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

徐培汀

    广播电视学≠新闻学。

    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研究领域的交叉部分，称为广播电视新闻学，它既是广播电视学的组成部分，也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

    广播电视新闻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

    从研究内容看，广播电视新闻学可分为理论广播电视新闻学、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历史广播电视新闻学。

    从研究流派看，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大陆广播电视界，已出现以研究基础理论为己任的“学派”派，以研究应用技术为主的“实践”派，以研究政策方针、法规为主的“管理”派。

    本章分节阐述理论、实用、历史广播电视新闻学。

第一节 理论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

    社会需求是创造发明之母。广播电视是20世纪十大发明之一，被列入现代社会的七大奇迹之一。

    我国内地的广播电视是由国外传入的。广播始于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创立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电视始于1958年5月1日开播的北京电视台（今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广播电视技术比较落后，理论研究更是滞后。新中国建国前，只有一些通俗性小册子与简介性文章；专著很少，只有1936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由国际世界文化合作院编写的《无线电广播的文化教育作用》与1943年重庆中国编译社出版由彭乐善著作的《广播战》。1934年—1948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出版过《广播周报》，发行量很少。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收音机不多，广播方面的著作也很少。只有一些通俗性的小册子如《怎样做一个广播收音员》（1951）、《怎样办农村有线广播》（1956）、《建立农村广播网》（1956）。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广播电视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北京广播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部分省市广播电视厅（局）相继成立研究所（室）。到1986年5月，广播电视系统的学术研究机构已发展到15家，专职研究人员近百人。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研究机构陆续增加。从1988年起，每两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举办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论文评选；从199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评选。评选按内容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历史研究、管理决策研究四类，设有一二三等奖和特别奖。199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还进行过高校部级科研和教学成果优秀奖评选，包括著作、论文、教学成果三类，分设一二三等奖。

    广播刊物，1951年3月—1955年6月，出版过《收音员通讯》，前期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印，1953年起改由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印。1955年7月—1956年12月，出版过群众性大众化刊物《广播爱好者》月刊；1955年6月—1966年5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印出版过《广播业务》月刊。1959年2月、7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还出版过3期《广播业务译丛》。1949年7—10月，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还编印过3期《广播资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繁荣。197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季刊）出版，1995年改名《现代传播》。1981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创办《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双月刊，1989年12月终刊，共出50期。1982年7月广播电视部创办《中国广播电视》双月刊，1987年1月改名《中国广播影视》。198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中国广播》月刊。1985年2月，中央电视台创办《电视业务》，1987年1月改名《电视研究》月刊。1987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创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月刊。地方办的杂志，有江西的《声屏世界》、湖南的《声屏学报》、浙江的《视听纵横》、江苏的《视听界》、湖北的《楚天视听》、新疆的《视听天地》、陕西的《陕西广播电视》、贵州的《贵州广播》、安徽的《安徽广播电视》、福建的《福建广播》、天津的《广播电视杂志》、上海的《广播电视研究》等等。

已出版的理论广播电视新闻学的著作，主要有苑子熙的《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1985年），董启焕的《广播与电视》（1986），施天权的《广播电视概论》（1987），刘志筠的《电子新闻媒介——广播和电视》（1988），梁中声的《广播电视新闻》（1988），王珏的《新闻广播电视概论》（1989），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1990），王作舟的《广播电视学》（1995），张骏德的《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1996），刘爱清、王锋、陈富清的《广播电视概论》（1997），赵水福的《广播电视探析》（1992），黄匡宇的《广播电视学概论》（1999）等等。

    在广播新闻学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康荫的《新闻广播学研究》（1982），赵水福的《国际广播探析》（1987），李德纯、李彩英的《新闻广播基础知识》（1987），董启焕的《广播探新》（1988），康荫的《广播学基础》（1988），自谦诚的《广播纵横》（1988），鲍祖安的《广播受众学简说》（1988），谢凤阳的《广播优势论》（1991），吴缦的《新闻广播研究》（1997），宋友权主编的《中国广播受众学》（1998），吴郁的《主持人语言表达技巧》（2002）。

    在电视新闻学万面，主要有裴玉章的《荧屏前后》（1983），刘树林的《电视文学概论》（1985），裴玉章的《电视纵横》（1989），黄匡宇的《电视新闻学》（1990），黄匡宇、龚睿、阮拥军合著的《电视新闻学教程》（1998），方亢等著的《中国电视新闻学》（1991），叶子的《电视新闻学》（1997），任新洲主编的《电视策划新论》（2002），冷冶夫的《21世纪的电视制作理念》（2002），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2003），严三九的《应用电视新闻学》（2002）等等。

    在边缘广播电视新闻学方面，主要有周鸿铎的《广播电视经济学》（1990），武子芳、朱金贵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1992），苗棣、范钟离著的《电视文化学》（1997），刘隆民著的《电视美学》（1990），汪天云著的《电视社会学研究》（1998），刘炘的《电视重构论——转型期中国电视的文化选择》（1999），赵凯、赵腓罗的《市场经济与广播电视管理》（2002），周鸿铎等著的《广播电视经济》（2003）等等。

    理论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前驱学者有康荫、苑子熙、王珏；后起之秀有雷跃捷、黄匡宇等人。另有4部代表作、两部有突破性成果的著作。

一、康荫的理论研究

康荫，1918年生，上海市人，笔名马奔、兆风。1938年12月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新华社滨海分社编辑主任，1949年12月任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后改名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1953年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组长，曾赴康藏公路沿途采访。1958年调中央广播事业局业务研究室工作。1959年9月起，调刚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1972年—1978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8年调回北京广播学院专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87年评为教授，1991年离休，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韬奋园丁特别奖。著有《新闻广播学研究》、《新闻概论》、《广播学基础》、《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与傅俊卿合著）、《邓小平新闻宣传思想概论》、《舆论学要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舆论》、《往事五十年断忆》等。

    《新闻广播学研究》在1982年1月由广播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分为13章，论述了广播的历史、本源、特征、路线、性质、作用、形式、风格、传统、领导和规律等有关问题，是一部探索广播工作规律的专著。

    《广播学基础》，1988年1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22章，分别论述通讯技术的发明和无线电的应用，中国广播事业的历史、广播宣传的特性，各类广播节目及其编排、播音艺术和听众联系。

二、苑子熙的理论研究

    苑子熙（1918—1992）原名苑康年，笔名吴艾士，草火，河北高阳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12月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冀中九地区地委机关报《团结报》、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河北日报》、《保定日报》工作。1949年6月调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3年3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58年调中央广播事业局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1959年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1988年被评为教授，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外国广播电视事业史简编》、《传播学若干原理与应用》、《美国新闻自由探索》（与研究生合著）等。

