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的媒介特征与传播渠道
尹颖等
[文章摘要] 宏观而言，邸报的媒介特征和传播渠道受到封建王朝社会环境以及与政治统治紧密相关的传播环境的影响，成为舆论控制的工具。微观上，邸报首先表现出官报、非大众传播媒介等特征，并多以纸质载体出现；其次在制作和传播渠道上，邸报多由中央的某些部门负责收集信息，而后经过筛选、编辑，形成统一的文稿，最后由中央借由驿传等传播体系发出。作为一种媒介，邸报及其传播渠道在历史上遵循螺旋上升式的发展规律，在继承和创新中得到进化。
[关键词] 邸报 媒介特征 传播渠道 分析
一、宏观方面
（一）传播制度对传播渠道的影响
政治制度决定传播制度，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着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各个要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演进，各种传播要素在受到政治制度、传播制度控制的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改进或突破。对于被称之为“官报”的邸报来说，这种政治制度与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显得尤为明显且重要了。如若单独将“传播渠道”拿出来考察，虽说渠道更重要的是受技术力量的限制，是技术力量的结果，但也无论如何不能忽略制度这一块对于媒介特征以及传播渠道建设的种种影响。
如果说我们采用“邸报”始之于唐的说法，自唐至清的历史，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历史，邸报总的来说承担着一种下达而“使知朝政”的功能，一方面，要使各个地区长官知晓朝廷政令，另一方面，要剔除不利于朝廷的内容，从而维护其统治地位。邸报充分体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在一定政治制度背景下进行新闻控制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是他们宣达皇命、统一思想、通报情况、协调行动的工具。
从唐的进奏院，宋的定本制度、元的中书省、明的通政司，到清的军机处，它们都是“邸报”传播渠道之重要的“制作渠道”，都是各个朝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直接产物。唐朝可以说是信息传播的控制思想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形式下有了较大变化的时代，著名的藩镇割据政治制度催生了进奏院的产生，各藩镇希望通过进奏官为封建地方政权了解朝廷信息，巩固和维护他们的统治。定本制度是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将皇权的权威具体化的一种组织传播制度的创新，开启了中国新闻检查制度之先河。元朝虽没有对新闻传播表现出太多的关注，但中书省等机构的设置也多少体现了新闻控制的思路。明清的中央集权开始走向极端，对新闻控制的认识与实施也大有登峰造极之势，明朝改进奏院为通政司，清则直接由皇帝的办事机构军机处来主持办报系统，取消中间环节，直接受皇帝管辖，信息则经过周密的检查与核对后，直接由朝廷向全国各级官吏统一发布。
政治制度对于传播渠道之“发行渠道”的影响次之。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连通各地方的交通设施建设以及驿传制度的产生及不断完善本来就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它必须按照朝廷要求，受其管辖，为其服务。其中信息的传递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分别以不同的驿传方式进行传递（具体方式将在下文中具体介绍）。
（二）宏观社会环境对传播渠道的影响
生态环境的不同塑造了生物的各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类似，不同的历史时期塑造了各异的传播事业。传播事业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宏观社会环境赋予各个历史时期的传播业其所独有的特征。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传播业与之适应，具体到传播的各个过程，即：传者，内容，渠道，受众，效果都是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
大概说来，传播渠道主要包括发行方式，传送方式和物质载体。前两者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关联极为紧密，后者则更为依赖当时的经济状况。
唐代文明“博大清新、辉煌灿烂”，为我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制高点。唐代是中国新闻事业之伊始，古代报纸从此时逐渐形成完善的、系统的、稳定的传播机制。“邸报”则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从无序进入有序。在唐代，纸张已经普及，但雕版印刷的速度显然跟不上消息更新的速度，唐代的报纸是一种以纸张为载体的手抄的封建官报，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各藩镇进奏院的名义传发给各藩镇主管。唐代的驿传发展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程度，岑参唱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拢山头。” 驿骑毫不敢懈怠的奔波，支撑起整个唐代的传播渠道系统。
