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杂志节目的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

 

 

张磊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摘要】本文把新闻作为叙事文本进行分析，使用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者的叙事理论探索了《东方时空》等新闻杂志型节目中的意识形态功能，认为阿尔都塞的召唤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闻叙事中的意识形态及其接受。

 

【关键词】新闻杂志节目，东方时空，叙事分析，召唤

 

 

 

The Narrative of Television News Magazines and

The Interpell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ZHANG Lei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News program works as narrative texts and the media of ideology as well.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ies of AlgirdasGreimas and other structualists to examine the TV magazines like Oriental Horizon of CCTV, and find the function of interpellation proposed by Louis Pierre Althusser.

 

KEYWORDS: Television magazines, Oriental Horizon, narrative analysis, interpellation

 

 

 

 

 

 

 

 

一、新闻与“当代神话”

 

在杰姆逊看来，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行为活动即是文化，一切文化无非叙事，宗教是叙事，小说、电影是叙事，广告也是叙事[1]。新闻是典型的叙事。它的五W要素是明显的叙事结构：某时某地，某人（因某原因）做某事。正是通过这种结构，客体事物被组织成新闻事实转述给受众。

我们无法想象生活在一个没有“故事”的世界中。除了日常生活接触的人与事物，其他时间空间的存在对于我们全部是抽象的。历史如莫迪阿诺在《暗店街》中所说：“我的过去一片模糊……”单个的人成为孤立的人，他的生存失去了参照系。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的模式“投射于混乱的现象而产生现象的秩序”，使一切可观察到的事实变为可理解的，从结构找到模式，从模式再推出其他的转换形式，即用故事形式表达寓意。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是“当代神话”，它把现实中纷繁芜杂而且无序的信息经过一番选择、梳理、编码，通过大众传媒提供给个体一个可理解的事物的结构而不是概念。个体通过接触新闻媒介得以“延伸”自己，获得对他人生活和社会的认识，获得参照以平衡自己的心理，协调自己的行为，真正成为“组织化（社会化）的人”。

在新闻杂志型节目中叙事结构非常重要。美国CBS的著名节目《60分钟》鲜明的体现了“叙述模式”的自觉性。节目的创始人唐·休伊特指出“使节目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是节目成功的关键。研究者总结出了这个节目的三种模式：侦探式、游客式和故事讲述者式。在《60分钟》的一系列故事中，一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忠于家庭、健康、公正、责任、合作、宗教、效率、纪律、真实、民主、中庸、简朴和资本主义调解了所有冲突；观众由此得到暗示，只要信守这种价值观，个体便可协调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2]结果，便使得观众自己可能存在的边缘观念逐渐让位给了强大的主流价值体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传媒小组曾经在1975年对四个月内有关工资与通货膨胀的电视新闻作了详尽的内容分析，发现“限制工资以抑制通货膨胀是恰当策略”的论点被播出287次，相反的论点却只有17次表述机会，这就是电视新闻对主流价值观的构建。[3]

 

二、叙事中的意识形态

 

以CCTV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为代表的中国电视新闻杂志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叙事模式。第一章所介绍的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可以帮助阅读者从电视文本中找到叙事的结构。1994年12月8日《东方时空》播出《不堪重赋——来自山东菏泽中小学的报道》，菏泽市教育部门向中小学生强行征收教育集资，不交钱则强制停课，有学生不得不卖血筹钱。这里学生上学的权利与教育部门强制停课构成一对中心矛盾，血站接收了低于22岁的卖血学生，在客观上成了辅助性的非权利，这样矩阵已经初具雏形：

 

   学生（权利）  教育部门（反权利）

 

    ？血站（非权利）

 

那么还存在第四项“非反权利”，它就是记者在最后提到的“文件”。菏泽市教育局领导称集资是根据国务院1994年39号文件精神制定的，而记者将其翻阅后并未看到有关条文，这在事实上质疑了“反权利”。“文件”的寓意是，只有国家高级权力机关才能对公民权利提出适当限制。

