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技术·伦理：

数字时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实与反思

龙耘 周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博士）

    

    2005年，“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向前去看望他的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1]（人民日报，2009），继而被媒体报道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老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也许更多是指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而在知识爆炸、学科日益交融的当今时代，新闻传播教育作为颇具人文与社会科学特质的领域，其所面临的危机与问题同样契合这一语境，“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据统计，截止2013年年底，全国高校设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点的数量达1080个，在校生达23万人，占全部在校生的百分之一。其中新闻学307所，广播电视学225所，广告学365所，传播学55所，编辑出版学85所，网络新媒体43所，数字出版5所。而在2005年全国仅661个点，在校生10万人[2]（胡正荣，2013）。

    仅仅八年时间，新闻传播学类人才培养的数量就翻了两倍多——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与数量提升，应该是包括市场需求与政策导向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我们还在讨论这种跃进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时，技术引领的媒介融合新浪潮又接踵而至，使得这一领域的挑战与问题更为复杂：在业界与学界一片繁荣热闹的表象之下，危机四伏。传统媒体面临的困境和网络平台、大数据、移动互联时代带来的新机遇，既为媒介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无可估量的前景，同时也为媒介治理、经营以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全球化背景下，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和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将如何改革？当具有怎样的使命、目标与策略？以及背后的理念。怎样从专业设置、技能训练、师资来源等诸多方面回应新的需求，同时提升我们对于传播以及世界多样性的理解？如何促进理论研究与教学对新闻传播业的跟进、互动与引领？

一、融合与提升：从改革开放到数字时代的变迁

    如果将改革开放看作中国新闻传播和教育的分水岭的话，那么新世纪数字时代的来临则成为新闻传播业纵深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始于业界的新闻改革。而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研究和教育，其真正的起步则是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才开始的。从寥若晨星的引进、译介，到日益规范的各届年会；从影响深远的受众调查，到不断擢升的学科地位，象征着从改革开放到世纪之交这20年间传播学发展的历史轨迹[3]（龙耘，2000）。与学科发展同时并行的，是传播学对中国传媒实践的全方位介入，为新时期中国新闻改革提供的理论支持。从新闻观念、媒介功能、受众本位、效果研究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与教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进入21世纪的新闻传播教育日益昌盛，成为新世纪的“显学”之一。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中国经济的强势增长，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导向，使得这一行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2002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总数达323个。仅就办学模式而言，与中国大学的基本建制相呼应，在本世纪之初就已形成了多样化的趋势与格局，即传统名牌新闻院系的办学模式、综合性大学新闻院系的办学模式、全国著名大学新建新闻学院的办学模式、专业院校创办新闻传播专业的办学模式、非全日制成人教育的办学模式、民办大学创办新闻传播专业的办学模式[4]（蔡雯，2003）。与此相应的就业市场也呈现出多层次多需求的特征。

    经过新世纪以来的又一轮强劲发展（2002-2014），面对媒介融合和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再次踏上快车道。2013年底，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委托国内最早的新闻学老牌院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开始了一项针对全国18所具有代表性的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调查显示，国内主要新闻传播院系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总体呈现“年轻化”的态势。专业设置上，本科培养开设的专业涵盖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新闻摄影、播音与主持、网络新媒体等多个方向，从传统媒体逐渐向媒介融合领域探索发展；硕士和博士专业则集中在新闻学、传播学和广播电视新闻学三个专业。面对全媒体时代的到来，18家新闻传播院系也都顺势而变，在课程改革、师资选留、评价机制、教材及实验室建设、教学实践及研究基地的设立等方面进行拓展，系统探索跨媒体综合性人才的教学与管理[5]（人大新闻学院新闻传播教育课题小组，2014）。根据对国内18所具代表性的新闻院系的调查，这一阶段，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成为各院校共同的诉求。值得关注的经验与做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在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突出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的理念，普遍增加通识课程的比重，强化基础理论修养和国情及社会认知能力，鼓励跨专业选修；通过资源整合、课程体系重组以及教学模式创新等方式加强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如师资来源的国际化，师生赴海外研修、考察，与海外相关媒体机构、新闻传播院系的交流等日益频繁，并形成制度化的交流合作模式。

    二是强化了教学研究与实践的联系。如与媒体共建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培养适应传媒发展之需、综合素质强的实用型人才。受调查的18所院系均与多家媒体共建了教学实践及研究基地；各高校院系之间建立相互访学、协同创新等双向交流、合作关系；各院系与高校所在地的党委和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之间合作，为后者提供决策参考和咨询服务，等等。

