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环境下的传播学培养模式的比较研究
——以MIT和USTC为例
周荣庭 胡 云 马可敬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
摘要: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为例,重点比较了在数字环境下传播学专业中有关数字出版方向的培养模式,包括培养目标和教学理念、课程设置以及培养方式上的异同。
关键词:数字出版;传播学;培养模式
前言
随着光存储技术、互联网技术以及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出版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出现,是继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之后的又一种出版形态,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数字出版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计算机网络为载体,是对传统出版形态和样式的全方位变革[1]。数字出版经历了从概念到应用,从实践到产业的跃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数字出版的发展使得社会对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国内外各大高校中,数字出版只是作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或者一个部分,正式的数字出版专业的建设也在探索之中。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为了建立科学、系统的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传播学专业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培养模式[2]。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比较媒体研究”(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CMS)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的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Sci-Tech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STCP)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下传播学教育在蓬勃发展,富有各自特色,我们可以从数字出版的视角对两个学校传播学的培养模式尝试作比较。
一、传播学教研的渊源及其发展
数字出版时代,在传播技术不断融合、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媒体平台也在持续融合、持续集成之中,这进一步影响着产业链整合和数字内容产业的融合。在此社会背景下,传播学的发展也要面临新媒体、新产业、新环境的挑战,传播学的教学研究也面临着技术、媒体、产业等多重的挑战。从历史的眼光看,传播学专业的发展既要传承历史、又要创新求变。从MIT和USTC的传播学专业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轨迹。
MIT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于1982年尝试电影研究和大众传播学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应用,创办了“电影与媒体”本科生跨学科专业;到2000年,这个专业获得突破性进展,其“比较媒体研究”(Comparative Media Studies, CMS)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出台,该计划教育模式和方法颇具特色,受到美国和世界各地媒体人士的关注;2003年,本科生专业也更名为CMS,目前已成为MIT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本科生选修人数最多的一个专业[3]。MIT的“比较媒体研究”源于电影研究和大众传播的研究,目前研究的项目包括数字出版、数字娱乐、网络游戏、数字教育、媒体艺术、媒介素养、创意产业等新媒体领域。
从2002年至今,CMS的硕士毕业生就已经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中开疆拓土:这些毕业生有在高校从事教育和科研的,有进行游戏设计、游戏制作和游戏经营的,有在影视行业担当节目主持和节目制作的,有从事IT产业和经营互联网企业的,也有从事记者或者作家生涯的。而本科生则在影视业、新闻业、出版业、咨询业以及新媒体行业居多。CMS毕业生已经在工作岗位上显现独有的创新潜力和不凡的职业素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1987年创办了编辑出版学(科技编辑方向)专业,至今已招收22届本科生,1989年开始招收传播管理方向硕士生,1998年本科生专业更名为“传播学”(科技传播方向)。2001年,以该专业方向为核心的教研力量组建了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STCP)。实际上,STCP的“传播学”源于编辑出版学和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并于1995年开始思考电子编辑专门人才的培养,并在课程设置、实验室建设以及学生实习和工作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重新部署[4]。目前研究的项目包括数字出版、知识管理、网络传播、组织传播、技术传播、媒体艺术、创意产业等新媒体领域。
STCP是全国培养科技传播领域学士、硕士最多,经验最丰富的基地。学生就业前景广阔,受到中央级的通讯社、报社、出版社、杂志社、网络媒体、政府相关部门及跨国公司等单位的普遍欢迎[5]。
总体来看,每一所高校传播学专业的发展皆有其渊源,传播学专业有可能从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播与电视、图书馆学或是语言学、文学等学科分化、剥离出来的。这样,在数字出版环境下,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依赖原有的教学模式、培养模式以及师资力量,教学和培养模式的继承和创新是专业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尽管渊源不同,MIT和USTC在传播学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理念追求、课程设置、师资建设等方面既强调继承,又追求创新。
二、传播学培养模式的比较
(一)培养目标和理念
在数字出版环境下,传播学专业的培养目标需要拓展视野,理解人才的结构特点[6],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媒介素养。在传播学培养目标上,MIT和USTC有着明显的理工背景和开拓精神。