另一个例子：1995年5月29日-6月3日“生活空间”播出了六集系列纪录专题《母亲》，讲述天津一位92岁的老太太原来住在托老所，因为子女们两个月没有交纳赡养费，又被二女儿拒之门外，于是将五个年逾花甲的子女诉上法庭，法庭最后判决五个子女增加赡养费用，而老人仍然住在托老所。

这个事件中，围绕母亲与儿女（尤其是二女儿华玉英）的矛盾，叙事主体可以组成一个矩阵：

 

        母亲儿女

                       

        托老所家

 

再对行为主体做进一步分析如下：

 

母亲	从生命走向死亡；离开家庭，住进托老所
二女儿	拥有家庭；抚养弱智女儿；年老
家	亲情、完整生活的象征
托老所	孤独、临近死亡的象征

 

我们从中又可以发现一个深层矛盾：生命——死亡，这才是故事讲述的真正核心。将原有的矩阵稍加变换，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矩阵，这个新矩阵的顶点不是参与主体，而是生命与死亡。

生命与死亡是人类思考的永恒命题，时代行至今日，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生命日益延长，而物质化商品化的时代特征隐含着亲情的逐渐淡漠。“久病床前无孝子”，延长了的生命更接近于通往死亡之门的过渡之路，衰老、疾病、无能、丑陋、肮脏、昏聩……一点点取代了生命的光彩。生命还在，但已经处于一种“非生命”的状态。

在“母亲事件”中，二女儿回忆起母亲亲口承认险些把她生下来就“棒死”；大儿媳也受过母亲的虐待；儿女之间也不和睦，这些降低亲情值的行为把母亲从左边的正维度部分推向右边的负维度部分。于是家庭的破裂成为必然，托老所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增加了的赡养费一起保障了生命的延续，成为社会对此无奈的弥补。

《母亲》赋予老命题以时代特征下的新含义，它的剩余能指直指个人潜意识中的创伤内核。法院判决代表社会制度进行了象征性的协调，安抚着这创伤内核。

从上面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电视文本也由叙事结构在推动，而节目通过完整叙事，通常以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的解决方案来使在矛盾中倍感困惑和无助的电视观众得到心理上的抚慰，从而树立了一整套中国式样的价值观念和“常识”。

 

三、把观众召唤进来

 

这种“常识”的达成，不可避免受到权力结构的影响，它受制于国家的政策法规、大政方针，上级宣传部门的管理和审查，电视机构的纪律约束，新闻记者的行为规范和专业主义，也受到新闻工作者本身的良知和道德感的影响，同时不能忽略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和旁观者（通过亲身观察和其他媒介渠道了解事实，并依据各自的身份作出判断）的呼声和压力。这种主流观念正是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通过“召唤”使自己进入观众的头脑，引起不同的反应。

执行新闻评论任务的主持人或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主体称呼是“我们”，以及“我国”、“我国政府”等，观众在跟着这种称呼阅读电视的同时，也在以这个身份进行思考。的确，党和政府以及新闻宣传部门都强调自己是“人民的”，其利益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而电视批评的某些职能部门的不良现象损害了这种共同利益。在《从“焦点访谈”类专题报道看舆论监督作用》研究（郭镇之等，2001）所进行的观众小组访谈中可以发现，观众也非常乐意使用“我们”这一称谓。

《东方时空》中的《百姓故事》（原《生活空间》）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号召，但是，由谁来讲述呢？仍然是并不在故事中现身的拍摄者。制作者们在2002年春节期间的特别节目中采取将摄像机交给拍摄对象由他们亲自拍摄的方式，体现了将“我们”合法化的真诚努力，然而剪辑、筛选、审查仍然是由电视机构进行的，所展现的观念、思维乃至审美趣味也仍是在电视机构的控制范围之内的。罗岗考察了《生活空间》讲述的小人物历史和《东方之子》的“成功人士”叙述如何被“镶嵌”在一个整体性的节目构想之中，发现它造成了一种召唤而来的“镜像”，并认为“它不仅无助于‘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表达，而且很可能进一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效果’”：