    《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1985年12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是我国内地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个人新闻学术研究论文集，也是第一本把美学引入电子媒介的论著。全书共9篇17章，内容涉及广播电视的特性与规律，如何借鉴外国办广播电视的技巧和手法，录音报道、理论广播与效果分析、记者工作的性质与道德情操、广播节目与新闻意境、办好广播电视节目的关键问题的探索。苑子熙认为现实性、时效性、群众性、阶级倾向性既是新闻的特性，也是制约新闻实践的客观规律。广播的优势，在于声音真实感人、快、受众面广，因此，要提倡现场口头报道。

三、王珏的理论研究

王珏（1935—1997），曾用名王伯良，安徽霍山人。1960年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曾任《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副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0年被评为教授，著有《新闻广播学论集》、《新闻广播电视概论》，多次评为“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1996年获“韬奋园丁奖”。

    《新闻广播电视概论》1989年4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共15章，依次论述新闻的本源、新闻价值、新闻广播电视的特性、性质、新闻自由、经济宣传、政策宣传、法制宣传、理论宣传、舆论监督、新闻典型、新闻文风、坚持和改善党对新闻广播事业的领导、“双百”方针和新闻队伍等问题。

四、雷跃捷的理论研究

雷跃捷，1959年生，湖南人，1982年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1987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获法学硕士学位，1998年被评为教授，现为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学科带头人。代表作有《新闻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舆论》（获第四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雷跃捷在《新闻理论》教材中，一方面，他对很多基础问题进行总结与梳理，包括新闻的定义、真实性、新闻价值，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评价。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些理论进行了重新研究，提出很多颇具新意的观点。他还是国内新闻学界第一个将媒介批评列入新闻理论研究中的学者。雷跃捷著的《新闻理论》教材1997年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五、黄匡宇的理论研究

黄匡宇是个大专生，且并非新闻专业出身，也没有进过广播学院进修，但他撰写或主编《电视新闻学》（1990）、《理论电视新闻学》（1996）、《电视新闻学教程》（1998）、《广播电视学概论》（1999）、《电视新闻语言学》（2000）5大本，164万字，现为教授，靠的是勤劳刻苦，自学成才。

    黄匡宇，1943年生，江西宜春人，1960年毕业于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大专），1960年—1966年夏在江西向塘中学教高中语文，业余酷爱写作与摄影，为《南昌晚报》杂文专栏“灯下谈”的特约作者。1966年—1980年间，先是被县委宣传部选中担任新闻报道员，后被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任用为特约记者，从事农业新闻报道达14年之久，文字、图片作品逾两千件。1980年下半年进南昌市电化教育馆从事电视片的拍摄与编辑工作，拍摄《花城》（文字作者秦牧）和《天山景物记》等电教片30部。1984春至1987年冬在江西大学新闻系任教，撰写论文20余篇；《论新闻照片的屏幕价值》获江西省电视学会论文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1988年春至1992年冬在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任教，期间撰写论文30余篇。关于电视新闻声画两大部分以谁为主，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有主画的，也有主声的，黄匡宇在1990年著的《电视新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提出“声画双主体”结构理论，主张“内容为王、形式是金”电视节目双重价值标准，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关注。

    1993年春—2003年黄匡宇在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统执教，由于研究成果的丰厚，黄匡宇曾于1996、1997年两次去台湾、多次去香港的大学与电视台讲学，讲题有全能式记者的培养与大摄影观念的形成等。现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方传媒研究所所长、广东卫视新闻中心“前沿对话”策划。是一位勤奋劳作，善于开拓的多产作家。

六、四本有影响的著作

（一）《中国电视新闻学》

    方亢、李子先、孙孔华、蔡贤盛、车永进合著，1991年8月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多为广东省电视工作者，思想比较开放。他们从中国电视新闻实践中提炼总结出电视新闻理论。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基础理论，含电视、电视新闻及其地位、电视新闻的基本原则和传统，电视新闻的特性和规律、电视新闻的表现要素、电视新闻的体裁和分类等6章；下编为实用业务，有电视新闻的采访、写作、摄制、现场直播、编辑、播出、通讯联络网、资料工作、传播效果与信息反馈、工作队伍与组织机构等11章。

    （二）《现代广播电视新闻学》

    作者张骏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3月该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受到好评，被评为1997年度上海市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全书除前言、绪论、后记外，共12章：广播电视新闻的特性、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规律与工作原则、广播电视的传播符号、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简史、广播电视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评论、新闻编辑、节目主持人、新闻改革、发展趋势、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修养。

    （三）《电视新闻学》

    叶子著，1997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除绪论外，分上下篇共20章。上篇为基础理论，有电视新闻界说、历程、地位、职能、共性规律、个性特征、表现符号、报道取材、审美意向9章。下篇为实用理论，有消息类电视新闻、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连续系列报道、新闻专题报道、新闻调查、新闻性访谈节目、评论性节目、报道形式、传播方式、电视新闻节目编排、思维方法11章。

    （四）《新闻广播研究》

    吴缦、曹璐著，1997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为培养跨世纪广播新闻人才而编著的教材，全书共6章：广播与新闻广播、新闻广播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特点、新闻广播的语言和语境、新闻广播的基本体裁、新闻广播的报道形式、广播改革的思路和展望。

七、两部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著作

    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与杨伟光主编的《中国电视论纲》，是两部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著作。

    （一）阎玉与《中国广播电视学》

    阎玉（1923—1999）原中国广播出版社高级编辑，山西兴县人。1939年2月参加革命，曾任兴县五区青救会主席，二区抗联主任，县政府秘书科长。1948年调晋绥日报社，后调晋西北大众报社任记者、编辑、组长。1949年8月随军南下到四川重庆，在西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任记者、组长期间曾任驻原西康省首席记者。1953年6月，任长寿县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1954年9月考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1956年8月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新闻部、对台广播部、理论部副主任、主任。1981年11月任中国广播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中国广播电视》杂志主编。1983年起，主要从事广播电视研究工作，担任《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参与编辑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丛书，1987年起任《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主编，1988年被评为高级编辑，1989年离休。

    阎玉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学》由广播电视部政策研究室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组织26位专家历时4年集体撰写而成，1990年9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全书8编40章，63.3万字。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广播电视学的专著，并为我国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勾画概貌，从而用事实说明广播电视确实有“学”，独立成“学”。