以“黄袍加身”为起点的宋朝，重文轻武，权力紧紧握于中央。宽松的文化环境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环境使得宋代邸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特征及封建官报色彩，更接近于大众传播工具，因而具有历史开创性的进步。在传播渠道上主要体现在，它由封建中枢部门统一发行，是传递朝廷信息的“中央机关报”；它开启了古代官报印刷的先河，技术在媒介传播史上的“威力”由此可窥。
1279年元王朝灭南宋统一全国，中国历史进入了以蒙古族贵族忽必烈为其政治代表的元朝。元代统治者依靠其强大的武力打败宋朝统治者进据了中原，但在经济进步、文明开化及国家管理体制等方面，元统治者要落后于宋。这些构成了元报刊的特定的发展环境。由于种族的关系，元朝对报刊的压制特别严厉。在元王朝政府中设有兼管新闻传播活动的机构中书省和专门管理全国驿传之事宜的机构统政院及急递铺，构建了从中书省→统政院→急递铺→铺丁的运作体制，形成了元王朝时期特有的报刊传播渠道。
明代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前代相比，走得近乎于极端。明代改宋代的进奏院为通政司，取消中间环节，直接受皇帝管辖。邸报由朝廷直接向全国各级官吏统一发布，邸报的发行渠道决定了其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是一种政治上的统治手段。送报这个环节，由驿站负责完成，每5日集中起来送一次。社会对信息需求的日益增强则促成了明末邸报和木活字印刷术的结合。
清王朝有一套完整的传报朝廷政事的组织系统和制度。清朝廷对“邸钞”的掌握，只有一个原则：有利于维护其封建专政的，就发布；反之，就不发布。由通政司收受臣僚题奏，将待发部分交由六科传抄，然后由各省驻京的提塘官将允许向下传报的皇帝渝旨、臣僚章奏抄录后传报至各地。邸报的发行以派销为主，即利用行政渠道，自上而下层层分摊。
气候带决定植物是阔叶还是针叶，社会环境是一个大的气候带，传播渠道是摆渡信息抵达受众的船舶，它所处气候的决定了它的航向，规模和人员配置。可以看出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统治者对信息的传播渠道的监控力度越来越强，对邸报的发行和传送的责任分工越来越明细，约束章程越来越繁琐，努力把船舶打造成宣达皇命、统一思想、通报情况、协调行动的工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信息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助作用越来越强。
二、微观方面
（一）媒介特征分析
1、媒介性质
（1）从传播者来看，邸报属于封建政府官报
无论是唐代的进奏院状，还是宋以后的各代邸报，它们都是经由进奏官们传发于外的封建政府官报。政府直接控制了进奏院和官方新闻的发布权，所有公开发布的政府文告都要经过进奏院，进奏官抄报的内容受到严格控制，而没有自行采写的消息，因此，邸报成为封建官僚体制下维护政体的传播产物，也成为一种政治上日益重要的统治手段，尤其是宋代及以后各代的邸报，摆脱了唐代邸报半官方性质，成为由封建中枢部门统一控制的中央政府公报。
（2）从传播范围来看，邸报属于非大众传播媒介
其实，邸报仅仅是一种类似公报性质的官僚体系内部的报纸，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即为封建政府的内参，阅读此报，显然是一种政治待遇和身份象征，邸报主办者不愿让百姓知晓相关信息，因此，邸报不属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是组织传播的信息内容，是窄向传播。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邸报不是面向大众传播的媒介
邸报的主要读者是政府官吏，包括路、州、郡一级的地方官员，以及一些京官们和贵族，他们都依靠邸报获知朝政，了解朝内外各方面的信息。尽管随着邸报的兴盛，士大夫及地方官的幕僚、座上客、亲友也能看到邸报，其读者群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是它毕竟还只是朝廷上传下达的政治统治工具，主要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流通，属于内部资料性质，在政府的严厉控制下，百姓是看不到邸报的，此外，抄传邸报价格不菲，昂贵的价格以及经济消息的缺乏，说明邸报并不是为百姓和社会生产服务的，而只是为官员士大夫阶层服务的，因此，邸报并不是面向大众传播的，不具有广泛的完整的读者群，也就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媒介。
第二，邸报不是公开传播的媒介
作为封建政府最重要的舆论工具，邸报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监督和联系社会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进奏院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政府机构，其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利益是完全统一的，传播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稳定的信息是他们的第一大职责。邸报并没有记者、编辑，负责传抄内容的进奏官受到严格的控制，他们没有自行采写新闻、评论的权利，因此，它不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公开特征。另外，由于邸报并不公开销售于民间，也不是付钱便可订阅，因此，它不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商品特征。