    三是授课方式与方法层面的改革。更多地运用案例分析、研讨式教学和实践性环节，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如果说上述做法大多来自新闻院校面对现实挑战而形成的自发的、自下而上性质的改革与创新，那么“部校共建”的模式则是又一轮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模式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尝试。2014年初，由中宣部倡导发起，在全国大部分新闻院系推广复旦大学与上海市委宣传部共建新闻学院的“部校共建”模式。这种基于中国制度与治理方式的“共建”模式，某种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制度理念及价值诉求，同时也受到来自学界与业界的互相监督与彼此滋养。

 

二、繁荣背后的问题与隐忧

    日益繁荣的新闻学教育难掩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在多年甚至十几年前就已出现，但到现在仍未彻底解决；有的则是在大繁荣背景下的数字时代浪潮中浮现出的新问题。

最明显的表现是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脱节。新闻学专业的教研活动在整体上与业界的实际需求明显脱节。相当多的新闻专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缺乏新闻实践经历；新闻专业学生到新闻媒体实习的机会和时间愈来愈少；由于新建大学城，使得不少新闻院校在地理空间上远离社会、远离媒体实践的弊端日益凸显。[6]（雷跃捷，2013）。

新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直接导致了业界对学界培养成果的不认同，毕业生就业困难、就职媒体行业的比例低成为新闻院校面临的普遍问题。

新闻传播教育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扩大。进入新世纪以来，地方经济的发展导致优秀人才向东部的外流，加剧了东西部师资的不平衡现象。“以甘肃省某著名大学为例，这所具有代表性的西部高校从2000 年到2004 年四年间，流失副高职称以上人员近40 名。仅该校的新闻系( 后更名新闻与传播学院) ，自1986 年至2007年，陆续调离的教师就在12 名以上，调离的教师中，很多成为了目前国内一些著名院校新闻传播学科的领军人物。” [7]（雷跃捷，2013）

除上述“痼疾”之外，进入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是院系建设中的克隆现象。即所谓的“千校一面，千院一面，千系一面”，缺乏属于自身的特色与风格。如何在各个院校纷纷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背景中，避免人才培养的同质化成为了新闻传播教育新的关注点。

其次是全媒体时代要求与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还是与其他学科分割开来的，然而这显然不能适应全媒体时代不同学科与知识体系迅速交融的大趋势。跨学科的问题导向式研究与教学成为关涉人才培养与科研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另外，数字时代“传播方式的多元化与新闻传播学生去向的矛盾”[8]也日益显现（李灵革，2014）。新的传播平台逐渐消弭了传统的媒介划分，也为新闻传播的专业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种繁荣与隐忧同时反映在学科点的争夺战上。以新闻传播学博士学科点的申办为例，各大学将其作为相关学科乃至整个学校办学实力的标志，在师资、学科积淀、培养目标与体系、课程设置等方面急功近利、忽视教育规律的做法屡见不鲜。论文数量剧增却难觅精品，更有研究造假、违反学术伦理的现象也频频出现。导致这门原本年轻的学科在发展之路上风雨飘摇根基不稳[9]。（胡春阳，2010）研究的红火与其学科地位、影响力的发挥（如作为国家智库等角色）并不相称。

 

三、中国特色的另类尝试：“共建模式”及“卓越计划”

基于上述困扰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共建模式”应运而生。所谓“共建”，就是对原有新闻传播教育“闭门”上课模式的打破，重新建构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共建”来充实教学资源，提升传媒人才质量，以应对新媒介环境对新闻传播教育的考验。2013年底，中宣部、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共建新闻学院的做法经验，指导10个省市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签署共建协议，推动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业界与学界互动、教学与科研贯通、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培养造就高素质后备人才”[10]（东方早报，2013）。

根据目前情况，有学者将“共建”模式分为如下四类（刘丹凌，2014）[11]：

一是“校政共建”模式，即高校和政府部门联合办学。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签订协议共建新闻学院。双方在人才的培养与师资力量等方面展开合作，既有利于市委宣传部对新闻人才培养进行监督与引导，也有利于为新闻院系拓宽办学平台，提高新闻人才质量。

二是“校企共建”模式，即高校与媒体集团合作办学。校企合作在整合优势资源的同时，一方面为毕业生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可以培养出岗位所需人才。

三是“校校共建”模式，即不同级别的高校联合办学。通过校际间的合作，推动师资流动与硬件设施的共享，最终实现优势资源的整合。

四是“校政企共建”模式，即高校、政府部门、企业联合办学。这种三方共建的模式将政策的引导、事件的需求与理论教育有机融合，对于解决新闻传播教育中出现的实践与理论相分离的情况大有裨益。

