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本分析法：路径、理论与技术
张磊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媒介文本分析是一种分析媒介内容的研究方法，它是一种阐释，也是一种理论和方法的有机结合，更是一种文化实践的策略。本文阐述了文化研究学派发展历程中文本分析法的形成，讨论了其理论根基，并总结了六种基本的分析技术：符号分析、再现分析、叙事分析、类型分析、互文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
【关键词】文本分析，权力，文化，意识形态，符号分析，再现分析，叙事分析，类型分析，互文性分析
Media Textual Analysis: Approach, Theories, and Techniques
ZHANG Le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extual analysis of media is a series of research methods on media contents. It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ies to combin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I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academic researchers. This paper traces the formation of textual analysis in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Marxism and structualism, and highlights six main methods including semiotics analysis, representative analysis, narrative analysis, genre analysis, intertextuality analysis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KEYWORDS: Textual analysis, power, culture, ideology, emiotics analysis, representative analysis, narrative analysis, genre analysis, intertextuality analysis
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弥漫着大众媒介编织的内容与文本。一份充满文字和图片的报纸，一个精心设计规则的选秀节目，一部或搞笑或催泪的电影，一首儿女情长的流行歌曲，一个层层链接的网站，甚至一条微博、一个短信、一段视频，都是各种符号构建的文本。受众对这些内容进行解码，而研究者们也不断对它们进行解读。基于现象层面的初步评论是读后感或观后感，使用定量方法进行统计是传播学中的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而使用符号学和各种社会文化理论进行解析则归属于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方法了。
文本分析是研究媒介内容的重要方法。它建立在一系列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具体的分析工具对复杂的文本进行解剖、解析甚至解构，并将之置于广泛的社会文化脉络下进行理解，目的是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例如，报纸新闻讲述了什么故事，提供了理解时事的什么框架？电视广告和电视剧对于女性进行了什么样的呈现，造成了什么刻板印象？选秀节目反映了什么社会规则，传递了什么社会理念？文本分析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深入的理解。
文本分析作为一套固定的媒介分析工具，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文学研究和电影学研究，通过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的典型性研究进入媒介研究者视野，并形成了特定的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方法与内容分析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其借助的各种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为其打造了方法论的内核。要想理解文本分析法，首先需要回顾文化研究学派的路径，并从其吸纳的理论资源中寻找线索，进而掌握相关研究技术。
一、路径
如果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看作一个研究领域的话，其覆盖范围极广。从学科领域来说，它渗入了文学研究、美学研究、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媒介研究、政治学研究等。从地域来说，Cultural Studies最早是在英国形成的，但是逐渐在北美、欧陆、澳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处于蓬勃发展的状况，例如香港、台湾、大陆两岸三地都有专门的院系，也有学者致力于相关研究。虽然文化研究更多是一种跨界的研究领域、流派和取向，其研究者也提倡非中心化和打破疆域，但是一般在提到文化研究学派的时候往往会追溯到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也会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英国特定的文化发展脉络。那个年代是一个“小人物造反的年代”（肖小穗语），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也反映并嵌入了这个时期的整体社会文化进程之中。当时有一些来自文学研究、电影研究、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学者，不再只是将研究焦点放置在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等经典文学之上，而是通过对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的细致分析，寻找日常生活文化实践中的能动性和抗争力量，这就成为文化研究思潮的开端。1964年，在理查德·霍加特的领导下，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建制，寻找学术诞生的新路线。也正是以CCCS为核心，形成了伯明翰学派以及文化研究学派。
