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

哈艳秋

一

我国最早研究广播的时间应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2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广播事业的兴起以及美国人奥斯邦把广播这种新的传播媒介输入我国，在国内出现了一批对广播较为注意和感兴趣的人士。在我们所发现的资料中，最早记述广播的特点、性能，介绍广播产生的由来、原理及传入我国情形的文章或资料，就是写于这个时期。

    当美国的无线电广播还处在试验阶段时，1920年8月，中国近代大型综合期刊《东方杂志》第17卷第15号就以《无线电传达新闻及音乐》为题，首次把正在孕育中广播这种现代化传播媒介介绍给中国读者。这篇文章写道：“最近美国发明一种特别受音器。名日portaphone。其外表与蓄音器相似。装有一匣，极便携带。无论何地均可放置。受音器能接受中央无线电发音机所发之声浪而扩大之，便其声自喇叭中传出以布于全室。因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此后，上海的《申报》、《东方杂志》、英文《大陆报》、北京的《晨报》等许多报刊，宣传无线电广播常识，介绍京沪等地广播事业的创建情况。

    1923年3月4日，《晨报》在“科学”栏里刊载《无线电话原理》、《无线电传音器发生间题》，介绍了无线电波“每秒钟十八万六千英里”等基本原理。同年7～8月间，《晨报》连载《谈谈无线电话》（即无线电广播）。每次刊登时都在文头冠以“要享耳福者注意”的通栏标题，以吸引读者。

20年代初期，正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生不久，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变革时期，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一般要求变革的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不断起来抨击封建主义的陈腐观念，倡导除弊兴利，积极地介绍国外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向外国学习这种思潮影响下，曹仲渊、朱其清等人注意考察国外及中国境内外国人办广播的情况，相继发表文章。曹仲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1]、朱其清的《无线电之新闻事业》[2]等介绍国内外办广播的经验和方法，看到了我国发展这项事业的必要性。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迫切希望我国广播事业迅速发展的良好愿望；看到他们对此洋政府腐败无能，不善管理广播以及广播事业技术落后，与世界不能相比的沉痛惋惜的心情。曹仲渊在文章中疾呼：“国内无线电界不乏聪明才力之士，勿随其他新事业落外人之手。”曹仲渊仔细分析了当时上海广播的经营行家、私人设广播电台和收音机制造情况，看到了其中的混乱和北洋政府管理上的问题，指出：“三年以来，禁令之威严愈凶，机器（广播机、收音机）之来路愈旺。”批评北洋政府“实力既不足，法律又无用，行见此项事业之利权，尽数操纵于欧美人民之手”。尽管1923年11月北洋政府曾颁布过禁止无线电进口及私设广播电台的通令，并分发津沪各海关严行搜查，但上海租界的情况是“设造者依旧设造，营业者依旧营业，广播者依旧广播”；北洋政府当时屡次颁布命令禁止个人私装广播，但其效力究竟如何?曹仲渊从他多年来的冷眼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通令仅在华人方面发生效力；对于外侨绝对不生影响。”曹仲渊以中国电政主权不断受到侵害的事实，向世人发出感叹，由此可见当时我国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一片忧国忧民之心。

     应该看到，由于当时广播在世界上刚刚兴起，在我国更不多见，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这种媒介的认识也不一样，相对来说是比较浅显的，大多数人只是把它当成新奇的文化娱乐的消遣工具或商业赢利的手段。“城市居民无论矣，即农夫、走贩之家，每喜装置一收话机，依报所载，按时收听，以供家庭娱乐”，“广播无线电话之目的，关于商用者，大别为二：一用以直接营业的，如制造收音机公司是也;一用以宣传广告的，如于播送时间，插入某公司新出某货等广告，或用其他播送方法使某公司之名深印于听

众之脑，而借收其广告之效是也。”[3]从这里我们看到，广播在我国一经出现，就与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

这个时期对广播事业的认识浅显还表现在对有关无线电技术性能的掌握和有关名词语术的提法，缺乏正确的标准和科学的规范性。这一方面是对于外语的翻译不够准确并形成习惯说法； 另一方面是对电报、电话和广播三者的关系区分不清，认为相差无几，故称谓也差不多。例如，曹仲渊在文中把“无线电广播”称之为“无线电话”， “广播电台”称之为“无线电话播送站”， “收音机”称之为“收话机”，“发射机”称之为“无线电话播送机”等等，这和后来人们统一称之为“广播电台”、“收音机”等说法是相差甚远的。从上述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广播研究所带有的特点和痕迹。