    中国的媒体环境有别于西方，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媒体从业者同时面临着来自市场的诱惑与压力，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新闻界与新闻教育的一大问题。在这种特殊环境之中，“共建”模式的优势得以凸显。它改变了带有浓厚学院气息的传统新闻教育固有的“闭门造车”模式，某种程度上弥合了业界与学界的割裂情况。新闻院系的学生在大学时期就更多的接触到业界的实践，有助于将新闻理论与实践更好更早地结合在一起。对毕业生的就业，以及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解新闻理论都大有助益。与此同时，两方或三方“共建”的模式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来自全媒体时代的挑战，有助于相关院校引入来自政府与市场的资源。当然，“共建”模式也有助于实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与政府、企业的合作给了新闻院系的学生更直接去接触参与新闻实践的机会，这可以打破原有课堂教学“一对多”的模式，使得“学徒式”的一对一培养成为可能。补全了传统的新闻教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短板，让业界一手的新鲜内容更快的融入到了学生的培养之中。所有这些，都成为中国特色的“共建”模式遍地开花的原因。但结果如何，尚需假以时日。

    “卓越计划”是与“共建”模式几乎并行的另一项由教育部和中宣部倡导的、在全国高校中实施的培养计划，该计划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全称为“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根据实施意见，该计划将致力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努力造就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精良、作风素质过硬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我国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其主要任务分别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推动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以及推动优质教学资

源共建共享”[12]（教高〔2013〕7号，2013）。为保障该计划的顺利实施，《意见》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申报评估机制以及加强政策保障的组织保障措施。[13]（教高〔2013〕7号，2013）。

    作为一项立足于培养新时期高质量新闻传播人才的国家计划，“卓越计划”的制定与完善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该计划在具体实施中如何体现科学性与民主性，体现目标与效果的统一，体现其中的公平与效率等等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关注[14]。（刘卫东，2014）

 

四、面向未来的反思：继承与超越

    当我们评述新闻传播学在中国的现实图景之时，媒介融合、大数据时代的帷幕已然开启，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与其讨论新闻传播学如何面向未来，还不如反思其由历史而当下的得失，寻求继承与超越的可能。如前所述，市场导向、技能导向与意义的缺失，正在深刻影响着传媒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如何肯定改革开放以来这一领域的成就、肯定传统的价值，同时寻求现代意义上的超越与救赎，将决定中国传媒及其研究和教育的未来。这里，在如下几个核心议题上的超越意识和反思能力尤为重要：

    （一）超越竞争，趋向多元

    学科建制以及学科建设导向之行政化，再加上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和同质竞争，项目重叠、资源浪费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传媒教育领域的体现尤为突出。

    在全球范围内，伴随传播技术的发展，新闻学和传播学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教学也开始日益建制化，更为强调专业学术训练以及业界经验之于师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注重多学科的关照、多元的观念、视角、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学术渊源、流派与各自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交汇与融合。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之下，如何跟随这种大趋势，再加上我们本民族已有的文化与修辞传统，不断完善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学术地图，将是至关重要的命题。需要反省的是，如何根据每所大学各自的专业特色与学术积淀，来确立其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如何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专业门类齐全、互补，同时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格局。这将从根本上改善和优化传媒教育和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为形成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奠定基础。中国教育部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协同创新”计划，或可看作官方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战略性措施。在资源十分有限而又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如何较快地实现传播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强学科之间、校际之间研究和课程的合作，在广泛的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的新闻传播研究之合作更是如此。

    （二）超越边界，走向“大传播”

    全球意识与本土文化元素；技术、社会与共识……这些长期困扰新闻传播研究与教育的议题，在数字时代更加凸显。而给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中国学者，提出了如何超越边界、走向“大传播”的战略性建议[15]。（李良荣、张华，2014）建议认为，新闻传播学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和媒体内部业务为主的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研究认为，从“小新闻”走向“大传播”,是为了适应全社会的信息化进程,新闻传播学科自身必须进行的新的调整、突破与转向。

    （三）超越技术与专业，追寻意义之永恒

     如何跟进数字时代的要求，成为装备齐全、对最新数字技术手段运用自如的“全媒体”记者，无疑是全球新闻业面临的至关重要的议题，但我们在此想要强调的却是技术与专业盛行之下批判能力的弱化和意义的消失。比起技能的培训，理念的形成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近年来中国传媒业界的实践同样折射出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如何从社会传统的土壤中寻求变革的基础，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追寻新闻传播的职业价值观、意义与使命，将研究与传播技术、知识和对于现实国情、公共世界的认知结合起来，当是中国传媒教育的重大命题，同时也是在这个领域回应“钱学森之问”的基本切入点。

   

    总之，处于全球化、数字革命以及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学术界与业界的互动，都正在空前的变化之中，充满生机与挑战。最新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辽宁日报》（中国媒介行业中颇具代表性的省级机关党委报的一个样板）2014年11月13日整版报道引发的争议[16]。其中透视、折射出的有关中国媒体、中国高等教育以及教师群体在当下语境中的特征与形象，堪称最为鲜活、深刻的历史碎片，其背后的理念、价值观都值得探究与深思。