早期重要代表人物除了霍加特之外，还有雷蒙·威廉斯、爱德华·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等。霍加特是CCCS的创始人，是一位重要的文学研究者，但他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古典文学，还包括现代文学作品。例如，他曾经为企鹅出版社出版D.H.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而辩护。他对阿诺德、里维斯等人认为的文化具有经典性的观念作了批评，认为文化的价值不能只是从文学水平上来评价，而是要结合社会状况来思考。他的代表作是《识字的用途》。雷蒙·威廉斯是理解文化研究思潮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和社会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文化又是普通的，所以文学和文化分析的视角必须进行一番重新的革命。他的《文化与社会》等著作奠定了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研究的阵营中还有一位工人阶级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他写了一本有影响力的书叫《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书中他梳理了一个阶级的形成史，不仅强调其生产资料的占有、生产关系的位置、政治权力的分配，同时还在文化上探讨了一个阶级是怎样确定阶级身份、形成阶级意识、建构阶级认同的。换言之，只有物质资料的占有和生产关系的分配，一个阶级可能会被放置于某个位置，也就是自在的阶级，但是它还要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即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一个共同体，那就需要依靠阶级共同的文化实践来达成了。
斯图亚特·霍尔继霍加特之后担任CCCS的第二任主任，他也是伯明翰学派形成的真正领袖。他聚集了一批学者，组织了一系列研究，对英国的媒介和文化状况进行广泛分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霍尔最广为人知的理论是他对电视话语的编码/解码的划分，此外他还对从撒切尔主义、国家监控到索尼随身听的形形色色的文化状况作出了研究，也形成了文化研究的基本路线。1982年，霍尔等人在英国的开放大学设立了流行文化课程，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和教材，而这被格雷姆·特纳认为是文化研究普及的重要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之后，伯明翰大学的CCCS改组成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一批后起之秀成为这个研究学派的中坚力量，如大卫·莫利、安·格雷、安吉拉·麦克罗比等。这个时期，文化研究的影响力也开始扩展到全球，包括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在北美，有詹姆斯·凯利、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人在从事着类似于英国伯明翰学者的研究道路，也有约翰·费斯克等独具美国特色的文化研究者。在澳大利亚，有约翰·哈特利、洪美恩和悉尼大学的很多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等成为一个显著特色。在20世纪末，文化研究的方法在全世界的批判研究中获得了普遍重视，成为媒介研究无法忽视的潮流。也正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也开始广泛引入这一思潮。2002年，伯明翰大学出于经济考量撤销了文化研究系，在全世界学术界引发了颇具声势的抗议。从学术机构演变的历史上，文化研究似乎沿着CCCS成立一直到被撤销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思潮，它已经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
文本分析是文化研究者普遍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例如大卫·莫利和夏洛特·布朗斯顿的电视研究，洪美恩对《达拉斯》作的研究，詹尼斯·温喜普对女性杂志的研究，约翰·费斯克对新闻图片乃至牛仔裤的研究等等，都曾经将文本分析作为重要的工具。当然，文化研究一般不会只对文本进行分析，还要对受众进行研究，受众研究主要借用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因此，文本分析法和民族志受众研究，就成为文化研究者常常采用的研究利器。
拿这两种方法与美国式的传统传播学研究思路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研究在方法上的突出特色。
（1）传统美国式对内容进行定量的内容分析，强调对传播内容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具体程序包括设计编码表、抽取样本、编码以获得数据资料、对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及信度、效度验证等。文化研究者采用的文本分析不是量化的，而是借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方法，对文本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状况进行质性的分析。
（2）在受众研究领域，传统美国式研究也采取定量方法，主要使用问卷和访谈获得资料，然后加以量化和统计分析。文化研究者不是对受众进行全面、结构性的了解，而是强调对其中一些群体和个体进行深入的观察和阐释。就像人类学家到一个部落里亲身观察其文化一样，文化研究学者也到受众的家庭里去看看他们怎样进行文化实践的。
二、理论
