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情是怎样打动我们的

——对《中国好声音》的叙事分析

 

冯尚钺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好声音》作为一个成功的娱乐节目，引起了很大的好评的同时，也因为其“煽情”而受到诟病，本文利用文本分析中叙事分析的方式，从选手故事、叙事节奏、叙事角度、受众参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好声音》是如何“煽情”的。

 

【关键词】《中国好声音》、煽情、叙事学

 

 

 

Emotional Appealing

Narrative Analysis on The Voice of China

 

FENG Shangyue

（MA stud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popular television program, The Voice of China,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emotional appealing. This paper uses the narrative methods to find its mechanism of ‘emotional appealing’, which includes the competitors’ stories, narrative rhythm, narrative angles, and audience participantion.

 

KEYWORDS: The Voice of China, emotional appealing, narrative analysis

 

 

 

 

 

 

 

 

 

 

 

一、《中国好声音》的煽情叙事

 

继奥运会之后，2012的暑假中国电视再起波澜。首当其冲的，便是浙江卫视所推出的《中国好声音》，《中国好声音》来源于荷兰《The Voice of Holland》，2012年7月13日正式在浙江卫视播出。节目迅速出现了较高的收视率，在同类节目中遥遥领先。中国好声音一开播就获得好评，有人称《中国好声音》拒绝“煽情”，“给中国娱乐输入了一阵清新的风”。然而，随着开播的期数增多，对于中国好声音的争论也开始增多。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煽情”，甚至有文化部官员指责《中国好声音》煽情做作[1]。很多人也指出《中国好声音》事实上并没有颠覆传统的选秀节目模式，而仅仅只是打“纯音乐”的幌子，事实上仍然沿袭传统的煽情套路。

 

《中国好声音》的煽情，又引起了对选秀节目乃至整个类似的真人秀节目的新一轮热议。事实上，针对真人秀节目“煽情化”的媒介动机，乃至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观点对媒介煽情的社会效果的批驳，相关文献已如汗牛充栋，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感兴趣的是，媒介真人秀是如何通过煽情来获得受众的？所谓的“煽情化”的电视节目究竟包含哪些模式？具体到《中国好声音》中的煽情，它究竟是如何体现的？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本文拟运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来对《中国好声音》的“煽情”内容进行分析，即将中国好声音不仅仅作为一个电视节目，而作为一个叙事文本[2]。着重叙事学，是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走向成熟的一个文学理论流派，它力求突破传统文学研究擅长的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外部研究”的定式,主张让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身，不再追问文学与社会历史、个人传记之间的联系，而是寻找文学文本内在的“文学性”，探讨文学本文的“形式”，而不是“内容”。[3]随着叙事学的不断发展，叙事学研究的文本客体逐渐不再局限于文字，尤其广泛应用于其他大众媒介的内容中，以下，我就以文本分析中的叙事分析的方式，来分析一下《中国好声音》的煽情。为了取得更明确地结论，本文对煽情的定义是：通过某些人为的安排，使文本在受众中获得强烈认同或引发更强大的情感共鸣[4]。

 

二、叙事素材：选手故事是如何煽情的

   

从整体的叙事结构上看，《中国好声音》是一个由不同的叙事文本组合而成的嵌套式结构的大文本。嵌套式结构即一种大故事套小故事，各个故事之间保持一定独立性的同时，又有一定的互动。有学者曾经在分析真人秀及《超级女声》这样的选秀节目时专门提到了选秀节目的“嵌套性”。[5]然而，正如媒介成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的嵌套性又有不同，《超级女声》的嵌套性是以“竞赛”为主题的，分为“初赛”文本、“晋级”文本，“总决赛”文本。将在此三个文本之下，是各个选手的“小文本”。受众在各个“小文本”中间自由挑选自己的认同对象，逐渐随着认同对象的竞赛过程逐层推进。

 

但《中国好声音》除了“竞赛”为主题的三个文本及其小文本，还有一个核心，即所谓的“励志”亦即情感元素，主要通过选手个人的背景故事亦即选手的个人文本来达成，但传统以“竞赛”主题的个人文本的讲述者是客观镜头或主持人。而《中国好声音》的个人文本的讲述者主要是参赛选手本人，包括在参赛之前的个人陈述，在比赛之后与导师的交流，甚至还有专门的《酷我真声音》来与选手进行深入挖掘背景故事。时间统计，挖掘背景故事的时间与音乐的时间几乎齐平。

