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电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

刘宏、栾轶玫

在中国，电视学的提法并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的。实际上，在1993年同时有两本研究电视学的著作出版，一本是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集体撰写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另外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志鸣写的《电视学原理》。其中，《中国应用电视学》可以说是中国高校研究电视学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反映了当时中国电视研究的真实状况。因为在那个时候，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应该说是中国电视研究的大本营，所以，从某种角度说，这本书代表了当时中国电视研究的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应用电视学》这本书的名字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不论当时的研究者是否已经意识到，中国电视界当时对电视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应用的层面，也就是说，《中国应用电视学》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电视研究对电视实务的偏重。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于中国理论电视学的书。

有趣的是，十几年前中国电视界对电视学这个词汇似乎是习以为常的，很少提出质疑。但是今天电视学的提法反而招致了更多的怀疑，比如，电视学与电影学有什么差别？既生瑜，何生亮？新闻传播学是否能够覆盖电视学？电视学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差？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一个学科在应用研究阶段时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在上升到理论阶段时就容易引发争论。因为一个学科仅仅有应用研究肯定是不够的，只有当它确定了理论体系之后，才能被学界认可。这反过来说明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电视还处于应用研究阶段。

和其他相关学科相比，电视学的发展尤其缺乏借鉴性，突出标志是西方可参照的东西不多。在这方面，电影学和新闻传播学就有很大优势，因为这些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初期都或多或少借鉴了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虽然在引进西方学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和水土不服，但正是这种跨文化交流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学科的建设。并且，我们不能回避的是，严格的学术规范应该是近代的产物，而中国恰恰在近代是落后于西方的，尤其是科技，所以，学术的游戏规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带有一定的西方色彩的，学术后发的国家显然不得不在许多学科的发展初期大量引进西方的概念。

中国电视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前20年受到中国政治运动和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并不快。而后30年是中国电视发展最快的时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是电视大国，也不为过。但是通常理论的发展是要滞后于实践的，尤其是那些强烈依赖实践发展的学科。这种滞后表现在，理论需要等待实践有一个初步的发展，然后才能介入。电视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电视发展的半个世纪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可以称得上是电视研究的东西几乎都产生在后30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把中国电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史学的考虑，而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中国电视学发展的变化。

第一阶段：电视业务，贴身研究

1980年，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了电视系，我们可以把这看作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高校第一次把电视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看待。电视系是在原有的摄影教研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事实上，一直到今天，电视系仍然是全国唯一的以电视命名的系。

在那个年代，全国高校的新闻系布局是比较简单的，代表性的有三所：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系。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除了北京广播学院，其他设立新闻学的院校统称新闻系，那是的大学还没有二级学院。虽然当时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传播学研究处于领先位置，但是，并没有建立传播系。因为在当时，国内教育界对传播学的引进多少还是有点警惕的，似乎怕它会吞食传统的新闻系。在一些人看来，传播学好像是变换了一套语言方式的新闻学。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成立后，出版过七套电视课程教材，这些材料大多偏重于电视摄影、画面和构图等应用研究。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普及类型的书籍，其中有朱羽君的《电视画面美学》，叶子的《电视记者工作》，任远的《屏幕前的探索》，叶家铮的《电视传播的艺术》，高鑫的《电视剧的探索》，王纪言的《电视报道的艺术》，宋家玲的《电视剧艺术论》，丁海晏的《电视片编导的智能构成》，等等。而《中国应用电视学》是电视系的第二套教材，不同的是，它采用了集体写作的方式，集中了当时电视系的集体智慧，几乎全体教师都参加了这本大部头书籍的写作。据这本书的主要策划人任金州教授介绍，当时有的教师建议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实用电视学。从教师报项目的角度看，丛书的形式优于集体写作一本书，所以后来的几套教材就没有再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

从1980年到1993年的13年间，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一直都是中国电视研究的大本营。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老牌新闻院系并不是特别重视电视研究，因为那时的电视研究似乎被视为一种行业研究，而北京广播学院又是广播电视部的部属院校，所以，由北京广播学院来研究广播电视是理所应当的。这当然是北京广播学院的机会，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电视研究的话语权是掌握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手里，而在其中，电视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执牛耳的。这突出表现在，电视系和电视界的关系十分密切，教师经常到电视台授课，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频繁到这个学校进修，电视界的评奖常常会邀请电视系的老师作评委。结果看上去，这种电视研究就如同是贴身服务，电视台有新节目出来，学校的老师迅速跟上帮助总结，然后把节目拿到课堂上给学生放，这似乎成为一研究模式，零距离的模式。除了隔着长长的长安街以外，北京广播学院和中央电视台近似于亲密无间。这可能正是早期电视业务研究的特点，研究者必须紧跟实践的每一步最新发展，尤其是电视，和别的行业相比，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套用一句流行语，距离产生美，同样道理，距离产生学术。没有距离的研究，通常只适合于应用研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电视系在1993年出版了《中国应用电视学》。第一阶段的电视研究似乎是就电视研究电视，就事论事，有一种内部研讨的感觉，可以算是中国电视学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二阶段：电视研究，从术到学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视行业也不例外。电视实践的超常规发展必然对电视理论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学的发展出现了从术到学的变化。

