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想与现实关怀:媒介规范理论引言
柯 妍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作为传播研究中具有思想基础、哲学基础性质的研究,媒介规范理论对相关领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媒介规范的梳理和研究,本文得出了三个层面的结论,第一个层面是媒介规范理论的范畴,第二个层面是媒介规范理论发展的脉络,第三个层面是从媒介规范理论出发对传播学科的知识生成的普适性原则。媒介规范理论本身从哲学、政治学的沃土而来,再到出现杂糅而成的媒介规范理念,最终出现系统化的媒介规范理论,这个推进过程也是媒介变化的一个明证。媒介越壮大,媒介规范欲给与她的羁绊和期望也欲大,媒介规范理论也就越多元化。
关键词:媒介规范 媒介价值
一、媒介规范理论的范畴
媒介规范理论的概念和范畴应该界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确定一定的媒介价值观,进而在此价值观之上对媒介政治关系、媒介经济、媒介职业道德守则等媒介外部和内部规范进行研究的理论。其中,媒介的价值观是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和基石,一方面,总的说来,此价值观是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自由和民主两大价值观之下形成的,因此,可以说,考察西方媒介规范理论必然要考察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媒介事实和思想观念中的演进;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思想从本质特征上来看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1],这样,考察西方媒介规范理论实质上就是要考察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政治规范性在媒介事实和思想观念中的演进。换句话说,西方媒介规范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媒介政治规范。
伴随着西方自由主义诞生的还有自基督教社会出现以来的国家-个人的二元社会观念,这种二元观塑造了西方社会的政治规范的基本线索,那就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彼此消长。当然,在近来的一个世纪中,社会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存在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西方媒介规范理论也同样是在这种二元观和稍晚近的三维观念之下形成的,它要阐释和建立的核心就是在此二元观和三维观念之下实现自由和民主价值的理想的媒介政治规范。
当然,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并不是自成一体的,它们甚至具有天生的互斥。因此,体现在媒介政治规范理论中可以看到此强彼弱的状态,或此消彼长的进程,表现出对媒介价值观的不同诉求以及合法性的建构与重构。这些状态和变化都扎根于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空间,不可脱离其具体时空而论其高下。强调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英法传统、强调社会价值和理性主义的欧陆传统,以及英美和欧陆声称的“第三条道路”的差别和碰撞体现了这些思想张力。
反过来说,在这些个特定社会政治之下的一些媒介价值观因此并不具有某种普适的合法性,在去西方化媒介研究中,我们认为规范性价值仅仅是地区化可实施的——表面上看来自由、民主、平等、团结等具有普适合法性的价值,却有着相当的差异——即便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仍然有着相当多的歧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大意识形态,从本体论的角度说,前者以个人主义为本体、后者以集体主义为基石;前者往往将民主放入自由的框架内考虑,而后者往往将自由放入民主的框架内考虑,因而,在这两大意识形态形成的光谱区间内,有着形形色色的混合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千变万化的媒介事实的根本,寻找媒介价值观念的轨迹,实际上是对媒介发展做出的深刻的、规范性的认识。
以《报刊的四种理论》为代表的媒介规范理论体系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理论,它往往试图将全球媒介体系整合进几个结构模式之中;并以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出发点衡量其他民族国家的媒介系统。新近的理论发展如《三种模式》则开始强调政治、文化、媒介的相对性,强调每一种媒介规范体系都具有生存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对媒介规范理论的三个范畴:“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媒介价值观和相应的媒介制度的研究,更具有现实出处和合理性。
《三种模式》、皮卡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卡伦的公共服务模式也说明了,媒介规范理论的范畴决定了它必定是具有一定的事实研究的理论,而不完全是不提供关于现实媒介的知识的理论。它一方面关注现存媒介生活的一般准则以及未来媒介的导向性知识;另外一方面,也关注媒介事实,不过它所关注的不是一般具体的媒介事件和现象,而是在其价值观之上的带有根本意义的媒介事实,如具体的媒介制度等。因此,媒介规范理论不能简单的归为媒介哲学。
下图显示了媒介规范理论的诸多模式在自由与民主张力,以及国家-个人关系之下的关联。
二、媒介规范理论发展的脉络
媒介规范理论在它从理念最终成为理论并成为多元共存的状态的三百多年中,正如麦奎尔所说,它是一个理论的丛林,但这个理论的丛林并非无章可循。在本文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它开始于古典自由主义之下的英美,后自由主义经历了法国大革命走向了自由主义的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区分,媒介规范理论受到政治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的发展中体现了英美与欧陆的媒介价值观差别,经历了从自由主义走向多元的发展路径。这种多元化的即在于媒介价值观的多元;又在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相对论、测不准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摧毁了人们对确定性的信仰,“真理”逐渐让位于“方法”,一个“一”的现代世界坍塌了,一个“多”的后现代宇宙来临了[2]。
