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人物——《新青年》传者的研究

马晓蕾 王莉媛

1、《新民丛报》和《甲寅》的延续

《新青年》在我国报刊发展史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份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杂志，也是中国第一份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报刊，它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报刊的产生，标志着现代新闻史的开始”。[1]

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出版物的出现并不再一夜之间，它的成功和我国近代报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新民丛报》和《甲寅杂志》两份刊物，它们在思想上或人事上对《新青年》的影响都不可忽视。

（1）《新民丛报》对《新青年》的传播者的影响

　　梁启超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他的思想对陈独秀影响很大。为此学界有人这样评价《新民丛报》与《新青年》的前后继承关系：“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五四运动，这二十年间，梁氏始终站在中国思想界最高地位……梁氏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直至五四运动时，才由陈仲甫起而接替。”而胡适无论是在上海公学，还是在美国留学时，都是梁启超的忠实追随者。

梁启超和陈独秀都认同，个人新人格相加，会导致一个新型国家的诞生。因此，《新青年》和《新民丛报》的一个共同主旨是：救国必须从伦理道德上解决问题。它们更重视“内圣”——从伦理思想、道德文化启蒙的视角出发回应现实。[2]

（2）《甲寅杂志》的传播者和《新青年》的承继关系

由于“新民子”和“新青年”属于年代人，《新民丛报》对《新青年》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传播者思想内容的衔接和延续，而非直接在形式、栏目、人员关系等，《甲寅杂志》对《新青年》的影响属于后者。

《新青年》的创办，与《甲寅》有密切关系。[3]陈独秀随章士钊办过《苏报》、《国民日服》，并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月刊，并在报刊上发表时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1915年夏，陈独秀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秉承了《甲寅》的办刊模式并有所创新。

就《新青年》主笔和主要撰稿人的分布看，几乎是原班人马。除章士钊外，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易白沙、高一涵、张东荪、李剑农，他们分别是前后两个杂志的主要骨干。其次，《新青年》上的传播者们对孔教的批判，对传统文化、旧伦理、旧文学的否定，尤其是对民主、宪法、共和思想的倡导，也正是在前者启迪下的继续打造[4]。

（3）《新青年》传播者对《新民丛报》和《甲寅杂志》思想的扬弃

《新青年》吸纳了《新民丛报》的“内圣”思想，他们重视从伦理思想、道德文化启蒙的视角出发来回应现实。以两位主编的口吻来看，他们的舆论导向总是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出现。启蒙思想家的角色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设计了改造国民性的方案。撇开国民性能不能改造不论，他们的“改造”总是以国民素质太低而告终。我们看到，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不止一次的强调“民德、民智、民力”，而且对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做了调整，将“德”置于文化启蒙的首位。这就为《新青年》“德智体”的思想基线埋下了伏笔。众所周知，《新民丛报》和《新青年》都是以反孔为中心的启蒙杂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新青年》是接受了《新民丛报》的“内圣”的思想路径。[5]

《甲寅杂志》虽然非孔、论德，但其重点却是在国体、政体、宪政的操作层面上做文章。后来居上的《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诸如《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显然具有《甲寅杂志》遗风。《新青年》的读者也广泛认可其与《甲寅杂志》的风格的传承关系。《新青年》的传播者对社会现实问题、当时政治问题等“问题意识”的突出，譬如“爱国问题”、“爱国还是不爱”问题、“政党政治还是庶民政治”问题、“和平议会”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对《甲寅杂志》“平民政治”、“国家与责任”、“国家与我”、“说宪”等问题的延续和发展。

但是，无论是《新民丛报》中梁启超主倡的“调和”精神，还是《甲寅杂志》中章士钊主导的“调和立国论”，“陈独秀先生主撰”的《新青年》都没有继承。陈独秀完全是以不容调和的精神气质主导《新青年》，因此在“民主”、“法治”、“宪政”的概念下掩盖的却是一种极端、偏执、不破不立的一元论传统思维模式。这也是他在“新青年”、“新文化”、“新道德”、“新社会”等一系列“新”字招牌下仍然走向“内圣外王主义”的心理条件[6]。

