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学的形成与发展

蔡美华

1、二十至三十年代广播事业及其研究

中国境内最早的广播电台创办于1923年初，美国记者奥斯邦为了推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剩余的广播器材，利用一位华侨富商的资本，在上海开设了“中国无线电公司”；同时在外滩大来洋行的屋顶上设置了一座电台，于1923年1月24日第一次播音。播送的主要内容有音乐和新闻两大类，其新闻由上海《大陆报》提供。由于私设电台触犯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法律，北洋政府交通部勒令他拆除广播设备，加上销售无线电器材的生意不景气，电台器材简陋，发音不清，只办了3个月就倒闭了。随后美商新孚洋行、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分别办过两座广播电台，前者因经费支绌不久就停办，后者开办至1929年也停办了。

1924年8月，北洋政府交通部公布“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允许民间装设电台，这一法令的实施，客观上促进了广播事业的发展。1927年5月，我国第一座公营广播电台——交通部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每天下午3时起连续播音7小时；主要是娱乐性节目；此外当时的奉系军阀还于1928年在哈尔滨、沈阳办起了两座广播电台。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为了在全国统一政令，统一舆论，当局一开始就注重无线电广播的建设。1928年8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开办的“中央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此外，国民党还在各地办起了20多座广播电台。

二十年代后期起，中国出现了一批民办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虽允许民间电台的存在，但它决不允许民间电台干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电台战战兢兢，讳谈国事，极少有新闻、评论的内容。民间电台主要分为教育性广播电台、商业性广播电台、宗教性广播电台三种类型。

二三十年代的广播事业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受经济、科技等因素所限，创办初期也无甚经验章法可循。但是在这个阶段，业界内外仍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对广播的事业功能、广播内容对社会公众的教化作用等问题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堪称我国广播研究的滥觞，对广播如何更好服务于听众有一定的建设性作用。

三十年代的广播节目，大多是娱乐节目，如说书、评弹、音乐等。但不时会加入几张粗俗而肉麻的唱片与不堪入耳的污秽言辞，或者竟肆口谩骂，及我爱你爱等有伤风化的腔调，不翔实的新闻夹杂其中，有时还加上一二则吓人口气新闻。《无线电问答会刊》刊登文章批评上述现象，并希望播音者多播送有益的节目与确实的消息，免去这些无为而易生恶习的节目。“广播电台应常存道德心，用娱乐的机会来养成一班对国家有益的青年”。[1]

另有人撰文提出即使是娱乐节目其内容也应健康有益有较高的艺术性。无线电的娱乐功能毋庸置疑。“一定要勉强听众在休闲时收听严正的演讲，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寓教育于休闲娱乐，本来是民众教育的妙法，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的确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当然，电台要靠商店广告来维持，不能将民众教育作唯一的目标。只是希望文学家艺术家多创作些新作品，把封建思想渐渐淘汰，提高大众的欣赏品位”。[2]

还有人就广播的功能提出看法，认为广播的娱乐功能不是唯一的，不要专供娱乐。广播似应具有教育的功能。希望“能播一些教授语言学或各种浅近科学的节目，使求知的青年和求学的儿童也可得到些补充的材料”[3]。“文化不推进，国民知识不提高，于我们民族前途是绝大的危险。因此，收音机不是只为消遣或娱乐之用，乃是教育文化演进的工具、国际宣传的利器”。[4]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播电视学的早期研究

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使用广播这一传播媒介，已有六十年的历史；使用电视这一传媒，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广播电视工作者在使用这些媒介的同时，还不断地研究它、认识它，力求掌握它的规律，更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效益。可以说，一部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广播电视的学术史。

