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康荫、赵玉明与广播电视史学研究

徐培汀

温济泽、康荫、赵玉明在我国广播电视史学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一是培养一大批人才，使广播电视史研究后继有人；二是多方收集史料，注意总结历史经验，编写教材，撰写专著，开拓创新，为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奠定基础。

温济泽（1914～1999），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江苏淮阴，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曾被捕入狱。1938年初到延安，任陕北公学教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3年1月至1946年6月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秘书、编辑、主编；1946年6月至1949年3月任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1949年3月起任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联络部长兼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国际广播组织1956～1957年度副主席，并曾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课程。1960～1977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1978年1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科研组织局副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教授等职。兼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顾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荣誉会长、《中国新闻年鉴》编委、《中国广播电视年鉴》顾问等职。1986年离休。主编《瞿秋白文集》、《革命烈士传》和《中华英烈》杂志，发表过《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从邸报到现代新闻事业》、《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概况》等论文。

    温济泽对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贡献，主要有：

    精心保存广播史料，注意总结历史经验

温济泽是“老广播”，建国后为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1958年错划为右派后，1960年春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语言教研组工作，每天早来晚走，沉默寡言，做些编选教学材料工作，不长的时间，他竟然编出一本很有价值的教学参考书《论语言工作》。大约半年多，他的“右派”帽子被摘掉了，可以登台讲课，也恢复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不久随着新闻系教学机构的调整来到广播业务教研室工作。赵玉明就广播史备课中的难题，多次向他请教。温济泽认为教好广播史，一定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大量的资料积累，怎么可能把课讲活呢。当赵玉明向他诉说找不到解放区广播史料时，引起了他的回忆。温济泽记得1947年春，从延安撤退之前，把当年的广播资料，在坚壁清野时，都埋在清凉山上了，大概很难找到了。如果要找，只能查阅延安《解放日报》了。1947年夏天转移到太行以后的广播资料，包括广播原稿等等，他都注意要求保存下来，记得是带进北京了，可能保存在档案室里，根据温的记忆，赵在中央广播局档案室看到一大批解放战争时期的珍贵广播史料。这批史料，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年与广播有关的文件、决定、资料；第二部分是1947年8月到1948年底的陕北台广播原稿；第三部分是铅印的1949年的《新华广播稿况》。

充分利用广播史料，三次主编《广播稿选》

    “文革”前，温济泽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主要讲授广播业务课，有时也兼讲广播史课。在讲授广播稿的编写方法时，他十分注意运用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稿件作为例稿。这些稿件，不少都是他当年亲自改编过的，讲起课来既有播出的历史背景，又有稿件的处理和播出经过，内容充实，讲解生动，颇受学生欢迎。

    为了充分发挥延安（陕北）台的广播稿件的例稿作用，温济泽曾先后三次主持编选。第一次是1961年，他把上课时作为例稿的10篇广播稿，辑在一起印成一本小册子名曰《陕北台广播范文选》，对其中收入的毛泽东写的广播稿的播出背景，他都作了认真的注释。但为慎重起见，没有注明是毛泽东写的。第二次在1964年，在赵玉明的协助下，增选共45篇编成《广播稿选》。第三次是1976一1977年间，编印了第三本《广播稿选》，内容增加到123篇。

    重视革命导师论述，两度编选《列宁论广播》

    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期间，温济泽曾两次主持编选革命导师有关新闻工作论述，其中有《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他为摘编的有关论述试加大小标题，作了必要的注释。

    尊重史实，实事求是，倡议更改广播纪念日

    1978午1月，温济泽调到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右派”改正后，恢复了他原来的级别和待遇。温济泽是全国第一个改正的“右派”。80年代初，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领导职务。在研究生院初建的日子里，诸事繁忙，困难重重，但他仍然挂念着我国人民广播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80年春，温济泽把杨兆麟、赵玉明找去，他谈到新华社的创建纪念日经过调查核实，已由原定的1937年4月改定为1931年11月7日，明年准备庆祝建社50周年。由此联想到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根据杨兆麟、赵玉明等人1971年延安广播历史调查的结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日期应为1940年12月30日而不是过去多年来一直认为的1945年9月5日。他认为今天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交谈中，他提出写一篇调查报告，交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刊物《新闻研究资料》发表，并由他给该刊编辑部写一封信，建议将延安台的诞生日期定为1940年12月30日，并以这一天作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的纪念日。

    1980年8月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第4辑，刊登了赵玉明执笔的调查报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和试播始末》，同时刊登了温济泽致编辑的信《关于新华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日期》。温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的肯定，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后于同年12月23日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出《关于将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改为1940年12月30日通知》，并将赵玉明执笔写的一份《关于人民广播创建情况的历史资料》作为附件下发。