2、《新青年》传播者的聚与变

（1）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与皖籍作者同盟

1915年９月１５日，流亡日本回国的陈独秀于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意在启蒙青年思想。首卷到1916年2月15日止共6期，文章主要由陈独秀撰写（10篇文章，4篇翻译文章），出满一卷后暂告休刊。

《新青年》一卷的六期刊物中，以陈独秀文章最多（10篇文章，4篇翻译文章）[7]，高一涵（7篇文章，2篇翻译）[8]、易白沙（5篇文章）、其它作者为刘叔雅、陈嘏、、李亦民、高语罕、谢无量、潘赞化等。

在《青年杂志》的19位作者中，只谢无量和易白沙非安徽省籍。不过，谢无量虽然是四川籍，但是父亲历任安徽诸县县长，自己在安徽公学任教，与安徽籍知识分子熟稔。易白沙虽本籍湖南，却长期居皖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与皖政界和文化界关系极密。至于其他作者都是安徽籍，在《新青年》创刊前，早与该刊主编陈独秀熟稔，交谊甚深。潘赞化自1902年起以迄于二次革命，与陈独秀并肩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刘叔雅是安徽公学或安徽高等学堂的学生，与陈独秀似有师生之谊。高语罕在清末是陈独秀创办并任总会会长的‘岳王会’外围组织‘维新会’成员，有同志关系。另外，在杂志早期专事西方文学作品翻译的陈嘏，原名陈遐年，是陈独秀兄孟吉的长子。经此简单对《新青年》首卷作者背景的疏解，清楚见到《青年杂志》的初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

在没有电子传媒的时代，人们的交往多受地缘限制的，所以当我们发现《新青年》一卷的作者几乎全与陈独秀同籍，而且大多是陈独秀的朋友之时，也就不会太过惊讶了。陈独秀希望借《新青年》提高青年的“修身治国之道”，培养一代具有现代的民主政治意识的青年，但是，正如“陈独秀答陈恨我”所言，“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新青年》1卷在当时社会所引起的反响并不大。

（2）传播者的接近性促使“同人”杂志的产生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复刊，为避免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混名，遂从第二卷第一期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１月，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上。三卷一号《新青年》改为在北京编辑，但仍在上海印行。

继1月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后，蔡元培迅速将一群开始从不同角度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组织在一起。4月，周作人被请进北大——于7月聘为文科教授；8月，胡适经陈独秀举荐应聘为文科教授[9]；9月，钱玄同和刘半农被正式聘为文科教授[10]；11月，李大钊被聘为图书馆主任。胡适、刘半农通过向《新青年》投稿，早已和陈独秀结识，而李大钊则因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而认识陈独秀。

当时鲁迅虽然不再北大任教，但是由于当时的编辑“金心异”（钱玄同）的再三约稿，鲁迅逐渐与其他同人相识，并加盟《新青年》。

因而，当《新青年》被带到北大之后，通过人际渠道，一批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很自然地相续汇聚在其周围，他们在思想上相互认同，在人际关系上也较为亲密，可以说他们是一群在地理位置和思想观念上都较为接近的“志同道合”之人，这为“同人杂志”的产生从人员上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卷一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撰”改为“同人杂志”，共同研究，轮流主编，并且宣布所有撰写编译，都由编辑部人员共同，不单独征稿。编辑部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然后由编辑部同人轮值主编。主编对稿件有权衡取舍之权。参加编辑部活动的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值编辑人”，有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还有一种是所谓的“客员”，即经常写稿并参与讨论有关杂志编辑、发行的重大问题，但不轮值主编，有鲁迅、周作人、高一涵以及陶孟和、王星拱、陈大齐、张申府等。其中以胡适（文章13篇，翻译3篇、 白话诗16首）最多，陈独秀其次（文章9篇、翻译3篇（止于4卷1号）、白话诗1首、随感录3篇[11]），后依次为刘半农（文章6篇、翻译3篇、白话诗8首<文章5卷6号后几乎没有了>）钱玄同（文章3篇、随感录1篇）、李大钊（文章2篇，其中包括《“今”》（4卷4号）、《新的！旧的！》（4卷5号））、沈尹默（白话诗8首）。鲁迅是在参与《新青年》的编务工作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并在《新青年》4卷5号首次使用笔名“鲁迅”与“唐俟”，分别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与3首新诗。[12]

