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诵读研究掇要

邵丽英

（青岛农业大学）

【摘要】本文较全面地梳理了自古至今国内外对于诵读的研究，着重探讨了现代中国的诵读研究，并通过厘清现代中国三个朗诵高峰时期，分别探讨了不同时期的诵读研究，指出了我国诵读研究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诵读；研究；国内外

 

The Research of Global Oral Recitation Art

 

Shao Liying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oral recitation research around the world since ancient times, particularly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oral recitation ar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three peak periods in modern China, discussing the achievements respectively in different times, pointing out the developing ori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Chinese oral recitation art.

Keywords: Oral Recitation, Research, Global

 

       诵读是一个泛指概念，广义的诵读包括诵、读、吟、咏等等，它们同在诵读范畴内，并无本质的不同，而只有方法上的差异。按照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庭相似理论，语言家族内一两个概念可以衍生出很多与之相似的概念，就诵读来说，“诵”和“读”的原始意义正如这个家族的男女两位始祖，而其他与之相似的概念只不过是其繁衍的子孙后代，凡是通过出声地念以获得对诗文意义的理解和文辞的习得，都属于诵读的范畴。

一、古代

       西方对诵读的研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便已开始，他在《修辞学》中提出了“必须注意朗读”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之后，古罗马的贺拉斯在《诗艺》中也曾论及诵读，提到通过朗诵来品评诗歌的好坏。黑格尔曾在其《美学》中对西方的文体与诵读的变化进行过详细分析。日本早在中古时代就有“披讲”等诵读方式并有学者对其研究。而在重文轻语的中国，虽然在几千年的文化史中，诵读与读书人的学习同步，“读”与“学”相伴而生、如影随行，但正由于这种同步，竟使诵读在中华民族文人手中长期以一种被无视的工具状态存在，人们随心所欲地使用它，就如张口说话一般习惯和自然，却无人去探究这工具的性质、功能，以及其深蕴的文化内涵。正因此，历代典籍中的“诵”字比比皆是，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年制作的共收录830种文献的汉籍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可见“诵”字共出现9881次，但这些字却大都只起到一种指代作用，如《韩诗外传》卷九“孟子少时诵。”^[1]《周礼·春官·宗伯》“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均只有一简单的诵字，却并未解释何为诵、如何诵，诵的意义、效果等等，即使在历代诗话、词话中，也缺少对于诵的理论表述，只在各种文学理论著作中散见零星碎语，极少有人探究字面下隐藏的深层内涵。

      在我国诵读历史的海滩上，最闪亮的珠贝也许要数清代桐城派的理论了。桐城派最重声音节奏，并创造了独特的古文吟诵法，倡导“因声求气”，其法流传至今。其代表人物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论及诵读时说：“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2]曾国藩也如桐城派文人一样，对诵读极为重视并曾有真知灼见，他在《家训》中说：“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3]两者都从写诗为文的角度间接论述了诵读的功能，从此真正掀开了我国关于诵读的理论研究篇章。

二、现代

       时间进入现代，西方国家上至总统、皇室，下至平民百姓，延续贯穿两千余年的传统，对于诵读一直有着未曾断裂的兴趣，各种报章上有关新书朗诵、诗歌节朗诵等的报道比比皆是，而在中国，自辛亥革命开始，诵读传统出现了由行政力量导致的断裂。

       （一）式微

       中国文人的诵读传统自辛亥革命后出现了断裂，在1904年1月政府颁行《奏定学堂章程》时，对吟诵古诗还比较重视，有具体规定：一是所读经书里包括《诗经》，二是“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特设“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要求：“遇闲暇放学时即令其吟诵，以养其性情，且舒其肺气”。但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十九日，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下令废除公立小学读经科课程，同年五月又废除中学读经，并同时废除各级师范学校读经。虽然接受过旧式教育的一些教师还在努力维护“诵（美）读”“吟唱”的教学地位，但总的看来，语文课堂里“读”风开始趋于衰落，“讲”风渐渐强劲起来。正如周振甫在《技能的训练和理论的研讨》（1946）一文中所说：

