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的受众和传播效果分析
祖铁刚等
[文章摘要] 从唐代至清代，邸报的受众主体都是官员阶层，阅读邸报可以说是官员的一种权利和身份的象征，阅读活动也满足了他们的政治需求；同时，邸报的受众在各个朝代又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邸报的传播从宏观方面影响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在微观上促进了封建政治传播系统的有效运行。
[关键词] 邸报 受众 传播效果
在拉斯韦尔提出的经典的5W模式中，受众与传者构成了传播过程的两级。失去受众，传播也就成了无的放矢。信息达到受众所产生的效果也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研究邸报，自然也不能忽视这两个领域。
一、邸报受众研究
在邸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受众的规模和范围与当今的报纸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对邸报受众的研究。恰恰相反，研究不同时期邸报的受众的变化和特点，为我们理解邸报的发展历程和性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角度。
（一）邸报受众的变化
任何事物都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受众也不例外。而无论邸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它的受众总不外乎“人”这一范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在经历了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更迭之后，人类的生活、生产、休闲以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根据我们现有的传播学理论，受众的变化无疑将极大地影响媒介——也就是邸报——的生存环境。下面就从各个朝代受众范围的变化入手，探讨邸报受众的演变。
1、唐代受众
唐朝时，从现存的进奏院状的实物和有关史料记载来看，邸报是专门提供节度使本人阅读的情况汇报。这是由前文提及的进奏院制度决定的。藩镇势力日益增强，表面上服从朝廷、畏惧皇帝、实际上在地方又拥权自立，独霸一方。朝廷官员的变动直接影响节度使的生死升降，所以他们迫切的需要了解皇帝动态、朝廷政事、官员任免等政治社会新闻。进奏官们公开的职责一是接待安排来自藩镇向皇帝汇报边情的官员，二是代藩镇向朝廷递交文书。而另一个不便说明的职责就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从朝廷和设在京师的政府机构以及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京官那里探听朝事动态，并及时向藩镇报告。进奏院报的目的主要是向“当道”的藩镇节度使通报消息，提供对他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情报”。
除节度使外，进奏院状报的读者至多也只能是些心腹幕僚，带有明显的情报性质。进奏官们要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最大量地获取信息,然后再根据各自藩镇节度使的具体需要,编成进奏院状报定期或不定期通过驿递传发给各自地方长官。它所提供的信息，有不少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的，有的则是从他们获得的朝廷动态消息中筛选出来的。他们所着重传报的，往往是他们的主官所关心和希望了解的那一部分内容。而他们的主官就构成了邸报的主要受众。
现代传播学在起初研究受众时，是将受众当作被动、受传播者控制的应声而倒的靶子。而当我们把唐代报纸中所包含的传受关系置于现代传播学的框架之中时，却发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不一致，唐代的传受关系似乎存在着一种隐性的倒置关系。在唐代的报纸传播制度下，传播者反而受控于受众，是为受众服务，听命于受众。
2、宋代受众
到了宋代，受众的类型也不再局限于节度使，而且，邸报在受众数量方面已远远超过了唐朝。
宋时，封建统治集权得到空前的加强，邸报不再是专门给节度使看的情况消息。朝廷设立都进奏院，在封建政府机构内部传播信息是都进奏院的一项主要工作。宋代邸报的受众主要有以下几类：
（1）朝廷内部官员，节度使及州，军一级地方官
都进奏院直接向全国各州，军一级地方机构抄送文告，进奏官只能将在进奏院公开发布的官方文书，选择与自己所辖的州，军有关的或有参考价值的一部分抄送给当地政府官员。邸报在朝廷的直接管理下统一发布，“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奏、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誊报”，“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而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之达于四方，谓之邸报。”。邸报所抄送的对象已从道（宋代称“路”）一级的节度使扩大到州、军一级地方官。同时也将邸报抄送给各中央官署，相关的官员可以阅读，但仅止于与他们有关的内容。
（2）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和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读者不仅限于少数藩镇长官，而是逐渐扩展到京朝官，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和广大的士大夫知识分子。[5]王安石就有《读镇南邸报诗》。苏轼在《与王元直书》中提到，他在被贬黄州时，“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又有《小饮公瑾舟中》诗，述说其从邸报上得知司马光人相的消息。其中“坐观邸报谈迁史，闲说滁山忆醉翁”，自注云:“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迁史已押人门下省。”《东坡续集)卷六载东坡与汪道济书:“某见报移坟，而救天下。”杨万里致周必大函中有“近读邸报，得感事诗:去国还家一岁新，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何自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宋代汪应辰《文定集》卷十五《与朱元晦书》:“见报有旨引见而未登对之日，窃计诚心正论，从容献纳，所以开痞上意者多矣。”又《与李运使书》:“垦田之议，顷于邸报中见之，颇讶其首尾不贯穿，今得见全文，甚幸!”宋史中还有如下记载:“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传达室旨称疮痰。
甚至，地方上的一般官绅们也能看到报纸。《金瓶梅》中有所记述，西门庆令管家取五两银子到府衙“拿”份邸报。但是，他们所看到的邸报已是经过辗转誊录的抄件了。[6]
与此同时，邸报在官员间已流传得非常广泛。当时的政府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们不仅在服官的任所内能够看到邸报，在朋友家里，在出差任使乃至调动工作的旅途中，也都能设法看到近期的报纸。
（3）平常百姓