2、物质载体
唐朝邸报的物质载体基本上是布帛或纸媒。相对而言，纸媒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用布帛的露布等，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属于邸报。
对于唐朝出现的中国原始形态报纸是否是印刷的问题，答案很明确，从两份敦煌“邸报”已证实了当时的“邸报”是手抄报。而对于“开元杂报”是否印刷的问题，在学术界曾经引起了争议。此争议源于清末明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云是唐人雕本”的观点，他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中写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云是唐人雕本。页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且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印漫漶，不甚可辨。”戈公振先生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在《中国报学史》中说到“开元杂报”是现存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之后，曾虚白先生在《中国新闻史》中断言：“开元杂报”就是雕版印刷的报纸。但是，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持否定态度。唐朝虽已具备印刷报纸的条件（雕版印刷），但据史料记载宋代“邸报”仍为誊写，更证实了唐代并不存在印刷报纸。黄卓明先生说：唐朝邸报“长期停留于手写传抄状态，符合中国古代报纸的特点。” 从而可见，“开元杂报”并非是印刷的。
具体到宋代邸报则是手抄媒介和印刷媒介。关于宋代邸报的传播媒介，各文献的观点有所不同。伴随着印刷技术的成熟，布帛这种物质载体已基本绝迹。
（1）朱传誉在《宋代传播媒介研究》认为，宋代邸报以印刷为主，其中刑部所镂构成了地保内容的大部分。
（2）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认为，邸报为雕版印刷，广为流行，可以贩卖。
（3）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中认为，宋代邸报作为进奏院状的支流，应属于手抄的。
（4）游彪的《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认为，邸报存在手抄和印刷之分。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从北宋以来，印刷邸报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工抄录的邸报数量逐渐减少。
3、办报艺术
（1）语言
邸报所使用的语言是文言文，在传抄与书写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早期的邸报中，各地进奏官经常会使用不少当时当地流行的俗体字、简化字、异体字和方言字（还可能有错别字），而且没有句读，也未太多地注意到写作的规范，常常读起来艰涩难懂。随着邸报的发展，其所用的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进奏院从中央各个衙门收集到朝廷需要发布的文书，经过筛选、编辑，形成统一的文稿，然后由监进奏院官签发，“监官”实际上就是狭义邸报的总编辑，分管各地的进奏官只能抄录已经编定的文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邸报的可读性。
（2）字体
楷书是古代报纸常用的字体。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及印度部的唐代进奏院状报显示：其文字自上而下用毛笔书写于白色的宣纸上。随着印刷技术的出现与进步，开始出现印刷的邸报，到明末清初，邸报上的刻印楷书逐渐变成一种横轻竖重的方块字，由于这种字体是从宋代刻书字体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家称它为“宋体字”，这也是今天报纸通用的字体。
（3）名称演变
在对中国古代报纸起源的探讨中，我们已看到许多关于“邸报”名称的提法，这些名目繁多的名称是否有所区别，以及何名称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邸报”，这一系列问题也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重点。通过古籍考证，在唐代并没有出现“邸报”这一词语，历来被我们称为“邸报”的封建官报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报名，人们对它的称呼有：“进奏院状报”、“进奏院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报状”、“邸吏状”、“报状”、“报”、“杂报”、“朝报”。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说“所有这些，称呼虽然不同，但指的是同一事物，即都是由进奏官转发至地方的原始状态报纸，其性质接近于后来的邸报。” 姚福申先生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提到“外任的官吏称这种抄件为‘邸报’；在京的官吏看到的为进奏院所抄，所以称为‘进奏院报状’或者简称为‘报状’或‘状报’，外任官有时也称邸报为‘进奏院报状’”。