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作斗争——《新青年》传播内容评述

陈 瑶

1． 定位：“主流文化”的对抗者

媒介的存活与否首先在于定位，《新青年》的诞生，无疑是动乱中发出的一阵强音。内忧外患、水生火热、亡国灭种等等，无一不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代名词。国内的封建军阀专政以及当局更是以“尊孔复辟”、封建迷信来“建构”出其“当权阶层主导的文化”[1]，即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这里的主流文化是与权力相连，而非在数量上的“压倒性”气势，可能不具备受追捧的效应，但却因为当权者的“推崇”而具备了扩散的可能。

于是，一种极具战斗性的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对立面——非主流文化应运而生。刊物《新青年》是其承载体，而组织者是曾经追随辛亥革命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他们认识到此时的中国民主政体之所以名存实亡，是因为广大国民还没有摆脱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束缚，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治，必须首先从思想启蒙着手，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唤起民众。

这样，通过“反封建”等话语体系的建构，《新青年》一诞生便站在了“封建文化”的对立面，以及其具有战斗力的态势与之抗争着。

2． 想象：文化体系的建构

从1915年9月于上海创刊，到1926年7月停刊，《新青年》共出9卷，从传播内容及其中所传达出的编辑思想来看，其经历了从单纯的“思想启蒙”，到关心“国命存亡”，最终转型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通过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可以说，《新青年》由一名气宇轩昂的少年，成长为充满革命斗志的“反封建”卫士，同时，《新青年》也通过自身话语体系的传播，逐渐建构了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新青年”文化系统。

（1）三阶段：从“启蒙”开始

①重启蒙，轻现实

1915年9月创刊到1916年2月第1卷第6号休刊期间，《新青年》（此时名《青年杂志》）以对青年的思想启蒙为主要内容，倡导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检讨和反省，其目的在于全面“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2]。而对现实的政治问题,则采取非常淡漠的态度，“批评时政非其旨也。”[3]。这期间主要是创办人陈独秀的作品，代表作如《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

《敬告青年》 这是带有发刊词性质的纲领性政论，发表于创刊号上。它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六点要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4]这样，基本确立了杂志的主旨思想：以青年为诉求对象，通过告别旧观念，树立新观念，使之成长为“活力”、“进取”、“独立自尊”的“新鲜活泼之青年”[5]。这里的新旧观念严格区分，泾渭分明。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此文是对法兰西文明的推崇，陈独秀认为近代文明的特征基于人权、生物进化论及社会主义说。通过对法兰西思想中“人权”、“民主”，“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以及“去除不平等与压制”的“社会主义”[6]等的推崇，来倡导人权、民主。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中西文化比较中的代表作，文中采用对比手法，一一相对，展示了东西方思想文化之根本不同：西方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利”为本位，相反，东方则是以“安息”、“家族”、“感情”和“虚文”为本位，由此得出中西方文化价值上的优劣取向，认为西方文化重“自由”、“个性”，重“法治”，而东方文化则“其害滋多”，为“恶风”。

可以说，这时期《新青年》重在西方“新观念”的推崇，青年的思想教化，是一个思想启蒙、初步开化的阶段，虽未形成系统的思想理论，但对于思想的前进发展方向，已表明了自身对新观念的探险和精神冲动。对于文化的建构，《新青年》已有了自己相对明确的方向，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西方文化的“人权”、“民主”、“自由”、“个性”等等，俨然成为其“新观念”、“新文化”的奠基与基本要素，可以说，如此“新鲜”话语是在这最初的一年为《新青年》及其文化定调。

但是，由于与现实政治有所游离，内容上多为观念的反复强调，而对于具体实际的改革方法则有所缺失，因此第1卷影响并不大，仅出版6号后停刊半年。

②反封建的战斗者

从1916年9月第2卷第1号出版到1920年9月,《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过渡为关心“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像《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贫民的哭声》、《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等文章,大都立足于从国际关系、民族独立和国内政局的角度来谈论民众运动和社会改造的问题。

针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尊孔浪潮，以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文章为代表,开始了《新青年》的“批孔”浪潮，由单纯的思想教化向批判现实、改革现状转变。

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旗帜鲜明的要求“改良文学”。次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了要推倒“陈腐”、“艰涩”的中国旧文学，建设“平易”、“立诚”的中国新文学。

这样，其自身的传播思想逐步树立：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这期间正处于新文化运动前期，是《新青年》发展过程中最为鼎盛的阶段。从1916年 9月至1921年1月，经初步统计，此8册刊物内容包括：论文 49篇；社会调查5篇；俄罗斯研究 36篇；随感录23篇;翻译外国作品 28篇(内有译剧 2篇)；小说3篇;诗歌35篇;名人通信40封；国内外大事4则;其它演讲录、工读互助团问题、编辑室杂论、文学研究会宣言等12篇。

可以看到，这时期《新青年》的诉求对象业已有所转变，由青年群体扩大到整个民众。而传播重点也不再以单纯的思想文化上的教化为主，而是转移至对现状、时政的批评批判，进而旗帜鲜明的提倡新思想，反对旧的“文化传统”，成为一名反封建的斗士。

至此，《新青年》所建构的文化体系已基本形成，这时，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已经举起，平易的新文学业已成为其文化要素之一。

