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成败论英雄——《新青年》传播效果研究
李增云 陈培婵
《新青年》，世纪性的名刊，划时代的最强音，中国新文化的象征，是曾经影响中国历史行程的少数报刊之一。它在抨击两千多年的政教合一的宗法专制社会，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就传播效果从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对《新青年》进行解析。
1、《新青年》的积极传播效果
所谓内容为王，内容对于传播效果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下面我们将首先从传播内容方面看一下《新青年》的传播效果。
（1）从内容方面看《新青年》的积极传播效果
①反对封建专制、旧礼教、旧道德，全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及观念
《新青年》最核心的标识之一就是反封建，它的反封建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历史上最全面而深刻的，它撼动了封建制度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层面的支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读者来信中赞扬《新青年》是“明灯黑室”，“空谷足音”，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1917年，《新青年》最高销售量每期达15000份。1919年为满足读者需求，又再版了第1－5卷。
首先，肆虐两千年的“三纲五常”之说经过辛亥革命的打击和新文化运动的扫荡，公众舆论已经弃若敝屣。这对民主意识的培养以及对于帝制的打击、对女性解放都有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青年》大量批孔文章，掀起了读者通讯栏中关于“孔教”的激烈辩难，汇成了“打倒孔家店”的强烈社会舆论。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失败与《新青年》批孔和反封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再次，《新青年》反对封建文学和文言文，倡导白话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的影响直到今天都是非常重大的。
②介绍西方政治文化和科学，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
《新青年》全面的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对中西传统文化的比较，突破了前人的“器物政教之异”，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国民性等作为核心，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物理、医学等各个方面的科学文化（只是对西方宗教持拒斥态度）。在这个方面产生的效果，是比反封建更加深远的，直到今天，我们都在思考着。
第一，《新青年》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核心——“自由”、“民主”、“共和”带来了，把中国的言论自由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言论自由的合法性得到公认，而且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基本成为事实，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提供了制度保证，也为五四运动做好了准备。
第二，推动现代学术文化在中国生根。无可厚非，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引进西学后的成果，中国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是在新文化拓展中确立的。
第三，以北大为代表，建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制度，而且广泛影响到各大学和一批中学，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提供了制度保证。这也为新思想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第四，《新青年》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倡导用科学的观点来看待社会和人生，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主观武断和一切黑暗愚昧现象。
③提倡文学革命，掀起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
语言文化作为社会交流的载体,其现代化程度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产生巨大的作用。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不仅功在当时,而且惠及后人。由《新青年》杂志倡导并实行的现代语言载体文化的转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部分,也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注入了巨大的促进力。
仅1919年一年，就新生了400多种白话文报纸，可见《新青年》的传播效果之好。同时，以北大为开端，学校教育开始改用白话文。再者，实现了语文合一。1920年教育部接受学者意见，下令采用白话文。白话文学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开辟了中国文学的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
从1920年9月《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起，陈望道、李达等参加编辑工作，《新青年》实际上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领导工人运动等工作起到强大的指导作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效仿，相继创办《劳动界》、《劳动者》等中国第一批工人报刊，使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和工人运动得以有机结合。
随着中国革命性质的变化，直接宣传革命理论成为《新青年》的重中之重。《新青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论战的主要阵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更迅速的传播。马克思的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对知识青年产生巨大影响，是从《新青年》开始的。
（2）从受众角度看《新青年》的积极传播效果
从微观层面看，《新青年》对青年、女性和报界产生的影响最大。下面，将从这三个人群分别对《新青年》的传播效果进行了分析。
①《新青年》塑造了新型的中国青年，促使青年觉醒
一般情况下，青年往往意味着单纯、幼稚、莽撞，但是《新青年》却把“青年”作为中国新历史的主体，中国命运的主宰，加以塑造，使之承担起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
《新青年》对青年产生重大影响是随着《新青年》走进北大才开始凸现的。表现在：
第一，1918年11月，以胡适为顾问、李大钊提供场地、包括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在内的北大学生，成立了“新潮社”，并于次年元月创刊《新潮》杂志。根据傅斯年的回忆:“我们杂志纯是由觉悟而结合的。”可见，《新潮》完全是在《新青年》的鼓舞下诞生的。还有创立新文艺刊物《曙光》的王统照、徐彦之、郑振铎等，创立《新社会》的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他们也都是受《新青年》启发的一群年轻人。远在湖南的毛泽东，1918年初刚由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四月便和他的朋友蔡和森等，于长沙成立“新民学会”。青年毛泽东就爱读《新青年》。从这个方面看，《新青年》为报界准备了“舆论领袖”这个力量群体。
第二，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使中国青年永远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生力军，把“青年”这个闪耀的名字刻上了历史的墓志铭。五四运动过后约七个月，孙中山在写给海外同志的信中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文中所谓“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指的是陈独秀、胡适等人。而引起“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的，就是指《新青年》的言论。足以说明《新青年》对于五四运动以及对中国青年觉醒的影响意义之深远。
②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妇女一直处于社会底层，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人格。《新青年》猛烈批判封建思想，从贞操节烈、处女迷信、包办婚姻出发，提出反对 “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一切封建宗法制度和家族主义，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妇女学说的传播。除了发表文章之外，《新青年》还翻译了《娜拉》等外国相关作品，在社会上产生非同寻常的反响，使婚姻自由至少在城市中，逐步成为时尚。
同时，《新青年》开辟了“女子问题”专栏，还提出了男女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社交公开、女子经济独立等建设性的主张，促进和启发了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鼓舞着女性积极投身于此后发生的伟大爱国运动中。因此，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各界妇女特别是青年女学生才表现出了勇敢的献身精神，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响亮口号。她们与男同胞同样的参加革命运动，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奋勇争先精神。同时,女学生中也涌现出像邓颖超、刘清扬、向警予、陶立、缪伯英等一批领袖人物，在当时的女界甚至整个社会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2]
③对报界的影响