 

《中国好声音》挖掘的选手故事是否具有某些雷同性？根据叙事学，关于叙事有三个重要的概念，故事、素材和事件，故事是“以某种方式对于素材的描述”。素材是“按照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动者引起或经历的事件”事件则是“由行为者所引起或经历的从一种状况到另一种状况的转变。”[6]，我们如果把选手的故事作为一个素材，而考察这些素材中的事件，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些事件分为七类，每一类的定义如下：

音乐——所有涉及音乐的事件，例如小时候参加音乐比赛

梦想——所有涉及梦想的事件，例如最大的梦想是站在舞台上，与嘉宾合唱一首歌，等等

家人——所有涉及家人和朋友的事件，正面例如父亲曾经是优秀的歌手，反面例如理想被人嘲笑

爱人——所有涉及爱情的事件，例如向爱人告白

家乡——所有涉及家乡的事件，例如传承家乡的民族文化

    挫折——所有涉及挫折的事件，例如遭遇车祸等

金钱/荣誉——所有明确的涉及金钱和荣誉，认同感的事件，例如希望反击旁人的不理解，希望挣得更多钱改善生活等。

 

通过这七种素材分类，我们可以将《中国好声音》52名选手的故事整理如下：

 

	音乐	梦想	家人	爱人	家乡	挫折	金钱/荣誉
黄鹤	●	●	●		●
黄勇	●	●		●
邓川	●	●
张玮	●	●					●
徐海星	●		●●			●●
李代沫	●			●		●
李维真	●	●			●	●	●
邹洪宇	●	●			●	●
赵露	●	●	●
张玉霞	●					●●	●
丁丁	●	●					●
王韵壹	●	●
葛林	●			●
刘悦	●	●	●●			●	●
董贞	●					●●
多亮	●	●				●	●
齐雯	●	●	●	●
王乃恩	●	●				●
戴月	●	●	●
平安	●	●	●		●●
伍佳丽	●	●				●	●
吴莫愁	●	●	●
张玮琪		●	●				●
褚乔	●	●	●			●
倪雅丰	●	●					●
丁少华	●	●				●	●
佳宁组合	●	●	●			●
英子	●	●				●
汪洋	●	●	●			●
刘振宇
金志文	●	●		●●		●	●
卓义峰	●	●
郑虹	●	●	●			●●
张赫宣	●	●
阿蜜丝女孩	●	●			●
金池	●	●	●			●
关喆	●	●	●				●
黄子龙	●	●
歌浴森	●	●					●
吉克隽逸	●	●	●●		●	●
周礼虎	●	●			●
王崇	●	●				●	●
你我及他	●	●				●
魏语诺	●	●
云杰	●	●			●
成彧	●	●
李行亮	●	●				●
王琪玮	●	●				●
赵可	●	●
曹寅	●	●	●			●●
王燕	●	●	●●			●

 

     ●       代表选手曾经在感言中提到这一点

     ●●     代表选手或节目组着重强调这个特质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选择中，已经有了七个不同的事件元素，如果我们再加上主持人和导师就是九个。按照米克·巴尔的理论，任何素材和故事都需要行为者来承担，从行为者出发。米克巴尔将行为者的类别划分为行动元，即“成员与构成素材原则的目的论方面有相同关系的一组行动者”。又依据叙事的关系将这几种行动元划分为不同的几类，其一为主体与客体（追求一个目标的行为者与那一目标之间），施动者与接受者（支持主体实现其意图，供给客体或使之能够供给，帮助者与对抗者（给主体以帮助，或者给主体以极大的阻碍），我们做出一个以下的完整的叙事母本。

 

选手（主体）             追求         梦想（客体）、金钱/荣誉(客体）

    导师（施动者）           挑选         好的音乐（接受者）                             

    家人、朋友（帮助者）                  挫折（对立）

   

结合我们以上列出的选手故事列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好声音》大部分选手的故事呈现中，都是依据这样的套路。问题是，这样的叙事又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按照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叙事模式’为文本读者创造出的是一种对现实的幻象”[7]。受众按照以往的阅读体验将这些事件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叙事性真实”，而这种“叙事性真实”中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主题，或者说，受众可能建构出三种不同层次的意义：

