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

（1986年10月17日）

温济泽

我想谈谈对于建设和发展广播学、电视学的几点思考。

谈以下六点：

一、广播学、电视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

有的同志提出：广播学、电视学是新闻学的分支学科呢，还是应当成为独立的学科？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应当从历史发展来研究。在我国，新闻学有较悠久的历史。从我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批新闻著作出版至今，已将近70年。以“广播学”、“广播电视”命名的书籍，是近几年出现的。我国人自己创办广播，有60年的历史。我们党创办广播到现在，是46年。在革命战争年代，广播电台属于新华社，是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进城以后，广播电台从新华社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独立的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播仍是一种以传播新闻为主的宣传工具。过去把广播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就是由这样的历史情况和条件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播电视事业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广播电视中，在新闻节目之外，文艺、教育、服务等节目的比重迅速增大，各类节目都拥有广大的听众和观众，都各自显示出它们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带来的我国科学的复苏、发展和走向繁荣，我国的新闻大大发展了，对广播电视学的研究也空前开展起来，并发出了建立广播学、电视学学科的倡议和呼声。过去的新闻学实际上是报学，广播也曾经是仿照办报的方法来办的；现在的广播、电视已经大大突破了过去的框子，文艺性的、教育性的、服务性的节目已远远不是新闻学所能包括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再把它们作为新闻学的一部分，作为新闻学门类中的分支学科，就不怎么合适了。我想，广播电视发展到今天，不如把广播学、电视学列为独立的学科更好些。这样，更适合广播、电视的性质和特点，也更有利于广播电视学科的发展。既然广播学、电视学已经在新闻学母体中孕育成熟，我们就应当欢呼广播学、电视学这对孪生婴儿的诞生。

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广播电视学会研究的内容，应当包括宣传（编采播）、技术、管理三个方面。我很赞成。我们研究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规律，研究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都不能不包括宣传、技术、管理者三个方面。报纸工作也有宣传、技术、管理三个方面，但是广播电视工作中的技术和管理工作要复杂得多，繁重得多。这两个方面发工作做得好还是差，对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有很大的影响。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广播电视传播工作将不断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因此，研究技术和管理的问题是很必要的。广播电视技术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范围。广播电视管理工作的研究，将来也可能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学科。我觉得，我们学会应该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

有的同志提出：广播学、电视学在整个科学领域中占有何等地位？

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上个月底党中央公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这个决议的第6条“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中，把广播影视和教育、科学、文学文艺、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并提，指出“各项文化事业，都有各自的重要作用”，并且指出要“争取使这些事业获得一个大的发展”。广播电视既有“重要作用”，还要有“一个大的发展”，那么，作为研究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规律和广播电视工作基本原则与方法的广播学、电视学，它们在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现在广播学、电视学创建伊始。问题不在于科学界是否认识到这两门学科的重要性，甚至是否承认它们是独立的新兴的学科，而在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能不能真正做到勇于刻苦钻研和勇于开拓前进，能不能努力使它们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科学，能不能使研究成果在广播电视事业和工作的发展中起到真正的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

二、研究广播学、电视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第7条“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中说：“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广播学、电视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科学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不能离开这个根本。

现在的同志提出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来研究新闻和广播电视，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发法来研究新闻和广播电视。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只是不能以此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把它们统一起来。

现代科学已经发展成一个包括众多学科的、非常庞大的、错综复杂的体系。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体系。在我们看来，它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在我们看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它所揭示的，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它所提供的方法论，是最一般的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是整个方法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第二个层次，是跨学科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如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数学方法等等。它们虽然对于很多专门学科来说，有着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对于哲学方法论来说，它仍处于从属的或中介的地位，它所适用的范围仍是有一定限制的，因而不能成为最一般的方法论。第三个层次，是具体科学的方法论，即各门科学所独有的特殊的方法。我们研究广播学、电视学，在方法论上，同样有这三个层次。首先，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其次，也应当重视研究和适当应用系统论、控制论等现代科学方法；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方法论，具体到我们的学科来说，如广播电视采访、广播电视编辑、广播电视播出等等，自然也是必须掌握的。这三个层次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的，我们都应该去努力研究和掌握。

不久以前，我看过一篇新闻心理学的论文。这篇论文引进现代心理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报纸读者的心里。我对这种做法是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强调，新闻心理学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宣传工作者必须了解对象的原理，以及做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等，对研究新闻心理学，以及研究广播电视心理学，就都具有指导的意义。

三、研究广播学、电视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这里所说的理论，首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里所说的实际，主要是指我国广播电视的实际，包括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实际。我们的广播事业已有46年的历史，电视也有27年的历史了。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误的教训。现在我们应当从理论原则的高度，对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当前的实际问题也有很多，很复杂。有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战略方面的问题，有当前广播电视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有广播电视队伍建设方面的问题，有改善和加强广播电视管理方面的问题，等等。还有未来的问题，例如到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对广播电视产生的影响，等等。我们应当从中找出若干重要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为研究的课题。

