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的符号学解读
王亚男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作为时下广受观众关注和好评的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因素主要取决于以下方面：评委的明星光环，国外成熟节目模式的引进以及成功的本土化改造，对时下主流大众文化的关键符号“草根”的运用等。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该节目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探讨其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高收视的原因和策略。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 符号 明星评委 草根 隐喻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n The Voice of China
WANG Yanan
（MA stud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 popular television show, The Voice of China, has gained broad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It’s success lies in three factors: the judges as popular stars, the program format introduced from abroad and transformed into local formation,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grassroots’ attraction. This paper uses semiotics methods to analyze this television program and aims to discover what lies behind its success.
Keywords: The Voice of China, semiotics, judges as popular stars, grassroots, metaphor
《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节目模式来源于荷兰的《The Voice of Holland》，浙江卫视将其模式照搬至中国电视荧屏，定位为“大型励志专业音乐评论节目”。该节目于2012年7月13日推出，至2012年6月共播出八集，几乎每一集的收视率均排在全国首位（第一集的收视率排名全国第二）。该节目不仅收视率高，而且获得广泛赞誉，连国家广电总局也给予这档节目很高的评价，可谓是开启了选秀节目的新纪元。究竟是哪些元素让这档节目如此受欢迎呢？
一、一个核心符号：赋予“声音”以社会意义
符号，是用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费斯克将其定位为“物理性的、能被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事物”，包括有声语言符号、无声语言符号、视觉性非语言符号和听觉型非语言符号等。从《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名称中即可看出，它以有声语言符号——“声音”作为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以往的选秀节目中，评委们会考察每一位参赛选手从出场到舞台表演，从相貌到神态，从衣着打扮到身体语言的各个方面，是以“上帝的全知视角”纵览全部的叙事过程。它们展现给评委和观众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符号：有走路姿势、舞台表演、台品台风等动态视觉符号；有相貌神态、穿衣打扮等静态视觉符号；有歌声、语言等口语符号；甚至包括选手自带乐器表演所展现出的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组合。而《中国好声音》中能够影响参赛选手成败和比赛结果的只有声音（歌声）这个单一的符号元素。在传播学意义上看，这种形式排除了选手相貌、衣着、外形、神态等噪音和冗余信息的干扰，避免了某一符号过于突出而影响评委因个人审美喜好导致整体判断有失公允。参赛选手们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失去了外形、气场等重要视觉符号的展现，能够淋漓尽致发挥的只有歌声。
在为众多视听符号做减法、单一化的过程中，“声音”符号被赋予更广的意义，传达更多的信息。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成能指和所指，分别代表语言的声音形象和概念意义。选手的音色、音质、音调作为能指本体，具有符号的任意性；而选手唱歌的旋律、歌词，以及声音中包含的情绪与情感，则是代表概念意义和传递信息的所指。评委们在聆听每一位参赛选手的声音和所唱歌曲时，接受到的不仅是声音符号的本体，更重要的信息获取源于声音中饱含的所指意义，并对这种意义做出个性化或普遍化的判断，如：有的声音在磁性中流露出的悲伤情绪说明参赛选手背后可能有不如意的生活和人生经历，有的声音在清澈响亮中展现出的热情奔放暗示出参赛选手阳光乐观的性格和对待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这些在具有社会意义的概念和判断是评委们根据单纯的声音符号，以“脑补”的方式做出的合理想象。
二、两套符号塑造体系：明星评委平民化、参赛选手草根化
1、展现四大明星评委生活化、平民化的感性形象
《中国好声音》邀请了那英、刘欢、庾澄庆、杨坤四位明星作为评委导师，这四位嘉宾的选择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层面的类型：歌手音乐人、学院派歌手音乐人、台湾歌手音乐人和创作型歌手音乐人。四个风格迥异的明星被集中到同一节目舞台上，其知名度、影响力，以及明星光环，这些符号的集合本身就是吸引观众收视的一大看点。
节目没有止步于借助四位评委的“明星效应”，而是将他们生活化、平民化的感性一面展现到台前，展现到电视观众面前。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从符号互动论中发展出了拟剧论，他认为，社会和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表演者，并且人们会自觉区分出前台和后台，前台能让观众看到并从中获得特定意义的表演，而后台则能够掩饰在前台不能表演的东西。很显然，作为拥有高知名度和广泛影响力的明星，四位评委通常展现在观众面前都是经过打造、包装的形象，是前台的“表演”；而在《中国好声音》中，他们展现出自身性格更真实、更普通的一面，将更多的“后台”生活暴露在“前台”聚光灯下，满足了观众窥探明星“后台”生活的欲望。