《新青年》同人间讲究同气相求，通力合作。不是注重人际关系的酬唱，而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认准那是一件值得投身的事业，因此愿意共同参与。《新青年》的成功，很大原因在于《新青年》同人的全力投入，将其作为“品牌”来经营。

（3）“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的传播者

《新青年》的五卷到第七卷是“五四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新青年》的新撰稿作者不少是属于北大教员或学生，如朱希祖、陈启修、马寅初、高君宇、张崧年、孙伏园等；其他则是全国各地较活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这表明了《新青年》不仅在北大继续吸纳和凝聚革新力量；而且不断吸纳全国革新力量使该杂志更具全国性的基础。同时，以启蒙运动为主调的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潮，经五四事件，随之迅速转化，倾向于以社会和政治批判和活动为主导。《新青年》在这一时期，对社会思潮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都可以发现《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

随着陈独秀和李大钊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对《新青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大钊在五卷五号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六卷五号李大钊轮值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刊，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新青年》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始。陈独秀于七卷一号发表《本志宣言》，体现《新青年》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报刊的转变。

这段时期是《新青年》的辉煌时期，由于国家面临的内忧外患使得各种思潮在《新青年》上不断的涌现和碰撞。马克思主义也通过《新青年》的传播者传入中国，并对很多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新青年》后来逐渐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4）人际传播和地缘对《新青年》传播者的影响

在20世纪初，由于方便快捷的电子媒介还没有出现，人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受到人际和地缘的限制，传播媒介限制了人们的人际交往。在《新青年》上也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下表简要的从一个侧面反映《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和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的传播媒介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皖籍人士

●：曾经在北大任教

◆：有稿件及书信往来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

■：鲁迅和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为同窗旧友

3、两派的分立：陈独秀VS胡适

首先，对于陈独秀，可以从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说起。在当时，蔡元培抱着整顿北京大学的决心出任校长，一心寻找一位 “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而陈独秀当时正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第55页）。也可以说，就此为以后《新青年》的诞生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埋下了伏笔。陈独秀优秀的积极改革者，“闯将”性格可见一斑。

陈独秀的思想主要受法兰西文明及欧洲近代文化的影响，最初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张民主和科学，他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尊孔复辟，大力倡导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道德观念，主张把思想上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政治上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结合起来。《新青年》最初就是他这种思想下的产物。只为改变青年的思想，以此救国，从思想文化人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

可以说，陈独秀完全是以不容调和的精神气质主导《新青年》的，在“民主”、“法治”、“宪政”的概念下掩盖的是一种极端、偏执、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一元论传统思维模式。这也是他在“新青年”、“新文化”、“新道德”、“新社会”、等一系列“新”字招牌下仍然走向传统窠臼——“内圣外王”的心理条件。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陈独秀的思想主张不断变化。从辛亥革命前的主张制度解决观点到辛亥后的思想解决，到现在开始主张寻求制度的根本解决。他开始倡议革命，“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是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核心，他开始走向新型政党的民主革命之路。后来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陈独秀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转向积极宣传马列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一位“开启民智”的启蒙大师到关心“国命存亡”的政治活动家，陈独秀的这一思想历程直接影响着《新青年》办刊主旨的变化，也导致了与胡适之间分歧的逐步扩大。

再来说胡适，胡适早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哲学家杜威，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可以说这是后来他与陈独秀发生分歧的本质原因所在。深受西方近代自由与民主体制的启发，胡适是一位更加纯粹意义上的学者，主张实验主义的认知态度，崇尚自由主义，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采取怀疑、求证、实验的态度去寻求真理和改造社会的良方。

胡适一直倡导民主与科学，正是这一点使他与陈独秀走到一起。他曾是早期《新青年》的主将之一，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曾被称为“白话圣人”，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为文学革命提出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新青年》第一个发表白话诗，也是在《新青年》发表白话新诗最多的人。

