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很多媒体群都在找人，传统媒体没落，记者跳槽，好记者难找。一些不错的企业也开出高薪找媒体人去做公关。

媒体在探索转型的同时，可能先要面对的是，如何留住人才这一难题。

本文作者的观点是，报社或许需要建立包括期权、股权、工资绩效增长机制等一系列薪酬体系在内的机制来确保记者的收入的有效增长，保持报纸的核心竞争力，毕竟对于报社这个轻资产公司，人才才是核心资产。

媒体圈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则段子——记者职业生涯路径规划不外乎三种：记者、编辑、退休；记者、编辑、总编辑；记者、转行。

在市场化媒体中，能彻底实现第一种目标的少得可怜，能做到第二种的更是稀缺，大多数选择了第三种道路，且不少是在从业4—7年的时候就离开了纸媒。

媒体行业似乎成为其他行业的培训学校，稍稍关注下市场化的媒体，或许就会发现，较少有在媒体行业从业超过10年的记者，很多人跳槽到了金融、公关等行业去了。

这不能不让业内人士感叹风水轮流转，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其他行业人士义无反顾地转业到媒体，因为这里承载了理想和现实的结合，收入不俗，且能实现人生理想。

一正一反，记者的职业空间的天花板和瓶颈已暴露无遗，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化媒体领域，为何如此?

为了探究这一原因，笔者和7家市场化媒体的中层及记者进行了仔细交流，并和一家党报负责人进行了沟通，试图从一个普通记者的角度来探寻个中原因。

一、监管日趋严厉下的纸媒发展空间萎缩

首先，我们做一个假设，若中国的几大主流市场化财经媒体的文字不放到网络上去，有多少终端读者能够阅读到这些新闻?报纸的影响力是否会下降不少?

答案不言自明，近年来，受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冲击，传统纸媒的读者越来越少，更多的人选择通过新媒体阅读传统媒体提供的内容。

传统媒体的盈利空间受限，进一步影响到了传统纸媒的发展速度，目前，新报纸诞生的速度远不及10年前，尽管偶尔有新杂志出版发行。

纸媒行业的问题反过来就影响到了个体的发展空间，影响了记者个体的士气，而就在传统纸媒发展放缓的同时，新媒体却发展迅速，媒体这块蛋糕比例中，新媒体占比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传统媒体的记者纷纷跳槽到新媒体，尤其是门户网站，这个趋势较为明显。

在和一位从传统媒体转到门户网站的财经记者交流时，其明确表示，新单位提供了比传统媒体要“高不少”的报酬，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发展机会大，可以衍生出很多新产品”。

好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在发展网站、微博等全媒体产业，但由于涉及到新的利益格局调整，导致网站等后者往往附属于报纸等前者，后者功能往往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很难激发传统媒体记者与网站的互动。

不仅如此，由于现在商业网站等不具备新闻采访资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媒体的发展，成为传统纸媒的优势之一，但由于实际操作上，各地网络媒体都在从事采访业务，故一旦未来放开，则网络媒体竞争优势更为明显。

与传统媒体自身遭遇到新媒体挑战“困境”相对应的是，传统媒体的空间受限在很多人看来也与现在监管环境有关系。

目前，市场化媒体大部分是财经类媒体，以往这类媒体报道的话题往往与政治并无多大直接联系，主要与经济活动相连。

但新的语境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也往往牵涉到其他问题，因此，对市场化财经等媒体的监管也日趋严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化报纸和记者的进一步发展。

与之相对应的是，党媒党报近年来在诸如政经突发事件上反而受到的限制较少，加上这些媒体本身记者素质也很高，在拿料等报道上表现非凡，进一步凸显了市场化媒体的“劣势”。

或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有效地结合网络，加强深度和专业性，或许会进一步增强忠实读者的群落。

二、激励机制缺乏，理想敌不过现实

看到不少中年记者去世的消息，外界或许会对“无冕之王”的记者会换个角度来观察，事实上，他们的付出和收获或许并不成正比。

以记者行业中最为辛苦的调查记者为例，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调查记者的总体收入水平不高，大多数人对报酬与福利不满。不容乐观的是，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