文本分析并非一套价值无涉、客观科学的方法。恰恰相反，它的践行者不仅体认其主观性和阐释性，据此建构了不同于量化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基础，而且力图通过研究阐释寻找研究与广阔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连接性。这一方面来自于质化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相关理论的再度渗透。这些理论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多种传统，并为方法的技术发展提供了根基。
1、权力
什么是权力？这是社会理论中常见的一个基础概念，也是学者们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学术交锋的一个领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权力就是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不顾抵抗贯彻自己行动的可能性。在韦伯看来，权力是一种能力，它使得拥有这种权力的社会个体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即使其他人并不赞同他的做法。丹尼斯·朗总结了各种权力的概念，对其进行了综合性、批判性地分析。他说权力的定义成百上千，但是只要合乎理智的话可以选择那些比较简单的定义。他所采用的是罗素的定义。在《权力论》这本书中，罗素认为权力是预期效果的产生。丹尼斯对它进行了修改：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社会个体、一个社会组织、一个社会机构对于其他社会力量能够产生影响，在行使这种力量的时候能够知道相关行为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权力与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要观察一个社会当中的权力构成，首先要看这个社会中有哪些阶级，其中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统治阶级就拥有更大的权力。此外，现代社会中权力是集中在国家和政府手中的，国家权力是所有权力中最显著的部分。相应地，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的状况就体现为镇压与革命的方式。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他们用权力进行镇压，同时也是维护自己的权力。反过来被统治阶级就是要抵抗这种镇压，目的是推翻现行的权力体系、阶级结构，从而使自己掌握和获得权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同时也分析了权力的起源状况，指出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逐渐转向了国家为基础的权力结构。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建立在三个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权力是由阶级结构生发出来的，而阶级结构是基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所以权力首先基于经济基础，从经济基础的分析可以观察权力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分布；第二，在现代社会当中，国家权力是核心的权力，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性；第三，权力的关系体现为一种镇压和反抗的斗争。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批评。
一个主要的批评来自于法国的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他总结了对于权力的认识，认为权力观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是法理学上的观点，即从法律的角度对权力做出界定，包括对于一个国家三权分立的界定等。另外一种观点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权力是社会中的结构性要素，也是通过镇压和反抗来进行的。他认为这两种基本的认识都是一种经济决定论，都是在经济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权力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所以他提出一个新的权力观，称为微权力或微观权力。他认为不应只从宏观的社会整体视角看权力状况，而是要从日常生活实践、人的一举一动、我们和周围任何人打交道的方式、社会的各个角落当中去观察权力。而这种权力也不只是从经济和政治这个基本的方面来进行的观察，我们还要去看它在我们生活当中以任何其他方式所存在的一种状况。所以他对马克思的权力观做了很大程度地颠覆，他认为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也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而是在既定社会当中，对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所作的界定。
福柯的权力观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他认为权力不是固定不变、永恒占有的东西。例如，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一定有权力吗？权力实际上是被行使的，它不是纯粹出于经济基础，不是纯粹出于政治系统当中的位置，还同时存在文化状况、与其他人在即时性的情境当中产生的互动，所以是被行使的而不是被占有的。第二，它缺乏总体性，更多时候是具有一种自发性的力量。第三，它是无中心的，是处于网状分散的。总之，福柯的权力观体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去中心化、分散化的色彩。