       “旧式的国文教学最为五四运动以来所诟病的，就是专重诵读。这种看轻诵读的风气，使一般中学国文教师耻于范读，学生也以诵读为可耻的事，于是学校里只讲不读。”

       诵读式微，使中国的学人从此失去了由声音所创造出的独特世界，也使得其理论领域一直如冰封的厚土，乏人开垦。

       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引入我国后，重文轻语的思想依然抑制了学者对诵读的深入探讨，而只在从诗的层面研究音韵，研究字面的结构、意义、功能时，对吟诵等做惊鸿一瞥，如赵元任先生曾指出：“音韵学也还是一种辅助的学问，他的目标是：在读书的时候，可以把正确的音放在正确的字形、字义上；同时对于诗、词、歌、赋的创作跟朗诵，也要有适当的准则。”^[4]打破这种僵局的是国学大师唐文治，他认为，古文中的精品必得背诵且朗朗上口，才能悟其神韵内蕴。1920年，他应聘任无锡国学专修馆(后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馆长，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亲自授课，并独创古文朗诵法，三十年代初的大中华唱片公司专为他灌录了十张一套的朗诵唱片，内中收录了《秋声赋》、《前出师表》、《岳阳楼记》、《吊古战场文》等名篇，这种古文专读法，令章太炎大为赞叹，时称“唐调”。在他之后，赵元任先生也曾详细描述过常州吟诵十七调，并亲自示范吟诵，其声音至今仍留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但彼时，仍然缺乏系统的对诵读的研究著述。

        （二）转折

       我国的朗诵艺术在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曾取得第一个高峰，并出现了黄仲苏《朗诵法》（1936）、洪深《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1946）等著名的理论著述。黄仲苏的《朗诵法》把“朗读腔调”分为“诵读”、“吟读”、“咏读”、“讲读”四类，并论述了各自适用的文体。戏剧家洪深的《戏的念词与诗的朗诵》，分别探讨了四声、韵律、发音、节奏等，并分析论证了“念”、“诵”等的异同。

       谈我国的朗诵理论与实践，不能绕过香港的大公报。于1937年“九·一八”纪念日创刊、1943年10月31日停刊的大公报，共出版996期，历时六年零一个月，在此期间，该报以其文艺副刊《战线》为阵地，大力提倡朗诵诗运动，推出了以高兰为代表的一批朗诵诗人。在大公报的倡导下，进步学人通过理论探讨和朗诵实践，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诗歌朗诵运动的开展，为中华民族抗日怒潮的壮大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1942年8月5日、6日，《战线》主编陈纪滢在《战线》上发表《新诗朗诵运动在中国》(上、下)，这是抗战时期最早的全面梳理诗歌朗诵运动的文章，虽然在谈到古今朗诵的存在方式及其变迁时，因缺少古代典籍的佐证而使推想的结论失之武断与简单，但仍反映了作者的不凡见识。文中回顾了诗朗诵运动从抗战初期以来的发展过程，分别记录了几次值得纪念的朗诵盛会以及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的新诗朗诵运动，指出朗诵诗的产生是以诗歌大众化、打破形式主义及要收到直接宣传效果为出发点，这些观点今天看来仍有其积极意义。

       朱自清先生是关注朗诵诗的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在亲历了抗战时期诗朗诵运动后写出了许多关于诵读的文章，如《诵读教学》、《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论诵读》、《论百读不厌》等，后分别收在作品集《标准与尺度》以及《论雅俗共赏》中。《论朗诵诗》是朱自清多次参加西南联大诗歌朗诵会之后，结合“朗诵诗”活动的审美感受与多年诗歌朗诵“诗的语言”实验的诗学思考所写的学术论文。正是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朗诵诗”是“新诗中的新诗”的著名论断。他并在许多文章中从国语教学出发，论述诵读的重要性并在方法上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此外，朱光潜、王力、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黎锦熙、魏建功等大家都曾论及诵读，这些学者的论述今天看来仍有启示。