续曹仲渊之后，曾经去过美国并于1922年秋天回国的朱其清，通过自己对美国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实地考察，看到这项事业对社会的印象和作用。回国后他积极致力于发展我国的无线电广播事业。他于1924年9月在北京写的《无限电之新事业》，热情赞扬了无线电技术在广播领域的运用，并以深遂的眼光敏感地预见这项事业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他在文中详细论述了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介绍英美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播事业的管理经营方法及我国境内当时几家外国人所设广播电台的情况。由于受欧美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影响，朱其清对广播的认识较之其他人又进了一步，他的研究也更有新意。他在文中对广播方面的名词术语的称呼与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他突破了封建学者的凝固、僵化的观念，用发展的观点，从广播与社会的关系上去探寻其出路，给人一种鲜明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他在预示这项事业的发展势头时指出：“岂电影留声机新闻纸类所可几及耶？”广播事业“将取新闻纸类、留声机等而代之，亦意中事也”（此处有些偏颇）。[4]他在借鉴国外广播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四要素”，其概括起来就是：一、无线电广播机必须具备传播声音的可能性。二、收音机价钱低廉，使用方便，收听效果好。三、广播内容富有兴趣。四、广播电台必须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经营才不至于失败。朱其清的“四要素”对广播技术、广播内容、收音机制造销售和政府对广播的经营管理政策等提出具体要求。这“四要素”虽说还很不系统很不全面，但提出了发展广播事业以及普及收听工具应具备的最一般最基本的条件，这在当时我国广播事业尚处于萌芽时期来看，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

    曹仲渊、朱其清等人对我国早期广播事业的考察和研究，表明我国这个时期在广播的研究上已初见端倪。他们的研究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但对促进广播在我国的发展和人们对广播的认识的不断提高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的。此后不久在我国东北、华北、华东等地相继出现的一批官办和民营广播电台就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广播在我国的出现，北洋政府也认识到广播的重要，极力主张将其收归国有，用于军事和政治宣传。奉系军阀当政时，积极主张办广播，目的是用它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宣传军阀统治思想的合理性。为此，从1926年起，北洋政府在哈尔滨、沈阳、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建立起四座官办广播电台。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也出现了一批中国人办的民营广播电台。为了加强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北洋政府把广播事业划归交通部和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管辖。这样，在以后出版的有关交通和交通史的著作中，也注意论及到广播或广播事业的发展。例如袁德宣1927年底出版的《交通史略》[5]就注意到当时广播电台的分布和节目播出。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著名新闻史学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1927年）一书中，对广播也作过介绍和描述。他在该书“第六章报界之现状”中写道：“此外，尚有无线电话，电浪较无线电（电报）为弱。近申报已购置一具，于演奏音乐歌曲之外，亦常用以报告新闻。”从记载中看到，戈公振是我国较早把广播列人新闻范畴的人。

纵观我国早期广播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研究我国广播发展的文章或资料中，曹仲渊、朱其清、袁德宣、戈公振等人的研究成就，基本上勾勒出我国早期广播事业的发展轮廓，代表了中国早期广播的研究水平，并为以后人们研究广播提供了基本线索。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20年代我国广播事业规模狭小经验不多，加上北洋政府统治黑暗等等原因，也一度影响广播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总的看来，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的研究规模小，研究问题零散，计划性不强，多属自发性研究。

二

    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代之统治中国的是蒋介石新军阀的上台。从这时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近十年里我国的广播事业较前一个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因而从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广播的注意和研究。这时广播的效用己经明显地扩展到政治、经济、教育和实业等范围，不仅仅以娱乐取悦于听众。国民党政府继承北洋政府的广播方针并对其有所修正，迸一步看清了广播在宣传其政治观点和维护其统治上的舆论作用。他们在其创办的《广播无线电台年刊》中说：“本党奠定江淮，移师北指，益感主义之急于灌输，宣传之刻不容缓。”[6]为此他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先后在南京、福州、长沙、西安等地建立广播电台，到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在全国设立广播电台23座。随着国民党官办广播电台的建立，国民党政府还颁布了有关法规法令，以加强对这项事业的管理和控制。