沿着福柯的路线，可以理解媒介文本分析所沿袭的权力观道路。法国社会理论家阿尔都塞、布迪厄等人把权力的概念拓宽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布迪厄的《语言与符号权力》一书汇集了他关于符号权力和语言的论述，例如指出语言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符号就是权力的重要体现，这就是所谓的象征权力。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进一步分析了象征权力，他认为象征权力是介入事件的能力，是一个社会主体的力量介入事件的能力，它通过生产和传递符号形式来影响他者和制造事件。汤普森把形形色色的权力分成四种类型：一是经济权力，也就是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能力；二是政治权力，也就是掌握政治资源和在整个政治运行当中来控制他人的权力；三是强制权力，也称军事权力，通过暴力压制来控制人们的身体和行动的自由；四是象征权力，主要是通过文化机构来实施的，包括三个机构，第一个是宗教机构，通过宗教活动对于精神的传递和相关仪式化的行动来控制人们的能力，第二个是教育机构，也就是学校和其他类型的教育机构对人的控制，第三个就是媒介机构，它是当代社会当中权力运行的重要基础。他的观点与阿尔都塞的观点有一脉相承之处。阿尔都塞提出了“国家机器”的概念，认为整个国家机器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暴力的国家机器，第二个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如果说经济、政治和强制权力更多地是一种暴力国家机器，那么象征权力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由此可以看到，通过对权力认识脉络的梳理，当代社会理论普遍认为大众媒介在整体性权力构成和权力运行当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成为拥有权力者管理和控制他人的场域，同时也有可能如葛兰西所言，成为反抗和革命的工具。约翰·汤普森认为象征权力是通过文化机构来行使的，媒介机构是文化机构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机构又是怎样来实现象征权力的？
2、文化
什么是文化呢？同权力一样，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广泛争锋的概念。一个经典的概念来自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认为文化包括外显的和内隐的模式，它通过符号的使用而习得和传授，并且构成人类群体的显著的成就。简单而言，人类社会和发展过程当中创造了实的东西和虚的东西，实的东西包括物质财富和各色机构，虚的东西则体现为精神财富。在社会关系当中所形成的联系和由此产生的观念，泰勒都将其归为文化。文化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通常会采取各种符号形式呈现出来，而它也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潜在结构和根本规范，使得我们的行为在一定的框架中进行。
另外一个概念是文学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提出的。他所界定的文化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状况所发生的改变和重大的变化所作出的普遍反应”。他的定义和爱德华·泰勒的区别在于强调文化是普通的，不一定采取高级的形式，而是弥散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行为实践中，人们通过它对于社会状况的变动作出集体性、规范性的反应。雷蒙·威廉斯的观点打破了一个迷思，即在大众媒介刚刚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大众媒介带来的是一种低层次的文化，和原来以阅读为主体、以经典文献为核心的文化状况相背离的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对立。
阳春白雪指的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化、高雅文化等，而大众文化被称为流行文化、通俗文化，通常人们认为两者是有高低之分的。实际上，20世纪上半叶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状况的时候，就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它全面地改造了人类的社会与文化状况，其中的一个改造就是原来的高级文化受到冲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这种文化产品降低了人的知识和审美。所以，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也包括美国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罗伯特·默顿，都担心大众媒介会带来人的审美品位的降低，会对整个社会文化造成不良的影。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于英国伯明翰学派为主的文化研究学者来说，则认为大众媒介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实际上与早就存在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有密切关联，更与普通社会个体的解读与实践互相交织，从而形成了一种普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同样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当我们去分析文化的时候，不能只是聚焦于所谓的高级文化，而要更多注目于大众文化状况。虽然它可能会有消费主义的性质，也会有商品化、技术化、统一化、强制化的特征，但是从对它们的分析当中反而能看到更多社会状况的影响，也可以从中找到文化反抗的可能性。
约翰·哈特利借用林肯的话，将大众文化界定为“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而雷蒙·威廉斯则指出，大众文化经常被认为是刻意地讨人欢心、低下的，但是同时也是广泛受人喜爱的文化。换言之，它与民众的文化实践血脉相连，其中的压制与抗争值得深思。而这种压制和抵抗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
3、意识形态