宋代的邸报虽然仍带有类似今天《参考消息》的性质，但它比唐代进奏院状更接近于大众传播媒介。《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中，有“卖朝报”一行。有人以卖报为业，说明邸报刊布甚广。有人甚至收藏邸报，成为藏报专家，宋神宗时的宋敏求(1019一1079年)家“自祖宗朝至熙宁中报状皆全”，被称为“藏报世家”。而宋敏求总计过历代邸报，熟知历朝掌故，曾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使有关的禁令得到贯彻，从真宗咸平二年(999年)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进奏院要将编好的邸报稿样呈送枢密院审查，审查通过后样本称为“定本”，进奏院向地方发布的消息，即以“定本”为准，不得遭自增减。“进奏院朝报，非定本事辄传报者，令尚书省检令已降指挥，别行措置，约束取旨。因为宋代出现了“定本制度”，也就是说，邸报上的内容完全是经过专门负责此项事务的官员的严格的审查之后，才能传入政府内部各层官员之手的。由于制度上的完善，朝廷不用担心邸报流入民间会引起不良的影响，导致封建统治的不稳定。于是作为邸报的核心内容之一，朝报（朝政简报，又称为朝报，是关于帝王动态，大臣任免升降的消息）开始进入到平常百姓的视野之中。
3 、元代受众
元代朝政信息依靠驿递制度。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蒙古族贵族统治的元代也仍然建立起较完整的国家政令和皇帝诏书下行以及地方情况上报的信息传递运行体系，以保证政令的下达、下情的呈报和相互间的沟通。从某种意义来讲，最高统治者就是这些“上闻”的信息的最终受众。皇帝的诏旨和大臣奏事之类，“下传”的信息的主要受众当然是各级官员。这些信息经由中书省“径下所司”，或派出“开读诏书”的专使，“所过州郡，就便开读”，由此猜测，也可能有一些“开读”信息，是直接面向普通大众的。
元代还有印刷发卖新科进士名录和登门报录之类的活动。这方面的新闻传播活动，历来受到重视，元代自然也不例外。科场的得意与失利，关系到仕途的穷通，这些信息为广大士大夫知识分子所关注。
在元代还出现过印刷散发的商品广告。198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沅陵县城郊双桥村一号元墓中发掘出来的一张商品广告，这个广告右联印有“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朱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招牌为记，”70个字。左联印有“主顾收买银朱，请认元日祖铺内外图书印号为记”20个字。这是一张由生产匙筋和油漆的作坊印发的广告，旨在介绍作坊的地址和产品的质量，以广招徕。显然这些广告的受众是那些可能成为“主顾”的普通老百姓。
4、明代受众
尹韵公在《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中指出明代邸报的受众是“主要分布在京城的官吏阶层和外地官府的大小官吏阶层以及所有准备入仕和企图入仕的知识分子阶层，还包括武官集团中一部分弃文从武和热衷于政治的将领，但读者群的重点主要是在前者”。[7]
在明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甚至于一些普通民众的真实写照。邸报作为了解国家大事的最权威、最可靠的来源，自然得到了他们的青睐。“读报、评报、藏报和利用旧报资料从事著述，已经成为明代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经常性活动，他们关心朝政，也惯于在读报时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邸报已成为他们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的绅商和市井小民也可以通过民间报房发行的邸报，了解时事，获得各方面的消息。以传抄邸报为业的‘民间报房’也盛行一时。”[8]具体说来，明代邸报的受众主要有：
（1）皇帝
邸报作为政府信息上传下达的一个通道，毫无疑问，作为信息源头的皇帝既是邸报的主要内容之一，又必然是其忠实的阅读者。从官员任免到国内大事的处理，从听取民意到了解边塞军情。邸报都是皇帝处理朝政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新闻检查制度的主要制定和执行者也同样是手握重权的皇帝。
（2）官员
明代邸报的读者群是主要分布在京城的官吏阶层和外地的官府的大小官吏阶层。以层次论，上自首辅、次辅、阁臣、大小九卿，下至县令及县令以下的典簿、吏目、驿丞、训导等。此外还包括武官集团中一部分弃文从武和热衷于政治的将领。官员的人数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报纸的抄传量和印刷份数的总和。因为邸报的内容之一即是官场上的党派斗争和官员升迁降职的消息，这自然成为热衷政治的官吏了解时事政治的重要桥梁。
（3）知识阶层
想进入仕途的文人、关心政治的知识阶层。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关心天下，这是明代知识分子的时髦和风尚，因此邸报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必读之物。
明代邸报作为精确、可靠的新闻载体，成为明朝学者和文人修史的一手资料和著书立说的重要参考。
（4）一般民众
明代中叶以后，各地新闻传播活动日趋活跃，开始出现了民间的报房和从事抄报工作的专门行业。甚至已经出现了一批收费的报房和付费订阅邸报的读者。钱能买报，自然读报的权利就不再局限在官吏阶层，而向更广泛的民众敞开了大门，成为他们了解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
5、清代受众
清代邸报通常仅在官府和官员中传播，传播范围小，受众有限，至清中后期出现的京报可公开发行，顺应了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清代邸报的受众主要有：
（1）各级政府官员：
邸报作为官报，是封建社会维护其集权专制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因此，清朝的邸报为政府官员获悉朝政和维护治体服务，主要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流通，其读者对象实际上只有皇帝与极少数上层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正所谓“邸报作于上”。
（2）封建知识分子：
除了政府的官员们以外，封建普通知识分子也十分重视邸报。我国封建社会培养官僚队伍及使知识分子就范的富有成效的制度当属科举制度，根据现有古籍证明，封建知识分子为了应付科举，除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还将熟读邸报作为“经世致用”的必要课程。朝廷在科举考试中以邸报内容作为策论题目，熟悉上谕、诏令、各部行文以及熟悉朝廷形势变化，是做官的必要条件，而邸报恰好提供了最权威的有关内容，因而邸报成为跻身仕途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本。
（二）邸报受众的共性及每个时期的特征
通过对各个朝代邸报受众范围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朝代如何变迁，体制和思想风气如何变化，邸报受众主体都是官员阶层，阅读邸报可以说是官员的一种权利和身份的象征。正如戈公振先生在《中国报学史》中提到的：“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最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报乃与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之。” 邸报的主要读者是官吏。主要是路、州、郡一级的地方官员，以及一些京官们和贵族。