 

首先，“选手——导师”的竞赛主题，在这个主题中，选手（英雄），接受导师的挑战，用歌声吸引导师的转身。在这个层次，受众对选手的认同主要表现在对于音乐的感受和刺激，以及对“导师是否转身”的悬念，导师在这个层次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施动者，甚至是作为选手的对立者的角色出现的。这一层次的“煽情”起到的深层互动并不多，仅仅只是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因此最为直接的一个层面。

 

其次，“挫折——梦想”主题，在这个主题中，选手（英雄），作为一个十分普通的人，甚至比普通人更加窘迫（例如张玉霞的失明，许多选手家庭的不理解等）如何超越自我，打破挫折合平凡，展现自身的超凡魅力，成为舞台上的明星。在这个层次，受众开始对选手建立更多的认同，并且通过带入自己的自身经历与叙事建立起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在这一层次，“煽情”的作用开始正式得到发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屌丝变凤凰”似的“平庸——梦想”主题也是近年来真人秀最经常出现的一种呈现手法之一，例如《英国达人》中的保罗·帕兹，苏珊大妈。国内当属《中国达人秀》中出身草根的大量选手。其用意正在于消解“选手”与“大众”的距离感，利用“草根明星”的存在吸引来自大部分经济、社会地位较普通的受众的认同。

 

第三，“家庭——情感”主题，在这个主题中，选手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这个家庭包括父母、儿女、男女朋友，至亲好友等），人们不仅关注受众自身获得胜利的过程。更关注受众的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角色，与其帮助者（家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其家乡，甚至祖国的伦理联系与情感抒发。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个人的情感不仅仅成为个人的发泄，更加通过电视剪辑艺术的包装，变为货真价实，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或者卡茨在“媒介事件”中所指出的媒介的“加冕”。（例如第四期金志文在台上向其女友献花。第五期，吉克隽逸的母亲上台与其共唱）人们认同选手的行为，其意义不仅仅是获得某种情感上的补偿以及心态上的平衡。更是通过观看这一“仪式”，再度体会到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实感”，从而加深了自己对于世界的理解及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例如伦理道德的合法性，真爱的坚贞不渝，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的认同。这种仪式感的塑造会极大的提高“煽情”文本与受众的联系，尤其是传统的对“竞赛”与“励志”不太关注的女性受众，她们在这个层次更容易代入自身感情（例如金志文在导师面前给女友献花）。这也是为何“煽情”文本即使明知道是故意“煽情”仍然那么多人愿意看的原因。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好声音》的母本《The voice》来自荷兰，作为一个拥有全套版权的节目，甚至连嘉宾的转椅都是从荷兰进口的。然而作为一个跨国节目与文化流动的范本，它却在节目的叙事文本上，是完完全全中国式的。[8]笔者曾经看过《The voice of America》《The voice of uk》这两个版本，可以感受到，《中国好声音》在“家庭——情感”主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如强调家庭伦理价值，强调励志向上等光明面，而《The voice of America》更多凸显选手个人的“竞赛”元素，突出选手的个人特色，即使有家庭伦理成分，一般在选手背景介绍时点到为止，选手很少会和嘉宾讨论这类问题，更不会出现大段的诉苦和悲情场面。这也可以看出，即使全球化的媒介产品输出，也往往会根据所在国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媒介政策等进行调整和重构，尤其核心的媒介叙事，往往是依据所在国而不是输出国来进行调整。

 

三、叙事方式：叙事陈规与观众参与

 

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好声音》是一个群像式，嵌套式的大型叙事，我们刚刚分析了选手如何叙述其背景的小叙事。然而，从《中国好声音》的整体看，这一个一个的小型叙事文本又构成了更大叙事的素材，而这个更大的“煽情”叙事的叙述，则依赖于电视的“叙事陈规”的包装与受众自身的参与。

 

何为媒介的“叙事陈规”？约翰·艾利斯曾经在《可见的虚构：电影、电视、录像》中指出媒介的“物质差异和组织差异都对确定媒介的叙事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这些模式才能够方便地被容纳到每一种媒介之中。”[9]媒介成规的意义即在于此，它是根据媒介的特征，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技术手段，将情节组织起来，产生一定的戏剧效果，使得素材和故事最终为人所理解。在《中国好声音》的叙事陈规中，除了电视画面的镜头语言外，我们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叙事节奏和叙事视角。