       1946年12月13日，着眼于国语教学的一批诵读倡导者在北京大学蔡孑民先生纪念馆召开过一次“中国语文诵读方法座谈会”，由魏建功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黎锦熙、朱自清、朱光潜、顾随、吴晓铃等二十余位先生。在这批倡导者中，黎锦熙先生可被视为推行诵读的急先锋。他曾被委派到台湾进行国语统一教育，为台湾今天良好的国语面貌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坚持认为，学语文不能不讲究诵读，所以，他的改革案中，特别重视各类文章的诵读。黎氏还在实践的基础上特别总结出了三种读法，即“疏解的读法” 、“论理的读法” 、“审美的读法”，分别代表了诵读的预习、理解和声情并茂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在40年代着眼于国语教学对诵读进行的这次集中研究，应是这个诵读的国度的文人们首次大规模自觉对诵读的集中探讨与研究，可以认为是诵读的觉醒，可惜此讨论并未延续下去，只限于一本座谈会记录和几篇散见于各人文集中的文章，文人的呼声在那个动荡的战乱年代毕竟太弱，虽然台湾地区国语的推行与此不无关系，但终于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诵读方面形成大的气候。

       （三）发展

       前苏联的朗诵艺术在十月革命后获得了全民的承认，并开始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功勋演员符·阿克肖诺夫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了朗诵的艺术规律，并回顾了俄罗斯朗诵艺术史，辑成为《朗诵艺术》一书，此书于1957年由齐越、崔玉陵翻译介绍到我国，对我国的朗诵乃至播音艺术、理论的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建国初期一批诗人如贺敬之等所创作的朗诵诗曾经脍炙人口，并在广播上由著名播音员朗诵，掀起了朗诵在中国的第二个高潮，它们以激情澎湃的内容、以高扬的声调讴歌一个崭新的时代，并对人们起到了激励作用。与此同时，各种朗诵活动风起云涌，诗歌朗诵活动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文人的激情只表现在诗行间，朗诵者的兴趣也只在活动中，并未延展到对诵读进行理性的思考，因此当时与诵读相关的理论研究极少，孙潜著《文学作品的朗诵》（1956）、由朱光潜等的文章集成的《朗诵艺术文论》可谓凤毛麟角，甚为罕见。而四人帮横行时代，文人噤口，内容空洞的朗诵与假大空的播音一起成为政治与权术的传声筒，当然更无人肯俯身低首对诵读做深入的理论思考。轰轰烈烈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也仅有声音，并未延伸到对理论的探索。仅在1978年，由香港出版的《朗诵研究论文集》问世，论文集分为上下两辑，共收录了26篇论文，这些论文的内容包括诗与文的读与诵、意义、方法、效用等，总体来看，与前面已有的著述相比，未有新的建树。

       （四）飞跃

       我国诵读理论打破沉寂取得突破，应该说自张颂教授的《朗读学》开始，作为当代关注到诵读的第一人，张颂教授最早认识到诵读的博大内蕴及其强大张力，其于1983年问世的力作《朗读学》如灿烂星辰，照亮了中国诵读的天空。该著作探讨了朗读的本源和作用、朗读的规律、朗读的目的，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了具体的朗读技巧，首次建立起朗读学的理论体系，使朗读具有了独立的学科地位。自问世以来，一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对现实的诵读活动起到指导与推动作用。之后，有关诵读的著作不断出现，相继有陈爱仪著《朗诵艺术谈》（1986）、赵兵、王群著《朗诵艺术》（1988）等，都立足朗诵实践，从各个角度透视朗诵，并各有独特的见解。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有关诵读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但大都偏重于或全部集中于操作技巧及具体的篇章解读，缺少理性思考，未能深入到其底蕴、触及其强大内涵。杜伟东于1992年出版的《朗诵学》可谓一个例外。这本著作着重于朗诵音声艺术形式方面的规律以及音声曲拱的推演等，在一片操作技巧的解读中能沉静下来对朗诵做纯理论的解读，确属难能可贵。此外，台湾学者从“声情艺术”的角度对诵读进行了系列研究，如潘丽珠教授立足于语文教学，梳理了“读、诵、吟、唱”等的概念及效能；林文宝教授立足历史，对朗诵进行了多角度探讨；另有学者以二十五史为据，探索了声情艺术的源流与发展。陈少松教授1997年出版《古诗词文吟诵》，结合历史探索了“吟”的脉络，并描述了吟的各类技巧，是我国为数不多的有关诵读研究的力作。而在日本，川本浩嗣教授于1991年出版了《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在第四章“日本诗歌的韵律”中单独辟出一节“朗诵的模式”，对于在韵律基础上日本诗歌独特的朗诵方法作了理论分析并以理论为指导进行了朗诵技巧的详细阐述。