CMS的教育目标是为“尚未存在的职业岗位培养学生,而不是复制已有的教学和研究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其教学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面向社会新需求的。MIT鼓励学生应用他们的理论知识,帮助生产有用的产品;然后,通过批判的调查和询问去评价和挑战这些有形项目,激励学生去实习,让他们将实践经验与理论以及他们在课堂上所形成的优势联系起来。通过这些项目的初步研究,学生们学会了注重实效的思考,将他们的所学应用于详细而精确的设计挑战中,让他们的观点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检验。CMS的研究方法以基本的多学科性为特征,其目标是让学生混合搭配,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获得的多种方法,以便于找到关于媒体对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世界的的文化和社会影响。它不仅要求学生对细分媒体传统进行深入的了解,而且要了解不同媒体之间相互之间怎样进行交流的广泛知识,让学生对全球化和本土化力量在定义当下和历史的媒体的前景上的相互影响作出思考。
USTC的传播学专业希望培养具有深厚的理工知识背景、扎实的科技传播和现代出版技能、高水平的中英文表达能力、较高的传播策划与经营管理水平,熟悉信息与传播领域的相关政策法规,能从事网络传播与电子出版、新闻采编与图书编辑、国际版权贸易、信息管理与决策咨询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通过扎实的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培养,让学生具有最新、最前沿的出版理念,扎实的出版理论水平,熟练的数字处理能力,以适应日趋成熟发展的未来数字出版业的需要。
通过比较发现,两所高校在传播学培养目标上能够充分结合自身高校的特点,MIT更注重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上能够勇于创新,独当一面,而USTC则注重能力的综合应用,强调人才的专门化。
(二)课程设置
MIT的CMS在课程设置方面有两个原则:一是在构建新概念、拓展新专业以及适应新行业时,帮助学生获得相应的学识和技能,二是在头脑风暴、解决问题、业务谈判、团队合作、项目完成以及沟通技巧等方面锻炼学生的能力。这两个原则强化了“比较”的方法和“实验”的手段。
体现在课程设置上,CMS的“比较”方法突出跨媒体的比较、跨边界的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不同学科的比较、理论与实践的比较以及不同视角的比较。
实际上,CMS的授课教师来自MIT不同的系别和专业:艺术与建筑、人类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历史、哲学、文学、音乐与戏剧、写作与人文研究、媒体艺术与科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不同专业方向的众多教师为CMS比较性教学和新媒体实验教学储备了充沛的师资力量。从2007-2008学年的本科生课目表来看,这里可供CMS本科生选修的课程多达85门。另外,MIT还鼓励学生到哈佛大学、卫斯理女子学院和麻省艺术学院等大学选课,选修所得的学分和成绩将被认可,因此CMS的学生也能通过跨校选课拓展“比较”的空间。MIT的传播学本科生必须修满366个学分才能获得学士学位,平均每学期46学分,约合学生每周须投入46学时进行学习(即MIT每学分基本对应着学生每周投入的学时数)。
CMS“实验”方法的强势体现在课程设置中理论课和实验课的比例上。以CMS研究生教学为例,表1中将前6门课程分为理论课和实验课两个部分,这6个科目理论课部分的学分总计为32,实验课为40。CMS研究生有很多的机会在实验室环境下获得相应学分。其中,CMS.951“项目实习”课是安排研究生在实验室里用媒体技术完成图书排版、游戏设计和视频制作等基础实验,结合项目完成模块规划、脚本设计、协同实施等实验任务,学生们将在实验室里学完这门课所有内容。
表1 CMS两年制传播学硕士主要课程
课程编号 | 学期 | 课程名 | 学分数 | 理论课 | 实验课 |
CMS.790 | 一 | 媒介理论与方法(一) | 12 | 8 | 4 |
CMS.950 | 一 | 项目实习课(一) | 12 | | 12 |
CMS.796 | 一 | 经典媒介文本 | 12 | 8 | 4 |
CMS.791 | 二 | 媒介理论与方法(二) | 12 | 8 | 4 |
CMS.951 | 二 | 项目实习课(二) | 12 | | 12 |
CMS.801 | 三 | 变迁中的媒体 | 12 | 8 | 4 |
CMS.990 | 一 二 三 四 | 学术研讨会 | 12 | | |
总体上看,CMS课程的设置体现了对媒体及其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回顾和人文关照,体现了对媒体内容传播和智力资本配置的批判性思考,强调了在实验和学术交流中获得今后工作所需的各项技能,致力于实现基于应用人文的教学目标。
而USTC的科技传播系(STCP)在专业教育方面的课程共分为四个层次,分别为通修课,学科群基础课,专业课和高级课。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传播学专业07级培养方案”看,该专业为本科学生提供了70门可选修的课程,并基本上保证每个学期有1-3门包括计算机、网络、媒体相关的专业技术课程;本科学生需要修满161个学分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各部分的学分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1 USTC传播学专业课程分布情况
课 程 类 别 | 学 分 | 比 例 |
通 修 课 | 77 | 47.83% |
学科群基础课 | 41 | 25.46% |
专 业 课 | 35 | 21.74% |
集中实践环节 | 8 | 4.97% |
合 计 | 161 | 100% |
STCP的研究生分三个方向进行培养:传播学、新闻学、传媒管理。尽管如此,各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差异却不大。其中,传播学方向包括了传播理论、传播学研究方法、数字媒体制作与经营、传媒产业研究、现代出版专题研究等专业基础课,传播观念史、影视传播专题研究、教育与社会、经济、传播与当代社会、传播学原著研究(英文)、传播伦理与法规、深度报道与媒体评论、社会心理学、 组织传播、传播学经典文选以及跨文化传播等专业课。
STCP在传播学的教学中更注重传播理论知识的传递,以及策划、传播技能的培训。STCP在课程设置上是比较重视对学生的理论训练的,在传播学基础理论教学之外,还涵盖了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编辑出版学、公共政策等多学科的知识,为该专业的学生打下了多学科的宽阔理论基础;同时,在课程设置中还注重了对学生的具体应用技能的培训,比如开设了表达与沟通、社会调查方法等课程,密切联系了学科性质,特别是英汉科技翻译和高技英语写作等课程的开设,有力地促进了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为全球化背景下,学生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STCP还开设了有关媒体技术方面的课程,比如数据库技术与应用、摄影与摄影技术、三维动画设计等,这些课程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新媒体技术应用基础,对于学生理解和把握数字环境下的传播学的发展及实践应用大有裨益。