    1.广播电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广播学或电视学作为新闻学的分支学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大众传媒中，报纸出现最早，又以传播新闻为主，故早期的新闻学称作“报学”。后来，广播与电视相继问世，现今如再继续把广播电视研究从属于新闻学研究，已有害无益了。因为现今的广播电视除重点播送新闻外，还有社会教育、文化娱乐、社会服务等多种不属于新闻学研究范畴的节目。如果广播电视研究只限于研究新闻节目，那么其他节目将无法建立自己的业务理论，这不利于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如果把广播剧、电视剧、电视智力竞赛、电视晚会、广播电视大学、广播电视广告都列入新闻学研究的课题，那新闻学也就不成其为新闻学。”[1]

    衡量一门学科能否成立，主要看它有否特定的研究对象，能否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能否与其他学科划清界限。从这几方面看，该书作者认为广播电视学已具备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这有助于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也有利于新闻学保持自身特点。

    广播电视学与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是有交叉的，这个交叉部分叫广播电视新闻学，属新闻学的分支学科，也是广播电视学的边缘学科。

    广播电视学具有实践性与综合性两大特点与广播电视节目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传播工程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史五大分支学科。“除本体学科外，广播电视学还与众多相关学科杂交，形成一系列边缘学科，如广播电视社会学、广播电视文化学等。”[2]

    2.广播电视节目分类与社会控制

    广播电视是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特定范围播送音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节目是具有一定内涵，有固定名称，在一定时段内播出的，由语言、图像、音响等要素组成的电子符号系统；是人类利用电子技术手段获取信息、传播信息、满足生存、享受、发展需要，诉诸听觉视觉的精神产品或时间形式。节目种类的具体划分，按内容属性，可分为新闻性、教育性、文艺性、服务性与综合性节目。按特定对象分，有一般性和对象性节目。按选题范围分，有一般性与专题性节目。按受众参与情况分，有受众参与与非参与节目。按是否有主持人主持，又可分主持人与非主持人节目。按节目来源，又可分为自办、联办、交换、转播、联播节目等等。

    人与社会的需要，是节目生成的根本动因。但这一规律并不是在任何国家、社会发挥同样作用，取得同样结果；它的作用只能依不同性质的社会和社会控制来发挥。该书作者认为，世界上有不同性质的社会控制。“所谓社会控制，是指政府、政党或社团对社会传播媒体的管理、领导或掌握，反映其阶级、集团的利益或意志；指媒体对节目生成传播采取的策略或经营方式；指节目制作者个人或群体素质对节目生成的影响等等。”[3]

    3.主持人节目与节目主持人

    主持人节目作为一种节目形式，有两层意思。一般意义上说，是指以主持人出场和受众直接交流的形式来传播节目内容。特殊意义上说，指的是以某一位名主持人为标志而设置的节目栏目，类似报纸的专栏作家的特设栏目。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内地引进主持人节目形式。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首先开办由徐曼主持的《空中之友》节目，同年4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开办由李一萍主持的《大众信箱》节目，1983年中央电视台开办由沈力主持的《为您服务》节目，均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主持人虽以个人身份出场主持节目，但一个节目的播出需几个人、十几个甚至几十人才能完成的，实际上存在一个节目制作群体。主持人则是这个“制作群体”的中心人物或前台人物。

    我国传统节目生产方式，一般是记者、编辑出“稿件”、播音员出“声音”出“形象”；采、编、播环节相对独立，彼此分离，各有各的职责范围。节目主持人集采编播于一身，或兼编兼播，或出场主播，形成一个综合性的传播职业岗位。在内部，主持人把节目制作的前后期工作贯穿起来，把制作与播出过程连贯起来；在外部，他在传播者与受众间架起了一座人物化的桥梁。

    4.受众心理规律与传播群体优化

    受众千千万万，心态千变万化，但也并不是没有共同规律可寻。从微观看，受众心理活动规律的表现大体为：喜新厌旧、喜真厌假、喜活厌死、喜短厌长、喜奇厌平、喜实厌空、喜近厌远、喜正厌偏、喜导厌训、喜优厌劣，等等。从宏观看，受众心理活动有自主律、思辨律、演变律、晕轮律。

    5.广播电视的立法与管理

    广播电视立法，是为了使广播电视传播活动在法的保护和制约下正常运转，是克服“人治”、实行“法治”的有力措施。广播电视立法是广播电视决策与管理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重要前提。

    广播电视管理有三个部分，一是对系统外的管理，就是正确处理社会同广播电视有联系的诸种关系，如广播电视与国民经济、电子工业、邮电商业、文化体育艺术的关系，这是广播电视管理的外部职能。二是对系统内部的管理，就是正确处理系统内上下左右的关系，例如中央与地方、广播与电视、有线与无线、宣传与技术、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宣传、技术与人事、后勤的关系，这是广播电视管理的内部职能。三是中国广播电视机构与外国广播电视机构的关系，例如，与有关国际组织的关系，与各国广播电视机构的节目交换或文化交流，签订各种协定与友好往来。这是广播电视管理的涉外职能。作者认为，任何一项事业的顺利进行与健康发展，离不开合乎该事业运动规律的管理；“改革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

    （二）杨伟光与《中国电视论纲》

    杨伟光，1935年生，笔名杨弃、尚夏、芳园，广东梅县人，中共党员、高级编辑。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等职。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7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视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著作有《怎样办好广播》、《广播宣传入门》、《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杨伟光主编的《中国电视论纲》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由17位专家集体撰写而成，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视理论，描绘了21世纪中国电视的发展目标，具有政治性、科学性、综合性、实践性和前瞻性的特点。全书12章，40万字，1998年8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1.关于电视的属性

    该书作者认为中国电视有四种属性。一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精髓。”[5]二是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三是独特的现代文化形态。四是中国电视属于第三产业。电视事业具有大投入、重装备、高消耗等特点，没有经济实力，不仅难以承担起信息传播、文化娱乐、社会教育等职能，而且自身也难以为继。“中国电视事业的产业化趋势表明了电视除了具有政治属性以外，还具有经济属性，具有独特的产业功能。”[6]

    2.坚持电视节目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电视节目，重视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将社会效益当做判断节目品质的首要标准；从电视节目的总体设计，到具体节目的制作，直至节目的审查、编播，都要强调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视精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发挥电视传播的媒介优势。

    3.让世界了解中国，搞好对外报道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应当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以适应国际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需要。

    要做好电视海外报道工作，在国际上树立与维护社会主义中国形象，关键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以正面报道为主，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用事实说话。

    对海外报道要取得实效，既要“内外有别”，也要“外外有别”。这里有重点国家和地区之分，也有重点对象与阶层之别。此外，还有海外华侨、华人、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之分，等等。

    国际电视竞争激烈，最终是节目质量的竞争。“明确报道内容，提高报道艺术，是保证对海外报道节目质量的关键。”[7]