 

从叙事节奏来看，“叙事作品包含两个层面：故事与文本，前者是指由叙事作品中提取出来的、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排列的一系列事件，文本则是指叙述故事的影像。”但文本时间合叙事事件的不同[10]《中国好声音》非常擅长使用不同的叙事节奏来渲染，这主要表现在不等时，即“故事中的事件和素材中的时间不一致”。不等时在《中国好声音》中间有以下几种运用，首先，在剪辑中，并不是均匀的安排每位选手的时间，而是按照故事的需要来安排时间，对于感人的场合（例如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分派的时间达到了近十一分钟左右，而另外一些选手（如邓川、黄鹤）只有四到五分钟，甚至有些进入了决选的选手只有不到二十秒和没有出现（如权振东），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大多数选手仅仅只是“概略”，而只有最有煽情元素的选手才能够得到“场景”的充分展示，成为一系列叙事中的“主角”的机会。此外，在场景中，《中国好声音》还经常利用背景音乐的节奏和空镜头甚至包括广告，调整人们的期待，改变受众的心理时间，例如在选手淘汰之后发表感言的时候，放节奏较慢的音乐并且插入广告（此时，受众的心理时间已经不等于叙述时间，更远远不等于故事时间）。使得受众逐渐对电视文本产生认同，一步一步走入情感“陷阱”之中，最终欲罢不能。

 

另外从叙事视角来看，《中国好声音》采用了多种叙事视角（或称视点），有跟进选手的第一人称视角（如一开始的VCR），有从几位老师的背后视角（在这里，不得不说这个转椅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它将两个视角彻底的分隔开来。）当然还有一般的，俯瞰全场的全知视角。如果将这类比的话，有点像叙事手法中的平行叙事技法，三个视角的不断剪切，实际上在观众看来，就是三条不同的时间线索在交替发展。作为视角里的被观察者并不知道其他视角里的人发生了什么（例如选手并不知道导师是否会选他，导师在转身之前也不知道选手的过去）。只有观众，一方面能够看到选手的过去、现在，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对整体的把控，以“全知者”的角度通彻全局。这样，他们一方面通过观看选手的经历与细节，满足了作为个体的“窥视欲”（这是全知者做不到的），一方面他们又了解整体，并且因为这种整体感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对情节的期待（例如看到选手歌唱，导师在交头接耳，会产生“是否会转身”的期待），进一步增加了文本自身的张力。也增强了煽情效果。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的是，有一个点长期以来被电视节目分析所忽视，那就是受众的参与已经构成了电视“煽情”叙事的重要部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受众仅仅是电视的终点，即使有解读也会受到文本的束缚。然而，在新媒体时代，文本，尤其是大众媒介的文本，已经明显从“作者文本”变成了“读者文本”，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单一解读的文本逐渐变为丰富的、多态的、自相矛盾，充满建构性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新媒体不仅仅做到的是“解读”过程，更通过SNS等途径，将结合受众自身的叙事又再次投入网络中进行交流、评论。从前节目播出意味着叙事的结束，然而现在，节目播出仅仅意味则媒介生产者（电视）叙事的结束，而媒介受众的叙事才刚刚开始。例如，在《中国好声音》播出之后，迅速的形成的围绕选手身世的“造假”与“反造假”疑云形成的巨大争议，以及很多人对选手在演唱时的表情、风格进行的细微解读（例如认为某个人的动作很做作等，某人和导师的微妙默契等）进行的“黑人”与“被黑”之争。此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选手，以前仅仅只是节目的叙事文本之中的一个“角色”，对大多数人只存在在电视屏幕上，但是通过微博这一平台，选手可以直接与其粉丝开始互动，将原有的“幻想世界”的关系进一步真实化，大大加深了选手与观众之间的认同。总的来说，受众利用微博做出了基于原有的电视叙事文本进行的二次叙事，这种二次叙事尽管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最终为整个《中国好声音》的文本所吸纳，成为了我们广义上的所谓“煽情”效果的一部分。从这个点上说，或许《中国好声音》的煽情效果正是一种媒介陈规与受众的“共谋”。

 

参考文献：

 

【英】利萨·泰勒 《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英】格雷厄姆·伯顿：《媒介与社会——批判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