与此有关，是重新确定我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建纪念日的问题。我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建纪念日自8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9月11日开办英语新闻节目的时间确定的。1982年、1987年、1992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曾三次举办创建35、40、45周年纪念活动。实际上，在此之前，从已有的延安广播史料中得知早在40年代初延安台开播不久就曾办过日语广播，但因缺乏确切有力的佐证，故在广播史中笼统地提了几句。80年代末90年代初，赵玉明和通信兵部交换史料时，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大事记》（抗日战争时期）中发现了有关1941年12月3日起延安台开办日语广播的记载。当时赵玉明把这个情况告知温济泽，他仔细阅看了《大事记》中的记载，又经过深思熟虑，于1993年10月5日郑重地向当时国际台台长崔玉陵与广播电视部长艾知生写了一封信，建议根据这一线索进一步调查研究，如情况属实，然后可宣布更改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创建纪念日。他这封信受到

国际台领导的充分重视，经过胡耀亭等同志两三年的深入周密的调查，访问了当年延安台日语广播的编播技术人员，撰写了调查报告。1995年3月15日，广电部党组正式批准国际台的报告，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日期定为1941年12月3日。

    积极撰写回忆文章，倡导发扬延安精神

    在四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中，内有温济泽写的《毛主席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写的广播稿》、《缅怀新中国广播事业奠基人廖承志》、《良师·益友·同志——缅怀胡乔木同志》、《回忆延安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难忘的十个月》等七篇。从他的回忆录中，使读者知道了毛泽东亲自撰写广播稿的重要史实，看到了他深情缅怀廖承志和胡乔木的动人情况，同时也更多地知道他和战友从清凉山一瓦窑堡一太行一平山一北平，千里征程办广播的战斗岁月，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陕北台）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倡导科学研究方法，支持广电史学建设

1986年10月温济泽在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的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建议把广播学、电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并就研究的指导思想、原则和方法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以广播史的研究为例强调广播学、电视学的研究，必须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首先要广泛地搜集材料，充分地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的材料；同时对材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周密的、深入的研究。1994年12月，在第三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上，他就当代广电史研究讲话中提出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态度来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广播电视史，他特别强调说，“1949年进城以后，广播事业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这个时期，也有严重的失误。我们对成绩，应该作充分的估计；对失误，应该做深刻的研究和总结，不要回避”。他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例说明了“左”的错误对广播电视事业的教训，最后语重心长地引用恩格斯的话说，要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去学习，这样学习就深刻了。[1]

康荫（1918~   ），原名康守惠，笔名马奔、兆风等，上海人。1938年参加革命，到陕北泾阳县安堡青训班与抗大一分校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在山东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任新华社滨海分社编辑主任。1949年12月任济南人民广播电台（今山东台）副台长。1953年任中央广播电台组长，曾赴康藏公路采访。1955～1957年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1958年任中央广播事业局业务研究室副主任。1959年9月调北京广播学院任新闻系副主任。1972～1978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题部副主任，后调回北京广播学院，历任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等职。1987年晋升教授。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著有《新闻广播学研究》、《新闻概论》、《广播学基础》、《新闻舆论学要略》、《往事五十年断想》和《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与他人合著）等。

    康荫对广播史学的贡献是：

    中国广播史教学的奠基者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革”爆发之前，初创时期的北京广播学院的新闻系有三位同志为中国广播电视教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广播史教研组正副组长康荫、张纪明以及温济泽被称为广电史“初创阶段的三位奠基者”。[2]   

康荫从1949年底起从事广播工作。1957年底从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毕业后参与筹建中央广播事业局业务研究室，并担任副主任。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中国广播史料，撰写有关文章，陆续发表在《广播动态》、《广播业务》等内部刊物上。这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包括解放区广播史在内的中国广播历史的一批专文。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他还编写了一部中国广播史的初稿，遗憾的是这部史稿由于“文革”原因，连同他收集的一批旧中国广播书刊都未能保存下来。

    《往事五十年断想》保存的广播史料

    康荫的《中国广播史》初稿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没有下落，十分可惜。他的研究成果，在他著的《往事五十年断想》一书中的第五章还保留了一些。

    《往事五十年断想》是一本回忆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在第五章《从历史到理论》中，康荫回顾从事收集广播史资料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首届本科生开设广播史课的一段经历与收集旧中国广播史的一些史料。

    1957年底，康荫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回中央广播事业局，组织上要他组建业务研究室并担任室副主任，主任由左荧兼任。当时属于初创，主要收集有关广播创建以来的史料。经一段时期，分别编辑了中共中央关于广播事业的决定、指示、通知，新华社关于口语广播的暂行规定和细则，各解放区人民广播的创建和开播等内容。