有人戏称“庾澄庆是来做串场主持的，刘欢是来为不幸的生活和人生经历而感动飙泪的，那英是来聊天娱乐唠家常的，杨坤是来追忆曾经的艰苦生活以及推销自己演唱会的”，这虽是玩笑之谈，但也从侧面表现出该节目中几位评委真性情的显露。在中国好声音第4期中，杨坤在选手金志文演唱《为爱痴狂》时疯狂流泪，他觉得“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背后有太多的不如意，经历了无数道路坎坷的人，终于在这一刻将心理的压抑突然释放”，这个歌声让杨坤回想起自己成名的艰辛，以及在追寻音乐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那英也收起明星的完美形象，脱掉高跟鞋，跟选手一起在舞台上赤脚高歌。在这短短的7期节目中，每位评委都被不同的故事所打动，都以不同的方式暴露出自己的最脆弱的泪点。
正是四位评委们的感性和脆弱，他们之间善意的嘲讽与相互掣肘，甚至是在争夺选手时不惜“诋毁”他人的形象的言辞举动，把明星的“后台”表演搬到了“前台”观众面前，展现出更加真实、更具有生活化的平民形象，使观众们与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拉近了台前台后的心理距离。
2、借力参赛选手歌声背后的故事，将草根形象符号化
用时下流行的观点来形容中国好声音的参赛选手被评委认可的过程，是“草根屌丝的逆袭”。首先，有部分选手真正来自于草根，如第1期节目中来自辽宁的妹子黄鹤，其形象符号是“赤脚的乡村女孩”；第2期节目的选手多亮，其形象符号是“来自新疆的北漂一族”；第3期节目的选手丁少华，以一首《我要我们在一起》引发导师争夺战，他的形象符号是“拥有音乐梦想的会计师”。他们的言行和装扮毫无冗杂的修饰，言语间透露出的是对音乐的真心热爱，这种草根精神极易得到当下大众文化的认可。
其次，这些参加《中国好声音》的选手中更多的是“伪草根”，大多数经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或者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如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编曲、合音、伴唱、业余歌手、酒吧驻唱等。如今，在对《中国好声音》的批评声中，除了因节目录播而导致比赛结果提前泄露的诟病之外，便是对选手的专业背景和“伪草根”性的质疑。
无论这些参赛选手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中国好声音》节目统一突出这些人的草根性和平民性，即网友口中的“屌丝”或“loser”，通过引导他们讲述自己人生经历中不幸的遭遇和坎坷，弱化其自身在音乐领域的专业性，塑造草根形象和草根精神，将参赛选手们符号化为草根或普通人，使观众们在听到选手歌声背后的故事时，会自觉地将他们与“草根”的概念和所代表的社会意义联系起来。比如，选手吉克隽逸本是北京后海酒吧的驻唱歌手，但观众看到则是一位来自四川大山中的彝族姑娘，听到的则是她为了实现母亲和自己的音乐梦想而站在舞台上的故事；选手黄勇是齐秦公司旗下的歌手，甚至在2008年出过个人专辑《我真的在乎》，但展现在观众和评委面前的却是曾在工厂打工、做过保安、当过售票员，曾经生活拮据的美甲店小老板。此外，平安、王乃恩、袁娅维等都是半职业歌手，都曾在国内的各个比赛中获过奖，在《中国好声音》中，他/她们分别以“传承父辈梦想的歌者”、“孤寂男孩寻求认可”、“献歌给外婆的湘妹子”等形象展现在众人面前。
有网络评论认为，这是准专业歌手变屌丝的作秀，但是笔者认为，这些选手们背后的故事都并非编造虚构的，而是节目组借助这些选手歌声背后的故事，为广大观众塑造的草根形象符号，每一位选手所包含的草根性组合在一起，就完美地呈现出草根精神。而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草根形象已经被人们共同定义为积极励志的代名词，是被当今社会主流大众所认可的符号。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好声音》将所有的选手符号化为草根，以获得更多观众的关注与共鸣。
三、三种隐喻：舞台布置、转椅暗示、评委标签
1、节目LOGO + 擂台式舞台= PK对战的竞争性
《中国好声音》来源于荷兰节目《The Voice of Holland》，其LOGO也照搬引进，由代表胜利的手势“V”和代表唱歌的麦克风组成。手势“V”和麦克风是本是两个毫不相关的视觉符号，然而节目将这两个意象组合在一起，暗示这档节目要通过唱歌的方式实现胜利。同样，在节目进入第二阶段第7期时，单纯的舞台被改造成类似拳击比赛的擂台式舞台，这是选手和评委即将进入竞争对战更加激烈阶段的暗示和隐喻。这种并未明确宣战却给出PK线索符号的隐喻，能够对观众能产生更强烈的刺激感与满足感。
2、高大椅背 + 评委转身 = 公平公正地实现音乐梦想
《中国好声音》节目中，评委坐的椅子最有特色，高大宽厚的椅背足以在选手出场时将评委完全遮住，一旦评委导师被选手的声音所打动而有意将其收入自己音乐团队时，按动按钮转过椅子面对选手。在这个过程中，高大的椅背能够确保评委只接收来自选手的“声音”符号，而排出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隐喻着公平公正；评委选手转身，意味着参赛选手音乐梦想的实现。节目中，“梦想”是最为突出的符号之一。也许高大椅背和评委转身带来的公平公正与梦想实现只是观众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但是这在浮躁复杂的当今社会，在人们崇尚公平公正、真实平等价值观语境下，节目形式所隐喻的“只要努力朝着目标前进，不向困难低头，就一定能实现的梦想”的精神符合主流价值观。
3、家长会 +五棵松跨年演唱会 + 老年黄金组 + 32场 = 评委代名词
纵观截止到目前的7期《中国好声音》，不难发现每期节目中都有一些出镜率很高的关键词，如刘欢对应“家长会”、“五棵松跨年演唱会”，刘欢和那英对应“老年黄金组”，杨坤对应“32场演唱会”。这些词和词组在节目播出后，已经失去了本身所指的传统意义，而是成为节目四位明星评委代名词。对于收看过《中国好声音》的观众来说，“32场”不是数字，不是演唱会，而是指代杨坤的符号。这种饱含着默契情绪的代名词，对于吸引观众收视、保持观众忠诚度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节目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迅速上位，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和追捧，与节目的制作理念和策略直接相关。从符号学的角度上看，抓住核心符号、塑造符号意向体系、充分运用隐喻手段，是节目成功的三个主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