总体而言,STCP在课程设置方面既注重了理论基础的扎实,同时又加强了对学生的应用技能的训练,而且还密切联系当前数字技术,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态势,有针对性的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构建了以传播理论、应用技能和媒体技术相结合的特色课程体系。
MIT和USTC在传播学课程设置上均考虑了技术的重要性,强调跨学科的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养成;但MIT在课程设置上更多地提供了跨系、跨学院甚至跨大学的课程,涵盖的学科面更广,在实验室建设和项目参与方面有着极强的优势。
(三)培养方式
目前,MIT的CMS拥有理学士和理学硕士两种培养方式。CMS结合现有的MIT本科生培养制度,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培养机制,提供完全主修、联合主修和第二学位等三种培养方式[7]。
CMS的本科生可以参与MIT的“本科生研究机会方案”(UROP),这是美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本科生科研方案之一。获得UROP支持的本科生,可在CMS实验室通过协作进行不同种类的科研行动:提交科学研究计划,书写项目建议书,管理研究计划,分析数据以及撰写研究报告等。这些学生能够从中获得很多工作或者科研必须的关键技能,同时可以获得学分或获得报酬。
CMS的硕士研究生在两年时间里修满144个学分才能获得学位。除了表1中课程学分,硕士毕业论文和其他选修课(表中未列)的学分数各占24和32。CMS的硕士研究生均能获得奖学金,可用于每年的学费支出和生活开支。CMS的硕士研究生刚入学就要选定一到两个研究项目,随即投入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在校的两年期间,他们大部分课余时间是要在实验室度过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STCP于2001年开始招收传播学、传媒管理、新闻学和教育技术学硕士研究生,以及传媒管理博士生,形成了本硕博贯通的基于新媒体的传播学培养机制。
STCP的本科生有着于MIT类似的“大学生研究计划”,本科生从二年级开始即可申请进入实验室参与导师的课题,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调查和学习。STCP的知识管理研究所、数字化传播实验室、数字文化教学实验中心、科学传播发展与研究中心均为本科生提供了“大学生研究计划”,为期一年或者半年。
STCP为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为期三年的培养计划,在两年时间里完成至少35个学分;硕士研究生能在入学后进入导师的实验室,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课题或是项目的研究;在第二学年,研究生有着较为独立的一段时间参与导师或是实验室项目,在第三学年,研究生一般推荐前往合作的实习基地或是自己寻找合适的实习单位。
总体上看,MIT的培养方式更加灵活,无论是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培养的发展势头迅猛;USTC的培养方式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但是理科进校的本科生进入人文专业在数量上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而研究生的特色培养使专业发展前景显得十分美好。
三、传播学培养模式的借鉴
当前我国数字出版专业的教育存在不少问题[8],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传播学专业面对数字出版的大环境,发展和建设颇富特色,但通过MIT教学培养模式的比较,我们还是可以发现较大的差距。实际上,从CMS的发展看,它如何借助MIT的学术资源构建教研体系,如何通过广泛交流形成开放教育机制,如何培养基于应用人文的实验室文化,应该是我们今后着力考察研究和学习的内容,从而为国内数字出版专业探索培养合格人才获得更加合理和科学的借鉴。
Dissemination study raise pattern research under digital publication environment
——Take the America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s an example
Zhou Rongting, Hu Yun & Ma Kejing
(Department of Sci-Tech Policy and Communication, USTC)
Abstract: Take the America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has compared with related digital publication raise pattern of them under digital dissemination environment, including in raise goal and teaching idea, curriculum as well as raise wa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Keyword: digital publication; dissemination study; raise pattern
[1]贺德方. 中外数字出版的比较研究[J].编辑之友,2006年(04),43~46
[2]朱晓军. 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策略[J].教育探索,2008(08),83~84
[3] What is CMS? http://cms.mit.edu/aboutcms/index.php,2008-7-2
[4]汤书昆. 电子编辑专门人才培养的战略探讨. 编辑之友, 1997(06),37~38
[5] http://stcp.ustc.edu.cn/more.php?siteid=529&tplset=deptc1&catalogid=531&pid=529,2008-8-12
[6]徐慧红.传媒变革时期的人才培养.传媒观察,2005(08),32~33
[7] The Major. http://cms.mit.edu/academics/undergrad_major.php. 2008-9-29
[8]张美娟,数字时代的出版产业与出版教育——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出版科学,2007(01),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