    在这期间，康荫先后前往南京、上海和东北四个主要城市收集旧中国的广播资料，包括南京的官办电台、上海的外商私营电台、东北的伪满电台等。此类史料能基本上反映出旧中国广播的概貌、性质、趋势。这两次调查，主要请当地电台提供有关材料，了解史料线索，并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查觅寻找，收获颇丰，带回了一批材料，内有国民党汪伪行政院新闻局出版的《广播事业》、汪伪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广播通报》、上海的《播音天地》、《广播无线电》、《播音圈》等刊物；东北伪满《放送年鉴》。此外还有书面材料和文摘笔记。不幸的是“文革”中这些材料均被“抄家”抄走，荡然无存。但在当时，他以史实为依据，予以区别，择其要者，已分别整理，写成单篇史话，在《广播业务》陆续刊出，颇受读者欢迎。在《往事五十年断想》一书中，作者撰写了英美外商电台、伪满广播电台、国民党政府官方广播电台、私营商业电台四篇材料及其评价。

1959年8月，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康荫调到新闻系工作，担任副系主任兼广播史教研组组长。因教学需要开设广播史课，就仓促上阵，向首届本科生讲述旧中国的广播和延安以及其他解放区人民广播的概况。

    赵玉明（1936～  ）笔名史光、于明，山西汾阳人。1955年毕业于天津市第三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广播史的教学与研究，1978年为讲师，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为副教授，1988年评为教授，历任新闻系广播史教研室主任、新闻系副主任、主任，1989年3月～1998年2月任北京广播学院负责教学与科研的副院长。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新闻学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史学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记协理事、《中国广播电视年鉴》编委会副主任兼主编、《中国新闻年鉴》编委，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文集》；主编《广播电视简明辞典》、《广播电视辞典》、《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和《中国解放区广播史》；与他人合著《中国新闻事业史（古代~1949）》、《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中国广播电视管理学概论》等；主持征集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已出四集）；参加编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闻工作手册》、《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等；参加《新闻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部分编写和组织工作。

     赵玉明的广播人才观

    “我认为广播电视高等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广播学院培养的人才来说，应当坚持一个方向，发扬两种精神，培育三个意识。”[3]

所谓坚持一个方向，即努力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所谓发扬两种精神，即发扬光大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所谓培育三种意识，即大力培养喉舌意识、竞争意识和道德意识。

    赵玉明认为，“教师的责任在于教书育人”。在教学方面，他比较注重教给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现在我国的高校教育还是注重知识的传授，对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的老师虽然认识到了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可在实际教学中还是摆脱不了“灌输式”、“填鸭式”的影响，教学效果不很理想。赵玉明为一年级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新闻史》课，经常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提前布置好讨论题目，引导学生查阅各种书刊资料，对讨论的问题进行比较、分析、思考。他在布置专题作业时，往往只划定范围，不限定题目，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探索知识的积极性，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育人方面，赵玉明对待学生既爱护，又严格。而爱护更多地体现在严格上，比如在课堂上要求学生不迟到，关闭BP机，准备发言提纲和作业要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等。对中国广播电视史方向的研究生的要求就更严。曾经有一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没有达到规定的要

求，他就决定推迟半年进行答辩。历史是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因此，从事历史研究的研究生不能有丝毫马虎，来不得半点浮躁。他常引用史学前辈一句话来鞭策自己，教育学生：“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

     研究生学习三年的成果很大程度体现在他们的毕业论文上。因此在确定选题前，赵玉明常把平时思考的一些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提出来供他们参考。广播电视史的论文选题既要有历史价值，也不能脱离现代广电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需要。赵玉明指导过的毕业论文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广播历史方面，如79级研究生郭镇之的《论旧上海民营广播电台的历史命运》、84级哈艳秋的《伪满广播简论》、94级范晓晶的《民国时期广播报刊研究》等；一类是涉及当代广播电视改革和发展的，如85级孙鸥的《中国国际广播宣传改革探析》、87级李琦的《广播电视法刍论》和喻山澜的《新时期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探析》、88级袁军的《论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广播电视广告》、91级徐晖明的《广播电视志刍论》等。赵玉明认为，选题要适当，不能过窄，过窄就可能缺乏实质内容，没有多少研究价值；但也不能过宽，过宽则未必是一个硕士研究生所能驾驭的。资料也是这样，太少缺乏研究基础，很难得出正确科学的结论；太多又没足够的时间、精力。再就是要考虑学生的特长、爱好，像哈艳秋撰写关于伪满广播的论文，就充分利用她的日语专长，也填补了我国伪满广播研究的空白。这一课题的成果，还引起了日本有关大学的注意。[4]