但对于“‘条报’、‘报状’是‘邸报’的称呼”黄卓明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报状”是中央政府发布宫廷新闻的形式，多为皇帝的起居注，具有唐王朝中央政府公报性质。而“‘报状’经由藩镇自行抄传就形成了唐代‘进奏院状报’”。 但同时他也指出“‘报状’应是一种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原始形态报纸。” 故我们可暂且可把以上唐代所出现的对“邸报”的称呼都视为我们今天所研究的唐代“邸报”。值得注意的是，状、状报、报状这些称呼，容易与某些文书相混淆，不能把见于唐人文集中的所有的状、状报、报状都比附于报纸，只有经由进奏官向地方传发的那些状、状报或报状，才具有近似于后来的邸报的性质。
曾虚白认为，宋代政府之公报叫朝报，边远各省奏报为边报，邸报有时亦成为小报。关于邸报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称谓，尤其是宋代，称呼更是名目繁多。
明朝时，邸报这一名称已经流传甚广，一些经过个人传抄整个邸报一部分的内容亦称为邸报。
清代的官报通常被称为邸报，有时也被别称为邸抄、阁抄、科抄、朝报等。
（4）版面
实际上，唐朝的邸报刊期不定，篇幅不等，没有报头。朝廷对其誊录传报工作及内容没有限制。所以，其版面是非常灵活的。
宋朝的邸报有一套完整的发行制度：门下省编定，给事中判报，通过进奏院的各地进奏官“报行天下”。负责编辑整理的是地方派驻首都的进奏官，他们隶属于都进奏院，由中央政府的下省统一管辖。北宋以来，进奏院便已经出现了所谓“定本”制度。宋朝的邸报是既有手抄又有印刷版的，但各文献现有记载其版面变化。相对唐朝而言，由于当时政府开始对邸报严加管制，其版面应是，逐渐成版，逐渐完善的。
在明朝社会那样的印刷条件和技术背景之下，报纸的主流仍然是手抄，时而也有雕版印刷，木活字印刷只是在明末才渐渐起步，他们三者并村而行于明代的新闻传播事业之中，而泥活字、金属活字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没有、也不可能闯入印刷报纸的殿堂。明代邸报每期刊登的消息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日工作量多少，即皇帝每天能批复多少件章奏，让六科与通政司发抄传报。明代邸报基本上是每天抄传，每期邸报刊登的消息在1条左右，每期字数至少在5000以上。
（二）传播渠道分析
1、制作渠道
各个朝代的邸报发行渠道大抵相同，都是由中央的某些专门部门负责收集信息，而后经过筛选、编辑，形成统一的文稿，最后由中央向地方分发。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一个至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邸报的发行渠道决定了其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其实，每个朝代邸报的制作和发行渠道都是在沿袭的基础上发展的。
其实，唐朝出现的所谓“邸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纸，它实际上应该属于“新闻信”。在这里我们提到它，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从历史沿袭的角度来认识邸报的制作和发行渠道。唐代“邸报”是一种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各藩镇进奏院的名义，将采录到的朝廷政事、与藩镇相关的消息和本藩镇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分别传发给各藩镇主的手写新闻信。
进奏院的出现，使得宋代邸报的制作和发行更加规范。进奏院以合法手段从中央各个衙门收集到朝廷需要发布的文书，经过筛选、编辑，形成统一的文稿，然后由监进奏院官签发，“监官”实际上就是狭义邸报的总编辑。
在元代，设立了对于信息的上传和下达起着重要作用的中书省。最高统治者了解国内外的情况的渠道是通过中书省“上闻”，或在接见臣僚时听取他们的报告。皇帝的圣旨、诏令及中央政府中的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等部门经皇帝批准后下行的各类公文，都是经由中书省“径下所司”，要传报京城以外地区的公文，则也是由中书省交给“通政院”和“急递铺”分别传报。
清朝入关后，参考明代官报的发行体制，继续在全国内发行邸报。清代邸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和明代的十分接近，即先由内阁发布消息，再由各省总督、巡抚派驻京城的提塘官抄录，传送各省。清朝的前期邸报经由通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
到了雍正乾隆年间，为了进一步严密编报系统和传报系统，改由皇帝的办事机构军机处主持这一工作，由内阁传发的谕旨奏章交发内阁，再由内阁传知各衙门抄录执行或交六科传抄，与此同时由各省在京所设的提塘把允许向下传阅的谕旨奏章，抄录传报四方。
尽管每个朝代负责收集和筛选信息的部门不同，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各个朝代邸报的制作和发行渠道几乎都是相同的。首先，由朝廷设立专门的信息收集机构，然后由统治者决定哪些信息可以传播，这些被准许传播的信息再交由具体的机构进行统一编辑，最后由中央向地方按照层级分发。
2、发行渠道