③转型：马克思主义舆论阵地

1920年9月之后,《新青年》开始改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自第8卷第1号始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列宁著作、苏俄革命以及国际共运方面的情况，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此时,《新青年》的主旨则是宣传马列理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带有明显的党派意识。此后，《新青年》逐渐过渡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学说的舆论基地。《新青年》实质上也就成了陈独秀在中国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阵地。

从这三阶段的纵向发展来看，应从第二阶段始，《新青年》的影响力才逐渐加强。即第二与第三阶段实质是《新青年》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现将这期间的内容主旨及代表作品列表如下：

表1：《新青年》内容主旨与代表作

（2）表征：形式在“说话”

①风格：“理性”与“情感”

从《新青年》大量登载的文章来看，其传播方式是融情感诉求与理性诉求为一体的:在阐述道理的同时，往往又以长篇极富感情的生动文字来对受众进行诉求。理性是阐述道理的方式，《新青年》的“理性”突出的表现在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阐述“新文学”的基本特点以及介绍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例如：陈独秀在《东西民族之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以一一相对的形式，展示了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根本不同。在表达方式上，可以看到，文章多为陈述、解释、对比等手法，以理性的“摆事实、讲道理”为基本诉求方式。

除此之外，在劝导青年以及后来的“批孔”中，则大量采用感情丰富的情感诉求。例如陈独秀在创刊号中的开篇宣言《敬告青年》以及之后的《再论孔教问题》等，无不充满了作者丰富的感情因素。可以说，《新青年》通过这一传播策略的运用，建构了自己的话语风格——集理性与情感与一体，使其受众在感性上为之振动，并以理服人。

②整合：集中、组合传播

《新青年》在集中宣传同一类型的主题思想时，还注意将一期中的同类文章编辑成册：如五四运动期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第6卷第5号）以及之后工人运动期间的《劳动节纪念号》（第7卷第6号），分别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专集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这样，将同一主题的内容编辑成册，集合出版，不仅有利于加强传播效果，而且能够以强有力的冲击力达到传播目的。

③交流：双向传播的互动

《新青年》在传播过程中，不仅重视自身言论的传播，还注意加强与读者的沟通和不同言论的交流与讨论。设置了《通信》、《读者论坛》、《讨论》、《书报介绍》等专栏，联系作者和读者，开展自由讨论，进行不同观点的交流与辨析。不同言论、观点的相互碰撞，实际上是传播内容手段中的“两面都说”手法的运用。这样，其实是为受众创造了一个自由平等的话语空间，更加有利于真理观点的提升和传播。

形式与内容的有效结合，可迸发出新鲜的火花。《新青年》通过传播内容与方式的确立，逐渐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系统，即以《新青年》为物质载体，以反封建为基调，以西方自由民主科学为主调，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新发展的文化系统。但是，由于其文化的“非主流”地位，此次文化系统的建构更多的是思想观念的交锋，而非具体生活方式的转型。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交锋，现实与观念的碰撞，《新青年》似乎表达了一种当时中国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文化观念，于是，这种带有“乌托邦”意味的“想象”方式，终于使一种“新青年”文化形态通过《新青年》而表达、建构出来，并最终深入社会，推动了“中国文化由以封建专制为主体的旧文化向以近代民主政治为主体的新文化转型”[7]。

3、成长：交流与变迁

从整个文化环境来看，《新青年》的成长，实质是中西方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产物，文化上的“拿来主义”，造就了《新青年》的迅速攀升与不断成长。

西方的“进化论”是《新青年》的基调之一，西方的“自由”、“平等”等民主观念，无不成为“新青年”文化系统的基本要素。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更是“舶来品”，这样，西方的文化观念通过《新青年》的“拿来主义”，在于“旧”的封建传统相互交锋时，逐渐转化为“新式文化”而站在了“传统”的对立面，形成了“新”与“旧”的交锋。

传播环境的关照使得《新青年》从无到有，也迫使其不断调整自身的主旨思想，从第一卷的单纯“思想启蒙”到之后的“批评时政”，以至后期的马克思主义转型，无不是契合时代脉搏的体现。

4、博弈：激进与稳健

一名极具抗争性的斗士，为了与敌人对抗，他们会不顾一切的呐喊。如果说《新青年》是这样的一名斗士，那么他就不可避免的拥有这样的个性，在奋不顾身与敌人斗争同时，也可能打上“激愤”，甚至“偏激”的烙印，特别是当对手相当强势时。

贯穿于《新青年》始终的是推崇西方民主理念的民主诉求，听听新文化运动前驱者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的杂感中的一句话:“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阿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引者)[8],毫不含糊地宣示对旧民族传统的扬弃和对西方文化的渴求与仰慕。在这样的“一味”的抛弃与渴求中，《新青年》无可避免的“倒向一边”了。

于是，《新青年》的所属者们被冠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似乎《新青年》有失稳健与客观。

然而，作为一种不具有权力和地位的“非主流文化”来说，面对如此强硬的对手，想要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或者取而代之，采取这样的“激进”态势，恐怕是不得以而为之，再者，从常人的感情出发，这样的“激进”，当然也是油然而生。

有时候，需要便是最好的理由。

注释：

[1]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主编，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P159。

[2][3]陈独秀，《通信》，《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4][5]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6]陈独秀，《法兰西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7] 张同乐，《<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安徽史学》，2003年2月，P85。

[8] 《新青年》,1919年,6卷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