    世纪之交，赵玉明认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全面提高广播电视专业学生的素质。首先要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在业务培养方面，在坚持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同时，要注意培养高层次的广播电视人才。[5]采取扩大招收第二学士学位生、硕士研究生，吸收在职干部进修硕士学位课程等方式，更多地培养包括管理人才、广告人才和节目主持人等在内的多种复合型、涉外型的广播电视人才。赵玉明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广播电视人才的培养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高效率、多信息。同时，我们的学生要掌握较多的科技知识，广播电视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产物，并随着科技的进步不断发展，尤其是传播观念的引进，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都对21世纪的广播电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掌握较多的科技知识，就无法驾驭手中的现代化设备。赵玉明还认为，广播电视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不仅注重人文素质，还要使他们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都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新变化，不但要仔细观察，且要敏锐捕捉，迅速反映，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广泛的知识，要求他们深入实际，才能适应21世纪的需要。[6]

     赵玉明的广播电视研究史学观

     历史著述，鉴往知来，务必存真求实。一部伪史岂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只有翔实可信，才能达到以史为镜、继往开来、知古鉴今的目的。

    赵玉明认为，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国广播史，大致应包括旧中国广播史、解放区广播史和新中国广播史三个部分。解放区的广播开创了人民广播的先河。解放区的几十座电台虽有先后，大小强弱不一，但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环境艰苦，设备简陋，任务繁重，人力紧张，大多数电台经历了战争的考验，不少电台还几经转移，多次迁址。

    怎样研究撰写广播史？赵玉明认为从调查研究入手，在广泛收集有关史料（包括文字的、口述的，也包括实物等）的基础上，先编写出大事记、沿革表、人物志、台志等各类资料性文稿，然后一面征求意见；一面着手撰写初稿，适当的时候，召集一次讨论会，集思广益，把史稿定下来。[7]要搞好广播历史的调查研究，一是要把对“死材料”的调研工作同对“活材料”的调研工作结合起来，当前特别要注意抓好“活材料”的调研工作。二是要边调查研究，边总结成果，推动研究工作深人开展。三是要既重视对过去广播史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要放松对解放后的广播事业的调研工作。赵玉明十分重视广播史料的积累，他根据多年调查研究的结果，“1980年12月，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报请中宣部批准，将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由原来的1945年9月5日改为1940年12月30日”。[8]

    1987年，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章程规定，赵玉明和几位“老广播”一起组建了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委员会。十多年来，史学会依靠众多的专职的和业余编史修志人员的努力，先后组织了四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史志研讨会，通过制定研讨规划、编纂专业史书、开展经验交流、史志专著评奖等一系列活动，推动了广电系统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

    广播电视志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编地方志中的新品种。一批省、市、县级广播电视志的相继问世，一方面，丰富了地方志特别是专志的品种和内容；另一方面，为广播电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基础史料，充实了广电史的内容，纠正了过去广电史记载中的某些讹传、谬误。

    关于史与志的关系，赵玉明认为两者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可谓同源异体，各有特色。都要忠于事实，求真存实；都要以服务当代、资治育人、垂鉴后世为最终目的。不同之处：第一，内容上，广播电视史不如地方广播电视志内容广泛、全面：史书侧重于历史的纵向叙述，志书则侧重在横断面上的展开；第二，编纂形式上，广播电视史侧重论述历史发展的规律，强调对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分析，是学术性较强的著作，而广播电视志则以地域为中心，是涉及本地广播电视发展的诸多方面内容分类叙述的地方文献。广播电视志的编纂不同于广播电视史学的研究之处，还在于它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行为，而是一种政府行为。根据新修广电志的基本内容可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分述、附录、图片五个部分组成为宜；此外凡例、序、编纂说明、后记四项至少应有一两项。各部分组成的顺序：序、凡例（编纂说明）、概述、大事记、专业分述、附录、图片、后记。为了编好广电志，赵玉明还提出广电志要有专业（行业）特色、时代特色、地区特色。关于“宜粗不宜细”的问题，赵玉明认为，广播电视志要充分反映建国40多年以来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但也不要回避诸如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宣传和“文革”灾难，对广播电视系统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应做恰如其分的记述。只讲成就，不讲失误、错误和挫折，就不是一部实事求是的广播电视志书。[9]

    40年来，赵玉明对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贡献，概括起来，大致有：

    1．主持征集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1~4集，历经15年，全书作者194位，共辑入有关回忆文章223篇，约101.6万宇，上限始于1940年春，下限止于1949年建国前后，为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提供珍贵的史料。

    2．与温济泽一起订正人民广播创建纪念日与中国人民对外广播开播日。

    3．1996年6月7日，赵玉明给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写信，建议将新闻学学科列人一级学科，得到采纳。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研究生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列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由方汉奇、赵玉明、丁淦林三人组成。

4．主编《广播电视简明辞典》、《广播电视词典》、《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撰写《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等专著，言传身教，带领出一批教学骨干与科研人才。

（原载《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