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高校的新闻院系数目有了大规模的增加，其中设立广播电视系的高校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长，这无疑给电视学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老牌新闻院系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开始在电视研究上发力，陆晔和吕新雨的研究逐渐产生影响，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则异军突起，于丹和张同道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从该校调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尹鸿则从某种角度证明了一个国际惯例，就是一些学科领头人在流动时会把这种学科优势带到新的大学。

在这十多年里，中国电视研究的话语权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从集中走向分散，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对电视研究话语权的掌控。以往电视界的各种评奖经常请电视系的老师作评委，而这时情况变化了。从专业的角度看，评奖时话语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高规格的政府新闻奖更是体现了主流的声音。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在这一阶段里出版了有一定影响的电视学系列教材，俗称白皮书，有趣的是，这套丛书和之前的《中国应用电视学》都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通行的方式就是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讲学，那么90年代就是节目策划和媒体峰会。在这方面，于丹、尹鸿、陆地和时统宇都是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们有点像春秋战国时的说客，周游列台，传播新的电视理念。中国电视研究开始从专业技术操作层面走向理念运作，在这种情况下，电视研究的学科概念开始扩大，一批文学和美学专业的学者开始活跃在电视研究的领域。放在许多年前，他们会被划分为电视界的圈外人士，而现在他们的学科背景反而给电视界提供了某种新的研究视角。与第一代大多出身于电视摄影专业的电视研究者不同的是，第二代电视研究者似乎并不会拍电视，换句话说，至少他们的长处不在于此，比较而言，他们好像更会说电视。在他们的努力下，电视似乎变得不像电视了，至少是不像过去那个电视了。假如说电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更多表现为内部研究，关起门来，注重清晰度；那么，第二阶段则像是农村包围城市，讲究外部的解读力，功夫在诗外，开门办学，雾里看花。这个时候，电视研究的文章开始不局限于发表在业务刊物，而是扩大到了文化杂志，比如，《读书》和《新华文摘》。

由于电视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使得电视研究逐步社会化，成为一门显学。虽然电视学的独立仍然有待时日，但是电视研究在活跃性方面早已超越了报刊研究和广播研究，谁也难以否认这其中有明显的利益驱动，超前的电视发展给中国队电视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和丰富的研究领地。

第三阶段：电视学，独立的学科

2006年春天，由中国传媒大学（前身为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编辑的《电视学》出版，这个论文辑每年出一本，标志着中国电视学的发展正式进入了第三阶段，就是力图让电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有趣的是，历史好像就是螺旋式上升的，从1993年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到2006年的《电视学》，这两本书都是电视系编辑的，历史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电视系。不同的是，电视学在今天已经不是灵机一动的想法，而是有关学科的生存发展。实际上，有意识地想把电视学打造成独立学科的研究者很少来自综合大学，对于他们来说，回到电视，似乎是一种复辟，是对第二阶段的否定。况且从文化研究和传统学术分类的角度看，电视学的划分好像是偏窄。

今天电视学的突破多少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学突围，当时的新闻学也是被许多人说成是新闻无学，面对的是传播学的虎视眈眈，而今天电视学最亲密的“敌人”可能要算是电影学了。不过，电视学今天的发展环境肯定好于20年前，首先，今天的学术视野是全球化的；其次，电视实践的超前发展给电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文本；第三，电视研究的平台是非常开放的，不仅仅有来自专业系统的研究者，也有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众多研究者，如同是里应外合，强调内部的高度。

从我们归纳的中国电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中国电视学经历了内部研究到外部研究再到内外部结合研究的过渡，这不仅仅是否定之否定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反映了中国电视学研究正在走向开放性。从当今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看，封闭的研究不利于学科的融合。因为跨学科研究是激活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理工科如此，文科和人文学科也是如此。

中国电视学的发展可以说是起步于教材，也就是说，它最初的发展与大学的教学密不可分，这就意味着，理论可能是它的软肋。事实上，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看到理论电视学的书籍，这肯定是今后需要填补的学术空白。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电视学是否会跟广播学分家？过去，报刊是广播电视的老大哥，而在电子传媒的范围里，广播又是电视的老大哥。但是，坦率地说，现在广播研究好像更薄弱一点，比如，我们很少听到有人呼吁建立广播学。在学界，很久以来大家说把广播电视放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我们通常称之为广播电视学，包括在教育部的学科划分中，也是这么称谓的。其实当年在报刊研究中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报刊编辑学分不分家？后来看，报刊编辑学基本上独立了，而刊物研究则有点寂寞。

目前，在中国电视学的研究中，还存在着研究模式问题，也就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模式？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采用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模式，当然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电影学的模式，可能是觉得电影和电视距离非常近。甚至不客气地说，在实践上，广播和电视近。而在研究上，电视和电影反而显得更近一些。还有一些学者习惯于文学的研究模式，因为他们是文学出身。除此之外，许多研究者也愿意使用英国的文化研究模式来研究电视学。

电视学和其他学科的一个不同之处是，电视分为新闻和艺术两个部分，比如，中国传媒大学就有新闻学部和艺术学部，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春节晚会也代表着电视的两端。而在高校，电视艺术学的发展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超过了多少新闻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电视学的话语体系如何能够涵盖新闻和艺术两大领域？

（本文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