阿多诺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把文化工业所创造出来的产品称为意识形态的社会水泥——大众媒介生产出了异化的产品，进而把意识形态固化在人们的头脑当中。这就是一种带有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是带有欺骗性的，是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用于蒙蔽被统治阶级的“面纱”，让其透过这层面纱来观察环境，从而去接受环境乃至接受其中的权力状况，从而丧失反抗。所以，意识形态是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和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它是权力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复制品。雷蒙·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中指出，意识形态是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系统的信仰，另外也是一个阶级或社会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和承诺等等。
阿尔都塞把国家机器分为暴力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谓的暴力国家机器包括军队、警察等等一系列的管理人们身体和行动自由的力量，这些力量可以保障被统治阶级不会轻易触犯社会规则、反抗国家权力。但只有这种暴力的压制是不够的，国家在另一个方面要做的就是建立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其中就包括宗教、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机构和大众媒介。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控制人们头脑的功能，阿尔都塞称之为唤询或者召唤，它塑造我们的主体性，通常展示一种意识形态，然后把主体位置空下来，告诉广大的民众站到这个意识形态的位置上去。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不断受到挑战。前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霸权的概念，他说意识形态不是一个至上而下的纯粹压制性的东西，也不是完全服从于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它更确切地体现为一种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笔下，统治阶级要想达成对被统治阶级的管理，必须考虑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且将其诉求纳入到整个社会控制当中，因此在文化领导权必须取得被统治阶级的同意，这就使得霸权/文化领导权呈现了一个比较复杂和矛盾的状况。
霍尔沿着葛兰西的思路出发，提出了电视等大众媒介文化内容的编码和解码，并总结了受众解码的三种方式。他认为对媒介的解读有偏好式的解读，有协商/妥协式的解读，以及对抗式的解读，这是对意识形态作更进一步深入分析之后产生的认识。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分析媒介的时候就需考虑文本解读过程当中意识形态是怎样被容纳进来，又是怎样被解读的，在这里有什么复杂的状况，最终的结果是促进所身处的文化状况的理解，并且努力通过解读使得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获得权力的解放（尼古拉斯·加汉姆语）。
这就是关于权力、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释。正是在这些关键概念的理解之上，文化研究者发展出了媒介文本分析的各种方法与工具。
三、技术
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当中其中重要的作用。正像格罗斯伯格在《文化研究的流通》这篇文章当中所说，文化研究主要的面向是描述并介入文本和话语，在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构成之中产生插入和运作的方式。
什么是文本呢？说白了就是传播媒介的内容，但是称之为文本，就和广泛的研究传统与理论资源联系了起来。文学研究最早提出这个概念，对文学的文本进行分析，理解其语法结构、文学风格、美学特征等。到了文化研究领域，研究者们更多地强调文本所受到的社会性影响，认为文本是一个表意的结构，这就是斯图亚特·霍尔的概念。约翰·菲斯克在《关键词》一书中把文本界定为“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码所组成的某个表意结构”。文本就符号编织出来的一个结构性之物，而文本分析就要通过对这些符号和符码进行解读，寻找它背后所隐藏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
具体而言，文本分析包括以下层面。
首先，文本是由哪些符号组成的？
其次，这些符号如何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文本？这就涉及到媒介惯例、叙事结构等。
再次，各种不同的流行文本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连接之后可能就会形成各种关系，例如类型，例如互文性。
最终，文本分析的目的是要寻找文本当中容纳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又与广泛的社会状况产生了什么关联。
1、符号分析
文本分析方法对符号的见解，更多源于索绪尔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而非皮尔士。索绪尔对符号的剖析强调了其内部结构，即能指和所指；也强调了其外部结构，即纵向聚合与横向组合。例如，“僧敲月下门”的“敲”字，其外形和读音构成了能指，而所指则是一种人类的动作；它与“推”、“开”等具有类别上的相似性，成为一种“纵向聚合”，而它和“僧”、“门”等构成了一种“横向组合”，使得这句话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对文本进行符号分析，就是要看其中的符号是如何从一系列纵向聚合中被挑选出来，并与其他符号构成了一个横向的组合，从而构成了一个意义的有机体。
符号分析不仅可以用来分析文字文本，还可以用来分析视觉文本，例如杂志封面、电影场景、电视画面等。
2、再现分析
再现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基本的认知过程，即人们如何把一些不同的符号放在一起，从而使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变得可以理解并具有意义。大众媒介的内容对各种人群、人类行为、社会观念进行了再现，其中最常被分析的是一些人群的再现。例如，女性是如何在媒介中得到再现的？黑人呢？青少年呢？这些再现中隐含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李普曼的“刻板印象”对于这个分析而言意义重大。这个概念揭示了一个复杂的人群是如何被简化成一种脸谱的，而这种简化的背后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操控和社会权力关系的再造。