随着邸报的兴盛，读者群也在扩大，士大夫及地方官的幕僚、座上客、亲友也能看到邸报。而且，随着邸报的演变，每个朝代的邸报受众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差别。
1、唐代受众的特征
在这一时期，官员阶层作为邸报的直接受众，他们在参与这个传播活动时具有如下特性：
（1）主动性。为了及时获取皇帝的言行、朝廷的命令、大臣的奏疏和官吏的任免事项等重要信息，这些地方官员派出专人（邸吏或进奏官）长驻朝廷的邸或进奏院。通过他们发回的邸报及时了解朝廷最近的动态。这是一个主动积极索取信息的过程。从这一层面上看，官员阶层是主动的受众。尽管信息最终是传达给了他们，但他们同时又是这个信息传递过程的发起者。
（2）政务性。这些地方官们收集邸报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对朝廷政务信息的渴求。获取最新的政务信息：最高领导人最近有何举动，有何新命令；谁又升迁，谁被免职。这些都是与他们的仕途命运直接相关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消遣或娱乐。
2、宋代受众的特征
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几乎和现代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对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独特社会环境造就了这样一批读者，他们是宋朝的官员、知识分子，他们有文化，他们有思想，他们拥有较为充分的话语空间。这种特质在从前及以后的邸报读者身上是鲜见的。
宋代的邸报满篇都是朝廷的新闻消息，从未有评论一类带有观点的文章出现，宋朝出现的定本制度，我们可以视为最初的“把关”，通过对各种消息的选择、删减，把朝廷之意潜移默化其中，日积月累，慢慢的渗透到官员、士大夫的骨子里。可以这样认为，正是宋代邸报的独有的读者群决定了这一方式。倘若是无知之民，愚民政策千年来驾熟就轻，恰恰这群人有知识，能说话（太祖有训，违祖训属大逆不道），朝廷通过邸报发布统一的消息，绕个弯子减少统治集团内部混乱，促使官员一心为朝廷效力。
邸报传播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信息。官员对邸报所提供的中央动态是非常关心的，这是他们分析形势、容身官场的重要消息来源。官员们不仅读邸报，而且进行议论，邸报是满足了他们政治上的需要：
（1）宋承唐制，重内轻外，牧守为放逐之地，被贬逐到京外的官员，非常关心朝廷动静，关注邸报上的内调消息。
（2）北宋党争激烈（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在野派自然关注执政派的动静，朝廷发布的邸报成了最好的渠道。
（3）到了南宋时，言官不能尽职，国政取决于清议，太学生关心时事，也是藉邸报获知朝政。
（4）欲跻身仕途的知识分子为了应付科举，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之外，也将熟读邸报作为经世致用的必要课程，朝廷在科举考试中以邸报内容作为策论题目，文人才士们以邸报内容为应考准备。
3、元代受众的特征
元代的民间新闻传播活动较多，《元史》有禁止“诸但降诏旨条画民间辄刻小本卖于市”的记载。元代这种“小本”作为宋代小报的延续，其内容也主要是来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宋代小报读者比邸报的要大一些，宽一些，但基本上仍然是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因此，元代“小本”的读者也应该有各级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但是由于元统治者采取的是重武轻文、重蒙轻汉的治国之道，文化程度较低的蒙古贵族执掌大权，汉族的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地位也较低，能得到的信息也少，因此，来“市”购买“小本”的应该还有这些中下层的汉族知识分子。
4、明代受众的特征
明代受众最显著的特征及变化就表现在数量这一方面。官员人数和知识分子人数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报纸的抄传量和印刷份数的总和。那么，明代社会的官吏究竟有多少呢？据文献资料记载，明朝开国初期，官吏队伍并不庞大，到明宪宗成化之后，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史称：“历代官职，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冗至三万四千员。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万余。”[9]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也说：“及见嘉靖初霍兀崖奏稿云：洪武至今，自周王一府论云，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较洪武间增十万余员矣”。还有人指出：自嘉靖以后，有许多人通过边功升授、勋贵传请、大臣恩荫各种途径，进入官僚队伍，官员总数又增加数倍。”郑晓亦说：“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军职八万二前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矣”。又说道：“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通过以上概率统计，我们假定：到明代末期，官吏人数已膨胀至10万人左右，这10万名官吏假设其中的百分之二十是邸报的忠实读者，那么邸报在官吏阶层的抄传量就有2万份左右。
我们知道，到明代末期，全国知识分子人数累积达50万人左右。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关心天下，这是明代知识分子的时髦和风尚，因此邸报也就成为他们政治生活中的必读之物。我们假设他们当中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是邸报的忠实读者，那就是说，邸报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抄传量和发行量约在1万份左右。而且这个数字是低限度推算，实际中的数字估计要更多。
武官人数虽然远远超过文官人数，大约有15万至20万左右（按明末时期估算），但多数武官不通文墨，缺乏政治意识，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人是邸报的忠实读者。在武官集团中，估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读邸报。假若这个概述能够成立的话，那整个武官集团中就有1万人左右的邸报读者。归纳以上，全国邸报的抄传量和发行量为13万份左右。按当时全国人口1亿3千万计算，平均每1000人左右就有一份邸报。这个低限度的统计数字表明，按当时的标准衡量，明代社会的新闻传播事业已是相当发达和繁盛。
可以说，明朝邸报作为权威的中央公报，已经成为一个上传下达的重要渠道。它的这种权威性使其具备了足够的吸引力——不仅高高在上处于深宫的皇帝需要它来了解民情和社会舆论的最新动态，官僚集团、知识分子阶层甚至于一般的民众都十分关注邸报的内容。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明朝邸报的传播仅“止于官吏”，而且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还要靠手抄传播，即便是这样高昂的传播成本下，民间的“抄报坊”依然盛行一时。这足以反映当时的民众对于信息的渴求。