    4.科学化的体制和法制化的管理

    从总体看，电视事业体制包括两个范畴的内容，一是电视事业自身体系建设，即电视机构设立的原则、布局及其相互关系。二是电视工作、电视事业管理的制度与方式。

    该书作者认为，电视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的要点在于：（1）确保和突出新闻宣传的主体地位，作为舆论“喉舌”的主功能必须不断加强。（2）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的关系。当前面临的管理体制改革，责、权、利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事业健康发展。（3）坚持改革电视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4）落实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任务。从社会现代化发展趋势看，政事分开是必由之路。电视传播职能主要由作为事业实体的电视台承担；政府部门的任务是担负对电视事业的管理。要逐步实行法制化管理，依法对电视事业进行管理。

    5.不断增强电视在未来竞争中的活力

    作者提出电视未来发展的两个要点：其一，组建若干电视企业集团，包括跨国的中国电视集团，以此带动中国电视业由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移；其二，“在确保播出权、管理权和产权掌握在广播电视部门的前提下，推进股份制试点工作，鼓励利用或吸引社会资金包括外资进行有线网络等基础技术设施的建设并合理调整利益关系。同时大力提倡区域联合，逐渐实现与其他信息网的互联互通，互为备份，确保国家信息安全，并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综合信息业务服务”[8]。

第二节 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

一、系列著作成套出版

    我国内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系列成套出版，虽然尚未摆脱个人经验总结、描述阶段，但与建国初期比较，质量大为提高。

    1987年—1988年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出版过“电视节目制作丛书”18种，即《屏幕前的探索》（任远著）、《摄影构图基础》（李兴国著）、《电视片编辑艺术》（钟大年、王桂华著）、《电视节目制作的管理》（张一心编译）、《电视剧艺术论》（宋家玲著）、《电视色彩学》（刘恩御著）、《电视节目解说词写作》（温化平著）、《文学与电视》（赵凤翔、徐舫州著）、《电视记者工作》（叶子编译）、《电影摄影基础》（任金洲著）、《电视音乐与音响》（高廷智、李近朱、郝俊兰著）、《电视编导的智能构成》（丁海宴著）、《电视传播的艺术》（叶家铮著）、《电视剧的探索》（高鑫著）、《电视摄制技术》（毕根辉、马百山著）、《电视报导的艺术》（王起言著）、《电视摄录手册》（李平云著）、《电视画面美学》（朱羽君著），这套丛书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1997年—2000年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又编写了一套20种“电视学系列教程”，这套丛书已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计有：《电视文化学》（陈默著）、《电视艺术学》（高鑫著）、《电视传播史》（郭镇之著）、《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叶家铮著）、《电视传播研究方法》（刘燕南著）、《电视新闻节目研究》（叶子著）、《电视专题研究》（高晓虹著）、《纪录片创作》（钟大年著）、《电视画面语言》（朱羽君著）、《电视新闻摄影》（任金洲著）、《电视新闻写作》（张静滨著）、《电视编辑学》（任远著）、《电视采访学》（叶子、赵淑萍著）、《电视解说词写作》（徐舫州著）、《电视声音构成》（高廷智著）、《电视节目主持》（赵淑萍著）、《摄影构图艺术》（李兴国著）、《影视摄影技术》（毕根辉著）、《电视数字制作技术》（孟群著）、《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著）。

    1987年—1991年间，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改为新闻学院）广播电视专业编写了一套8种“电视业务系列丛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8种书名为《广播电视概论》、《时代的明星——漫谈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编辑》、《电视摄影》、《电视照明》、《摄影艺术构图》、《电视制作——技巧、艺术、训练》、《当代世界广播电视》。

    除了大学广播电视院系专业外，广播电视电台在台庆之际，也出版了不少系列从书。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纪念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55周年而编印一套8种“国际广播丛书”，1996年10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即《中国国际广播大事记》、《中国国际广播回忆录》、《国际广播论文集》、《国际广播人风采》、《电波联结五洲情》、《国际广播发展趋势研究》、《当代世界传播研究》和《国际广播谈艺录》。

    中央电视台为纪念建台35周年，编选一套12种“电视丛书”，199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计有《电视新闻论集》、《电视专题论集》、《电视文艺论集》、《电视剧论集》、《电视声画论集》、《电视技术论集》、《电视制作论集》、《电视宣传管理论集》、《中央电视台简史》、《中央电视台大事记》、《荧屏岁月记》、《荧屏金杯录——历届电视节目获奖录》。                             

    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建台40周年，又编印一套10种“跨世纪电视丛书”，1998年8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计有《中国电视论纲》、《中央电视台发展史》、《电视新闻文集》、《电视专题文集》、《电视文艺文集》、《重大新闻现场直播文案选编》、《电视管理文集》、《电视技术文集》、《荧屏金杯录（二）》、《中国电视美术》。

    中央电视台国际部也出过一套5种图书由张子扬主编，即1998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电视节目论集》、《荧屏与环球专辑》、《电视人手记》、《译制片剧本精选》和《专题片解说词荟萃》。

    播音学方面，研究广播电视语言方面成果累累，主要有《朗读学》（张颂著，1983年），《播音发声学》（徐恒著，1985年）、《播音基础》（张颂著，1985年）、《寄语青年播音员》（齐越著，1986年）、《新闻播音理论与实践》（陆茜著，1987年）、《语气发声原理、语言发声练习》（李钢等著，1988年）、《语言表达艺术》（姚喜双等著，1988年）、《小说播讲艺术》（汪良著，1988年）、《播音学简明教程》（吴郁主编，1988年）、《播音文体业务理论》（毕征主编，1989年）、《献给祖国的声音》（齐越著，1989年）、《论播音艺术》（张颂等著，1990年）、《语言艺术发声概论》（王璐、白龙著1990年）、《播音风格探》（姚喜双著1992年）、《播音导论》（齐越著1992年）、《播音心理学》（祁凡著1992年）、《播音语言通论》（张颂著1994年）、《中国播音学》（张颂主编1994年）、《中国播音大全》（张颂主编1994年）、《走进播音朗诵主持艺术殿堂》（姚喜双著，1995年）、《广播电视语言文字规范化文集》（张颂著1996年）、《文艺作品演播》（罗莉著，1996年）、《节目主持艺术探》（吴郁著，1997年）、《播音学概论》（姚喜双著，1998年）、《播音主持心理学》（祁凡著，1999年）、《主持人的语言艺术》（吴郁著，1999年）、《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发声艺术概要》（李晓华著，1999年）、《语言传播文论》（张颂著，1999年）、《电视播音与主持》（陈京生著，2000年）、《广播电视口语艺术》（鲁景超著，2000年）、《广告播音艺术》（曾志华著，2000年）、《播音主持艺术风格》（姚喜双著，2000年）、《播音员主持人语言不规范现象研究》（姚喜双著，2000年）、《方明谈播音》（方明著，2000年）、《林如和她的播音艺术》（姚喜双著，2000年）、《名嘴开口——与著名主持人聊天》（蓝石著，2003年）。