《生活空间》提供了一个“老百姓”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空间，由于“观”的存在，“镜像”经由“观看者”的自觉认同，有可能重新赋予实际生活以新的意义，甚至置换掉真实的生活感受和生活经验。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种种不平、屈辱和压迫，常常是无理可寻、无话可说，然而在“表现”的过程中，本来难以置信的命运，往往被赋予了一个有意义、可理解甚至是乐观向上的形式，进而让人们自觉地以此种“有意义”的形式来理解和规划日常生活。[4]

在2001年4月13日针对中美撞机事件的一期《焦点访谈》中可以看到种种电视手段是如何被用来进行“召唤”的。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之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应，有人认为这是国耻，主张坚决反击；有人则担心中美关系恶化会不会造成军事冲突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在网上，有人直接指责中国政府的软弱是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面对种种说法，中国政府在加紧与美国交涉的同时，通过各种各级媒体来控制舆论，尽量缩小有害舆论的范围，使其不至于促成行动，也努力建立起对控制全国局势有利的主流舆论。

本期《焦点访谈》节目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事情基本上解决之后，重新梳理事件发展的前前后后，向老百姓展示中国政府在其中所作的努力和坚持的原则，力图使人民相信，中国政府是强大的、坚持原则的，不会让国家蒙受耻辱的。换句话说，这是给全国人民的一剂“定心针”。主持人水均益在开头、中间、结尾三次出场，代表媒介立场对事件作出评价。节目也随之划分为两段：第一小节以水均益的话开场，他简要提到美国今天道歉之后，说：“在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我国政府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在处理方法上理性克制，充分体现了大国风范。”然后节目用一分钟回顾了事件的发生与解决，画面配合文字稿件，节奏稍快而舒展，在提到中国立场的时候使用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和天安门上的国徽的特写，并且进行慢放，画面饱满，色彩鲜艳，对观众心理造成一种安全感中带有的激动感，这也是整个节目的感情基调。在一句“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中国政府的坚定与从容有目共睹”之后，是对社科院、北大、清华三位国际关系专家的访谈，三位专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对中国政府和领导人采取的立场和态度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第二节把评论的对象转向美国。水均益首先引用江泽民主席的话指出，美国的霸权思想是造成本次事件的根本原因，而中美之间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远未结束。接下来的画面是美军战机的特写，我国海域的航拍镜头，美军战机在我国海域飞行的示意图等。然后是三位学者的访谈，他们的观点代表着目前我国对美国以及中美关系的主流态度，即美国目前“一超独大”，基于冷战思维和“国际警察”的自我定位而不断对中国等其它国家进行挑衅。这是造成本次事件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必须解决和处理的问题。最后水均益再次引用江泽民的话：“本次事件远未结束”，而节目结束了。

节目中的镜头蒙太奇不是为了叙事，而是对文字稿进行的画面注解。提到中美双方的行动和表态时分别出现各自的领导人、白宫、美使馆或我国外交大楼的镜头，以国旗国徽来表明我国的严正立场，而用美国战机投掷炸弹的镜头隐含着对军事冲突和战争的暗示。三位专家的采访镜头都是标准的胸以上近景，采访记者没有露面，只有被采访者侃侃而谈，取消了交流更使专家的话更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主持人水均益、配音与专家的话语方式非常一致，符合主流，其间几乎没有媒介语言和学术语言的细微差别。播出的文字稿在遣词造句、语言风格、感情拿捏上与新华社通稿、人民日报社论也没有大的区别。整个节目看下来，观众并不会从中得到比从其它媒介、其它节目中得到的更多的信息，但是可以在节目表达出的安全、严正、激动的感情中得到抚慰，从而被召唤进入电视力图设置的主流舆论的认识当中。

当然，已经有众多研究者展示了观众的多样性解读，他们在被召唤的时候可能会迟疑，也可能会反感。对于不同事件他们乐意被召唤的程度也是不同的，这受到观众自己的身份和固有思维体系的影响。同时，对于目前中国电视新闻批评中的一些新闻手段，如偷拍、隐性采访、强行采访、“咄咄逼人”式提问等[5]，观众也不尽赞同，并认为新闻批评“下级不敢批评上级”，这会使他们对电视机构的“认同”产生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电视新闻通过自己的叙事对社会矛盾提出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是在主流观念指导下进行的，而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和利益共同主体“我们”的召唤确实在结构着观众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