提到邸报的发行渠道和传送方式，就不得不提及交通。陈鸿彝先生在其《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曾写道：“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在今天，除了交通的物资传输功能，其信息传播功能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在古代，人们不可能通过广播电视、电话传真以及互联网等媒介去获得各式各样的信息，对于他们来说，交通就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形式。
提起交通，我们很快想到的就是驿传，它是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下面我们且先从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驿传说起。
（1）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驿传
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两宋时，邮件文书的递送，和过往官员投宿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步递用于一般文书的传递，是接力步行传递。马递用于传送紧急文书，一般不传送官物，速度较快。但因负担这种传送任务的马匹大部分都是军队挑选剩下的老弱病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担最紧急文书的传递。因此，在紧急情况下，从北宋开始，又出现了一种叫做“急脚递”的新的传送文书的形式。
元朝通过驿路和西方有频繁的往来。清初史家万斯同说：“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意思是：元朝在凡有人居住之地都设置了驿站，往来世界，就像在自己国内一样。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站赤”制度，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所谓“站赤”，是蒙古语“驿传”的译音。它是一种系统而严密的驿传制度。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
朱元璋鉴于元朝驿站混乱的教训，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意即不是国家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驿站的邮递设施。
到了清代，其邮驿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其最大的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而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据记载，清朝通信的时限达到了历史上最快的速度。以前，一昼夜最多跑400里、500里，清朝的马递传送公文，最快可达一昼夜600至800里。
（2）从驿传看邸报的发行渠道
A、驿站是各个朝代传送邸报的主要渠道
以下是清朝邸报的发行传播流程图：
从上图我们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清朝邸报完善的发行传播制度和严格的发行传播纪律，也包括了驿传在邸报发行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地位。
但历史上各个朝代明确将邸报归为驿站邮传范围的却是少之又少。例如唐朝，对邮驿服务范围有详细的规定，内容包括：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驿务；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等。似乎这里的内容有些要包括在邸报里，但是显然政府也并没有特别提到邸报可以通过驿传。又如明朝，按照明朝制度，没有规定邸报是驿站的邮传范围，朱元璋甚至明确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但是邸报的送报这个环节，却是由驿站负责完成的，每5日集中起来送一次。为了使驿站保持灵活性和主动性，金钱便成为工薪微薄的驿卒的上等润滑剂。每月的送报费是银一两。因为是有偿服务，各驿站都积极主动揽接这项任务在这里。在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邸报并非军国要事，那为什么邸报的送报环节却还是由驿站负责完成的呢？仅仅是因为驿卒受利益的驱使还是因为邸报的传递没有伤及明朝的政治神经，统治者就对它睁只眼闭只眼呢？
事实上，抄报的传递速度总是超过正式的公文运转。比如海瑞尚未接获调令，却先从邸报上得知了将换一个岗位的消息。再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南宋宁宗召四川制置使安丙赴京城临安（杭州）任相当于副宰相的同知枢密院事，安于嘉定七年（1214）6月20日从广安乘船启程，8月16日，人在途中，上面改了主意，宣布调任他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而安丙在21日抵达广德（今属安徽）时，通过邸报获知，因大为不满而"上疏力辞"。从命令发布于杭州，到他本人得知于广德，首尾加起来不过五天时间。
在交通很不发达的中国古代，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专门的信息传送渠道，邸报怎么可能如此快的到达阅报人的手中，加上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唐宋元明清时期相当完善的邮驿制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驿传系统在邸报的传递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B、对邸报传送渠道的一点思考