5、清代受众的特点
清朝邸报的读者最初主要是路、州、郡一级的地方要员。稍后，一些普通京官和贵族也能看到邸报。随着邸报的兴隆，至清朝中后期，邸报的阅读范围渐渐放宽，读者群也在扩大。地方官员的幕僚、座上客、亲友，官吏家塾的教书先生也能读到邸报，就连一些文墨不通的地方豪绅也有办法弄到邸报来读。随着京报的出现，清朝邸报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起初，报房京报的读者绝大部分仍然是朝野的官绅和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报房京报商品化程度和社会各阶层人士对国事关注程度以及对信息需求的不断提高，到了清末，市井、商贾等老百姓也跻入了读者的行列，报房出版的京报的读者对象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谁有钱谁就可以买来阅读，因此拥有一大批京城的订户。但事实上由于内容和传统习惯上的原因，京报的读者仍以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居多，一些目不识丁的财主为了附庸风雅，也订阅京报。清末北京曾经流传过一首竹枝词，“唯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请亲朋念我听”。这首竹枝词也反映了买京报、读京报在北京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说明京报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面向全社会，以商品形式存在于社会的新闻传播媒介。晚清京报发行范围很广，遍及全国，京报的读者已不仅是北京订户，外地的读者也纷纷订阅京报，以获取信息，外地出现靠翻印京报营生的报房。
传播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指向的、自觉的社会性活动。传者在传播时，无法改变事实。但是，传什么，怎么传，传者却有自主性。理论上，另一方面，受众作为接受主体，同样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受众拥有自己选择新闻媒介与内容的权力，从而反作用于传者，构成对传者的制约。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这是一种对立统一，其结果是必然相互协调，互相适应。
具体到邸报的发展过程中，结合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邸报的传者和受众双方总是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调整，以适应对方，并帮助对方进行自我调整，来共同完成新闻传播，推动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尽管在邸报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受众局限在官员的范围之内，但新闻传播的内在规律，造成了随后邸报受众不断多元的必然趋势。
（三）邸报的受众传播学分析
邸报的受众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无法和现代受众相提并论，但它已经具备了作为受众的基本特征。
正如前面提及的，在传播学上的受众指的是大众传播的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由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传播制度的限制，邸报的受众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是小范围的，仅限于封建官僚阶层，平民百姓很难获取信息。在这样的传播权力紧紧握在统治阶层的环境中，邸报所代表的权威远远超越了受众的需求，在这种仰视的关系中，受众就如同射击场上孤零零的靶子，而邸报的传播内容就像射出的一发发威力强大的魔弹，受众毫无抵御能力，只要被魔弹击中，便会应声倒下。在封建的传播制度中，邸报成为百官乃至百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他们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只能被动接受，其需求无法主动地呈现，很难进行反馈。
在所有出现邸报的朝代中，只有唐朝是例外的。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它的传播者和受众呈现出一种隐性倒置的关系，受众主动的搜集信息，并且在阅读后，有感而发的写下奏状，这应该是最早的一种反馈的方式。
受众虽然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但他们主动接近媒介，主动获取邸报又是为什么呢？也许我们能从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中能找到答案。“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时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来时这些需求得到满足。
那么邸报的受众具体有哪些需求呢：首先，邸报是满足了各级官吏政治上的需要。各级官吏为了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保全自己，进而步步上升，需要了解朝廷情况，决定自己所采取的对策。其次是党派斗争的需要，在野派要想关注执政派的动静，朝廷发布的邸报自然成了最好的渠道。所以，邸报内容中官吏迁黜和京师动态最能影响很多官员。再次是仕途的需要，封建知识分子为了应付科举，除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还将熟读邸报作为“经世致用”的必要课程。朝廷在科举考试中以邸报内容作为策论题目，熟悉上谕、诏令、各部行文以及熟悉朝廷形势变化，是做官的必要条件，而邸报恰好提供了最权威的有关内容，因而邸报成为跻身仕途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本。
但总的来说，尽管作为直接受众群，部分官员从邸报阅读中获得了以上所说的必要信息和收益，但邸报传播信息的时效性、广泛性很难真正满足他们的需求。由此可见，邸报传播是一个由政府到各级官员的单向传播过程，它的内容和形式单一，传播速度缓慢，受众范围狭小，没有信息反馈，传播形式非常落后，在这个过程中，受众作为接受主体，却处于被动地位。但受众表现出很强的获取信息的欲望，对传者构成了一定的促动，双方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中，不断适应对方，并帮助对方进行自我调整，来共同完成新闻传播，推动着新闻事业的发展。
二、邸报的传播效果分析
邸报，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信息传播制度的一部分，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制度的制约，当然，也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下面，我们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各个朝代邸报所产生的传播效果。
（一）宏观效果
1、唐