作为一个报社最有理想的群体之一的调查记者都有如此强烈的转行打算，显然，激励机制的匮乏到了需要改变的地步。

不过，在交流中，笔者感受到调查记者对纸媒现状的不满是传统媒体中最为突出的，相对于调查记者，金融、产业等领域的记者满意程度则高了不少。

但这是相对的，由于金融、产业的记者遇到的同龄人更多的是各自业内精英，收入较记者更高，且发展空间更大，所以这些行业记者“怨言”也不少。

接受咨询的媒体中层和记者均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传统体制下的报社，尤其是党报，激励机制难以改变可以理解，但市场化媒体的激励制度也严重缺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一位从事了7年财经报道的记者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状态，大学毕业后，第一年，月收入8000元，如今，做了7年记者，月收入10000元，而他的同学大多数都已经是2万多一个月。

“刚毕业时聚会我经常去，现在我也去，但失落感很强”，这位财经记者的经历与很多记者很相似，他的一个做企业上市的同学年终奖“20多万”。

通过和多位记者交流，发现市场化媒体往往采取了底薪加稿费的模式，稿费对于所有记者一样，根据稿子质量决定，底薪则根据从业年限等决定，但新记者和高级记者底薪差距很小。

这就使得记者在收入上很难有“质”的变化，在与其他行业，在与新媒体的待遇对比后，在与同学以及同龄人对比后，难免有落差。

有意思的是，在交流中，媒体中层怨言更多，以上海某市场化媒体为例，中层负责人的收入甚至不及普通记者的收入。

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中层这个介于高层和普通记者之间的群体，往往缺乏对外“勾兑”的能力和权力，同时在报社内部也受限不小，所以有怨言或可理解。

在这种环境下，从业越来越久的媒体人的理想慢慢消退，这也带来了一个潜规则，不少媒体从业人员都试图在“外面”做事，只不过，从目前交流的状况看来，成功的很少，只有一些中层在外创业成功了。

对未来收入预期的降低，对理想的失望，这个瓶颈已经影响到了不少记者的积极性。

根据聊天、沟通的结果显示，目前几乎没有市场化媒体采取股权等激励手段，激励机制严重缺乏，记者被当做新闻生产车间流水线上的一名“农民工”。

显然，报社或许需要建立包括期权、股权、工资绩效增长机制等一系列薪酬体系在内的机制来确保记者收入的有效增长，保持报纸的核心竞争力，毕竟对于报社这个轻资产公司，人才才是核心资产。

目前，一些网站已经给予中层以上管理层期权或者股权，尽管份额不高，但至少给予了期许。

三、缺乏职业上升空间：资源稀缺背景下难寻归宿感

在记者个体收入难以增长的背景下，“位置”难以上升，也成为传统媒体，尤其是传统市场化媒体的一个劣势。

笔者和三位不同报社的中层沟通，其中一位开玩笑表示“混得好的都不会留下坐这个位置的”，另外两位则认为“没得选择，不知道去了其他地方干嘛，这个位置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根据笔者调查，目前，尽管各个报社管理体制不同，但基本分为两种报社内发展路径：职称路径和职位路径。

职称路径也即由记者慢慢发展为高级记者，转而做编辑、高级编辑，若有可能，发展为编委、副主编、主编;职位路径则是由记者慢慢发展到行政职位，成长为主任、总监等。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由于这几年传统媒体发展缓慢，利益格局也已基本成型，“坑已经被占满了”，所以若非有中层辞职，很少有新人能上升到更高级别的行政职位。

针对这一问题，部分报社因人而设立了不少岗位，但这些岗位往往实际权限较小，也引起了这些中层的不满。

而由于中层基本确定，内部资源有限，所以在稀缺的资源下，内耗较为严重，具有报社特色的文人相轻事件较多，笔者就了解到多家媒体中均有相关事件发生。

对于这一问题，以前的各类报社往往通过衍生出一家新的报纸，将“富余”人员成功安置到新报纸，但在当前背景下，很少有报业企业愿意推出新的报纸，行为偏谨慎。

第二，即使能够升迁，但收入和权力较小，导致部分中层只是利用报社平台在外做事。

这就使得普通记者在看清楚了形势之后，对于在报社内部升迁缺乏兴趣，笔者和7位记者沟通，只有一位女性记者表示“作为母亲，报社挺稳定，希望在报社内部发展”。

这就使得记者的归属感缺乏，在和某证券记者交流时，对方明确表示，希望利用报社平台，多认识些业内人士，为将来跳槽做准备。

缺乏升迁机会，以及即使升迁也很难起到长期激励作用，这使得归宿感相对很难建立起来。

在升迁路径、设立新报纸路径都很难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显然各个报社要为在职员工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比如大力发展网站，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开发新的诸如奢侈品杂志等新的增长点。