【荷】米克·巴尔：《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

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

吴希媛：我国电视娱乐节目文本的转变——以“绝对唱响”为例，《新闻爱好者》，2009年7月，

陈欣刚：跨国流动中的电视节目形态重构——基于中国真人秀节目的文本分析，《电视研究》，2011年第3期

揭明玥：电视谈话节目如何叙事——《传奇故事》和《人间》的对比解读，《新闻前哨》，2010年第3期

展宁：《非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的叙事话语分析，《广播影视评论》，2010年第10期

蔡琪：悲情叙事的影像传播——解析我国电视情感类谈话节目，《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

刘自雄：透视电视娱乐的文化“母题”与叙述策略——《超级女声》的叙事话语分析，《新闻大学》2005年冬季刊，

 

 

 

 

 

 

 

 

 

 

 

 

 

 

 

 

 

 

 

 

 

 

 

附录：《中国好声音》52位选手的背景故事

 

黄鹤：来自辽宁的很小的一个县城，我的声音很大，所以大家都叫她黄大嗓，梦想是希望站在大大的舞台上，唱歌给爸爸妈妈听，爸爸妈妈下岗早，养我很辛苦。为爸爸妈妈为家乡争一口气。

 

黄勇：美甲店老板，女朋友特别喜欢听我唱歌，愿意让我把歌大声唱给她听，我女朋友鼓励我参加这个节目，展示我在心里埋藏很久的一个梦，为了她而战斗

 

邓川：大学毕业之后在化工企业做职工，喜欢唱歌，没有任何的乐理知识，想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的声音唱出来

 

张玮：音乐疯子，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唱歌，参加中国好声音是因为这是一个充分展示实力合特色的舞台，用音乐和声音为自己争得更好的明天

 

徐海星：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答应过爸爸要大声的歌唱，为了父亲的约定，（后面告知大家父亲已经去世）

 

李代沫：喜欢唱歌，因为大学时期的感情经历喜欢唱情歌，唱歌的时候过去的经历会在眼前浮现，来到中国好声音是为了寻找认同感

 

李维真：哈尼王子，十三岁那年在城里念书，头上有颗痔，进城里被人欺负，中国好声音要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邹洪宇：来源于东北山村，被周围人认为嗓子不适合唱歌，梦想是想当歌手，不愿意放弃，

希望在中国好声音唱出自己的未来

 

赵露：九零后女生，爸妈开餐厅，感谢妈妈，要用努力来报答爸爸妈妈

 

张玉霞：台北板桥卖艺人，三个月大时她的视神经萎缩导致失明，选择唱歌做“发光体”（最终和那英合唱）

 

丁丁：平面模特，希望人们不只是关注她的声音，来到中国好声音希望获得对其声音的肯定，

 

王韵壹：为了节省时间玩音乐而剃光了头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葛林：吉他手，准备结婚，来到中国好声音为了把歌唱给未婚妻，讲述自己的故事

 

刘悦：活动策划，很疼母亲，希望自己能够从舞台的边缘走到中心，但因为长相的原因无法在歌唱比赛中活得好成绩，

 

董贞：专门为网络游戏唱歌曲，因为容貌原因一直不敢展现自己，害怕失去（最终为刘欢所鼓励摘下面罩）

 

多亮：新疆人，在很多唱片公司工作过，但都不得志的失意歌手，梦想是在中国好声音证明自己

 

齐雯：酒店职员，有两个月的身孕，痴迷那英的歌，希望在从小的偶像那英的面前唱歌（最终成功）

 

王乃恩：上海人，从小喜欢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的自闭青年，比较怕跟人交流，一个人自己跟自己唱歌，在中国好声音希望得到老师肯定

 

戴月：湖北武汉的全职妈妈，生活很平静，喜欢唱歌，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希望能够在女儿面前展示自己

 

平安：知青的孩子，父母都是知青，从小就喜欢唱歌，希望以歌声送给自己为祖国奉献的父母

 

伍佳丽：一米四八的贵州姑娘，因为个矮而经常被男朋友打击，甚至被称为“摄像机都拍不到”，参加中国好声音是因为这是个没有身高的舞台，突破自我，用声音获得肯定  

 

吴莫愁：90后东北姑娘，梦想是和杨坤一样开三十二场演唱会

 