媒介价值观多元的动因主要来自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最终是为了修正自由主义。集合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数百年的媒介规范理念,作为集大成者的《报刊的四种理论》范式提供了自由主义的规范视角,其后的哈切登、梅里尔等人在《报刊的四种理论》模式基础之上,注意到了全球新出现的媒介规范并试图使之理论化。但囿于《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范式和历史环境,这些理论没有突破《报刊的四种理论》的自由主义视角。一直到自由主义在西方遭遇到价值危机——媒介实现民主所赖的媒介多元性受到市场发展的威胁,民主在自由的名义下逐渐被侵蚀,新的媒介规范理论呼之欲出。此时,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同时出现了号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其强调社会价值,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家干预。随着这些媒介现实和政治现实的变化,皮卡德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规范理论,麦奎尔提出民主参与理论,哈贝马斯至今仍然力图发扬民主协商的政治规范理论和包含其中的民主协商的媒介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对媒介民主价值观的诉求。
虽然媒介的民主价值观得到彰显,但《报刊的四种理论》范式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报刊的四种理论》的假设“媒介的经济影响和所有权模式无关,政治影响和政府或者国家结构无关。而且,媒介从这两种社会力量中受到的影响,被假设并不相同。[3]”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研究并不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根本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研究都是西方意识形态之下的研究,无论它们站在哪一种立场上。下图显示了从16世纪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视角下的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媒介规范理论在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上的歧路。
注:刻度为时间.
三、对传播学研究的启发
通过规范理论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对传播学研究的四点启发。
首先,要重视媒介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说,传播学研究都将涉及价值判断,虽然它不一定明显出现在每一个研究之中。对媒介规范理论的规则设定,更是直接建立在媒介价值观之上。因此,没有一个明确的媒介价值观,在研究中很容易流于表象,缺乏价值理性而过度重视工具理性,最终损害研究本身的价值。更进一步说传播研究需要一个符合社会需要,与文化传统契合的媒介价值观。
其次,文本的历史性。从媒介规范理论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它产生于每一个历史步骤之中,有持续也有断层,但每一个变化都是由于新的历史状况的需要。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到两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New liberal)再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出场,都基于某种对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需求。因此,对在其中语境中的媒介规范理论也不可脱离历史情境去理解。这种“历史的文本性”必须通过“文本的历史性”去解读,任何试图超越语境去理解媒介规范理论的努力都是无用的。如果在不同的语境中,进一步试图将规范理论转化为现实,更是无用之举。正如在我国的传播研究中,不仅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中考虑,更需要在传统语境中考虑,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上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三,自由主义的非普适性。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其一,作为自由主义的媒介规范本身的发展就蕴含着张力,难以用统一的、固化的价值视之;其二,特殊的历史语境决定了该理论的生成,更难以加以照搬。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其资本主义经济植根于(作为一种活动的)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获取过程的意志,而不是植根于(作为一种对事物的不断增加的占有的)追求获取物的意志[4],从这个角度来说,在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上的不同就决定了自由主义思想绝非普适。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概念也远远没有被人们毫无疑义地普遍接受。事实上,它经历了相当晚近的历史性的概念发展过程;而且从本质上来说是作为一个西方的概念。正如科林指出的那样:西方的个人主义远没有表达人类的共同经验。就整个世界而言,人们大可将其视为各种文化中的歧出。[5]
第四,关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知识论。
媒介规范理论是对应然的描述和论证,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理性主义的产物。在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知识论时,应该本着知识与现实的互相建构来辩证对待两者关系。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此问题上秉承的是辩证论,而绝非理性建构主义的。它认为通过新的理性化的方法,这种相对的非理性具有潜在的可理解性。同时,我们认为应该从非理性主义思想中得到这个洞见:历史-政治领域不是由许多无生命的客体组成的,因而一种只追求规律的方法必然失败[6]。媒介规范理论绝对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建筑蓝图,而“评价这些理论不是发现它们提供了具体描绘不同政治系统的准确描述,而是这个规范取向导向了一个理解大众媒介的社会地位的有价值的理解。[7]”
卡尔·曼海姆认为,“我们无法事先设计一个事物应当是什么样或将是什么样。我们只能影响形成过程的总趋势。我们始终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只能是下一步。政治思想的任务不是去建构关于应当是什么的绝对方案。理论,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理论,只是形成过程的产物。理论与实践的过程是……(1)理论是实践的产物;(2)这个理论导致某种行动;(3)行动改变现实,或者在失败的情况下,行动迫使我们修正先前的理论。由行动带来的实际形势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理论。[8]”