    有关节目主持人的著作主要有：《时代明星——漫谈节目主持人》（徐德仁等著，1990）、《节目主持人概论》（陆锡初著，1991）、《论节目主持人》（壮春雨著，1991）、《节目主持人与新闻》（陆锡初著，1991）、《怎样当好节目主持人》（苏宝华等著，1991）、《节目主持人的艺术和风采》（应天常著，1995）、《节目主持人通论》（俞虹著，1996）、《节目主持人语言艺术》（曹可凡、王群著，1997）、《真话实说》（鲁景超著，1998）、《节目主持艺术通论》（陆锡初著，1998）、《声音》（敬一丹著，1998）、《话筒前》（敬一丹著，1999）、《播音主持艺术》（姚喜双著，1999），《节目主持人艺术论》（应天常著，1999）、《节目语体主持》（李德付主编，1999）等等。

二、十二本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著作

    （一）《实用电视传播学》

    吴信训著，1990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2章，论述电视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电视媒介和电视传播的规律；电视的图像、摄录、照明、声音、剪辑、脚本，电视节目的导演与导播；电视新闻、电视新闻价值与电视记者的构思；电视广告；电视节目的编成。作者在书中把电视传播的规律概括为：确定的广播，不定的受众；专意的广播，随意的受众；同时的视听，分散的受众；“家庭的成员”，密切的受众，颇有创意。

    （二）《应用电视新闻学》

    张君昌编著，1995年1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2章，分别就电视新闻的功能、概念、分类、采、编、语言、写作等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

    （三）《中国有线电视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集》

    张国樑主编，1992年8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有线电视台的历史，分析现状、总结经验、预测未来的论著。全书收入全国几十位企业有线电视台和城市电视台责任人的研究报告。

    （四）《电视新闻实务》

    傅俊卿著，1997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供电视新闻从业人员阅读的实用书，全书共6章，计有第一媒介的魅力、电视新闻采访、电视新闻摄像、电视新闻编辑、电视新闻文字稿写作和电视新闻工作者的修养。

    （五）《广播电视新闻评论》

    王振业著，1997年4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章，从广播电视媒介的传播特点出发，论述如何写好广播新闻评论与电视新闻评论。

    （六）《广播电视评论学》

    涂光晋著，1998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分10篇，重点研究与介绍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历史和现状、特征与功能、策划与运用、要素与手段、体裁与样式。

    （七）《电视写作》

    王东河、王朝东编著，1999年6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0章，概括性地论述电视写作的基本知识、电视节目的特别写作、节目编排和栏目的设置，各种类型文体的写作。对于电视观众的客串写作也作了阐述。

    （八）《电视采访学》

    朱羽君、雷蔚真著，199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一。全书除结束语外，共9章，内容有：记者——电视采访的主体，寻找采访线索，电视采访的整体策划，现场取材的方式与内容，纪实摄像的基本技巧，几种特殊的采访类型，记者出镜，各类电视节目的采访，电视采访的独特性等。

    （九）《怎样做好广播编辑工作》

    李宜著，1985年2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该书论述广播编辑工作的任务、特点和基本要求，怎样选稿，怎样处理稿件、怎样编写和改编各类稿件，如何珍视和运用录音资料，怎样编写和制作配乐广播和请人作广播讲话，怎样编排节目和组织宣传报道，广播编辑应有的修养。

    （十）《实用电视编辑》

    黄著诚主编，2000年8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全书共9章，计有电视编辑概述、蒙太奇、电视画面组接技巧、场面的过渡、声画组合、电视的节奏、影视作品的结构、电视新闻节目、文艺节目编辑。

    （十一）《广播电视节目管理》

   董悦秋、赵炳旭编著，1997年6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探讨广播电视节目的运作流程中计划、策划、播出、反馈等主要环节的管理问题。全书共10章：绪论、电视节目计划管理、策划、播出管理、电视观众调查、磁带库管理、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广播节目管理、广播电视节目管理人员和广播电视节目管理的机构。

    （十二）《中国应用电视学》

    这是一部有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著作，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学术委员会和《中国应用电视学》编辑委员会编著，全书230万字，除序、绪论、编后记外，分4编29章。第一编本体篇，有电视史论、电视传播、电视观众、电视美学4章。第二编节目篇，有电视新闻节目、电视教育节目、电视文艺节目、电视文学、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栏节目、电视广告8章。第三编制作篇，有电视画面、电视报道取材、电视摄像艺术、电视编辑、电视采访、电视解说词写作、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剧导演、电视剧表演、电视音乐音响10章。第四编技艺篇，有电视制作、电视摄像技术、电视照明、电视色彩、电视美术、电视服装与化妆、电视制片7章。这是一部“从全局上、从整体上系统全面地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梳理”，“以学术与应用价值并重而著称”[9]的巨著，从基础理论、节目制作、制作技艺和电视技术四个方面勾勒出电视应用理论的全貌，“第一次建立起电视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框架”[10]。正由于这个原因，该书荣获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广电部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学术论著一等奖，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二等奖，还荣获1997年吴玉章奖新闻学特别奖。

第三节  历史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

    我国历史广播电视新闻学研究，即广播电视史研究，经历缓慢起步、曲折发展、初结硕果三个阶段。

一、缓慢起步时期（1923—1949.9）

    自从1923年1月23日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美国人奥斯邦（E·G·Osborn）在上海创办中国无线电公司，与英文《大陆报》报馆合作，租用外滩广东路3号大来洋行的屋顶，开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以来，中国广播事业已有80多年的历史。

    据新闻史学家赵玉明的考证，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始于对一个地区广播事业史发展的描述[11]。上海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发源地。目前找到最早的一篇广播史的专文是曹仲渊写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12]。曹仲渊称该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该文中的“无线电话”、“播送站”，即现今“无线电广播”、“广播电台”。由于当时广播电台尚未形成一独立的事业，因此，早期的广播史的研究成果无专著，散见于新闻史（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或交通史（如《交通史·电政篇》）著作中。1929年底，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编印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年鉴《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收入该台及我国广播发轫时期的史料。1934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主办的《广播周报》在南京创刊，抗战时期一度停刊，战后恢复，1948年12月终刊。