（1）为唐代建立并运行高度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信息层面的支持，沟通了藩镇和朝廷的联系，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
（2）在没有正式官报的时代，成为藩镇节度使了解皇帝动态、朝廷政事、官员任免等政治社会新闻的重要途径。为封建地方政权了解朝廷消息，加强与朝廷及他镇的横向联系，及时调整政治措施以巩固和维护他们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3）安史之乱后，进奏院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功能已发生转变甚至质变，成为了藩镇驻京的一种传播力量。这种传播力量在进奏院保护下，极有可能助长各地藩镇反中央集权的力量，从而激化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深化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所以，进奏院已成为唐王朝中央集权的异化物，已背离了它原有的设置动机，“进奏院状”也就更多地成为唐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进行军事纷争以及其他权力纷争的信息手段，信息工具或者说是传播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地方政权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4）尽管邸报为官方控制，只在统治阶级内部流通，不像现代报纸具有信息公开的广泛性。然而由于支撑官方信息流通的邮驿系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开放，这就促成了邸报信息在社会民众范围内的流通，从而逐渐销蚀着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带来的隔阂与闭塞。
2、宋
（1）流通渠道隐患，促使集权制度不断升级。宋神宗以来开始实施事先检查制度。邸报在进奏院的统一管辖下向地方传送信息，但进奏院本身就有两大流弊：“一为藏匿文书，一为泄漏机密，尤其以后者最为普遍。”邸报既要通达政令，又要控制新闻传播，最终使得“进奏状院报”的新闻消息和朝廷意志达到高度一致，从而加强了专制集权中央政府的统治。
（2）宋朝邸报很难肩负起舆论监督的使命。一方面，宋朝由于相对国势孱弱、朝野倾轧、边境多事，所以新闻发布尽量严控，以使得民心思定，言论一致、朝廷稳定；另一面这种严控最终带来的是宋代小报的滥觞，以致随着小报影响的扩大，邸报所起的言论控制作用逐渐被削弱。
（3）从宋代整个社会进程来看，邸报在传播效果上较之唐有了两大进步：一是由唐代的仅仅直接传播于京城，演变为由朝廷向全国各地传播；二是官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除了一般的朝廷动态还包含了些社会新闻的内容。
（4）宋代邸报的运作机制和程序最终不利于新闻自由传播，也不利于官报的社会化进程。由宋代开始形成的中央严控所有官报的体系深深影响了后世官报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清代，虽然制度设计上取消了“定本”，但对官报的限制处罚更加严酷，钳制舆论的手法演变成杀害新闻工作者。
3、元
（1）元王朝政府中设有兼管新闻传播活动的机构中书省和专门管理全国驿传之事宜的机构通政院及急递铺，构建了从中书省通政院急递铺铺丁的运作体制，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信息网络传播体系，信息的上传下达非常畅通和迅速的。
（2）《元史》中有规范和禁止社会报刊活动的专门法令，诸如禁止“讹言惑众”、禁止“妄言时政”、禁止“诽谤朝政”以及禁止“诸但降诏旨条画民间辄刻小本卖于市”的记载，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元代曾经出现过民间未经朝廷政府允许而刻印的传播朝廷政令及其他消息的出版物；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传播朝廷政令及其他消息的出版物是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欢迎的，人们宁愿自己掏钱来购买阅读它们，因而才有“卖于市”的记载，三是大概由于这些民间出版物因擅自刊载朝廷消息，动摇民心，危害朝廷权威，有损于元王朝的社会政治稳定，元王朝才会由最高统治者颁布诏令，来禁止“小本”的流传。说明“小本”的传播的范围是相当广泛了，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到了需要借助法律手段来规范报刊行为的状态了。
（3）由于文化欠发达，朝廷对新闻报道及政令具有劝惩功能的认识，远不及前朝。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也没有对新闻报道、政令发布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
4、明
（1）明代邸报通过刊登官吏们的章奏来反映他们的政治见解，对朝廷方针大计的主张和看法，以及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等等，鼓励和支持官吏之间互相辩驳，邸报上甚至刊登过一些指责和攻击皇帝、权贵的某些言行的章疏和一些揭露某些官员违法乱纪的报道，还发表一些社会新闻，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言论的自由度。
（2）邸报使得明代士大夫阶层影响着社会发展方向和重大决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运行中，邸报让士大夫阶层与其最高统治层密切沟通，对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邸报上发布的官文书是具有正式公文效力的，可以作为各级官府和官员施政的依据和参考，其对封建国家机关的活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4）明代中叶以后，朱明王朝的官僚阶层内部，大臣之间类聚党派，争权夺利，此消彼长，因而章奏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邸报便日益成为不同党派和不同社会集团相互攻讦、相互倾轧的政治斗争工具。
5、清
（1）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传报朝廷政事的组织系统和传报制度。
（2）有效地控制了舆论，巩固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清朝有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传报组织系统和制度，而皇帝处于整个系统的中心，邸报的内容都由皇帝来决定，另外，清廷对信息发布有严格控制。邸报因而是统治阶级禁锢人们思想、维护其封建专政的政治宣传工具。
（3）清代的邸报同前代的具有中央政府公报性质的原始形态一样：既是封建最高统治者赖以传报朝廷政事动态，起到“与众阅看”、“众所惩劝”作用的政治宣传工具，也是封建统治集团人物赖以了解朝廷政事动态的主要途径。要想及时地了解朝廷政事动态，唯有阅读邸报。
（4）出现了以盈利为目的私立报房。清代初期，出现了提塘自设的报房，以便利官报的传发。虽然在当时封建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私立报房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加之清朝后期近代报纸的出现，它们在同治以后就走向了没落。但它仍然代表了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势力和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清代中国的发展情况。