此外,不仅从规范理论的内涵上,而且从方法上来说,西方的媒介规范理论处在西方传播科学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科学所具有的实证特征在媒介规范理论上有所体现。舍勒曾告诫我们,“西方人的强权扩张确实使现代西方已经专业化的实证科学获得了发展,而且它们的方法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推广,……但是,它的起源却恰恰只不过是一种欧洲人的产物而已,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属于各个民族及其历史的一个个别的和特定的群体所得出的结论而已。[9]”
行文即将结束,让我们再次思考研究规范理论的意义何在?规范理论提供了一个复杂的社会和媒介的体系构想,在它的核心领域,是关于媒介制度、媒介与权力的政治构想,这个理论来自于媒介现实,也来自于西方文明、西方政治哲学的知识背景,反之,规范理论提供了对现实的指导,特别是关于媒介制度的建设。所以,研究规范理论具有现实关怀。在另一个层面上,媒介规范包含着应该的含义,也就是它的乌托邦成份使它永远具有对现实修正、改进,达到最优的理想的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理论本身值得尊敬。
(作者简介:柯妍,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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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联邦德国)托马斯·迈尔等(1987),刘芸影等译,《论民主社会主义》,东方出版社。(第38、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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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新闻自由委员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展江等译(200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序言、82、9、16、8、112、110、131、73、26、72、123页)
9.徐友渔、周国平、陈嘉映、尚杰(1996)《语言与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70、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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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英)以赛亚·伯林(2003)《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第187页)
12.(美)伊安·夏皮罗著,姚建华、宋国友译,《政治的道德基础》,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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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英)约翰·麦克里兰(2003),《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怀栋译,海南人民出版社。(第110、468页)
15.俞可平(2000),《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55-257页)
16.俞可平(2003),《增量民主与善治——转变中的中国政治》,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109、115、156页)
17.张昆(1997),《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第37、55页)
The Essence and History of MediaNormative Theory
KeYan
Abstract:Medianormative theory is a basic theory in media studies. It has strong relationswith the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rict media normative theoriesstudies began from 1940’in western. The representativestudy is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created in 1950’s in America. The media normative theoryhave three aspects, one is the scope of the theory ,the second is the historyof the theory and the last is the universal rules basing on this norms to othermedia research fields. With the changing context in knowledge and the media,the normative theories are changing to be diversification.
Keywords:Media Normative Theory, Media Vaule
[1](英)安东尼·阿巴拉萨特著,《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75页。
[2] 马凌,《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5页。
[3] Colin sparks <Media theory after the fall of European communism, why the oldmodels from East and West won’t do any more>,in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Edited by JamesCurran and Myung-Jin Park,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p36.
[4] (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164页。
[5] (英)安东尼·阿巴拉萨特著,《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9页。
[6]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273页。
[7] TerjeSteinulfsson Skjerdal, Siebert's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ACritique,1993 in http ://www.geocities.com/CapitolHill/2152/siebert.htm
[8]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九州出版社2007年4月,第258页。
[9] (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问题》,华夏出版社2000年1月,第202-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