    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十年间，随着中国广播事业的较大发展，对中国广播史的研究也有了初步进展，具有代表性的专文有胡道静于1936年先后发表的《上海与广播事业》和《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对上海抗战前广播事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载；另一篇是吴保丰1937年6月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对1928年—1937年的中国广播事业（东北地区未包括在内）作了简要介绍，吴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对中国的广播事业比较了解。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史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除一本《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概况》外，在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等书中，曾有一些广播事业的记载。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新闻局编印了一本《广播事业》的小册子，介绍抗战期间与战后两年间国统区的广播事业概况。

    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年代，不可能有专人从事广播史的研究工作。抗战胜利之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陕北台二周年告听众》等以及《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章，可以看做是对解放区广播事业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单位还编印了《解放区广播电台介绍》、《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介绍》等小册子，为现今解放区广播史保存了一些珍贵史料。

二、曲折发展时期（1949.10—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播史的研究虽然逐步引起广播事业领导部门的重视，但由于50年代后期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广播史的研究时兴时衰，成果不大。

    1958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研究室，编印了《广播工作文献集》（一）油印本，康荫等人开始进行中国广播史初步调查，并将调研成果发表在《广播动态》、《广播业务》等内部刊物上。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创办后，该院新闻系先后编印了《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中国人民广播十年》、《中国人民广播史资料》（上册）、《广播稿选》（第一集）等。学院新闻系广播史教研组组长康荫在为学生开设中国广播史课程之余，还编写过一部中国广播史稿，遗憾的是这部史稿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连同他收集的一批旧中国广播书刊都未能保存下来。

    “文化大革命”前夕，随着机构的调整，新闻系的广播史教研组解体，广播史课停开，中国广播史的研究也基本陷于停顿。

    “文革”十年，在“四人帮”的破坏和“左”倾思想影响下，人民广播史被歪曲成“路线斗争史”，一大批广播历史教材、书稿和资料遗失殆尽。唯一有意义的，是70年代初，在邓颖超倡议下，为筹备在延安清凉山开办革命新闻事业纪念展览，中央广播事业局曾组织专门小组由杨兆麟主持对延安广播历史作过一次相当详尽的调查。许多身处逆境的老同志如王诤、向仲华、梅益、温济泽、李伍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人民广播历史提供了一批宝贵的资料。为征求意见而陈列的人民广播历史展览，在内部开放不久，因受到干扰而匆匆收场，计划中撰写的解放区广播史也随之夭折。

三、初结硕果时期（1978年底—2005）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广播电视系统经过拨乱反正，出现了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1980年举行的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经验；1983年举行的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立志改革，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的历史任务。

    为了适应总结历史经验和开创新局面的需要，我国广播电视史志研究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1980年秋，北京广播学院组织以齐越教授为首的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历史调查组进行为期一个月、行程3000公里的颇具规模的调研活动，揭开了广播电视史志研究蓬勃开展的序幕。据赵玉明的统计，20年来编印出版的各类中国广播电视史志书刊大约在400种以上，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大大超过以前的半个世纪[13]。

    盛世修志著史。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绩较大

    对解放区人民广播史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广播学院受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委托，经过十多年不懈的努力，已编选、出版《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4集，收入200多篇反映以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代表的解放区艰苦创业、战斗成长历程的回忆文章。与此同时，还编选出版《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使久藏于档案中的珍贵史料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苏力编的《延安之声——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纪闻》一书，以大事记的形式逐月记录1940年—1949年创建和成长的历程。周新武主编的《华东人民之声》收入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和华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回忆录、历史文件及大事记，所反映的时代从1948年5月至1954年12月。

    杨兆麟、赵玉明著的《人民大众的号角——延安（陕北）广播史话》、吴少琦主编的《东北人民广播史（1945—1949）》、赵玉明主编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相继问世，标志着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已由收集、分析史料逐步走向著书立说的阶段。

    为了普及解放区人民广播业绩，还采用录像、展览等形象化手段，先后摄制了反映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战斗历程的录像片《人民广播风云录》，布置了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中解放区广播的陈列展览，以便使更多群众特别是广播从业人员了解人民广播的创业成长史。

    （二）现代广播史的研究初获成果

    中国现代广播史，指1923年1月23日在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0余年间包括官办、民办、外国人办以及解放区办的各类电台建立、发展、盛衰、变迁的历史。

    1987年12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赵玉明著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是我国首部比较系统、全面概述现实中国广播的史著，填补了中国内地广播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汪学起、吴翰生编著，1988年7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英》一书，以史话形式勾画出国民党中央台从1928年创建到1949年撤出大陆20年间的兴衰过程，是一部既有历史价值又饶有兴味的史作。

    上海档案馆、北京广播学院、上海市广播电视局合编，1985年12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与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汇编了1923年l月至1950年3月上海广播事业的中外文档案、报刊资料500多件，计53万字。上海是我国无线电广播的发源地，也是旧中国广播电台最大的集中地；该书的出版，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三）当代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果辉煌

    中国当代广播电视史，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研究成果累累，简介主要代表作如下：

    1.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

    左漠野（1913—1998）原名左铁铮。湖南岳阳人，193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新中华报》编辑、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华北《新华时报》编委、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研究部部长、新华总社对蒋管区广播部主任。1949年春进入北平，任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新闻科长。建国后，历任中国广播事业局编委兼对外广播部主任、副局长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82年离休。曾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主编。曾发表一批关于广播电视业务建设和广播电视学的论文。辑有《樵苏集》一书。

    左漠野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是“当代中国丛书”之一，1987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84.2万字，分上下两册，共10编。内容有中国广播电视发展概况、对国内的无线广播、对国内的有线广播、对国外广播、艺术团体和出版事业、电视、广播电视技术、职工队伍、广播电视的国际往来、地方广播电视事业简介。该书于1990年3月获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著作特别奖。

    2.郭镇之著的《中国电视史》

    郭镇之，女，江西吉安人，1951年生于江苏镇江，我国第一位新闻史女博士。1978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院任教。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方汉奇。1988年—199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从事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广播电视学研究。1994年后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任教。1995年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康科迪亚大学研究8个月，1996年由国家教委派出，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作学术研究，1997年起任研究员。著有《北美传播研究》、《传播论稿》、《中国电视史》、《电视传播史》、《电视史教程》等。

    《中国电视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电视广播发展历史的专著，1991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1997年12月出版。全书23.4万字，除前言、引子外，分幼年篇、成长篇两编共5章。幼年篇有创业艰辛（1958—1966）与十年动乱（1966—1976）两章；成长篇有恢复阶段（1976—1978）、自己走路（1979—1982）、改革浪潮（1983—1988）。该书于1998年12月获第三届全国广播电视学术专著二等奖。