（5）出现了早期的报业多元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清朝末期西方思想和技术的涌入奠定了基础。
（二）微观效果分析
1、唐
（1）在唐朝，实际上还没有一种像宋朝那样由封建王朝的中枢机关负责编辑、审定、发布的统一的宫廷官报。因此，进奏院状报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主要官方渠道，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2）在唐代的报纸传播制度下，传播者受控于受众，是为受众服务，听命于受众的，传受关系倒置。进奏院状报的主要受众是各藩镇的长官。进奏官们所着重传报的，往往是他们的主官所关心和希望了解的那一部分内容，传播内容极具针对性。进奏官合法或非法地搜集的各种情报，对于藩镇制定出应对朝廷和他镇的相应措施有重要意义。
（3）时效性较强。唐代的驿传系统覆盖全国，为报纸的传播提供了便利的运送条件。此外，进奏官总是紧随皇帝和朝廷中枢机关的行踪，及时传报有关朝廷的各种消息。因此，报纸给藩镇提供的信息和情报十分迅速、具体、翔实。
（4）唐代邸报旨在通报最近的事态或动态，不加评论，而且为了赶速度，抢时间，根本不讲谋篇布局，遣词用句，因此文字粗疏浅近。报纸主要是由进奏官们直接发给藩镇和诸道长官的，他们是第一级读者；地方上一般官绅们所看到的则有可能不是原件，而是经过辗转誊录的抄件了。因此，在第二级传播中，信息准确性打了折扣。
2、宋
（1）邸报给其第一受众群官员带来了京师动态、官吏迁黜、各地异情、法令条文、军队战报等各方面的消息，成为他们了解政事以及由此引发议论和采取行动的主要场所。同时，邸报具有教化、警示朝廷内外官员的作用。
（2）邸报在进奏官的统一管辖下发布信息，然而“时势所趋，政府禁令，遂成具文。”并且由于进奏官本身的弊病，使得政府禁令、假新闻、负面新闻等得以流行。从而也就造成了一些地方和中央的误读和矛盾。
（3）客观上刺激了小报的产生。邸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厉舆论控制，对于信息的钳制与民众对于时局变化的真实信息的了解的需求产生了冲突，由此，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众要求和愿望的非法出版物――“小报”出现了，尽管当时它的形式还完全不成熟，它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邸报的补充。
3、元
（1）元代蒙古族贵族统治中原大地，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民族镇压政策，但是“小本”这一符合人们信息交流意愿，可以满足人们交流、获取信息击破求的传播载体，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发展着。一些民间刻印的传播朝廷政令及其他消息的出版物是受到社会各界人士欢迎的，人们宁愿自己掏钱来购买阅读他们，因而才有“卖于市”的记载。
（2）一些学者以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为引证，认为元代“邸报所载不必尽为官事；社会消息，亦录入焉。说者谓此乃供行旅阅览者。”还有学者认为“由此可知元代邸报于士大夫阶级中仍极流行，并时社会新闻，以娱读者。”
4、明
（1）邸报的传递和发行，使官员能够更好的了解和执行皇帝诏令，奏议以及更好地掌握朝廷动态，同时也大大调剂和丰富了官员们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
（2）到明代末期，全国知识分子人数累积达50万人左右。邸报是他们政治生活中的必读之物。邸报管理严格，凡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消息一律不许登，报道内容非常单一，在发行时，也不允许超过已经审定的版本的内容，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3）邸报的传播范围主要是各级官吏，政府机关的基层办事人员、知识分子。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愈来愈迫切，扩大报纸的发行势在必行。政府允许民间报房翻印邸报稿件公开出售，这就产生了《京报》。它只是邸报的派生物。
（4）此外，邸报也是私人修史和著书立说的学者的主要参考资料，对明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5、清
（1）传播信息。清代邸报所传递的信息仍以政治信息为主。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通过阅读邸报了解朝廷形势变化。文人们以熟读邸报作为考试准备，通过邸报宣传扩大视野，接受封建政治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邸报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影响极大。
（2）邸报同样也通过设置议程来制造、引导舆论。清代邸报是封建最高统治者赖以传报朝廷政事动态，起到“与众观看”、“众所惩劝”作用的政治宣传工具，在潜移默化中左右了受众的言论、话题和今后行动的方向。
（3）邸报刊载了大量官方文件，具有一定的文献参考价值。在清王朝，统治者仍然将其作为修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邸报的内容和形式单一，传播速度缓慢，受众范围窄，没有信息反馈，是很落后的传播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起到了很好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对于传播效果的分析决不是可有可无。对于邸报传播效果的分析，对于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社会变化都有重要意义。
（三）邸报在我国古代封建专制时期的发挥的作用
邸报对于受众和社会的作用是受到它所属的传播制度的制约的，而传播制度又直接由社会制度来决定。在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社会中，邸报隶属的传播制度可以归纳为传播学中讨论的集权主义制度。
集权主义也称权威主义，是一种在对社会事物进行评价和评判时，不从事物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从与外部权力或权威的关系上考虑问题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事务必须以权力和权威为转移，强调社会顶级秩序和上下之间的绝对支配与服从关系。也就是说：（1）报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维护专制国家的利益；（2）报刊必须绝对服从于权力或权威，不得批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政治利益；（3）政府有权对出版物进行事先检查，这种检查是合法的；（4）对当权者或当局制度的批判属于犯罪行为，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
