版）相继出版，及时汇编了我国广播电视改革的新情况、新进展，概括介绍了广播电视的基本知识，为以后广播电视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

    第三，走向成熟阶段。从90年代初期起到20世纪末。

    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的研究已逐步走向成熟，表现为一批以中老年为主的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专兼职的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广播电视的研究已由分散、个体为主逐步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课题性研究为主；广播电视学术论著的评奖活动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广播电视研究的丰硕成果已初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的框架。

    1992年3月，广电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了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召开全国性的专门会议全面讨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这在我国广播电视史上尚属首次。会议的《纪要》强调了“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迫切性”，要求“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为目标”，“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在研究任务的落实上，要适当分工。”会议确定了1992—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研究课题共115个，其中重点研究课题22个。

    在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建设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基本上形成了由几个方面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其中有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综合大学新闻院系中从事广播电视教学研究的人员（含在读的博士生、硕士生）；有以国家广电总局、中央三台和其他直属单位的有关研究部门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省级广电局、台专兼职研究人员；有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及所属30多个专业研究委员会为代表的有关广播电视学术团体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还有正在广播电视第一线从事编、采、播、录、导等工作，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并有研究能力的人员。此外，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系统也有不少研究人员致力于广播电视的研究。

……

    从1983年起，我国建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但由于多种原因，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项目，多年来一直末能列入。“七五”初期，开始有新闻学方面的课题列入基金项目。“七五”末期，第一个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项目——《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列入基金项目。1992年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专门组建了新闻学学科规划评审组，负责草拟新闻学方面的课题指南，评审包括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等方面的申请项目等工作。在此前后10年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的广播电视方面的项目总计达到17项。获准立项的单位有北京广播学院（8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项）、广电部政策法规司（1项）和中央电视台（1项）及其他大学等。90年代起，教育部、广电部（国家广电总局）和北京市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中都有一批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课题获准立项。2000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每年可以申报两项广播电视方面的重点科研项目。上述广播电视方面多种科研立项对于促进广播电视学科建设和提高广播电视研究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

    概述1990—2000年间广播电视研究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和杨伟光主编的《中国电视论纲》的问世，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

    在广播电视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杨伟光主编的《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和《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张君昌的《应用电视新闻学》、陆锡初等《节目主持艺术通论》和曹璐等《卫星电视传播》等相继出版。

    在广播电视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取得的成果有：周鸿铎《广播电视经济学》、武子芳等《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宋友权《中国广播受众学》、陆地《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研究》、张凤铸主编《中国电视文艺学》、胡正荣《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和朱月昌《广播电视广告学》等。

    在广播电视史志研究方面，艾知生、刘习良主编的《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介绍了1979—1992年间中国广播影视事业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基本经验。艾知生著《广播影视工作谈》收入了他担任广电部部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中央电视台两度出版了本台台史《中央电视台简史》和《中央电视台发展史》，中央电台也修订再版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在此期间出版的广播电视史书还有吴少琦主编的 《东北人民广播史（1945.9—1949.9）》、郭镇之《中国电视史》、陈飞宝等《台湾电视发展史》、钟艺兵主编《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吴素玲《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张振东等主编《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和赵玉明主编并执笔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等。80年代开始编纂的地方广播电视志在90年代陆续问世的有吉林、陕西、山东、新疆、云南、青海、黑龙江、四川、湖南、安徽、辽宁、山西、广东、江西、贵州、上海、广西和江苏等近20个省、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志。大批地方广电志的出版，既追述了本地区广播电视发展的历程，又总结了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和广播电视宣传的经验，对促进广播电视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中央三台和部分地方台为庆祝本台台庆，相继出版了一批丛书和画册，其中有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丛书》、 《跨世纪电视丛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广播丛书》，中央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60年》丛书等。这批丛书是综合性研究的成果，既包括基础和应用理论方面的成果，也包括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

    这一时期，在广播电视工具书方面，相继问世的有《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广播电视辞典》和《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词典》等。与此同时还翻译介绍了一批外国的广播电视理论和实务性的著作，如《欧美高级广播电视教程》等。90年代以来，结合广播电视改革开放创造的新鲜经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播电视理论方面亟待探索解决的某些重大问题还举办了许多次全国性的研讨会，对广播电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发展战略的研究、广播电视的管理决策以及广播电视史志的编纂工作等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讨，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进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广播电视教育和广播电视研究的蓬勃发展，推动了广播电视出版事业的繁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承担了上述绝大多数研究成果的出版任务，为推动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80年代末到90年代，广播电视科学研究取得的多方面成果，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社科学术界的注意。广播电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已逐步得到社会上的认同。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内的二级学科。在“广播与电视”学科内列入了“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包括广播电视采访、写作、编辑等）”、“广播电视播音”和“广播电视其他学科”等三级学科。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中《新闻学》章节论及广播电视研究时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研究进展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理论方面还比较薄弱。”2000年1月出版的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一书中认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已逐渐形成。与此同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本科生、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已列入了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学科、专业。有关学者在回顾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建立和发展的专著中已将广播电视学列为独立学科专门加以论述。

在迎接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99年制定，并由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转发了《1999—2002年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六个方面的工作，即：1.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作为重点，加强基础理论研究；2.把总结业务经验、创优经验、改革发展经验作为重点，深化应用理论研究；3.关注广播电视改革中的现实问题，重视决策研究；4.总结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抓好史学研究；5.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办好理论园地；6.注重学术研究人才的培养，推动和加强理论建设。《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为世纪之交的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和推动广播电视学科的建设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