张玮琪：安徽出纳员，有个两岁的儿子，作为一个男人参加中国好声音，目的是为了给儿子赚一个更好的未来

 

袁娅维：为音乐梦想来到北京的北漂歌手，做了十年的音乐，希望唱歌给外婆听

 

褚乔：唐山，全家都热爱音乐，外公和母亲因为工作放弃了音乐梦想，带着外公和母亲的梦想走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倪雅丰：曾经唱过奥运会《梦幻五环》的歌手，来到中国好声音是为了想见刘欢老师

 

丁少华：生于会计世家的歌手，热爱音乐，曾经在音乐上有些成就但昙花一现，但演出机会经济收入都很少，期望通过中国好声音实现音乐梦，

 

佳宁组合：在大学毕业之后六年再次聚首的音乐伙伴，参加中国好声音为了重圆大学时候的音乐梦想

 

英子：贷款公司职员，喜欢唱歌，尽管被人认为声音奇怪，实现音乐梦想

 

汪洋：法语专业大学生，热爱音乐，自学吉他，但因为不是科班出身而受到父母打击，参加中国好声音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刘振宇：罕见的没有故事的选手

 

金志文：音乐人，北漂歌手、编曲，女朋友陪伴八年，来到中国好声音希望做一个浪漫的事(最终向女友求婚)

 

卓义峰：台南歌手，喜欢唱歌，希望在舞台上找回单纯喜欢唱歌的自己

 

郑虹：福建高考生，肥胖且相貌平平，高考失利后性格大变，通过音乐来改变自己，今天来到中国好声音找回勇气和信心

 

张赫宣：黑龙江音乐老师，梦想能和杨坤老师唱一首歌

 

阿蜜丝女孩：来自台湾阿美族的组合，为了保护年轻人外流下自己族群的文化

 

金池：福建音乐老师，梦想出专辑，十年前车祸使得声带受损，十年后又重新回到好声音，希望父母看到自己的坚持

 

关喆：北京音乐制作人，希望全世界更多的人听到自己的音乐和歌

 

黄子龙：汉口电力公司的电力稽查员，喜欢张学友的歌，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展示自己的风采，成为全国电力系统中的佼佼者

 

歌浴森：从小在妈妈开得音像店里长大，点击量六百多万次的网络歌手，来中国好声音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

 

吉克隽逸：凉山彝族自治州人，从大山里走来的歌手，母亲因为自己放弃了音乐梦想，替代母亲实现未完成的音乐梦想

 

周礼虎：安徽省全椒县，最喜欢唱歌，疯狂热爱音乐，希望自己能参加音乐颁奖礼

 

王崇：和音歌手，长期为各个明星唱和音，希望通过中国好声音完成一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唱歌的梦想

 

你我及他组合：安徽皖西学院大学生，大学同学组合两年多，但是因为毕业后女方家人希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组合面临解散。渴望在中国好声音完成自己的最后演出

 

魏语诺：青岛人，北京小服装店店主，希望完成自己站在舞台中央唱歌的梦想

 

云杰：内蒙古航天科工，工作地点罕无人烟，喜欢唱歌，希望能够让工友们看到自己的歌唱（被杨坤称为我们“内蒙人的骄傲”）

 

成彧：湖南大学生，希望开一场演唱会，邀请胖胖的乐队成员参加

 

李行亮：湖北襄阳，歌手，登上过很多舞台，但是因为相貌问题多次被忽略，十分热爱音乐（喜欢，需要，必须唱歌），希望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中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

 

王琪玮：贵州铜仁大学生，喜欢唱歌，但是由于变声期问题嗓音条件非常特别，向往苏打绿的声音，希望在中国好声音得到更多地关注。

 

赵可：湖南邵阳人，小时候被欺负，一个人在浴室唱歌，后来找到了爵士音乐深深着迷。希望在中国好声音展示自己，同时把爵士音乐普及

 

曹寅：山东人，每天要开10个小时货运司机，喜欢唱歌，但是父亲认为不务正业，希望在舞台上证明自己是可以唱歌的（最后父亲被音乐感动）

 

王燕：41岁单亲母亲的家庭主妇，20年前的歌手，因为女儿希望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而参加中国好声音，希望给女儿树立一个更加自信的榜样（标题：20年后为了女儿重回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