这个时期民间广播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1933年至1936年这三年是民营台发展最快的几年，被人称为“广播界的黄金时代”[7]。据1936年10月统计，仅上海就有44座民营广播电台，占全国的一半以上。[8]

这个时期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很关心广播并注意对它的利用和研究。人们已经从过去那种对广播的陌生好奇转变为对它有更多更高的要求和希望，因而这时人们对广播的研究也开始从泛泛地介绍广播电台产生的由来转向对广播节目内容、节目栏目的设置，广播与道德、广播与教育以及发展广播所采取的政策等多方面的探讨。刊登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有曹仲渊的《从上海播音说到国际纠纷》、吴侍中的《广播无线电播音者与收音者应有之道德》、苏祖国的《广播节目之趋向》、《谈广播节目》和《播音与教育》，独鹤的《借无线电灌输知识》等等。[9]上述文章批评了当时广播节目雷同，太俗太滥，即“有电皆啼笑，无台不说书”[10]；有些新闻不真实，娱乐节目过多并且低级下流，“听之而不骨头四两轻者鲜矣”[11]。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上述文章建议广播电台要“多多播送有益的节目与确实的消息”[12]、要“寓教育与休闲娱乐”、“借播送娱乐而施民众教育”[13]，“最好在播音之中能多加入些教授语言学或各种浅近科学的节目”，并且提出办“空中教育”，设“空中学校”。一些文章指出，这种教育“也许比学校教育效力更广，而事实上又并没有什么困难”[14]。这里人们已经特别关注到广播的教育功能，希望广播电台能利用它为社会办些花钱少收效大，与国与民都有利的事情。这些问题的研究探讨，一方面促进当时各广播电台节目的改进和提高，另一方面也为以后人们积极地利用广播作了舆论准备。

   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的研究还见于有关无线电或交通史方面的著作中。其中主要有王崇植、恽震的《无线电与中国》、张心澄的《中国现代交通史》、交通部的《交通史·电政篇》[15]、白寿彝的《中国交通史》[16]、金家风的《中国交通之发展及其趋向》[17]等书，这些著作从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电政主权上的斗争、广播主管机关的更迭及广播事业的发展等多方面进行论述，直接或间接提供了一些广播事业曲折发展的史实。这些书有的是以官方名义写的，有的是个人写的，由于作者的政治态度不同，学术修养不一，因而对问题的认识有较大差异。他们对广播事业的认识和评价也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或谬误，但从总体上看，其中大多数是比较客观地介绍二三十年代我国广播事业的进展情况，基本上展现了这个时期中国广播事业的原貌。

    这个时期在广播研究上较有成就的是科技史专家胡道静，他于1937年前后发表过两篇文章，题目是《上海与广播事业》和《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18]。胡道静在文中分析了抗战前上海民营广播电台发展的原因时指出：（一）装置收音机的人家已经很多了；（二）上海事变（指“一·二八”抗战）中广播事业曾显其报道的伟大功能；（三）欲借广播电台经营广告事业者很多等。他从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对广播事业发展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这比早朝人们对广播的认识更高一筹。他在文中还分析了国民党交通部对广播事业所采取的政策，指出其“一面是进行整顿民营电台，一面也进行自备电台”，从这里可见，国民党对民营广播是何等不放心，控制的又是何等严密。他在文中希望能看到“上海广播事业改变前十年纯商业化的状态，而能够确收辅助社会进步的功效”。但实际上作者的这种愿望是很难实现的。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决不是为“收辅助社会进步之功效”而发展广播，他们是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而重视广播的，因此他们决不会在辅助社会进步上下工夫，他们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广播事业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作者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广播事业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这在旧中国广播的研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它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矛盾心理。