四、市场化媒体培养、管理机制缺位

目前，一些媒体的管理机制不活，管理水平不高，这也影响到了记者的发展空间。

比如，某市场化报社的记者这样说，作为目前媒体界不正常现象的红包，虽然报社禁止，但的确在现实中往往存在。

但这位记者所在这家报社的做法是，记者拿到红包后，必须交给报社领导，领导再决定是否可以发稿子，是否返还一定金额的费用给记者。

这种匪夷所思的做法得到了这家媒体多位记者的证实，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管理体制已经严重伤害到了记者的发展积极性。

事实上，诸如《第一财经周刊》则要求记者不允许收受红包，否则离职，现实中，尽管这一做法和大环境格格不入，但至少体现了报社严格的管理机制，而不是前述这家报社的唯利是图的管理机制。

不仅如此，在交流中，多位记者表达了对现行报社的培养机制的看法，他们均表示每天都“疲于奔命”，基本上没有时间学习，“感觉人都被消耗尽了”。

于是，在记者不断外流，新记者得到完善培养的机会相对不多的情况下，却出现了一个“怪事情”。

媒体之间互相“挖”成熟记者，或者想招收成熟记者，却发现即使招聘很长时间，也很难招聘到成熟记者。

一位新成立的综合类杂志负责人说，该杂志出资到了20多万一年的收入也没有招聘到合适的成熟记者。

对于报社而言，若对自身有足够的自信，努力培养自己的新人，或许是最合适的道路。

以笔者所在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为例，很多记者都是从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之后经过报社一系列培养和自身的努力，逐步成长为国内该行业的优秀记者的。

五、记者自身的“懒散、眼高手低”的现象

包括笔者在内的接受咨询的记者都有一个感受，在从事了多年记者后，动手能力“基本很弱”，“只会动嘴皮子”。

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客观的环境，也有一个主观的环境，客观环境是，报社的特点决定了大部分记者更多的是靠嘴和笔生活，而主观环境是，记者因此默认了这一特点，长期形成了“不接地气”的特点。

撇开客观环境不谈，记者自身的长期“惰性”也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比如很多记者只是打打电话就写出一篇稿子，而不是实地去调查，和企业，和政府无缝对接，显然就会形成眼高手低的现象。

长期的懒散习惯让记者转型到新单位或许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适应时间，而眼高手低的现象也屡有体现。

在和一位从媒体行业出来到公关行业的前记者表示，在到公关公司之前，认为公关很简单，到了公关之后，却发现“很难”，“尤其是责任意识，这点在报社很缺乏”。

在报社，稿子出了问题，或许会由报社来承担，但事实上，在其他行业里，出一个大问题，或意味着饭碗的丢失。

总结

上述这些原因或直接导致记者职业天花板出现，事实上，很多记者、包括一些曾经很有理想的中层，逐渐变得“现实”了，但内心还是隐藏着曾经的理想，一旦能得到有效激发，还是能发挥巨大潜能。

在前面说了不少传统媒体的“负面内容”，主要目的仍然是去发现这些问题，并正视这些问题，并非说纸媒等传统媒体未来堪忧。

事实上，传统媒体的优势仍然很大，阅读纸媒还是部分人生活的一部分。近期，笔者去了澳大利亚，在与悉尼不少中产阶级聊天时，他们均表示最喜欢的周末生活就是“一杯咖啡，一份报纸”。

随着纸媒加强和网络媒体等互动，纸媒的魅力会更加得到发挥，不过，要想可持续发展，破除这些天花板就显得较为迫切。

美国媒体很多从业人员都从一而终，部分传统媒体的发行量也再创新高，记者团队精神和专业精神也让人敬佩，这些或许都是我们的目标。

有时候想，改变不了大环境，改变不了小环境，就改变自己吧，至少，从笔者角度，我们要改变上面第五点提到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