由于古代的驿站、驿道都是由朝廷出资修建的，因此通过这些途径传递的邸报必然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也就是说无论哪个朝代的邸报均具有政府公报的性质。同样因为上述原因，邸报的内容也会受到严格的限定，它的最终目标是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捍卫统治阶级至高无上的权威。
每代封建王朝都会在前朝的基础之上，修葺、增设驿站和驿道，其目的是使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上传下达更加通畅。正是借助这一有利条件，邸报的传递才能够通畅、及时。
3、阅读分析
当邸报制作出来以后，它是怎样到达阅读者的手中实现被阅读环节的呢。下面将以明朝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1）组织的垂直传递阅读
组织的垂直传递阅读主要指的是官府之间的从上而下的层层抄传阅读方式。这是各个朝代邸报最主要的抄传阅读方式。
唐代“邸报”是一种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各藩镇进奏院的名义，将采录到的朝廷政事、与藩镇相关的消息和本藩镇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分别传发给各藩镇主的手写新闻信。
《明会典》卷213曾说：“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逐一抄写成册，五日一送内阁，以备编纂”；又说：“凡各科行移各衙门，俱经通政司转行”。 [1]
根据明朝政府的这一制度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硃批章奏传下后，六科或通政司把这些章奏编纂或辑成朝报。在京的各衙门要知道朝报的内容，或者派自己衙门的书手来六科廊房抄传，或者由六科派人分发，转发各衙门“使知朝政”。
清代邸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和明代的十分接近，清朝的前期邸报经由通政司、六科、提塘三个环节。通政司是收受臣僚章奏的机关。六科是发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章的机关。提塘主要负责官报的抄传发行工作。
（2）人际间的平行传递阅读
A、官员转抄于同僚与亲朋好友之间的平行抄传阅读方式
查得本府原派各府县抄报银七十二两，专雇在京人抄报十本，宣化驿每5日1次差马夫取送巡抚、都察院、户工二部、兵备道，及本府正佐官各一本。为照本院既有永定驿送本，而宣化驿又送，似为重复。本府各官，同住一院，各送一本，似亦过多。今议：本院自正月至六月终止，俱永定驿送，七月防秋至十二月终，俱宣化驿送，每月银一两。户工二部兵备道各一本。本府共一本，轮流传看。遇各官公委，令书吏抄写传送。每本俱银七钱，每月该银三两八钱，每年该银四十五六两，遇闰月加银子三两八钱，于存粮银内支给。庶旧规不失而浮费亦少矣。[2]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受经费限制，复制邸报的数量不多，府衙门由原来的两本减为一本，府内的正佐官员们只好“轮流传看”，必要时再另行抄送，抄送额外需要付费。
西门庆正在家打发送节礼，忽荆都监差人拿帖儿来问：“宋大巡题本已上京数日，未知旨意下来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门一打听为妙”。这西门庆即差答应节级，拿着五钱银子，往巡按公衙书目打听。果然昨日东京邸报下来，写抄得一纸全报来，与西门庆观看。上面道写甚的——“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一本：循例举劾地方文武官员以励人心，以隆圣治事。（以下内容从略）”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拿着邸报，走到后边，对月娘说：“宋道长本下来了。已是报举你哥升指挥佥事，见任管屯。周府御与荆大人都有奖励，转副参、统制之任。如今快请小厮请他来，对他说声”。……西门庆即令陈经济把全抄写了一本，与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子，送邸报往荆都监、周守御两家报喜去。[3]
西门庆的这张邸报是从巡按衙门那里弄来的，但可以肯定，巡按衙门里决不止刊有宋乔年题目这张邸报，西门庆正是抄传其中与他及其周围关系者有关的内容，并作为邸报递给吴大舅、荆都监和周守御。
B、互相借阅和互相寄看的抄传阅读方式
官员由于职务便利，可以看到邸报，但是不曾做官的人却未必能看到，于是那些朝廷官员为满足朋友们的新闻信息需求，便将看过的邸报转寄给朋友们传阅。
三年之别，而咫尺未皇晤对，念之邑邑。近者，借阅报知诸君已得谕旨，不止私心庆幸，亦幸桢国庇人，从此厝诸事业，万惟努力，努力。[4]
根据明代的文献资料记载，明代邸报在层层下传的转抄传报中，邸报的内容也将相应的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失”，即被删节和筛选。因为各级官员在邸报的传抄过程中，往往只抄传与自己有关系的和自己感兴趣的消息报道，无关的和无兴趣的，他们就不会抄传。具体怎样，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总结