从1940年12月人民广播事业创建，到1986年7月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召开，这四十六年时间属于中国广播电视学的孕育期。其中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启蒙阶段。这个阶段的上限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日，即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日，下限是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通知的日子，即1949年6月5日。我国的广播工作者从人民广播事业创立之日起就开始研究广播业务了。人民广播的第一代播音员琢磨如何使用嗓音，如何断句，如何表情达意，这就是播音学的萌芽。编辑也一样，1946年6月，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在《暂行工作细则》中规定：“要用普通话的口语，句子要短，用字词要力求念起来一听就懂，并要注意音韵的优美与响亮。”“电文中有文言或难懂字句，应加注必要的通俗的口语翻译。”这些规定，“无疑是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对广播特点的最初的研究成果，是广播编辑学和广播语言学的胚胎”[5]当然，那时的人民广播事业处于创始阶段，节目时间短，发射功率小，听众也很少，广播的优势和功能无法充分地显现出来，加上处在战争环境，广播工作者不可能对业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但是，应该看到，战争年代的广播工作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非常丰富和珍贵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第二阶段是起步阶段，即从1949年6月5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成立到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个阶段有如下几件大事：

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召开京津新闻工作会议。会议认为：广播电台应以发布新闻传达政令、社会教育及文化娱乐为主。会议还提出，广播电台应在可能条件下对内外问题进行自己的采访工作，应有自己的新闻与评论。这次会议实际上确定了广播电台的三大任务以及自己走路的方针，其影响极为深远。

1952年12月1日至11日，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广播工作的特点和精办节目，提高宣传质量，为国家建设服务等问题。

1954年7月6日至9月5日，我国派出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广播工作经验。在同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梅益作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苏联经验对我国的广播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这次学习，中国广播工作者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先进的经验，使我国的广播工作较快地走上了正轨；另一方面，这次取经，从管理体制到节目摄制，都搬来了苏联模式。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弊病。

1955年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主办的《广播业务》创刊。这是第一家公开出版的全国性的广播业务刊物。据统计，该刊到1964年，共出版85期，发表各类文稿1456篇。

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成立。该院教师边研究边编写教材，开始比较系统地总结广播电视的实践经验。

1964年3月1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提出宣传业务整改草案，题为《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这个草案总结了建国十五年来广播电视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阐述了广播电视宣传业务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草案难免有“左”的痕迹，但对当时的实际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其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我国广播事业发展很快，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年轻的电视事业也已初具规模。在这期间，广播电视工作者本着自己走路的精神，边实践，边研究，探索广播电视的宣传规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从事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停滞阶段，即从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6日。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年内乱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播电视，基本上沦为左倾错误路线的吹鼓手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业务刊物一律停刊，无一幸存；也从没开过一次业务研究的会议。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第四阶段是复兴阶段，即从1976年10月6日至1986年7月1日。这个阶段的上限是粉碎“四人帮”，下限是首次广播电视学研讨会召开。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大发展，广播电视研究工作迅速恢复，并从复兴走向繁荣。这个阶段研究风气之浓厚，成果之丰盛，是文革前17年所无法比拟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成立了一批业务研究机构，建立了一支专业研究队伍，成立了一批学术团体。1980年以后，首都和各地相继成立了新闻学会，广播电视系统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加入了当地的新闻学会。接着，广播电视系统内部先后成立了广播剧研究会、理论广播研究会等学术团体。还有一些没有挂牌子，但定期开展研究活动的组织。

创办了一批业务刊物。北京广播学院于1979年创办了《北京广播学院学报》，该院新闻研究所于1984年创办了《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部于1984年创办了《广播电视战线》。据1984年统计，仅地方办的公开和内部的业务刊物即达50多种。

召开了各种各样的学术研究会。这个时期，业务研讨和学术交流活动异常活跃，既有全国的，又有地区性的；既有对口的专业研讨，又有综合性的学术交流；研究范围涉及广播电视学科的众多领域。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版记载，1981年至1985年召开的广播电视理论的业务研讨会达95次之多。

出版了一批广播电视专业著作。在这一阶段，公开或内部出版发行的广播电视专著、文集等，达数十种，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举行。会议总结了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以来的经验，制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目标。会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

（原载赵凯、丁法章、黄芝晓主编：《二十世紀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