首先，《新青年》为五四时期的报刊界培养了一批新人，如高一涵、易白沙、刘半农、苏曼殊、李大钊、吴虞、沈尹默、周作人、钱玄同、胡适、鲁迅、俞平伯、傅斯年、罗家伦、林语堂等等。这些编创者们受到《新青年》的编辑思想影响，后来大都成为新文化的精英。许多人后来成为其他刊物的主编和作者，有的成了图书出版家或编辑家。他们就成为一级“舆论领袖”。
其次，《新青年》的编辑思想、编辑特色直接影响了一批新型报刊。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公报》、《湘江评论》、《浙江新潮》等等，它们和《新青年》相互应和，连成一片，改变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共同推动着五四文化转型的进程。
第三，《新青年》还直接影响和改造了一批旧式刊物。一批杂志因内容保守、思想陈旧，读者人数减少，发行量下跌，面临着死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就受到这种冲击，迫使商务当局不得不做出应变对策，采用“新人疗法”，易换各杂志主编，进行革新。改组后的《东方杂志》由胡愈之负责，《妇女杂志》由章锡深负责，《学生杂志》由杨贤江负责，《教育杂志》由李石岑主编。他们全都是具有新思想的编辑，改变了原来刊物因循守旧的面貌。商务以外的其他刊物大多走这种道路。[3]
由前所述，我们知道《新青年》不但以自身为阵地，从文化内容和媒体形式对封建旧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革新，而且倡导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出版物和编辑工作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使封建旧文化体系彻底崩溃，新的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体系逐步缔结和构成。《新青年》的编辑们在五四文化转型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2、《新青年》的消极影响——“激进”倾向
胡适对《新青年》评价为“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她对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我们当下的思想观念、文化进展，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青年》确立的新文化传统，但是任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新青年》也不例外。作为20世纪初期“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新青年》创刊号上刊载的《青年杂志社告》）的杂志，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的激进倾向。
伴随着1840年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冲击，而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使西学逐渐传入我国，越来越多的国人学习、引进西方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挑战。以后出现了“中体西用，器道常变”的争论，康梁都强调“中体西用”，二者缺一不可，辛亥革命后，这种学说不断没落。直至“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展开了对封建文化的挑战，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照，猛烈的抨击中国的传统文化。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就指出：东西文明不可融合，在中国文明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的情况下，中国的文明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他写道“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4]“孔教之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5]“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6]对孔教和儒学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及其精粹全然抛弃。
胡适1929年写的《文化的冲突》中写道：“总而言之，我们对中国文明究竟有什么真正可以夸耀的呢？——我们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曾产生过一位画家、一位雕刻家、一位伟大诗人、一位小说家、一位音乐家、一位戏剧家、一位思想粗或一个政治家吗？”[7]1930年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上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8]
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反对和批判太过简单化、片面化。在对待中西文明上《新青年》的作者们一味的对西方文明加以肯定，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文明”都是好的，中国传统文明都是笼罩在儒学和孔教下的，对统统的文化进行了全盘的否定。所有事物的评判标准都以西方价值取向为依据，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这也与当时中西方科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有很大关系。西方科技发展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中国，而我们的国民意识却尚未唤醒，因此《新青年》的作者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之处，但是将这种落后完全怪罪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对其全盘否定是片面的、激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的：“他们（指：五四运动时期的新人物）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但是《新青年》反儒批孔是其所推进的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由于以批孔为中心五四运动的展开与胜利, 才有现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否定了陈独秀等人的“五四”批孔斗争，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五四运动。”[9]现在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应该根据他们当时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来分析，过激的批判是时代危机的产物。同时我们必须要正视的是《新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造成民族精神的断层，在这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尽管在那个年代《新青年》作者们思想上的偏差与当时的时势、社会密切联系，这种片面性的根源和作者们的激进我们应该理解，但是，一旦有机会不走这种弯路，我们就要审时度势，明辨是非曲直，从多角度考虑问题，真正的做到从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出发，实事求是，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全面的去思考问题。在中西文化比较和融合的过程中，要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当前，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继续推动新文化，在平等地位上与各大传统展开实际性对话，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和融合。
总之，《新青年》作为在那个争鸣时代能够独树一帜的刊物，她与中国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对于其消极影响我们应该正视它，理解它、超越它。《新青年》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她提出的种种命题，是一代先驱熟读中国之后而凝结的思想火花。《新青年》是一种精神现象，一种思想中介，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解读的代名词。她带给我们的将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和思考，更是一种激励我们前进的驱动力，足以使我们时时地冷静下来给自己、给当前的中华民族一个明晰定位，不断努力，将自己作为新时代青年的热情奉献给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10]
注释：
[1]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12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版。
[2]《新青年》的女权思想及其影响，张晓丽。《新青年》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作用，张爱青，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7月，第29卷，第3期。
[3]《〈新青年〉编辑思想的启示》王娟，《编辑学刊》1998年5月期。
[4]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0页。
[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86页。
[6]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0页。
[7]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3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34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1年版。
[9]郝斌、欧阳哲生主编：《 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10]参考：张宝明主编的三卷本《回眸〈新青年〉》，河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