    3.艾知生，刘习良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视卷》

    艾知生（1928—1997），湖北汉阳人，1948年4月在清华大学参加民主青年同盟。同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6年入清华大学学习，1950年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校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副校长。1983年8月调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85年5月调广播电视部任部长、党组书记；1986年1月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1994年5月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当选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十四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

    刘习良，1936年生，河北黄骅人，中共党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拉丁美洲部翻译、播音员、副主任，国际台副台长、代理台长。1990年任广电部总编室主任，1991年5月任广电部副部长。历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记协副主席、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

    《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广播电影电视卷》一书于1993年3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110万字，系统、全面地介绍了1979年—1992年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改革开放的成就。全书共5编，内容有概述、中央广播电视事业、广播电影电视事业的管理以及音像出版、广播电视图书出版、艺术团体等，地方广播电视事业、电影事业。是一部反映广播电影电视事业改革开放进程的“精炼浓缩”之作。

    4.各台专史著作

    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中央三台台庆以及地方台的台庆而编印出版的以大型画册《半世纪的历程》为代表的一批纪念性书刊画册。

    以台庆为契机编印带有总结经验性的从书是20世纪90年代新闻界的新潮，如中央电视台的“电视丛书”、“跨世纪电视丛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国际广播丛书”等。

    各台台史，已出版的著作，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写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87年3月出版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杨伟光主编由北京出版社于1998年8月出版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等等。

    5.地方广播电视志各具特色

    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广播电视志，是20世纪80年代新兴的专业史学活动。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努力，已内部编印省级广播电视志200多种。根据已出版的19种省级广播电视志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为广播电视单独成志，如《陕西省志·广播电视志》、《上海广播电视志》等；另一种为广播、电视与报纸合为新闻（事业）志，如《吉林省志·新闻事业志·广播电视》、《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此外，还公开出版一批地市级广播电视志。

    6.广播电视系统的专门史、部门史

    已出版的有钟艺兵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吴素玲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中国电视剧史纲》；中国广播电视报简史编写组编写，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1997年3月出版的《中国广播电视报简史》等等。

    7.广播电视界一些著名人物的个人文集、回忆录和传记，如《梅益谈广播电视》、《我与电视》（洪民生著）、《我与广播》（杨正泉著）、《追求集——关于广播电视对外宣传的论述》（刘习良著）等等，其中不乏藏有珍贵价值的史料。

    8.赵玉明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广播电视通史；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广播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曲折历程；首次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近80年的发展，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评析。

    赵玉明，1936生，我国著名新闻史学家。笔名史光、于明，山西汾阳人。1955年从天津市第三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广播史的教学与研究。1978年为讲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升副教授，1988年被评为教授。历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广播史教研室主任、新闻系副主任、主任；1989年3月—1998年2月，任北京广播学院负责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继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记协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兼主编，《中国新闻年鉴》编委。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4年4月当选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著有《中国现代广播简史》（1987）、《中国解放区广播史》（1992）、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1994）、《广播电视辞典》（1999）、《中国广播电视人物辞典》（2000）。与他人合著《中国新闻事业史》（古代—1949）》、《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实用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等。主持征集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已出四集）。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于1990年春，由赵玉明作为课题负责人，就此课题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年底获准立项。这是全国广播电视系统首次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1年春天，在南京举行的第二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期间，《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编委会成立（成员由北京广播学院教师、中央三台和部分地方厅台及当时广电部有关部门19人组成）讨论了编写提纲，确定了编写组成员名单。此后即分头收集资料和撰写初稿，举行过多次小型撰稿研讨会。1994年冬，在福州举行的第三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期间，与会部分编委和有关同志就《通史》下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广播电视史的打印稿交换意见。1995年起，全书进入修改、补充、审阅阶段，上卷于2000年7月问世，下卷年限由1990延至1995年再延至2000年。全书（上下卷）于2004年1月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65万字。除前言、附录、后记外，分上下卷，上卷20万字，有中国早期的广播事业、抗战前的广播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解放战争时期的广播事业4章，下卷39万字，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广播事业、初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文化大革命”时期叩广播电视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上）、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下）、1949年以来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广播电视事业6章。

    （1）视广播电视史为相对独立科学，分阶段分层次进行研究

    广播电视史是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多年来颇有争论。直至1992年11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后，争论始告一段落。上述国家标准，明确将“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所属二级学科之一，同时又将“广播电视史”与“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播音”列为“广播与电视”所属的三级学科。至此，“广播电视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4]。

    广播电视史，从宏观说，一方面属于历史科学的范围，另方面，又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怎样研究广播电视史？

    从历史分期来说，赵玉明他从1923年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以来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缓慢起步的第一阶段：从1923年至1949年建国前；曲折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初结硕果的第三阶段：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近20多年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介?赵玉明认为第一，解放区广播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成绩较大。第二，现代广播史的研究初获成果。“第三，当代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成绩显著。”[15]第四，地方广播电视志各具特色。第五，广播电视系统的专门史、部门史的编写工作也开始起步。“第六，广播电视界一些著名人物撰写个人文集、回忆录和传记，其中不乏具有广播电视史学价值的著作，近十几年来已陆续问世。”[16]

    有的学者把史学研究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描述式，即对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给予客观的描述，知其来龙去脉；第二层是反思式，即从历史发展的回顾中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使人们从中获得经验教训；第三个层次是展望式，即从已知的历史发展的事实和获取的历史经验出发，展望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按照这一观点来看，作者认为已经问世的绝大多数中国广播电视史志著述（包括该书在内）基本上还处于历史事实的描述阶段，对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律只有初步的探讨和分析，但缺乏深度；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少数著作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偏重于事业建设和宣传概况，“对广播电视发展的综合研究不够”；地方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发展不平衡，广播电视系统部门史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

    （2）概括1923年—1949年9月广播事业的三大特点

    古老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堪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该书作者认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广播事业，有着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外国在华开办的广播电台时间之早、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国民党的官办广播电台，在旧中国几百座广播电台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利用其统治权力控制着中国的广播事业。

    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的经历了众多的挫折和磨难之后，随着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终于成为中国广播事业的中坚力量，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优良传统。人民的广播电台虽然大部分是得用接收国民党的广播设备建立起来的，但作为一个宣传机构来讲，特别是就它的编采播工作来说，却同旧中国的广播事业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人民广播在新华社的襁褓中成长起来，并直接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党报和新华社的优良传统，然后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独有的传统。”[17]

    （3）历尽挫折和磨难的人民广播事业茁壮成长，并形成独有的优良传统

    人民的广播事业创建于抗日战争的艰苦时代。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标志着人民广播事业发展新阶段的开端。在解放战争期间，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作过三次大的战斗转移。