这个时期对我国广播事业发展专门著书立说的另一个人是吴保丰。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他在1937年6月写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19]，从五个方面对抗战前我国官办民营广播电台的情况进行论述。从历史与现状，组织管理、各类电台的隶属及收音员的培训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区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十年广播事业大加赞赏，评价较高。其中写道：“十年中广播事业各方面均有显著的进步”、“《自中央台（国民党的）成立以后，广播事业的重要渐为国人所注意。”他还强调南京国民党中央台的创立“在我国广播事业史上有划时代之重要性”。他公开承认国民党设立广播电台的目的是“鉴于阐扬主义，宣达政令之重要”。同时他毫不隐讳地说国民党重视发展广播网，普设收音机就是想“多一听众，即多收一份功效”。吴保丰作为国民党在广播方面的代理人，他一方面坚持国民党的思想原则，极力主张并扩大广播在其统治申维系人心的作用，一方面又不能不正视变化着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哀叹中国广播事业分布不均，发展畸形以及中国无线电技术落后依靠进口过日子的潜在危机。他的这种矛盾心理正是当时社会新旧矛盾在广播事业上的一种折光。《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对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前的广播事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必须指出，像吴保丰等国民党人物，他们对广播所进行的研究，决不是一般的学术探讨，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阶级倾向性，他们的研究对当时和以后国民党控制、利用广播并严禁共产党办广播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因此我们在参考时，一定要把握这点，不能人云亦云。另外，在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时，还应该注意史实的准确性、可靠性。抗战前对中国广播的研究比起20年代初期来看，对广播注意的人有所增多，涉及的问题也较广泛，史料也比早期更为丰富，而且有了一定的组织计划性。

三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广播事业由于内扰外患，受到很大挫折。以上海为例，抗战前有广播电台40多座，沦陷后由35座降至27座，到194T年底，全部被迫停业。[20]这种局面致使人们对广播的注意和研究减弱，在已经发现约有关资料中，这个时期的较少。1941年4月汤震龙曾经写过《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概况》，专门谈论广播事业的情况。此文因是油印品，估且当时影响也不太大。

    抗战时期广播电台较为集中在上海，曾经有人对上海抗战初期和“孤岛”时期广播电台的状况进行过分析研究。其中有茅盾、浦婺修等人对广播电台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也有署名“莫”、“新亮”、“志”等人分别写的《抗战中的广播电台》、《上海的播音界》、《上海播音台的历史》等[21]。这些文章中有的记述了“八一三”抗战前后上海各广播电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的史实，有的介绍了上海沦陷以后民营广播电台同日寇发生的矛盾冲突及其内部分化问题。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旧中国民营广播电台的商业特点，决定了他们在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立场，反映出他们渴求生存和软弱动摇的两面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控制下的广播事业并未因抗战的胜利而带来多少生机，反而由于其内战的失利及财政困难使之越加走向衰败没落。同时，国民党利用一党执政的地位，不断对民营广播施行高压政策，使这些电台难以维持。他们的这种做法严重地阻碍了40年代后期广播事业的繁荣兴旺。国民党不仅限制民营台的发展，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破坏解放区发展广播电台，并且禁止国统区人民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正是由于国民党的阻拦和破坏，致使抗战后我国的广播事业处于徘徊波动之中，在这种不景气的'请况下，对广播的研究也就很难有什么进展。1947年国民党行政院新闻署曾编印过《广播事业》的小册子，对抗日战争时期和战后两年的广播事业作过概括介绍，此外胡道静曾经在《新闻史上的新时代》[22]一书中的有关章节论及到广播工作。

    通观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我们看到，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重视广播其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想利用这个现代化的传播媒介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正是基于这种需要，他们研究中国广播时，不是实事求是地总结评估中国广播事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而是带着一定的政治偏见和阶级局限性，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和看法也必然与事实相悖。

与此同时，少数专家学者对中国广播所进行的含辛茹苦的研究，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由于他们的工作很难得到当时政府的关心与合作，因此研究规模、研究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极有限的，其研究成果在当时说来也是凤毛麟角。正是由于旧中国对于广播研究成绩不够显著，因此虽说研究了近30年，但却没有在我国学术研究上确立起它的地位。

尽管如此，对旧中国广播所进行的研究，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当时那种腐败黑暗的社会制度使广播事业发展迟缓，内外交困的政治和连年的军事动乱使人不得安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能克服困扰对广播倾注一份关注已经难能可贵，他们的研究无论成就大小，必定是为后人做了开山铺路的工作，因此对他们的工作不可轻视或低估，而是应该注意从中吸取精华为今所用。

（原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已收入作者《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一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