具体到邸报来说，从邸报的产生之日起，它的使命就是要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同时使庞大的国家机器协调地运转起来，宣达皇命，统一思想。在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所完善的就是其控制、审查和把关制度。从而可以使政令通达，便于新闻传播控制，政府通过议程设置，有效地控制了舆论，把邸报控制为封建最高统治者赖以传报朝廷政事动态，起到“与众观看”、“众所惩劝”作用的政治宣传工具，也是封建统治集团人物赖以了解朝廷动态的重要渠道，最终使得邸报的新闻消息和朝廷意志达到高度一致，从而加强了专制集权中央政府的统治。
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央集权的极度专制，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邸报让士阶层与其最高统治层密切沟通，对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士阶层依靠邸报窥视、揣摩掌权者，其言行与掌权者的需要自然吻合得较好，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产生矛盾的机率就大大减少，即便发生矛盾，当通过邸报了解到掌权者的意见后，也就会调整自己，防止了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因此，古代邸报在封建社会内部，沟通信息，加强联系，促进交流，从而起到了加强国内的团结和稳定的重大作用——这是不容抹杀的；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延续，持久不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古代报纸的发行网络和完备的驿传制度。
由此可见，邸报传播是一个由中央政权到各级官员的单向传播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权是最具权威的传播者，它决定了传播的内容、方式、还有受众群体，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邸报传播的最终目的---禁锢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
尽管就我们今天看来，邸报的内容和形式单一，传播速度缓慢，受众范围狭小，没有信息反馈，是很落后的传播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起到了很好的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与封建统治者的最初传播目的一致，所以说它的传播效果是符合了传播者——封建统治者的期望的。
三、结语：一些思考
谁都不会因为自己长大后的健步如飞而嘲笑自己蹒跚学步的日子。对于报纸的发展，同样如此。我们无法用现代报纸的模式去硬套和苛求古代的邸报，它们之间毕竟存有很大的区别。如果非要这样做，拿今天报纸的框架去研究古代的报纸，结果就是连一份报纸都找不到，那么现代化报纸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承认古代报纸和现代报纸的差别，我们才能以客观而不是狭隘的眼光去探寻邸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下文提及的邸报的局限性和关于近代报纸的思考，只是希望能对我们观察研究当代报纸带来一些启发。
（一）邸报的局限性
总的来说，邸报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总体数量和读者群体的局限性
如果我们把邸报真的看成一种报纸，那么它的发行量一定是我们考量的一个主要参数。邸报一开始是公文或称新闻信，主要是上上下下大小官员们阅读，窄众传播情有可原，但是到了已经可以以钱买报的明清时代，邸报的受众人数或者发行量就显得太微薄了。究其原因：
（1）内部资料，发行量本来就少。能够传抄后拿出来卖的，毕竟是少数。
（2）人口素质有限，识字的人不多，感兴趣的市井小民也许打听一下就罢了，并不会真正去买。
（3）商业发展有限，广告商并未介入报纸，导致报纸成本偏高，价格居高不下，不利于大面积发行。
比较而言，当今的报纸，就以我们熟悉的《北京青年报》来说，日发行量是60多万份，2003年的广告收入就已经达到了9亿元，再加上报纸的传阅率，那么，一份现代报纸所拥有的读者群体将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2、使用与满足的局限性
邸报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是一种传达命令的统治手段，对于大小官员们来说可就是保职保命，拍马晋升的消息渠道了。到了明清时代，不光是官员，许多下层的知识分子也纷纷订阅购买邸报，心系国事，忧国忧民的成分不少。但是更多的，恐怕是因为科举考试中有策论一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政治考试中的时事政治或者政论写作，知讯者生存，邸报也就在在这些为了在科举中考取功名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得以广为传播了。
再看我们今天的报纸，内容庞杂，并至少呈现出五种功能：（1）报道新闻和信息；（2）引导舆论；（3）传播知识；（4）娱乐；（5）提供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报纸越来越注重资讯和娱乐的成分，新闻也更加偏向于贴近生活的民生新闻。今天的报纸受众在看报纸的时候，更多的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抱着轻松的心态尽情享受报纸带来的片刻安宁。
另外，古代报纸，种类少得可怜，多数情况下，只能看到一个版本。老百姓们听惯了一家之言，严重剥夺了选择的自由。而今天，我们大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报纸风格和类型，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自行预订一份全部都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的报纸，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需要。
3、反馈机制的缺失
古代邸报早期，如唐代的时候，是见不到读者反馈的内容的，都是皇帝的言论、命令、官员升贬等等，到了清代，已经有大量的篇幅刊登各个官员围绕某件事情的论战文章，但是，相对于今天的报纸，邸报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传播媒介，读者反馈的环节有所缺失。
没有资料显示古代报纸的内容与民意有关，不像今天，我们对什么话题感兴趣，一定会有很多家报纸争相报道这个话题，一直深入分析到读者满意为止；一些报纸还会根据读者需要来追踪报道之前报道过的事件；有的报纸直接公布热线电话和地址，请读者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告诉报社。这些方式，很好地实现了传者和受者之间的互动，让报纸的可读性大大提高。而古代报纸，由于发行机关、报纸内容和传播渠道等种种因素的制约，使得这种互动非常有限。
（二）近代报纸为什么没有最早出现在中国？
为什么有如此成熟的古代报刊体系却没有发展出近代报刊？
邸报肇始于唐，完善于宋，明、清各有发展，然而，邸报却始终没有完成从古代报刊向近代报纸的转化。究其原因，邸报本身的特点是某种程度上的制约，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宏观环境。
1、邸报自身的制约
邸报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封建统治上传下达的工具，既然是工具，它的制作、发行，和受众各方面都与近代报纸相去甚远，从而制约邸报发展成为近代报纸。