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因素是作为不同的方面结合成为一个有机体的，它们不可能孤立的存在，而是对其他方面施加着显性或潜在、短时或长期的影响。无论是邸报的媒介特征还是传播渠道，都不可能剥离其社会政治、经济或技术的背景，而是伴随着各方面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着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并不能简单的说谁是自变量、谁是因变量，这种变化是各种力共同作用，或相加或抵消形成的合力的结果。
作为5w中和经济、技术因素最为接近的一个方面，传播媒介无疑受到了经济、技术进步，特别是技术进步的最强烈的冲击。经济或技术上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发展或进步，都将引起传播媒介和渠道上的变化，并以此来回应且反作用于前者。而技术进步的积累导致的技术革命，也会在第一时间引起传播媒介和渠道上的革命。
印刷术的发明使我们得以进入印刷媒介时代。由此导致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上的变化以及伴随期间的更强烈的前进需求又进一步的刺激技术的再革新，印刷术不断改进，从雕版到活字，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印刷单位成本的下降，邸报进入印刷与手抄并行的时代。在唐朝，邸报是以手抄的方式发行的，虽然我们看到的唐代《金刚经》的雕版印刷品比较精美，但那是皇室召集大量工匠，费了相当大的财力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的，可以说当时的印刷技术还非常低下。这样的技术，显然不能满足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更新的消息传递，小小的进奏官，也没有办法去没日没夜地雕刻木板，印刷为数不多的几张报纸，因为雕刻的成本与收益太不成正比了。随着技术进步，到了宋朝，产生了印刷的邸报。尽管学者们在这个方面还有争议，但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在宋朝，至少已经出现了印刷的邸报。此后各朝，手抄和印刷的方式都继续并行着，且后者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到了清朝，邸报还是以手抄为主，但由于邸报的发布要经过不同的环节，其中包括通政使司、内阁、六科和提塘，所以到了以后的环节，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和发行面的扩大，邸报到达读者的形式应该有印刷版本。
历史的发展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规律，邸报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作为历史的一个微小方面并不因为其微小而背离这一规律，或许会有显隐的差异，却并无悖论产生。前后相承是螺旋式上升的基点。在唐代“邸报”是一种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以各藩镇进奏院的名义，将采录到的朝廷政事、与藩镇相关的消息和本藩镇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分别传发给各藩镇主的手写新闻信。进奏院的出现，使得宋代邸报的制作和发行更加规范。在元代，设立了对于信息的上传和下达起着重要作用的中书省。清朝入关后，参考明代官报的发行体制，继续在全国内发行邸报。清代邸报的发布方式、发行渠道和明代的十分接近。由此可见，后一朝代邸报在制作渠道上，总是多多少少继承了前朝的因素，制作“流水线”上所设立的机构，也总是在前朝的基础上继承突破和进步的结果。这些突破和进步，便是螺旋式上升的牵引力，无论是进奏院或是中书省，抑或是军机处的出现，都使得邸报在制作渠道上趋于完善和规范。
驿传无疑在邸报的发行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历史上各个朝代很少明确将邸报归为驿站邮传范围，但是邸报的送报这个环节，的确是由驿站在有偿的情况下负责完成的。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两宋时，馆驿已演变为单纯的政府招待所。而传递政府公文和书信的机构，另有名目，总称为“递”，又分“急脚递”、“马递”和“步递”数种。元朝时急脚递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递形式，而且马递在此时也逐渐消失，急脚递便成为公文传递的唯一通信工具。清朝通信的时限达到了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最快可达一昼夜600至800里。邸报传送速度的加快意味着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推进邸报所传达的信息朝着更靠近新闻特质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前进着。
（本文的其他参与者：荣志慧、夏超群、齐立稳、孙雁灵、梁君博、陆浩）
注释：
[1]《明会典》P4240、4243，转载自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通史》， [M]，重庆出版社.1990第一版。
[2]沈榜，《宛署杂记》卷13“铺行”，转载自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通史》，[M]，重庆出版社，1990第一版。
[3]《金瓶梅》第77回，转载自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通史》，[M]，重庆出版社.1990第一版。
[4]《徐光启集》，第6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