       1998年6月，中国青基会正式启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此后相继有29个省、市、自治区80多万孩子直接参加了诵读工程。行政力量的介入，使泱泱华夏再次掀起诵读活动的浪潮，并在进入21世纪后迎来第三个高峰。由国家语委与教育部共同推动、自2007年开始的“中华诵”系列活动目前已成为具有社会性的品牌活动，其中每年一届的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仅分组就有公务员组、军人组、大学生组、留学生组、社会人士组及港澳台组等，显示了全国社会各界广泛的参与热情。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而带来的这第三个诵读高峰，间接推动了我国的诵读理论研究向前迈进。张颂教授于2002年付梓的著作《朗读美学》，对有声语言进行了美学意义上的新探索，正因向相关学科的大胆拓展，《朗读美学》又一次将有声语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使诵读第一次显示出了其跨学科的本质及多姿多彩的生命活力，从而使该著作如张颂教授的很多著作一样，在有声语言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曾多次撰文论述诵读，并在《语言、文化与个人素质》^[5]一文中向全社会发出重视诵读、推行诵读的号召，这其中当然包括对于诵读理论的研究。张颂教授也多次对有声语言传播理论研究“个体性的单项研究多，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双向和多向研究不足，‘各吹各的号，各有各的调’，鲜有交汇和碰撞”的现象提出批评，向业界呼吁重视并拓宽学科理论研究，其中包括对于朗读与朗诵理论的新建树。遗憾的是，这种前瞻性的号召并未得到广泛响应，目前不断出现的书籍依然范围甚窄，少有亮点。值得一提的是伏俊琏、钱锡生两人的博士论文《俗赋研究》与《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前者较细致地探索了赋（包括诵）的历史渊源；后者立足于传播学，辟出一章专门探讨了我国唐宋词的吟诵传播方式。在我国学者大多依旧执着于对诵读技巧进行探讨时，西方学者已开始从实验层面进行诵读对人本体的效能研究，川岛隆太教授基于大量实验的《朗读让脑袋变聪明》于2003年问世，相关研究在德国也已进行并得出了相似结论。川岛在实验中分别进行了“默读”与“朗读”两种实验，研究发现，出声朗读时，以前额叶皮质区为中心的广泛区域比默读时更加活跃，而大脑活跃带来的良好结果至少有三条：改善痴呆症状、提高自闭症儿童的交流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动手能力。实验结果是令人惊讶，也是令人振奋的，川岛的研究无疑令世界范围内的诵读研究又前进了一大步。

       令人欣慰的是，与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同步，关于经典诵读的实践与课题研究风起云涌，有关于诵读教学的，有关于诵读效果的，在相关立项的课题中，ICI国际文教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与技术学院于1998至1999年合作进行的“儿童诵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潜能开发”研究，通过一系列实验对诵读与儿童智力因素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诵读与儿童智力发展正相关的结果，为我国的诵读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前人开路，后人拓宽并延长。可以想见的是，诵读的天地无限宽广，正期待着后来人以顽强的意志、严谨的学风、不懈的努力继续上下求索、续写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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