首先，从邸报的制作环节来看，邸报作为中央和地方沟通的手段，无论是唐宋的进奏院，还是明清的通政司，邸报的制作都是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样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内容的把关上，除了唐朝时期的邸报内容由受众需要决定以外，宋明清各代对于邸报内容的把关是越发严格，邸报的抄发内容受王朝的严厉控制，往往由皇帝亲自过问。谕旨和臣僚章奏，哪些应发抄，哪些不应发抄，往往由皇帝作最后决定。这样严格的把关制度直接阻碍了邸报转型成为近代报刊。
其次，从发行环节来看，邸报受众的特殊性和特殊的发行渠道制约了其成为近代报刊。邸报的发行都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发行机构传递到大大小小的官员手中。这样的发行方式是一种国家统一的传播行为，因此当近代来临，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时，原来的传播渠道不畅，从而制约了邸报发展成为近代报纸。
最后，从邸报的受众来看，邸报受众都是各级官员，最多扩展到文人墨客，普通百姓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无法了解到邸报的内容。因此从性质来说，邸报不是一种面对大众的媒介，而是一种在一小部分人中传播的小众媒介，因此，受众的范围狭窄也成为阻碍邸报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近代报纸的可能。
2、社会环境的制约
相比较而言，社会环境更多的导致了邸报无法发展成为近代报刊。而细分其中的社会原因可以归结为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和社会文化的滞后。
首先，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不允许邸报继续发展成为近代报刊。列强的入侵使清政府的统治名存实亡，整个国家机器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当中。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近代中国的报纸都是有外国传教士所办，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已经彻底失去了有官方主办近代报纸的可能了。主权已经沦陷，那么舆论权力的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落后的社会经济制约了邸报发展成为近代报纸。社会经济的制约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一方面，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崩溃，封建经济的解体和大量的赔款负担使得清政府的统治时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仅有的改革也是内部的改良，治标不治本，因此，从邸报的源头来看已经不可能实现向近代报纸的转变了；而另一方面来看，近代报纸最初的发展无不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对信息需求的增加，没有了这种对于信息需求的增长，何来近代报纸。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虽然有零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但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这些萌芽也全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一句话，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式根本不需要也不允许近代报纸的出现。
最后，社会文化的滞后也使邸报无法实现向近代报纸的转变。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大环境之中，无论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都接受千篇一律的四书五经的教育，而更多的文盲占据了社会人口的大部分。儒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封建统治，而在更大程度上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近代中国的落后便是最好的例子，而具体到邸报上来说，从一开始，它就是一种小众的新闻信性质的媒介，没有发展成为近代报纸的必要技术手段和群众基础，而习惯了几千年愚化生活的中国人民也从未对于信息有任何奢求，这也成为邸报无法成为近代报纸的社会文化制约因素。
总之，无论从邸报本身来看，还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来看，邸报都缺乏成为近代报纸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如此完善的古代报刊体系无法发展成为近代报纸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可否认，邸报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新闻传播媒介。尽管与当代报纸相比，古代的邸报显得不尽完美。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才成就了当今的印制精美，丰富多彩的报纸。
诚然，邸报的受众从数量和范围上来看，有很大的局限性；效果似乎也仅仅局限在维护封建统治的范围之内。然而，对于邸报受众和效果的研究，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和理解邸报的形态，理解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体制的变迁及其效果及影响。这，正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
（本文的其他参与者：刘冬、杨吾男、孙帅、邱琦、张川、胡明）
注释：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67页。
[2]胡正荣，《传播学总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2次印刷第257页。
[3]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59页。
[4]孙英春，《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http://fangchaoji.blogdriver.com/fangchaoji/1105777.html
[5]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2页。
[6]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7]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明代新闻事业史部分。
[9]《明史 刘体乾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