3、叙事分析
一切文化实践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叙事，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素材组织成一种叙事结构。大众传播内容无论从宏观整体还是从微观单个文本的角度而言都可以作为叙事来进行分析。电影、电视剧、新闻报道是叙事，即使是新闻评论和风光片也在使用某种叙事结构。
叙事分析的基本思路来自于结构主义。沿着索绪尔的思路，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进行了叙事分析，指出了叙事的基本结构是二元对立。普洛普的叙事功能论、托多洛夫的符号矩阵则进一步指出了各种叙事文本分享着一些共同的结构。从这些结构中，我们可以发掘意识形态是如何讲述二元对立的，它为文本的解读者建造了一个意义的空间。
4、类型分析
大众传播的内容不是个人创造，而是一种工业产物。商业化的生产要求媒介产品可以分门别类，根据某些特征划入某种类型。例如，一部电影可以被归为喜剧片、惊悚片或西部片，一个电视节目可以被归为谈话节目、游戏节目或选秀节目，一本杂志可以被归为时尚杂志、财经杂志或新闻杂志，等等。
进行类型分析，也就是在寻找文本与文本构成的模式。在这种模式背后，有媒介符号组成的惯例，也有商业操作的手法，同时也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5、互文性分析
文本与文本之间的连接不仅在于类型，还在于互文性。所谓互文性，指的是某个文本与其他文本所分享的模式、角色、内容、对白、道具等要素，或者直接衍生自其他文本。互文性使得文本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互相连接的。互文性分为水平维度和垂直维度两种互文，在大众传播内容产品中，几乎所有的文本都必然与其他文本产生互文。在广告中，互文尤为常见，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一个广告在借用另一个流行文本的角色或者叙事。
互文性对于受众来说，可以更容易进行解读、获取某种意义，甚至得到一种特殊的愉悦。对于生产者来说，互文性可以便于生产和促销。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探讨互文性能够理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在文本的连接中被加固的。
6、意识形态分析
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和侧面对文本进行分析，最终都必将导向对文本背后的意义的探析，即意识形态分析。意识形态自马克思阐发之后，得到阿多诺、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探究，而葛兰西则用“霸权（hegemony）”这个概念强调指出，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念的反映，同时也在谋求社会合意，从而成为控制社会的手段。
大众传播的内容，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细致地对文本进行剖析，我们可以在看似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看似仅供娱乐的电视剧、看似杂乱无章的音乐电视背后，发现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层操控。
结语：媒介文本分析的意义及其反思
综上所述，媒介文本分析法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它建立在对于权力、文化、意识形态等核心理论概念的现代学术理解之上，又被纳入学术政治的路径，发展起了以符号分析、再现分析、叙事分析、类型分析、互文性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为主的系统方法。它具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首先，它源自社会文化研究的阐释性传统，不仅拒绝量化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反而积极拥抱研究者的主体性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力图通过丰富的阐释提供理解媒介文本的可能性，并通过自反性（reflectivity）来平衡个人解读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偏差，带来了理解媒介和文化的另一种方式。其次，它从不将理论与方法工具截然分离，而是将广泛的理论成果与具体的学术思索结合，寻求理论与工具、日常生活与文化实践、媒介与学术之间的嵌合（articulation）。这是一种值得思考和应用的学术道路。
文本分析在量化的内容分析之外，开辟了理解大众传播内容的另一个方向。具体而言，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分析了含义复杂的符号运作的各种方式，为深入探讨大众传播内容的构成做了重要的工作，也为反思文化生产的基本规律打好了基础。第二，它揭示了大众传播内容的深层含义，有助于剖析社会权力体系和意识形态观念的运作，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受众对此的种种解读。
当然，文本分析容易受到一个批评和质疑，即学术研究者的解读是否造成了过度阐释？打一个比方来说，对媒介文本进行分析的时候，研究者免不了要进行“脑补”，对符号和文本的社会连接作出主观的补充与阐述。那么，如果保证研究者真正理解了媒介文本的符号结构？如何保证文本中确实存在研究者所指明的意识形态？这种“黑匣子”式的研究是否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可？这就要求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的工具有着充分的把握，对于广泛的社会文化状况和媒介生产过程有着准确的了解，同时，对于研究者主体的介入有着足够的反省。只有建立在对符号的流通过程（包括学术符号的流通过程）有共识的基础之上，媒介文本分析工具才可能成为确然成立的研究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