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要“有的放矢”，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根“矢”，去射中国广播电视实际这个“的”，即对中国广播电视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探索，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其中找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发展规律，找出广播电视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然后，再把寻来得到的这些规律、工作原则和方法应用到广播电视的实际工作中去，使它在实际中经受检验。正确的加以发展，不正确的加以纠正，不完善的逐步加以完善。上述的过程应当反复地、波浪式地、不断地进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研究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前进和深入，使认识不断地深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广播学、电视学的研究，从不完全而逐步完全，从不完善而逐步完善，逐步使它们成为真正的科学。这就是我们研究广播学、电视学所应当贯彻的原则，应当采取的方法。

四、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要吸取有关学科中的有用的东西

许多学科都是相互连接、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而必须从相关的学科中吸取有用的东西。广播学、电视学也不能例外。

这里首先要讲到新闻学。广播学、电视学是从新闻学母体里孕育和诞生出来的。我们党的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奠定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创始时期就实践了这些理论原则。这是我们广播事业的优良传统。现在虽然主客观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中有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近几年来，我国的新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已经繁衍出不少分支学科，其中有理论方面的，有实际应用方面的，有新闻史方面的。有些研究成果很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广播电视有大量的教育性节目，还办了广播大学、电视大学等，因此，研究广播学、电视学，也应当研究教育学。广播电视有大量的文艺节目，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自然也应当研究文艺理论和创作方面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听众、观众心理的研究，我们还应当研究心理学。此外，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广告学等等，我们也需要研究，并吸取其中的某些成果。为了加强和改善对广播电视的管理，需要建立广播电视管理学，这又必须从管理科学中吸取有用的东西。

这里还应当提到大众传播学。它是4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同西方新闻学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又有不同。大众传播学研究包括一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所实现的传播，书籍也属于大众传播。我们应当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其中有一些内容和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的。

五、研究广播学、电视学要采取严谨的科学态度

广播学、电视学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体系，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从目前来看，首先要求我们广泛地搜集材料，充分地占有材料，特别要重视第一手的材料，同时对材料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周密的、深入的研究。

搜集、整理和研究材料不下苦功是不行的。在一个长时间了我们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1945年9月5日正式恢复播音的日子作为我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的日子；后来，研究我国广播史的几位同志，花了多年功夫，广泛地查找了各种资料，进行了调查访问，才弄清楚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早试播的日子是1940年12月30日，这中间差了4年多。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充分掌握材料，弄清一个事实，研究一个问题，不是很容易的。关于广播事业的材料，现在有旧中国的，有我们党在革命年代的，有建国以来就的。电视的历史比较短，但也积累了20多年的材料。这都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但是，现存的材料并不完全，有些史实还有必要访问调查。对现实的情况更要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

恩格斯讲过马克思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态度。他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马克思也要做多年冷静的科学工作；只有在钻研了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之后，他才提出这一观点。恩格斯还举过一些实例，如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二卷的时候，看来许许多多材料，其中仅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 两立方米之多；他宁可推迟著作的出版时间，也总是要把所有的材料搜集和研究齐全。马克思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他首先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发展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一切材料。我们研究广播学、电视学，材料当然没有那么多，但是，马克思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我们必须学习的。

六、研究广播学、电视学的目的应当是：

使广播和电视在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我从1946年开始做广播工作，到今年40年了。头十几年，我在个广播工作的第一线。中间十七八年，扣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还有七八年，我是做广播教育工作。1978年我调离了广播系统，但仍然兼做一些新闻广播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培养新闻和广播的研究生。有人问我在这长期工作中的主体会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广播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而这主要是喉舌。广播工作者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为党和人民吹号的，放哨的，而主要是吹号的；他们是时代的号兵、哨兵，主要是号兵。

在革命战争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把我们的广播看作“茫茫黑夜中的灯塔”。就是因为文明的广播，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能使群众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在党的旗帜下，结成队伍，团结一致，整齐步伐，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在这里，广播不是起着进军号、冲锋号的作用吗？广播工作者不是起着号兵的作用吗？

新中国成立37年了，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明正在为把祖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现在的情况和问题要比革命战争年代更加复杂。现在广播电视有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已经深入到城乡亿万家庭之中。听众、观众有着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兴趣，广播、电视也有着多种多样的功能和作用。它不能再只当号兵，它要成为广大听众、观众的服务员和知心朋友，又要成为他们的向导和教师。广播、电视一如既往，要能够引导和团结广大听众、观众，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去为实现党和国家当前的总任务而奋斗，但光当号兵就不行了，它应当适应听众、观众的需要，不断探索和改进新的宣传方式和方法。如何把广播、电视办的更好，更大更好地发挥它的效益，这正是广播学、电视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广播学、电视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研究广播学、电视学的目的，应当是从广播电视的实践中，找出它们的理论、规律、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并且把这些理论、规律、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再应用到实践中去，使广播电视工作不断改进，越来越有力地把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这才是研究广播学、电视学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