    第一次：转移子长，坚持播音。

    1947年3月，在给予国民党军队重大杀伤后，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从3月14日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秘密转移到陕北子长县好坪沟播音。3月21日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3月26日，中共中央在清涧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同时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董必武等人参加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新华社总社大部分人员，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于3月20日东渡黄河，向太行转移；由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的工作队，留在陕北，随中共中央机关行动，代号为四大队。

    第二次：太行山麓，再建新台。

    1947年3月30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晋冀鲁豫解放区涉县继续播音。1947年5月，毛泽东在陕北王家湾收听了陕北台播出的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在会的消息和评论后，高兴地称赞陕北台的女播音员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18]

    1947年4月—1948年5月期间，以陕北台为代表的解放区广播，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共的战略方针和军事原则，把宣传重点确定为集中一切力量，加强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来全面地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动员和鼓舞解放区军民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争取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这个时期的广播宣传对象，不仅有国统区的人民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同时也兼顾解放区军民的需要。

    陕北台在太行的播音一直持续到1948年5月22日。

    第三次：胜利声中，北上平山。

    1947年夏初，人民解放军转入了大反攻，相继在中原、西北、华北、华东和东北各战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为了部署的战略决策，更好地领导和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于1948年3月下旬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1948年5月下旬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建屏县（今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北台也随新华社总社，由太行北上。

    在平山时期，陕北台配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大力开展分化瓦解国民党军的广播攻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攻势”，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宣传中共中央1948年纪念“五一”节口号，推动新政协运动的开展。

    （4）改革开放，开创广播电视工作新局面

    1982年，国务院所属部委实行机构改革，决定把中央广播事业局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部。同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决议，改局为部，吴冷西出任首任部长。

    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在北京举行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

    会议认为，没有大刀阔斧地搞好改革的胆略，就不可能调整业务方针和业务思想，不可能提高各项工作的质量，不可能整顿和发展编播、技术、行政干部队伍，不可能加速发展广播电视事业[20]。

    会议研究和确定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奋斗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要在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无线和有线相结合的，广播和电视、城市和农村、对内和对外并重的广播电视现代化宣传网。这个宣传网，要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使我国广播电视事业无论在事业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1]

    1983年9月23日，广播电视部党组就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向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一个月后，1983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并发了一个通知（即中央[1983]37号文件）。中央的通知，规定了广播电视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以及广播电视的努力方向，对指导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意义重大。

    通知强调：“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22]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广播电视事业有个大的发展，质量有个大的提高。“一方面要努力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加强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改进各类节目的内容，并增加节目的数量（包括增加每天的电视节目播出时间）；另一方面要积极改进传播手段，加快技术改造，提高广播电视的技术质量，并采用先进技术，加速全国覆盖，使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在本世纪末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23]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强调“宣传工作的改革要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坚持‘自己走路’，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业务方针[24]。

    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方针的同时，还决定采用卫星转播广播电视节目的先进技术、加快对全国的覆盖。

    从1983年到1988年，是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建设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电台、电视台每年递增30%以上。到1988年底，全国广播电台的数量达到461座，比1982年增长2.9倍；电视台的数量达到442座，增长近8倍[25]。

    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艾知生为广播电视部部长，免去吴冷西的广播电视部部长职务。1986年1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决定》。对电影和电视事业实行统一领导后，电影局由原属文化部建制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仍由艾知生担任[26]。

    （5）广播电视研究工作和广播电视学学科建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20多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进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恢复起步阶段（从70年代末到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之前）

    “四人帮”粉碎后，广播电视系统从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流毒与影响；同时，按照全国第十一次广播工作会议重新提出的“自己走路”的业务方针，着手进行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改革。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创办学报，开始招收广播电视新闻硕士研究生；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进行系科调整，原新闻系重新组建为新闻系、播音系、文编系和电视系，并成立新闻研究所。1982年5月，广播电视部政策研究室成立，广电部部长吴冷四提出“政策研究室应着重总结历史经验”，“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重大方针性、政策性的问题，包括业务思想、宣传思想和理论原则”[27]。该室在赵水福主任主持下，先后编辑出版过《广播电视工作文件选编》（上下册），《方向与实践——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文件和典型材料选编》等几本书。从1985年10月起，该室又承担志在广电系统内协调指导各研究单位业务工作的管理职能[28]。

    初获成果阶段（从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到80年代末期）

    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京成立，使广电系统长期分散的研究工作，开始步入组织有序的发展阶段。依靠组织，发挥集体力量编写成功的著作有《当代中国广播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广播电视简明辞典》；出版个人的专著有赵玉明著的《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汪学起等的《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出版的教材有刘志筠编写的《电子新闻媒介——广播与电视》、林兴仁的《实用广播语体学》、施旗的《广播电视语言》等。

    走向成熟阶段（从90年代初期到20世纪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的研究已逐步走向成熟，表现为：第一，一批以中老年为主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专兼职的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第二，广播电视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已由分散、个体为主逐步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课题性研究为主；第三，广播电视学术论著的评奖活动已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广播电视研究的丰硕成果，已初步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的框架。

    1992年3月，广电部政策法规司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在江苏常州召开全国广播电视研究工作会议，会议确定1992年—1995年全国广播电视研究课题115个，其中重点研究课题22个，会议强调“加强广播电视研究工作的迫切性”，“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决策研究与业务研究、现状研究与历史研究，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29]。

    在广播电视研究队伍建设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形成四个方面人员组成的研究队伍，一以北京广播学院为代表的包括一些综合性大学新闻院系中从事广电教学研究人员；二以国家广电总局、中央三台和其他直属单位的有关研究部门为代表的、包括一批省级广电局、台专兼职研究人员；三以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及所属30多个专业研究委员会为代表的有关广电学术团体的专兼职研究人员；四是正在广电第一线从事编、采、播、录、导等工作，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并有研究能力的人员[30]。

1990年—2000年间广播电视研究的成果在应用理论方面有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主编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杨伟光主编的《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与《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张君昌的《应用电视新闻学》、陆锡初等《节目主持艺术通论》、曹璐的《卫星电视传播》等。在边缘广电学方面有周鸿铎著的《广播电视经济学》、武子芳等的《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宋友权的《中国广播受众学》、张凤铸主编《中国电视文艺学》、朱月昌的《广播电视广告学》、陆地的《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研究》、胡正荣的《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等。在广播电视史志研究方面有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陈飞宝等的《台湾电视发展史》、钟艺兵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吴素玲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纲》、张振东主编的《香港广播电视发展史》等[31]。2000年1月出版的李铁映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一书中认为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也开始进入发展时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理论体系己逐渐形成[32]。

（原载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第295－325页，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