如果说陈独秀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而胡适则是一位优秀的文化学者。关于改良与改革，他们俩在本质上的态度是不同的，正如上文所说，陈独秀坚持的实际上是“不破不立”，“内圣外王”，他坚持的是一种激进的，运动式的快速改革；而相对于他，胡适则一直是较为学术的、理性的，亦东亦西的思想体系使他很少有激烈的政治态度，他主张以温和的改良，渐进的民主救中国，力图在中国开掘自由、民主思想的传统资源，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生根培植历史文化土壤。因此他始终坚持把《新青年》作为文化阵地，“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而此时，已由最初的不谈政治转为积极的政治制度改革推进者陈独秀，开始显示出用苏俄的暴力革命推翻政府救中国的主张。《新青年》越来越多的涉及政治，这就是致陈、胡之间分歧的开始，最终演化成众所周知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最终的分裂

以胡适为代表的坚持原有的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派，继续主张办报以哲学、文学、思想文化为主，希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并劝陈独秀把迁至上海的《新青年》重新迁回北京，这当然被陈拒绝了。正是这种意见的不断分歧，导致胡适同《新青年》最终分道扬镳。

《新青年》迁至上海印行后，由思想评论转为政治宣传，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虽继续刊发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以及后起的陈衡哲、俞平伯等人作品，但属于不太要紧的诗文及小说，唱主角的，变成周佛海、陈公博、李季、李达等左派人物。

《新青年》作为同人杂志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这也是现如今我们提起《新青年》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作为一份同人杂志，《新青年》同人中，本就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其最大的特色本在于“杂”，作者众多，文体迥异立场不求一致，正是这个特色成就了《新青年》。然而，也正由于这一点，加之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新青年》同人最终的分裂，直至能够找到另一个新的出口，以另一种统一的形式继续发展。对《新青年》来说，这个出口就是他最初的创办者陈独秀坚持的，完全政治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

注释：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7页。

[3]《甲寅》，于1914年5月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章士钊（秋桐）主编，每月一册，设时评、评论、通信、文艺诸栏目。据戈公振《中国报业史》断语：《甲寅》“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盖反对袁世凯而有学理之出版物也”。其宗旨不在思想文化之启蒙，而在条陈时弊，攻讦政治。该刊第5号开始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发行。第9号由于发表了章士钊的《帝政驳议》，被当局禁了，一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出第10号，出了第10号，《甲寅》就发表“停刊启事”了。

[4]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页。

[5]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7、18、20页。

[6]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1、22页。

[7]《新青年》早期文章，陈独秀用记者为笔名所发的文章（如《王庸工致记者》讨论国体问题《新青年》1卷1号）皆未计入。文中所计的文章篇数皆《新青年》目录的署名篇数为准。

[8]《共和国与青年之自觉》，从1卷1号连载3期至1卷3号,计作一篇文章。

[9]胡适是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的，在给胡适的信中，陈独秀写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按，此系“北大校长”之误)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均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

[10]“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忆刘半农君》鲁迅（摘自《肖像》　赵白生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11]4卷4号3篇，5卷1号5篇，5卷2号5篇，7卷1号6篇，7卷2号10篇。

[12]鲁迅好友许寿裳后来回忆道：“我那时在南昌，读到《狂人日记》就非常感动，觉得这很像周豫才的手笔，而署名却是姓鲁，天下岂有第二个豫才乎？于是写信去问他，果然回信来说确是‘拙作’，而且那同一册里有署名唐俟的新诗也是他做的。”《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就是鲁迅的回信，其中不仅回答了署名问题，而且还介绍了《狂人日记》的创作思路。“《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又有白话诗署‘唐俟’者，亦仆所为。”（《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

参考文献：

[1] 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 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社会思想卷》，河南出版社。

[3]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5] 王洪祥，《中国现代新闻史》，新华出版社。

[6] 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7]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9] 张宝明，《现代性的流变——〈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聚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程光炜主编，《大众媒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1]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 庄森（上海），《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南方周末》，2006年02月23日。

[13]《〈新青年〉90周年纪念：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09月16日。

附：

《新青年》时间表

1915．9．15——1922 .7月刊 每6号为1卷，共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